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第5卷

姊妹计划: 数据项

双方的情况以及独立派的兴起——在牛津的行宫的行动——国王与爱尔兰人订立停战条约——议会在牛津——皮姆之死——1644年之战——马尔斯顿泽地之战——埃塞克斯在康沃尔之败——长老会派领袖与克伦威尔之间的误会——尝试谈判——自我克制的法令。劳德受审和死亡——在阿克斯布里奇议和——整顿议会的军队——费尔法克斯受任将军——埃塞克斯辞职。

长老会会员的高兴达到极点：议会得救了，这全亏他们的领袖；他们的仇敌闷不吭声了；苏格兰军队相离不远，已应允帮助他们，他们是决不会食言的。因此今后将单靠他们来处理改革和战争之事，而且由他们随意处理，或是继续改革和打仗，或是停止一切。

在议会内外，在伦敦或在各郡，不久就有一阵宗教狂热和专制风气弥漫于各处。教士大会奉命起草一个管理教会事务的计划（10月12日），四个苏格兰大臣奉命协同教士大会准备该党的一个宏伟规划——以便两国的礼拜仪式取得统一（10月20日）。各郡所派的调查在职教士行为及他们的宗旨的委员会，加倍努力，几乎有二千名牧师从所在职位上被驱逐，有许多人被控告，说他们是再浸礼派，或布朗派或独立派等等。他们得知送他们进牢的人就是不久以前与他们一同咒骂他们公敌的那些人。在伦敦市里，无论什么人，凡是拒绝在盟约上面签名的都不能当市政会的会员，连选举市政参议员时亦无权投票（12月20日投票）。自从打仗以来，议会曾命令各剧院关门，却没有从宗教立场上宣布过反对演剧。仅仅说，国家多难，人民应该多悔罪及祈祷，不宜将时光糟塌在娱乐上（9月2日）。全国素来在星期日或节假日所玩的各项民间游乐全被禁止了，无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或显然没有什么害处的，全在严禁之列，一种也不能幸免。冬去春来，自古竖起的五朔节花柱（作为人们欢乐的象征）全被拔掉了，不许再立新的，即使是小孩子们犯了这条严令，也要重罚其父母，以赎子女娱乐之罪。大主教劳德已经被监三年，无人过问，现在忽然传他到上议院受审，且受命答复下议院所控的诸多条款（11月13日）。狂热把仇恨和报复看作自己的天职。

对于战争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狂热。本市的长老会派，因为在新近几次战役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就洋洋自得，不再谈和平了。有许多富裕市民出钱为士兵供给军装，还有自愿亲身入伍的。其中有一个名叫罗兰·威尔逊的，是一所很大的企业的既定继承人，拥有每年有二千镑收入的不动产，投到埃塞克斯麾下，带领一营自己招募及自己装备的队伍。甚至有几个领袖人物，如霍利斯、格林·梅纳德等人，向来对于谈和是很表友好的，现在却对市政会大声疾呼，鼓动他们作出最大努力。这个党从来没有象这个时候这样活力充沛，也从来没象这个时候这样大权在握。

但是这一派离垮台不远了。从一开始，这一党就担任宗教与政治的双重改革，但不是用相同的观点办这两方面的事。对于宗教方面，这个党的信仰是热诚的，信条是简单的、坚决的、连贯的。长老会的体制，是由平等的牧师们管理宗教事务，共同开会议事。从这个体制看它的本身，它不是人定的，不是软性而是硬性的，不是人们可以任意修改以适应时势与环境的。它自认是唯一合法的宗教体制，是奉神旨而存在的，简直可说是根据基督的法律而存在的。这一党坚持要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它的无限制的胜利，认为自己所进行的是一场神圣的及必不可少的革命。其政冶观点却与此相反，不管该政党的语言和行为是怎样的严峻，它的思想却是空洞无物，它的动机也是稳健的，并未被系统的信仰和真正的革命激情所推动。它虽然出兵抗拒国王，但心里却爱独裁；虽然要君权受其节制，但还是尊重国王的特权；虽然只相信众议员，却并不怨恨或藐视贵族；既服从维新的需要，又服从古老的习惯；对于其自身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看法，无论其宗旨或其行为的后果均是如此。它认为它只企求合法的改革，如此便于愿已足。

