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真偽考》的提要與批評

《〈左傳〉真偽考》的提要與批評
作者：胡適
1927年10月4日

一　著者珂羅倔倫先生

　　這本《〈左傳〉考》是歐洲的“支那學”大家珂羅倔倫先生（Bernhard Karlgren）做的。珂先生是瑞典人，在中國頗久，回歐洲後仍繼續研究支那學。在西洋的支那學者之中，除了法國的伯希和先生（Paul Pelliot），他要算是第一人了。他的專門研究是中國言語學，包括音韻與文法的方面。他在音韻上的研究最有成績，著有《中國音韻學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及近年編成的傑作《中文解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中國向來研究古今聲韻沿革的學者，自陳第、顧炎武以至章炳麟，都只在故紙堆裡尋線索，故勞力多而成功少；所分韻部只能言其有分別，而不能說明其分別是什麼樣子；至於聲母，更少精密的成績了。珂先生研究中國古音，充分地參考各地的方言，從吳語、閩語、粵語以至於日本、安南所保存的中國古音，故他的《中文解析字典》詳列每一字的古今音讀，可算是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而下開後來無窮學者的新門徑。

　　他在中國文法沿革的研究上也曾有很好的成績。我見著的只有他在1920年發表的《論原始的中國文》（Proto-chinois—langde flexionnelle）一篇與此書的下半。那篇《論原始的中國文》是說中國古文是有文法上的變化的，如“吾”、“我”之別，“爾”、“汝”之別，“其”、“之”之別，都是可以證實的。他當時並沒有看見我早年發表的《爾汝篇》與《吾我篇》，但他用的方法與材料都和我大致相同，故結論也和我相同；不過我作那兩篇文字時是在海外留學時代，只用了一些記憶最熟的《論語》、《孟子》、《檀弓》（珂先生所謂“魯語”的書），下的結論也只是概括的結論。珂先生卻用了統計法，並且把各條例外都加上心理學上的說明，大可以補我的不逮。

　　我在《爾汝篇》之末曾表示文法的研究可以用來做考證古書的工具。但十幾年來，人事匆匆，我竟不曾有機會試用這種工具來考證古書。今讀珂先生這部書，見他的下篇完全是用文法學的研究來考訂《左傳》，他這種開山的工作使我敬畏，又使我慚愧了。

二　作序的因緣

　　承著者珂先生的好意，把他這本小冊子寄給我。我在太平洋舟中讀完之後，曾費了半日之功，把書中大意節譯出來，做了幾十頁的提要，寄到廈門大學給顧頡剛先生看，請他看了之後轉給錢玄同先生看，並請他們兩位都做一篇跋，與我的節譯本同時發表。

　　不幸我的提要寄到廈門時，頡剛已不在那邊了；後來他從廣東來上海，至今還不曾見著我的原信。恰好陸侃如先生從北京來，帶著他譯此書的全稿來給我看。那時我的一本原書又不在身邊，故我只能匆匆看過，不能細細替他校對。現在此書已排好了，頡剛的序還沒有做，玄同又遠在北方，新月書店同人要我做一篇序。我對於《左傳》的問題沒有特別的研究，本不配說什麼。但為讀者的便利起見，我很願意做一篇提要式的序文。

三　什麼叫做“《左傳》的真偽”

　　珂先生此書分上下兩篇。上篇專論《左傳》的真偽。下篇從文法的分析上研究《左傳》的性質。

　　先述上篇。珂先生先問，什麼叫做《左傳》的真偽問題？中國學者如劉逢祿、康有為等人說《左傳》是偽造的，不過是說劉歆把《國語》的一部分與《春秋》有關的，改作《春秋左氏傳》；或是說當日原有一部《左氏春秋》，劉歆取出一部分做了《春秋左氏傳》，剩下的部分做了《國語》。依此說法，《春秋》本無《左氏傳》，故今之《左氏傳》是“偽託”的。但《左傳》的來源，叫他做《左氏春秋》也罷，《國語》也罷，卻是真的古代史料。疑古最力的錢玄同先生雖說：

