二千四百五十兩，又每引正課外加鹽二十斤，每年增銀四萬三百兩，俱解太倉。於是正課虧而邊餉缺。萬曆二年，督臣戴尚書題將陝西延安一府改食花馬池鹽，於河東宣府年例八萬兩內，認去三千二百二十一兩四錢四分，改解延綏充餉。萬曆十七年，部議仍遵舊制，以四十二萬引為額，將開歸二府，照《會典》改隸山東長蘆運司，將河東續增二十萬引內撥一十五萬引，該課銀四萬八千兩，令東、蘆二運司分認，照銀定引，每年各照數徑解宣府，抵河東原額。而河東年例止解宣府銀二萬八千七百七十八兩五錢六分，餘引五萬既係續增，辦納不前，暫准停免。十八年，御史吳達可又題將太、汾等處鹽票銀，自本年為始，免其解部，竟解山西布政司，抵河東正額。考得票鹽名色，起於嘉靖中。有言太原、汾州山路崎嶇，商運難致，乃許行土鹽，給票收稅，每鹽百斤，納銀三分，仍聽轉販於岢嵐、保德、河曲等處。惟平、定、代、石十州縣地里稍平，令行運鹽，而商人亦不至。乃從御史趙睿之議，行巡鹽御史會同巡按查覆州縣戶口食鹽之數，計口定鹽，給票收稅，務使地無遺利，法無遺奸。先後增票共一十一萬五千五百七十九張，抵作一萬六千三百二十引。每票一百斤，稅銀六分，該銀六千九百三十四兩七錢四分。以稅票比照引價，頗有齟齬。而此時總計，則每年額鹽四十三萬引，除各項認解抵扣外，實該解宣鎮銀二萬八千七百七十八兩五錢六分解大同，銀照原額四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兩八錢解山西，抵補民糧銀二萬一千三十六兩七錢四分，共該銀九萬二千九百二十二兩一錢六分。初，萬曆十一年部覆「補給壓待商人高世彥等一十萬引，於年解山西額內減銀三萬二千」 兩，於太倉庫補發。按：「壓待」 之名，起於隆慶元年至四年，池遭客水，鹽花不生，年例催督，不得不責商人報納。各商預納鹽價，實未支鹽，故有壓待、壓支等項名目。萬曆十九年，巡鹽林御史題准，仍將壓待鹽十萬引盡行支商，徵價補解。山西鎮銀三萬二千兩，免於太倉給發。內除介休縣新增票鹽一「百五十引，抵解銀四十八兩，實行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引，該加解山西銀三萬一千九百五十二兩，而舊行太、汾等處票銀六千九百三十四兩七錢四分不與焉。萬曆三十七年，陳御史議：引、票兼行，互相影射，大為弊藪。宜令行票之地俱改行引，庶頭緒不多，稽查亦便。」 部覆。報可。自後，萬曆二十七年，有罷職百戶吳應麟以「餘鹽變價」 之說進之稅使張忠忠往視，每年包辦鹽四萬八千引，該銀二萬八千八百兩，名為「進鹽。」 蓋取商人額內之鹽，而責以額外之課，商人苦之。是時，河東鹽課，除花馬池認銀及太、汾鹽票續增外，實該解宣、大、山西三處年例銀共一十二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兩八錢「二分，及前項進鹽二萬八千兩。」 至四十二年，乃詔罷進鹽之數。天啟六年，大工告匱，部議「河東運司每引增銀二分，共加銀八千四百兩。」 崇禎五年，從王侍御之議，增鹽一萬二千五百引，加銀四千兩充新餉，又加練餉銀七千兩，俱解戶部。後因旱澇不常，鹽不生結，流寇煽亂，商人逃亡，歲課壓欠難完。於崇禎九年姜侍御奏行「按丁食鹽計引定課」 之法，令各屬照人丁納價領運，以不能封課之商支盬給與戶口，而戶口所納之價，即抵商人之課。在戶口不至納價無鹽，在商人不至守鹽坐困，未常不兩便也。後因鹽有美惡，概不用商鹽，祗用丁採。自是商支自曬，戶運丁撈，每年戶口共納課銀五萬四千二十五兩六錢，商共納課銀六萬三千九百七十八兩二錢二分，每十引均為三兩二錢，法久弊生，行鹽地方路途遙遠，里棍包攬，蠹胥勒索，戶口不苦納價而苦領運，蓋不勝其累云。
《皇清》。
運司如舊。順治二年，蠲除新練餉銀，革汰延安并王府官吏食俸鹽浮引及太、汾、遼、沁小票，實行額引四十萬六千七百三十三引。順治三年，奉文仍將前項王府官吏食俸鹽三千二百引，自二年起照例變價解部，每年變價一千二十四兩。二項共行引四十萬九千九百三十三引，共徵課銀一十三萬一千一百七十八兩五錢六分。其太原所屬州縣鹽稅銀共五千二百二十二兩四錢六分。係布政司徵解。戶部汾州一府、遼沁二州徐溝等處稅銀一千七百一十二兩二錢八分。陝西鳳翔府屬課銀五千二百一十六兩。山西河南戶口州縣課銀五萬四千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