长老会派就这样交替地被傲慢或动摇、狂热或温和的截然相反的思想所支配，它从来不曾从自己队伍中涌现过一个领袖，而只是一贯地从和该党意气相投的情绪中得到鼓舞。它跟随着政治改革家的足迹，这些改革家是民族运动的最早的阐明者，又是他们的真正代表。这样的同盟是自然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何谓自然？因为这两党有共同的目的，都是只求改革，而并不要求取消政府。何谓必要？因为政治改革家们拥有大权，而且以他们在阶级、地位、财富和知识上的优势，维持这个权力。在这些优势方面，即使是最热心的长老会会员也决不会想到同他们争高低。大多数的政治改革家们虽然接受长老会的支持，甚至在必要时，还大作让步以收买他们的支持，但对于教会事务，却不能与他们的意见及观点取得一致。政治改革家们一向是满足于一个温和折中的主教制，其功能限于按照法律来管理教会事务。因此他们是十分勉强地支持长老会的，而私下里则尽力阻止他们的发展。这么一来，主张宗教革命的那一党的精力就被一些领袖们所抑制，这些领袖们既非该党所能抛弃、亦非该党所愿抛弃的。只有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两党的联盟才是完全而又是出于至诚的。换言之，在这样的事业目标上，领袖们和该党既没有什么奔放不羁的激情需要满足，亦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绝对原则必须遵循。

到1643年的年底，政治改革——至少是合法的政治改革——已经大功告成了。弊端已不复存在；他们以为必须改革的法律也已经改革，又曾竭尽所能改造了许多制度；凡是以保护古老权利为己任的人及拒奉国教的长老会员们所共同企求的，以及能够协力造成的，都完全办到了。但是宗教革命却几乎还未开始，而政治改革则正在动荡不定，缺少保障，大有变作一场革命之势。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刻：迄今为止的占统治地位党派的内部缺点以及它们在结构上、纲领上以及在计划上的矛盾重重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这一党每天不得不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并尝试进行各种不适当的努力。它想在教会中寻求的，却在政府中予拒绝，它所持的立场与所发表的言论，往往先后矛盾；一会儿宣扬民主派的原则与感情，以反对主教制，一会儿又宣扬专制独裁制及贵族制的教义和影响，以反对正在上升的共和主义。同是这一群人，一只手在推倒，另一只手在破坏——今天提倡新事物，明天又咒骂维新派；有时敢作敢为，有时又缩手缩脚；有时做叛逆，有时又实行专制；有时以自由的名义去迫害主教们，有时又以权力的名义去制裁独立派。简单地说，这一派一面无日不大喊大叫反对专制和反叛，同时却自命有天生的造反和专断的权利，人们看到这一切都不得不叹为奇事。

这个时候这一派觉得已被他们的几个领袖抛弃、否定或被牵连，有些象拉迪亚德这样的人，原是最富自尊心最讲道德的，现在却不肯挺身出来奋斗，或要经过许久时间才偶露一面。即使露面也只肯抗议，而不肯采取行动。其余不甚诚实的人，如圣约翰等，或更为坚忍和有胆略的如皮姆等，或只是专顾他们自己的个人安全，要同新党妥协，言归于好，否则至少也不愿同新党失和，因为他们已认定新党将要很快地独揽大权。许多腐化堕落的人已经放弃一切爱国的希望。这些人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名利富贵，在管理事务的委员会中，他们形成一个贪污集团，专以分配官职、征用物品，互相勾结，坐地分肥为事。过去参与过这次民族斗争事业的贵族中，前文已经说过，有人已经背离了，他们前往牛津向国王讨好。其余的贵族们则归隐于他们的乡下住宅，不问国事了，以免再受蹂躏，再遭没收财产，他们轮流同议会或同宫廷谈判条款。9月22日，上议院只剩下十个贵族，到了10月5日，只剩五个了。于是每次开会都要点名，有几个人惟恐有人晓得他们不曾出席，又只好回到威斯敏斯特。但是较为高级的贵族，日益被人民大众怀疑，而且日益脱离人民大众，不独不再是长老会的支持者，而且成为他们的障碍了。他们的信教狂热使有才能的保护民权的人同他们脱离关系。而他们的温和的政治观点，却使他们摆脱不开不甚可靠的以及将会危害他们的同盟们。