　　　　劉歆把《國語》底一部分改成《春秋》的傳，意在抵制《公羊傳》。

但他同時又說他

　　　　對於今之《左傳》，認為它裡面所記事實遠較《公羊傳》為可信，因為它是晚周人做的歷史。而《公羊傳》則是“口說流行”，至漢時始著竹帛者。（《古史辨》頁二八〇）

這就是說《左傳》是一部“偽”的《春秋傳》，而卻是一部“真”的晚周人做的歷史。

　　珂先生作此書，大致也持這個態度。他說：

　　　　假使能證明此書在焚書（前213）前存在，也不能因此證明從孔門產出。反過來說，假使能說它與魯國無關係，這也不是說此書是偽造的。

　　　　只有能證明此書是漢人所作來冒充焚書前的文件，然後可說它是偽的。（頁三——四）

他又說：

　　　　如果它真是在紀元前213年以前寫定的，假使它是紀元前722到468年中的事實的真記載，是作者尚可自由參考各種文件的時候所寫定的，——那麼，此書便是真的了。（頁四——五）

珂先生的話，與錢玄同先生的主張正相同。但錢先生先就承認《左傳》是“晚周人做的歷史”，而珂先生卻先要證明此書是否“晚周人做的歷史”，是否焚書以前的真記載。

四　論《左傳》原書是焚書以前之作

　　珂先生自己似不曾讀過劉逢祿、康有為諸人的書，只引據德國弗朗克（Otto Franke）的轉述；至於近人的著述如崔適的《<史記>探原》、《<春秋>復始》等書，便連弗朗克先生也不曾見了。弗朗克的結論（頁一六引）是：

　　　　向來傳為《左傳》一書，並非《春秋》的傳注，乃是一部完全獨立的著作，大約是晚周傳下的各種《春秋》之一；一直到了紀元前一世紀的末年劉歆竄亂之後，才同《春秋》連了起來，變成《春秋傳》。

此意與上文引的錢玄同先生的話完全相同。但珂先生總嫌“康有為是個政客，並且是個宣傳家”，並且疑心“他的考證方法不是科學的論證，而有點新聞紙的味兒”。所以珂先生有點想替劉歆打抱不平。他提議要研究三項的佐證：

　　（1）研究劉歆在秘府發現《左傳》的記載，

　　（2）評判後漢前期關於劉歆以前《左傳》存在與否的別種佐證，

　　（3）評判百年前司馬遷關於《左氏春秋》及其作者的記載。（頁一九——二〇）

　　關於（1）項，珂先生實在未免太信任《漢書·劉歆傳》了。他因此相信《左傳》在劉歆之前已有“它的門徒，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就是翟方進”（頁二一）。翟方進的自殺在紀元前七年，在劉向死之前一年。他與劉歆、尹咸都是同時的人，也許都是同謀改造《左傳》的人。故無論《翟方進傳》說他“好《左氏傳》”一句是否可信，方進之治《左傳》並不足證明《左傳》之早出而早有傳人。

　　關於（2）點（頁二五——二九），珂先生也有同樣的錯誤。他所引的人——班固、王充、許慎——都是後一世紀的人；他們的話只可以表示紀元後第一世紀有某種傳說而已，並不足證明劉歆以前《左傳》的存在與傳授，更不足證明“劉歆以前《左傳》已很著名，並且自成一派的研究”。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並不敢說《左傳》是壁中書，而後一世紀的王充卻敢說“《春秋左氏傳》蓋出孔子壁中”了。劉歆原書並不敢說西漢早年有人傳《左傳》，而後一世紀晚年的許慎在《<說文>序》裡卻敢說“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了。西曆100年頃的許慎捏造《左傳》的傳授，還不過到張蒼為止；而七世紀的陸德明、孔穎達卻敢捏造劉向《別錄》敘述左丘明傳曾申以下十餘世的詳細傳授表了！這都是世愈後則說愈詳，如滾雪球，越滾越大。這不可以使我們懷疑反省嗎？

