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孟真先生遺著》序

《傅孟真先生遺著》序
作者：胡適

　　傅孟真先生的遺著共分三編。上編是他做學生時代的文字，其中絕大部分是他在《新潮》雜誌上發表的文字；其中最後一部分是他在歐洲留學時期寫給顧頡剛先生討論古史的通信。中編是他的學術論著，共分七組：從甲到戊，是他在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的講義殘稿；己組是他的專著《性命古訓辯證》；庚組是他的學術論文集。下編是他最後十幾年（民國二十一年到三十九年）發表的時事評論。

　　孟真曾說：

　　　　每一書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的越整齊越糟。（中編丁，頁40。）

這一部遺集的編輯，特別注重原料的保存，從他做學生時期的文字，到他在臺灣大學校長任內討論教育問題的文字，凡此時能搜集到的，都保存在這裡。這裡最缺乏的是孟真一生同親屬朋友往來的通信。這一部遺著，加上將來必須搜集保存的通信，——他給親屬朋友的，親屬朋友給他的，——就是這個天才最高、最可敬愛的人的全部傳記材料了。

　　孟真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孟真離開我們已兩年了，但我們在這部遺集裡還可以深深的感覺到他的才氣縱橫，感覺到他的心思細密；感覺到他罵人的火氣，也感覺到他愛朋友，瞭解朋友，鼓勵朋友的真摯親切。民國十五年，孟真同我在巴黎相聚了幾天。有一天，他大罵丁在君，他說：“我若見了丁文江，一定要殺他！”後來我在北京介紹他認識在君，我笑著對他說：“這就是你當年要殺的丁文江！”不久他們成了互相愛敬的好朋友。我現在重讀孟真的《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同《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彩》，我回想到那年在君在長沙病危，孟真從北平趕去看護他的情狀。我想念這兩位最可愛，最有光彩的亡友，真忍不住熱淚落在這紙上了。

　　孟真這部遺集裡，最有永久價值的學術論著是在中編的庚組。這二十多篇裡，有許多繼往開來的大文章。孟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編庚，頁169—182）裡，給他一生精力專注的研究機構定下了三條宗旨：

　　　　（1）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的系統，而不能豐富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

　　　　（2）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3）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但他在《史學方法導論》（中編丁，頁1—53）裡，曾指出：

　　　　直接材料每每殘缺，每每偏於小事。（若）不靠較為普遍、略具系統的間接材料先作說明，何從了解這一件直接材料？（頁5）若是我們不先對於間接材料有一番細工夫，這些直接材料之意義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則無從使用（頁5）。

　　　　我們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後可以超越前人。我們要能使用新得材料於遺傳材料之上，然後可以超越同見這材料的同時人（頁6）。

　　孟真的庚組裡許多大文章都是真能做到他自己標舉出來的理想境界的。試看他的《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中編庚，頁192—235），他看了董彥堂先生新得的兩塊卜辭，兩片一共只有五個字，他就能推想到兩個古史大問題——楚之先世，殷周之關係——都可以從這兩片五個殘字上得到重要的證實。這種大文章，真是“能使用新的材料於遺傳材料之上”；真是能“先對於間接材料有一番細工夫”，然後能確切瞭解新得的直接材料的“意義和位置”。所以我們承認這一類的文字是繼往開來的大文章。

　　我們重讀孟真這些最有光彩的學術論著，更不能不為國家，為學術，懷念痛惜這一位能繼往開來的偉大學人！

　　胡適　1952年12月10日晨四時

　　（原載1952年12月20日《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194期。又收入《傅孟真先生集》，1952年12月臺灣大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