况且这一派地位上升已有三年了，无论它在教会中或在政府中是否完成其计划，但是在这三年里头的公共事务都是由于得到他们的助力和同意才得以进行。只此一端，便足以使许多人讨厌这一派。人民就将所受的许多痛苦，及所遭遇的许多失望，都归咎于这一派。人民谴责他们，说他们惯好压迫人，不亚于主教们，说他们习于专横，又不亚于国王。一追忆到该派的自相矛盾，及该派的脆弱无能，就令人痛恨不已。而且姑且不问这种种不满人意的情况，又姑且不问党见及偏私，单从事态与意见的进展来说，人们暗地里都觉得需要有新的原则和新的统治者。

两派都准备就绪，力图争夺指挥大权，现在只在等待时机。早在这许多纠纷开始以前，长老会派还只是刚刚流露它的意向，企图强迫国教会采用一种共和制，并且利用那种形式来保持权力和信仰的运用，以与主教制争夺继承天主教的遗业，独立派、布朗派以及再浸礼派，即已公开质问，为什么让国教会存在下去？无论是天主教士还是主教派，或者长老会派，它们究竟有什么权利可以自封为有压制基督教徒的信仰，使其受一种虚伪统一的束缚？它们说，凡是信徒在一块聚会，凡是同一地方或邻近地带几个地方的居民，因为信仰相同而自由集会来赞美上帝，他们就是一个真正教会，任何别的教会都没有统治这个教会的合法权威。这个教会自己有权选择牧师，有权规定自己的礼拜仪式，有权用自己的法律管理自己。良心自由的原则（这是地位微贱的新教徒在盲目热情的错误行动中对人宣布的）刚一出现，就被人们看作是犯罪或疯狂。主张这种原则的人好象并不十分了解这个原则，就竭力拥护它。主教派与长老会派，牧师们和地方官都一齐要求严禁这个原则，他们之所以要反对，并无多少理由，不过认为有禁止的需要而已。应该怎样管理基督的教会，以及归谁管理，这两个问题几乎一直是需要讨论的唯一问题。大家都认为，他们只需要在教皇的绝对极力与主教们的贵族制、长老会的民主制之间任择其一就可以了。却并没有人追究这几种体制的起源、它们的形式或名称是否合法。