　　故對於這（1）（2）兩項，我們不能不說珂先生的評判是頗有錯誤的。

　　但關於（3）項，——司馬遷的記載——珂先生的見解卻是很可佩服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的一段，今文家多很懷疑，弗朗克也很懷疑，但珂先生卻認為確是《史記》的原文（頁二九——三四）。我以為珂先生的主張是不錯的。這一段文字向來只引關於《左氏春秋》的一小部分，珂先生也不曾全引。我試引其相連的各部分如下：

　　　　孔子……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採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

　　　　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採《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

　　　　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為《呂氏春秋》。

　　　　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看這一段，我們可以知道司馬遷只認《左氏春秋》為許多《春秋》的一種，並不曾說它是一部《春秋左氏傳》。至於司馬遷說此書的作者是“魯君子左丘明”，這大概是一種傳說，或是一種猜想。這種猜想是錯的，說作者是“魯君子”更是錯的，這一層珂先生在本書下篇另有專論。

　　珂先生在上篇（頁三四——四四）只要證明《左傳》的原本（《左氏春秋》）比《史記》早。他的方法是考察《史記》裡所有的《左傳》的文句。司馬遷用《尚書》，常把古奧難懂的文句翻譯成淺近的文句；他引用《左傳》，也是這樣。珂先生引了幾十條例（三四——四一）如《左傳》昭二十七年“我爾身”，《史記》作“我身，子之身也”；如哀七年“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史記》改為“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都可見“司馬遷改動《左傳》；《左傳》是原本，《史記>是副本”。

　　故珂先生的結論是：“司馬遷看見一部巨制的史書（他叫它做《左氏春秋》）便從它引用了許多材料。”“所以我們可以說至少在前 100年的時候，《左傳》已經存在了。”

　　司馬談與司馬遷去藏書解禁之時（190）不遠；若此書是焚書以後的偽作，司馬遷父子不會容易受欺。珂先生因此深信司馬遷所見的《左傳》是作於焚書以前的。

　　故此書上篇的結論只是：《左傳》的原本（大概有別的名稱，並且沒有割成系年的形式）是焚書以前存在的。

五　從文法上證明《左傳》不是魯國人做的

　　現在要說此書的下篇了。下篇又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頁四五——七七）從文法上證明《左傳》不是魯國人做的。第二部分（頁七七——一〇〇）用《書經》、《詩經》、《莊子》、《國語》等書來比較《左傳》的文法，證明《左傳》有特殊的文法組織，不是作偽者所能虛構的。第三部分（頁一〇〇）以下）又用《左傳》的文法來比較“前三世紀的標準文言”，證明《左傳》是前四五世紀的作品。

　　先說第一部分，這是珂先生最得意的一部分。這是用文法的研究來考證古書的初次嘗試，他的成功與失敗都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

　　司馬遷說《左氏春秋》是魯君子左丘明做的。珂先生要試證此說是否可信，所以從文法上著手，把《左傳》的語言假定作“左語”，又把《論語》、《孟子》的語言假定作“魯語”，再看左語是否魯國的語言。

　　他選了七種“助詞”作為比較的標準：

　　（1）“若”與“如”。

　　珂先生統計的結果是：

　　（甲）作“假使”解時，《左傳》全用“若”，而魯語全用“如”。

　　（乙）作“像”解時，《左傳》全用“如”，而魯語則“如”與“若”並用。

　　（2）“斯”字作“則”字解。

　　珂先生說，“斯”字這種用法，如“觀過斯知仁矣”，在魯語裡很常見，而在左語裡是沒有的。

　　（3）“斯”字作“此”字解。

　　珂先生說，“斯”字作“此”字解在魯語中是很常見的，而在《左傳》中是沒有的。

　　（4）“乎”字作“于”字解。

　　他說魯語裡“乎”字常常用作“於”字，而在《左傳》裡卻是絕無而僅有的。

　　（5）“與”字作疑問語尾。

　　他說魯語常用“與”（歟）字作疑問話的語尾，而《左傳》裡竟全沒有這個用法。

　　（6）“及”與“與”。

　　他又說，兩個並列的名詞之間，魯語內只用“與”字，如“富與貴”，“惟我與爾”；而左語內則兼用“及”與“與”，而“及”字尤其通行，如云“宋及鄭平”，“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魯語裡從不用“及”字。