但是这时有一个伟大运动在动摇全局，尽管从外表上看有些事物似乎未受其影响。每天都出现任何一种体制都不能避免受其影响的考验，每天都出现一些争论，即使当权的党派试图阻挠进行争论，也是徒劳。全国人民的心力每天都被召唤来考虑社会的新问题，来衡量意见，来驳斥前所未闻的大胆僭妄的主张，这些都使全国人民得到思想上的解放，并利用其新得的自由，飞跃到与人文和社会相关的更广大的思想领域去，或是立刻大胆地摆脱所有的古老成见，所有的清规戒律。与此同时，关于奉行信仰与礼拜方式的自由，几乎成了绝对的事；但现在还没有用司法权或压制权来取代主教的大权。议会在忙于制服其仇敌，无暇过问它的党人在宗教方面脱离常轨的问题了。长老会派的热情有时叫两院发出带威胁性的宣言，以反对新的异派；有时政治改革者的恐惧及仇恨，与他们的奉教诚笃的盟友们的恐惧及仇恨合流，他们一同设法严厉地反对他们的共同对手。有一条法令的序文说明，它立意“禁止近来对宗教和政府名誉肆意毁谤的报纸、书本、小册子”。这条法令严禁出版自由，而在这以前是容许的。无论什么出版物都要先接受严格的检查（这是1643年6月11日的事）。但是权力不能阻止那些走在运动前面的人（运动自身被权力推向前进）。几个礼拜之后，只有保王党及主教派受到这条禁令的限制。反之，新教派对此不是设法规避，就是置之不理，于是布满全国的都是数目日多、门类更繁、狂热更高涨的新的教派，例如独立派、布朗派、反浸礼派、反童年洗礼派、贵格派、唯信仰论派、基督的王国派等。在长老会居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这次革命同时唤起了许多狂热教徒、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来反对长老会派。

从此以后，全部问题面目一新，社会的动乱改变了它的性质。势力一向强大、素来受人尊敬的传统，过去曾经指导并限制政治改革家及宗教改革家的观点；对于政治改革家而言，这些传统就是古代英格兰的法律，至少是他们所设想的古代法律；对于宗教改革家而言，这些传统就是教会的组织方式，有如实行于苏格兰、荷兰和日内瓦的一样。这些古代制度既是一种典范又是一种约束。无论他们的事业是多么冒险，双方都不曾让步于空泛的愿望，也不曾让步于无限的要求。他们的计划并不是一切革新；他们的希望也并不是出于猜度。如果说他们在行动的趋向上有误解的话，他们至少是能够指出行动的目标的，而他们的劲敌却没有一定的目标来作指导，又没有历史的或法律的传统来限制他们的思想。他们自信有力量，以为自己有高尚的理想、神圣的品格和大无畏精神而自豪。他们赋予革命以决定的权利，以管理一切事物的权利，且以革命作为他们的唯一指导。在革命指导下，哲学家们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真理，狂热的教徒不惜任何代价寻求上帝，自由思想家不惜任何代价追求成功。于是调动制度、法律、习惯、事件等等，按照人的理性或人的意志来控制革命。一切都变作新的联合的项目，变作有学问的创造。在这样的大胆的事业里头，一切都是合法的，不管是根据于对一个原则的信仰，或出于一种宗教的狂热，或以需要的名义行事。长老会派现在在教会里头严禁君主制与贵族制，那么为什么在国家体制里还保留君主制与贵族制呢？政治改革家们曾透露出他们的意见说，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如果国王或贵族坚决地拒绝同意一个于民有利的议决案，众议员们就应该运用其自身的权威，强行通过它。众议员们既有这样的意向，那么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公开地说出来呢？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事机紧迫以及抗拒为法律所许的时候，才请出民权来，其实早就应该以民权为合法的权力，且应该作为政权本身的基础了。国人摆脱天主教教士们的束缚和主教制教士们的束缚之后，国家难保不会有受长老会教士箝制的危险。这对教士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教士们依靠什么权利才可以形成一个永久性的、阔绰的、独立的集团？他们依靠什么才可以有权要求地方官相助？如今试从他们手中收回全部司法之权，甚至收回贬逐教徒出教之权，只给他们留下可以影响人的劝导、讲经、教训、祈祷的职能，那么所有一切滥用宗教权威，所有令宗教与政治格格不相入的困难，当然会立刻停止。再有一点，关于信仰等问题的合法权力，本来是属于信徒而不属于教士；选择及委派牧师的权利，本来是属于信徒们的；牧师们并无互相选派之权，选定之后亦无权迫使信徒们承认。不独这样，一个基督信徒本来就是一个牧师，就是他自己的牧师，就是他家庭的牧师，就是所有被他的语言所感动的人的牧师，这些人会因此而承认他是受感于天的，愿意和他一同祈祷上帝。上帝有权喜欢赐谁的福就向谁赐福，喜欢怎样赐，就怎样赐，有谁敢同上帝争呀？无论是讲经抑或是斗争，惟有上帝才能选择并赐封他的圣徒，等到上帝已经选定了，他就将他的事业付托与他们，而且单向他们启示应该用什么方法才能使上帝的事业得到胜利。自由思想家们听了这番话大喝其彩。对于他们来说，不管用什么方法，亦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要实行革命。

于是独立派兴起了，他们比长老会派的人数少得多，在英国土地上的根基也没有长老会那么深固，但他们却已有了蒸蒸日上的势头，这都是从一种系统的和具体的事业目标来的，是由于在任何时候都不隐瞒自己的主张，也由于它胆敢毫不退缩地承担一切后果。英格兰此时正处于一个光荣的而又令人畏惧的危机之中，在此时际，人们忘记了自己的脆弱而只记得自己的尊严；既有只服从纯粹真理而不服从其他的雄心壮志，又有认定只有自己的意见才有权代表真理的那种不可理喻的自豪感。无论是政客抑或是信奉异派的信徒，亦无论是长老会派抑或是独立派，没有一派敢于认为本派用不着表明自己是有权利的，也没有一派敢于承认自己没有能力证明自己是有权利的。长老会派却经受不起这样的考验，因为他们的智慧是建立在传统和法律的权威的基础上的，而不是根据于原则的，因此他们不善于用专靠讲原则讲道理的方法来驳倒他们的劲敌的论据。只有独立派一家端出一条简单的主义（或原则）来，这个主义的形式是严格的，这个主义认可了他们的全部行动，足供他们在所处地位中的全部需要；它也使有毅力的人不至陷入自相矛盾，并使诚实的人不致假冒为善。只有他们一派开始发出一些强有力的号召，无论听者懂与不懂，它们都以最崇高的希望的名义，在人们心中唤起了昂扬的热情。这些号召是：权利平等，公道地分配社会财富，取消全部弊端。在他们的政治体制与宗教体制之间并无矛盾，在一般成员与领袖之间又没有秘密斗争，既无排他性的信条，又无严格的考验使人们难以加入该派。他们与他们的教派一样（他们也因这个教派而得名），以信教自由为一条基本大法，由于他们所建议的改革是那么规模巨大，他们的计划是那么广泛而尚待确定，就容许许多目的歧异的人投到他们的旗帜下来：律师们加入他们的团体，希望从他们的对手即教士们手中夺去全部司法权及管辖权；酷爱自由的立法家正在考虑在他们的帮助下制成一部新的、明晰的、简单的立法计划，以便从律师们手中夺去他们的巨大利润和过大的权力。哈林顿可以梦想在他们之中有一群圣人；西德尼可以梦想斯巴达的自由或罗马的自由，利尔伯恩可以梦想古代萨克森法律的恢复；哈利森可以梦想基督再来到世上，甚至那不讲原则的亨利·马丁和彼得·温特沃斯，也由于考虑到他们的大胆而受到人们的容忍；无论是共和派或是阶级平等派，无论是推理派或是理想派，无论是信仰狂徒或是有大志的人，都在兼收并容之列，并把这些人的愤怒，这些人的学说，这些人的想入非非的幻梦，这些人的阴谋诡计，通通积聚起来变成一个集体；只要同对保王党和长老会派怀有深仇大恨的各群人物能抱着同样的热切心情，一齐冲向那情况不明的未来，这就足够了。