　　（7）“於”與“于”。

　　珂先生的最大發現是《左傳》裡“於”和“于”的分別。他指出這個介詞有三種不同的用處：

　　（甲）用如法文的chez，aupres de，vis-a-vis de，置於人名之前，表示一種動作所向的人。在《左傳》裡多用“於”字。例如“請於武公”，“公問於眾仲”，“言於齊侯”，“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

　　（乙）用如英文的at，to，或法文的à，置於地名之前，表示一種行為所在之地。在左語裡，多用“于”字。例如“敗宋師于黃”，“至於廩延”，“遂田于貝丘”。

　　（丙）用如英文的in，into，法文的dans，表示地位所在或動作所止，但其下不是地名，故與（乙）項不同。

此一類在《左傳》裡頗不分明，“於”與“于”亂用。例如“見孔父之妻于路”，“殺孟陽于床”，但又有“淹久於敝邑”，“趙旃夜至於楚軍”。

珂先生作一個統計表如下：

	於	于
（甲）用如aupres de	581	85
（乙）用如à	97	501
（丙）用如dans	197	182

珂先生又從校勘學上得著有力的旁證。例如雷格（Legge）用的是《欽定春秋傳說匯纂》本，其中的“於”、“于”多不嚴格地分開。而阮元《〈左傳〉校勘記》與《經典釋文》所載古本異同，與《四部叢刊》所據宋本，其中作“于”字之處，《匯纂》本皆作“於”。又伯希和在敦煌發現的古寫本《左傳》四殘卷，其中“於”、“于”的分別也都和珂先生的（甲）（乙）兩類的區分相符合。

　　但左語裡的這些分別，在《論語》、《孟子》裡卻都不存在。魯語裡只用“於”字。如地名之前，左語常用“于”，而魯語一律用“於”。故珂先生作一比較表如下：

	左語	魯語
（甲）	於	於
（乙）	于	於
（丙）	於 于	於

　　珂先生依據上列七項標準得的結論是：《左傳》的文法與《論語》、《孟子》的文法是很不同的。故《左傳》不是孔子作的，也不是孔門弟子作的，也不是司馬遷所謂“魯君子”作的，因為此書的語言不是魯語。這部書的文法一致，可見它是一個人或同一學派中的幾個同鄉人作的。

　　這是下篇第一部分的提要。

六　關於這一部分的批評

　　我們趁此機會討論這一部分的重要結論是否完全可以成立。

　　清華學校研究院的衛聚賢先生給此書做了一篇跋（頁一○九——一二〇），他批評珂先生所論“於”、“于”的分別是只“有時間性的，而無空間性的”。他說：

　　　　甲骨文，金文，《尚書》，《詩經》，《春秋》，都是用“于”字作介詞的；《左傳》，《國語》，《論語》，《孟子》，《莊子》，都是用“於”和“於”作介詞的。

　　他又說，“於”和“于”的比例，

　　《左傳》為　　19:17

　　《國語》為　　9:2

　　《論語》為　　21:1

　　《孟子》為　　96:1

　　《莊子》為　　849:1　　

衛先生說，這可見“於”和“于”的“升降之際”了。

　　衛先生之說，也有相當的價值，因為文法的變遷確有時間的關係。如《論語》與《孟子》同為魯語，而《孟子》用“于”字比《論語》少的多。又如《論語》只有“斯”字，而無“此”字，而《孟子》裡便多用“此”字，很少“斯”字了。（參看我的《國語文法概論》，《胡適文存》初排本卷三，頁六五——六六。顧炎武在《日知錄》裡已指出“《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二，而言‘此’者一而已”。）此外如我在《爾汝篇》（《胡適文存》初排本卷二，頁十二），指出《論語》與《孟子》時代用“爾”、“汝”的風尚的不同，也是時間性的一例。又如珂先生所舉第一項的“若”、“如”兩字的例，均含有時代先後的影響。如“何如”則全用“如”，“若何”則用“若”多於“如”。為什麼呢？為的是“何”在“如”之先為古文法，而“何”移在“如”或“若”之下則是後起的新文法了。故衛先生指出文法變遷之有時間性是很不錯的。