尽管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在战场上和在威斯敏斯特的大厅上打了胜仗，但却不能平息更不能长时期地压制这些内部斗争，这在牛津或伦敦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了。所有明智的人，无论是议会派抑或是保王党，都利用党争做他们联合的基础。国王从各方面得到关于这方面的消息，左右也力劝他利用这些分歧。无论是宫内大臣抑或是内阁大臣，无论是阴谋家抑或是真诚的朋友，各有各的私人情报来源，各有各的建议或办法。有人劝告应该不间断地把仗打下去，认为互相冲突的各派不久必定会只顾私斗，不顾公敌；也有人反对这个主意，他们劝国王不如叫在牛津躲避的贵族，特别是霍兰伯爵及贝德福德伯爵，出来调停，应该同埃塞克斯和他那一派谈判条件，因为他们那一派事实上从来没有放弃谈和。甚至有人提议，莫如试探一下先同独立派的领袖们谈判条件，因为同他们谈和，能够得到较好条件。洛夫莱斯勋爵已得到国王的许可，同哈里·文爵士很亲密地通消息，而他根本不知道哈里·文却是奉了他自己一派的训令来摸宫廷的底的。但是国王并未采用这些建议。事实上，那些背离了议会的贵族，即使求见牛津要人一面，也要费很大气力。这些要人一听见贵族来到，就大声表示对他们的愤怒。内阁郑重开会，详细地讨论应该怎样接待他们，虽然海德提过较为谨慎的办法（他新近奉派为财政大臣）。查理一面允许接见他们，但却决定要冷冷地相待。霍兰伯爵是一个最利落最精明的廷臣，他在杰明的帮助下，设法重得王后的欢心，却无效果。他用尽他的巧妙手段要恢复从前与国王亲密的地位，有时他装作和国王附耳低声说话，有时借词引国王到窗口说话，以便有机会示人以他能够同君主说私房话，但也是枉然。在纽伯里之役作战的时候，尽管他曾经自告奋勇，亲临前线，勇敢打仗，以他的血作誓言，作为重新效忠于国王的证据，但是，傲慢而沉默的国王却丝毫不为所动。宫廷对霍兰伯爵也是啧有烦言。这两个来牛津躲避的伯爵，看到宫廷执意不肯要他们效劳，现在惟有考虑怎样以最好方式脱离这种难堪的处境了。向国王建议努力打仗当然更为动听，但也无大结果。围攻格洛斯特的失败使得牛津陷入萎靡不振的无政府状态和公然结党营私；彼此以这次的致命失败互相责难，内阁对于陆军的无纪律颇有微词，陆军却很无礼地责骂内阁；鲁珀特亲王虽然在打仗时可以堂而皇之地不听除国王外任何人的号令，却很妒忌统帅；统帅与重要的贵族也口出怨言，大叫大喊地反对鲁珀特亲王的独立行事与下贱粗鄙。国王很尊重自己亲人的尊荣，因此也尊重他的外甥鲁珀特亲王，他下不了决心去责备自己的骨肉，而优待一个区区臣下；他宁肯这样荒谬可笑地维持王族体面，而不惜牺牲掉他的最有用的朋友们的权利甚至效劳。只有海德一个人曾经直率地尝试改正他的国王的错误，有时也有成功，但是海德在宫廷毕竟是一个新进，他并无职守以外的名望和权力，还不时需要国王助他一臂之力以抵制王后的脾气，或抵制有妒忌心的廷臣们的阴谋。他尚能维持作为一个有势力的枢密顾问官及一个明智之士的声誉，但并不处于任何真正的优越地位，亦不能获得任何重要的结果。简单地说吧，牛津与伦敦，同样地存在内部不和，但牛津的不和更能产生致命伤，因为在伦敦的不和推动事态的往前进展，而牛津的不和则反使事态更进一步陷入瘫痪。查理就是在这种一切都窒碍难行的情况下，在他内心深处厌倦他自己的那一班人马，如同他厌倦他自己的人民一样的时候，他才得知议会与苏格兰已结成新联盟，这样就又有一个王国准备同他打仗了。他于是命令汉密尔顿公爵（他重新得到国王的信任）做驻扎苏格兰京都爱丁堡的委员，准备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阻止这两者的联盟。据说公爵奉命向苏格兰建议，将来内廷的官职，将以三分之一派给苏格兰人，从前原属于苏格兰的诺森伯兰、威斯特摩兰及坎伯兰各郡又交给苏格兰，国王答应定居于纽卡斯尔，而威尔斯亲王及其王廷则驻在苏格兰。即使国王真的答应过这几条，那也显然不是出于真心，而且显然也是办不到的。即使苏格兰议会倾向于不把它当作国王的欺骗手段，新近出的一桩事件也使这样一种欺骗成为根本不可能。安特里姆伯爵新近在爱尔兰被驻扎在北爱尔兰的苏格兰军队拘捕（那时他刚从船上登岸之后不过几个小时），在他身上搜出一个计划的几项证据。这个计划是他和蒙特罗斯二人同王后住在约克时所定的，预定要装运很多爱尔兰天主教徒进入苏格兰，又在北方召募高原的人，这就能够很有力地分了敌人的兵力，以利于国王。这个计划显然即将实行，因为蒙特罗斯是在围攻格洛斯特的时候回到国王这里的，而安特里姆则是刚从牛津来此。国王这个时候与他上一次前往苏格兰一样，正在计划最黑暗的计谋，以反对他的人民，同时，他正在对人民提出最动听的建议。在苏格兰京都的议会同在伦敦威斯敏斯特的议会订好了条约，并将这些详情通报伦敦。

这时它又将所打听到的一件更重要的事的详情告知议会。安特里姆伯爵的文件，显然暴露了国王同爱尔兰叛党保持经常通信，揭露他有好几次接受他们的建议以及他们的贡献。他甚至正在同叛党订立停战条款，他希望从这样的安排中，在下次交战中会得到最有利的结果。下列情况是完全真实的：当查理同英格兰对话的时候，总是对爱尔兰痛加咒骂，但他早已和爱尔兰谈判了很久的时间。叛乱所点燃的战火，已经在这个不幸的地方接连发生，但是没有达到目的。士兵共有一万名或一万二千名，饷既不厚，也很少有轮休的机会，平乱是大大不够的，但是却够阻止人民得到解放。1642年2月，在内战未起之前，议会期望付出一番大力平乱，于是借了一笔款项以供一场决定性的征伐之用。至于叛党的财产，反正早晚是要充公的，最后免不了要变作国王的财产，于是用预先征收的办法，依照一定比例以便偿还借款。果然凑成了一大笔款，并送若干赠款给爱尔兰，不料内战爆发，议会自顾不暇，极少想到爱尔兰。即使想到，也不积极，更无成果，只能在该地的基督教徒闹得厉害的时候，对他们的怨言说几句安抚的话，而最要紧的还是要爱尔兰晓得，所有一切祸害都要国王负责。查理对于爱尔兰人民的利益很少注意，亦很少为爱尔兰的基督教徒作出牺牲。他责备议会不该动用一部分为安抚爱尔兰人民而抽收的款项，但同时他却截留解往爱尔兰的粮食，又从都柏林的军火库里头取走了爱尔兰本身所急需的枪炮及子弹。但是爱尔兰的重要基督教徒是贵族，都亲附主教制及王室，陆军的军官们中有很多人是保王党，是议会急于驱逐的，他们的将军奥蒙德伯爵，有钱有勇，慷慨大方，又是人民所爱戴的。他打胜叛党两次，但将胜利完全归功于国王。爱尔兰的议会党衰落得很快；亲附议会党的地方官全被保王党换了，议会曾派两个下议员前往爱尔兰当委员，要恢复已失的势力；可是奥蒙德不许他们入市政会。到了第四个月底，他觉得势力充足了，竟逼这两个议员回英国（2月）。从这个时候起，所有军政民政的大权都集中在国王手中。现在国王已摆脱了麻烦的却是无效的监察，就不复迟疑不决了，他就放手进行他的意向及他的困难促使他要进行的计谋。王后本已按期同爱尔兰的天主教徒通信，对此查理无疑是知晓的。现在，爱尔兰的叛乱不象它初起的时候那样，仅仅表现出一群野蛮的暴民的狂怒的迸发和可怕的过火行动了。自从1642年11月14日以来，在基尔肯尼设立了一个操统治大权的二十四人的议会，审慎地井井有条地管理乱党，对国王已不止一次地表示服从与亲密，力劝他不要再与他的只愿效力于他的忠诚人民为难，以使他的仇敌快意。这个时候，查理还不认为他自己已处于很危险的境地，亦不能完全置和缓英格兰舆论的需要于不顾，所以尚不能公开同爱尔兰叛党联盟，但是他认为，他至少可以向爱尔兰表示一些好意，把用他的名义同爱尔兰打仗的军队撤回英国，转用来攻打更恶劣以及更可怕的反叛。奥蒙德奉命按照这个意思同基尔肯尼的议会进行磋商，与此同时，为了讲出一个理由，或者至少提供有个借口，于是不谈别的而只谈基督教的事业及其捍卫者在爱尔兰所处的困境（事实上也不假）。军队写了一篇长而悱恻动人的抗议，向都柏林的大堡陈诉，历数军人的疾苦，宣布他们决心不愿再当军人，因为他们已无法克尽厥职。同时将这样的备忘录送交牛津与伦敦，要国王及议会都晓得他们的痛苦。谈判正在进行；当安特里姆被逮捕的时候，正要达成协议。快到9月底的时候，也就是议会在威斯敏斯特郑重地接受它与苏格兰新订立的条约的几天以前，英格兰得知国王刚刚同爱尔兰叛党订立了停战一年的条约，调回前往平乱的英吉利军队，还得知不久就有十个团的部队回英，五个团将在切斯特登岸，五个团将在布利斯托尔登岸。