　　但衛先生說“於”、“于”之別只有時間性而無空間性，那便是太武斷的結論，是大錯的。即如衛先生舉出各書用“於”與“于”的比例，從《論語》的“21：1”到《孟子》的“96：1”還可說是時代升降的關係；但何以解釋《左傳》的“19：17”呢？難道衛先生可以說《左傳》之作遠在《論語》之前嗎？（依衛先生自己的結論，《左傳》作於西元前425與403之間；《論語》之作不會在其後。）

　　況且衛先生說珂先生用“於”、“于”的分別來證明《左傳》非魯國的作品，這未免太冤枉珂先生了。珂先生明明用了七項標準作證，“於”、“于”之別不過是七項中之一項。七項參校的結果，珂先生認《左傳》的文法與《論語》、《孟子》的文法是兩種不同的方言的文法。我以為這種研究方法是不錯的；珂先生的結論也是很可以成立的。

　　珂先生的特別貢獻正在他指出文法差異與地域的關係。近年趙元任先生指出北京話裡有“我們”與“咱們”的區別，國語區域裡只有此一處了，吳語區域裡也只有無錫一處。這便是文法差異的地域關係的一例。又如唐、宋人詩詞裡常有“底”字用作“什麼”的意思；如“干卿底事”之類。現在只有常州幾縣之中，還有用“底”字的地方，有讀如di的，有讀如dya的。這也是一個例。我們要知道，文法因時代變遷而有沿革，其起點都是從某地方言裡來的。一個代名詞的被採用，一個介詞的區別，一個助詞的廢止，大抵都起於一地的方言而漸漸推行到各地去。故文法上的變遷，有時是某地方言的勝利，有時是某地方言的失敗；有時由方言變為普通話，有時或由普通話降作方言。故“於”、“于”由有別而變成無別，可說是左語的失敗，也可說是魯語的勝利；而“斯”終被“此”字打倒，又是魯語的失敗了。人稱代名詞的多數，各地方言皆有，或稱“我人”，或稱“我家”，或稱“唔俚”，或稱“阿拉”，或稱“我們”，而“們”字竟成為普通話。這是由方言而升作普通話。如“底”在一個時代似很普通，現在僅限於常州幾處，那又是降為方言了。　　

　　故珂先生指出的地域關係，我們不但應該贊成，並且應該推行到別種古書研究上去。如《詩經》與《楚辭》的比較，又如《詩經》中各國風詩的分析的研究，都可採用這種方法。

　　最可注意的是珂先生用文法上的區別來證明《左傳》不是魯國人做的，而同時不相識的衛聚賢先生也從別的方面證明《左傳》的著者不是山東人。衛先生的文章共有三篇：一是《〈左傳〉之研究》（《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一號，商務印書館發行），一是《〈春秋〉的研究》（《國學月刊》第二卷，第六號以下，北京朴社發行），一是本書的跋。他在《〈左傳〉之研究》裡舉出兩項證據：

　　（1）從《春秋》、《左傳》、《國語》分國紀事詳簡的統計上知《左傳》的著者所在之地為晉國。（頁二一八）

　　這一項證據頗薄弱。晉是大國，故占《左傳》篇幅最多，約百分之二十六；魯以小國而占百分之十三有另，不算少了。《國語》紀晉事也最多，占百分之四十以上，而衛先生卻不因此斷定《國語》作者也在晉國。《國語》紀魯事遠不如《左傳》之詳，而他卻信《國語》的作者是魯人。故這一項的證據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2）他從方音上證明《左傳》的著者“非齊魯人”。

　　這一項，他後來在本書跋裡說的更詳細，故當依此跋為准（本書頁百十二——百十三）。他用了三個例證：（a）“邾”，《公羊》與《禮記》作“邾婁”，《鄭語》、《孟子》、《莊子》作“鄒”，而《左傳》作“邾”，與《紀年》合。因此可見《左傳》非山東人的作品。（b）《左傳》的《春秋》莊十二年書“宋萬弑其君捷”，而《公羊》的《春秋》作“弑其君接”。衛先生以今日山東、山西的方言證之，定《左傳》為非山東人的作品。（c）《左傳》桓五年的“仍叔”，《穀梁》作“任叔”，衛先生以今日的方言證之，定《左傳》為非山東人的作品。

　　衛先生舉出的三個方音的例，都有點漏洞。我們從何處得知公羊、穀梁為山東人呢？不過根據《漢書·藝文志》的小注而已。我們試舉“邾”、“仍”、“捷”三字的三傳異同表（依衛先生自己的《〈春秋〉的研究》，頁二七八——二八〇）來批評衛先生的方法：

（左傳）	（公羊）	（穀梁）	（異文次數）
邾	邾婁	邾	25
仍	仍	任	1
捷	接	捷	3

“邾”字與“捷”字，《公羊》異於《左傳》，而《穀梁》同於《左傳》；“仍”字則《公羊》同於《左傳》，而《穀梁》異於《左傳》。同於《左傳》則不取，異於《左傳》則被取，故於“邾”字與“捷”字皆僅取《公羊》之異，而不顧《穀梁》之同；而於“仍”字則不顧《公羊》之同，而僅取《縠梁》之異！故在“邾”、“捷”兩條下，《左傳》與《公羊》不同，那便是山西話的證據，而與《穀梁》相同卻不是山東話的證據。到了“仍”字條下，《左傳》與《公羊》相同，卻又不是山東話的證據，而與《穀梁》不同卻便可證明其為山西話了！這種任意的去取，豈不是很危險的方法嗎？

　　故我以為衛先生說《左傳》不是山東人的作品，那不過是一個大膽的假設；他的證據卻不能算是充分的。倒是珂先生的文法比較上的證據可以替衛先生添不少強有力的證據。衛先生得著這個有力的助手，應該擁護他，不應該冤枉他。　　

七　下篇的最後兩部分

　　下篇的第二部分（頁七七——一〇〇）是用《左傳》來比較《書經》，《詩經》，《禮記》和《大戴禮》，《莊子》，《國語》等書，看他們文法上的同異。他的結果都在他的比較統計表（頁九六——九八）裡，我們不必逐一申述了。他的總結論是：

　　　　在周、秦和漢初書內，沒有一種有和《左傳》完全相同的文法組織的。最接近的是《國語》，此外便沒有第二部書在文法上和《左傳》這麼相近的了。（頁九九）

珂先生原定了七項文法標準，在這一部分裡他又加上了兩項：一項是“吾”、“我”、“予”，一項是“邪”、“耶”，共計九項。珂先生的比較表上顯出只有《國語》與《左傳》有八項相符合，只有第一項（“如”、“若”）有點不同。所以他說《國語》最接近《左傳》。

　　這種結果大可幫助今文家的主張。今文家說劉歆割裂《國語》，造為《春秋左氏傳》；今本的《國語》只是劉歆割裂的殘餘了。如今珂先生從文法比較上證明這“兩部書的文法組織很是相同”，這豈不是給今文家尋得了有力的新證據嗎？我很希望我的朋友錢玄同先生能繼續珂先生的工作，把《左傳》與《國語》再作一番更精密的比較，對這個問題下一個最後的結論。（錢先生的主張見顧頡剛的《古史辨》，頁二七八——二八〇）

　　珂先生在這一部分的工作，雖然給了我們不少的有用的暗示，卻不算是很精密的工作。《尚書》，《詩經》，《大小戴記》，《莊子》都是複合的作品，沒有一部書可以攏統地算作一種單純的作品。珂先生把這幾部書都認作自成文法系統的作品，這是根本的大錯。珂先生研究《禮記》，也承認這一點，故他不曾把《大小戴記》列入比較總表內。其實《尚書》、《詩經》也都應該這樣辦。

　　況且這幾部書都是大書，每一部的文法研究已夠一位外國學者的長期工作了。珂先生卻要把這些書合起來作綜合的研究，他的工作自然太難了，他的不精密之處是很可以原諒的。

　　試舉一條作例。珂先生說：

　　　　《詩經》裡照例用“于”，有幾處還用“於”（沒有特別的作用，和“于”完全同義），多數見於那不曾嚴格整理的《國風》。一共有十八個“於”，十二個見於《國風》（在六國的六篇內），兩個見於《小雅》的一篇，三個見於《大雅》的兩篇，一個在頌內。（頁八八；譯文略有修改）　　

《詩經》用作介詞的“於”字只有十四個，十一個見於《國風》，兩個見於《小雅》，一個見於《頌》。《大雅》裡的“於”字都是感歎詞。這十二個之中，只有《周頌·清廟》裡的一句

　　　　無射於人斯

頗不容易解釋。其餘十一條似乎都是“有特別的作用”的。試把他們排列如下：

　　（1）與“我”連用，凡九次。

　　　　俟我於城隅（《靜女》）

　　　　俟我於著乎而（《著》）

　　　　俟我於庭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

　　　　於我乎夏屋渠渠（《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

　　　　於我歸處（《蜉蝣》）

　　　　於我歸息

　　　　於我歸說

　　（2）與“女”連用，二次。

　　　　於女信宿（《九戢》）

　　　　於女信處

　　（3）與“焉”連用，二次。

　　　　於焉逍遙（《白駒》）

　　　　於焉嘉客

這豈是隨便亂用的嗎？再看《詩經》裡，凡用“于”作介詞，決不同“我”、“女”、“焉”連用。最可注意的是“我”字。珂先生曾指出《國風》裡有二十二個“乎”字用作介詞的（頁八七），他不曾留意那二十二個之中，十六個也是同“我”字連用的：

　　　　期我乎桑中　　三見（《桑中》）

　　　　要我乎上宮　　三見

　　　　送我乎淇之上矣　　三見

　　　　俟我乎巷兮（《豐》）

　　　　俟我乎堂兮

　　　　遭我乎嫚之間兮（《還》）

　　　　遭我乎嫚之道兮

　　　　於我乎夏屋渠渠（《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這兩個“乎”似不是介詞？）

我們似乎可以假設“于”字與“我”字因為聲音上的原因，不能不互相回避，故“我”字的上下不用“於”而改用“於”或用“乎”、“女”字與“我”同紐，“焉”字古音近“於”，故也不用“于”。此外用“乎”之字，如“胡為乎”，如“殊異乎”，如“心乎愛矣”，似乎也都是因為聲音上的原因。我是不懂古音的人，手頭又沒有珂先生的《解析字典》，只好提出這個假設來請教於珂先生和別位古音學者。

我舉這一條來表示《詩經》等書的文法研究不是那樣容易的事；滿意的結果似乎要等待將來的工作。但珂先生有開路的大功，那是我們都該感謝的。 　　

　　下篇的最後一部分（頁一〇〇——一〇七）是用《左傳》來比較一些前三四世紀的書，如《莊子》，《荀子》，《呂氏春秋》，《戰國策》，《韓非子》之類，看他們文法上的關係。珂先生歸納的結果定出一種“前三世紀的標準文言”，大致有下列幾種現象：

　　（1）沒有代“則”字的“斯”。

　　（2）沒有代“此”字的“斯”。

　　（3）有“若”，有“如”，都作“像”解。

　　（4）有“乎”的介詞。

　　（5）有句尾的“與”。（歟）

　　（6）沒有介詞“及”。

　　（7）沒有“於”“于”的特殊區別。

　　（8）有句尾的“邪”。（耶）

　　珂先生說《左傳》和這種“前三世紀的文言”大不同，“這便天然使我們猜想《左傳》代表一個更早的時期”，所以他斷定此書多份是前468年到300年中間作的。他又說，“無論如何，總在前213年（焚書之年）以前”。

　　珂先生敬愛《左傳》，總想把此書抬到前四五世紀去。這是個感情問題，而感情往往影響到人的理智。珂先生自己也曾說過，孟子在三世紀可以用魯語著書，何以見得《左傳》的作者就不能在三世紀仍用他自己的方言著書呢？但珂先生感情上不認這個假定，故他說這話繞灣子太遠了，不如說《左傳》是更早的作品罷。這豈非感情的戰勝嗎？

　　故我以為珂先生用《左傳》的特別文法組織來和“魯語”相比較，證明《左傳》的語言自成一個文法組織，決非“魯君子”所作，——這是他的最大成功。其次，他因此又證明《左傳》和《國語》在文法上最接近，這是他的第二功。這兩個結論和劉逢祿、康有為、崔適、錢玄同諸人的主張的大旨都可以互相印證。但今文家所主張的枝節問題，如說“《左傳》是《國語》裡抽出來的”，“《左氏春秋》變成《春秋》的《左氏傳》是劉歆幹的”，……這些問題還是懸案。珂先生不能證明《左傳》原是《春秋傳》，今文家也不能根據珂先生的成績而就斷定劉歆的作偽。

　　珂先生又想進一步證明《左傳》著作的年代，在這一方面，他的成績便不很好了。我們懷疑的原因有幾點：（1）如上文所說，孟子可以用魯語著書，何以《左傳》用“左語”便應屬於更早的時代呢？（2）珂先生討論《尚書》的時候（頁八五——八六），也曾指出《尚書》的偽造部分的文法反比真的部分更精密一致。這豈不要幾乎根本推翻這種文法學上的工具嗎？（3）珂先生又在討論《淮南子》的時候（頁九一——九二，注十）曾指出《淮南子》的前五卷用“於”與“于”同《左傳》、《國語》的規則一樣。這豈不要使我們更懷疑《左傳》著作的年代嗎？

　　所以我以為研究《左傳》著作的年代應該參用《左傳》本身的證據。在這一點上，我以為衛聚賢先生的《〈左傳〉之研究》頗有參考的價值。

　　衛先生說“左氏”是地名，不是人姓名。他引《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

又引《國策·衛策》：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群臣諫，君曰：“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用之？”

但衛先生是山西人，他的感情作用使他抬出子夏為《左氏春秋》的作者，說此書是子夏在魏之西河時作的；因傳于左氏人吳起，故有左氏之名。其實左氏若真是因地得名，那麼，何不直截假定吳起為《左傳》的作者呢？

　　這一點感情作用，也影響到《左傳》著作的年代問題。《左傳》稱趙襄子的諡法，故衛先生說《左傳》之作最早在襄子死後，在前425年之後。這是可信的。但昭公二十九年說“晉其亡乎”，昭公二十八年說魏氏“其長有後於晉國乎”，閔公元年說畢萬“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莊公二十二年說田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這都可見作者親見三家分晉，與田和代齊，故此書著作的年代又當移後：至早當在前403年三晉為諸侯之後，或竟在386年田和為諸侯之後。但衛先生定要委曲說明此書之作最晚當在前403年以前，這未免是他的偏見了。

　　總之，《左傳》的年代問題，此時還在討論的時期，還沒有定論。現在我們稍稍有把握的一點只是《左傳》不是“魯君子左丘明”做的。衛先生提出的“《左傳》不是山東人做的”一個假定，得著珂先生的文法比較的結果，可算是有了強硬的佐證；而衛先生在《〈左傳〉之研究》裡舉出《左傳》袒魏，又詳於述晉國霸業，而略於齊桓霸業，等等佐證也可以幫助珂先生的結論。這可見我們只要能破除主觀的成見，多求客觀的證據，肯跟著證據走，終有東海、西海互相印證的一日的。

1927，10，4　在上海寓所
（收入高本漢著、陸侃如譯：《〈左傳〉真偽考》，
1927年10月上海新月書店出版，本文原為
珂羅倔倫著《〈左傳〉真偽考》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