各方面一片喧哗；爱尔兰人成了英国人蔑视、仇恨和恐怖的对象。甚至在牛津城里，保王党也显然心怀不满，有几个军官离开纽卡斯尔勋爵的军队，向议会投降了。霍兰勋爵回到伦敦，他说天主教徒在牛津的确大有势力，说他的良心不容许他再在那里逗留下去。贝德福德勋爵、克莱尔勋爵、佩吉特勋爵和爱德华·迪林爵士，还有其他几个绅士，全学他的榜样，用同样的借口掩饰他们的三心二意，或他们的胆小怕事。议会却是十分欢迎后悔回头的人们归来。国王的行为变成大家各式各样咒骂和挖苦的对象，他们追忆他最近刚刚郑重发布的誓言，又追忆他提出答复时的盛气凌人的腔调，那时已有人抱怨宫廷与叛党私通消息了。此刻人人都自以为有功，人人以为自己是头一个机敏地窥破国王秘密举动的人，人人对于国王居然自认为有本事能愚弄他的人民，且妄想这样的彻底背信弃义会得到成功，而感觉无比的气忿。人民得知在调回的军队里头杂有为数可观的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又得知军队里头居然有许多女人身穿野蛮的奇装异服，手执长刀，就更加愤怒不止。国王对于被屠杀的爱尔兰基督教徒，不独不替他们报仇雪恨，反而收留那杀害英格兰基督教徒的万恶凶手在他的军队服务。有许多较为优秀的人士，本来不会染上群众的感情用事的偏见的，从此以后也深深恨上国王，有的是因为国王言行不一，有的是因为他宠待声名狼藉的天主教徒，向来尊敬国王的人，现在提起他来常常用起侮辱性言词。

查理很快就晓得这种情形，并且知道议会在背后煽风点火。查理认为无论何人，居然敢不以他的言词而以他的行动来判断他的动机，这简直是侮辱。他在盛怒之下打发人去请海德来，他说，他认为在他的全部宣言中，他曾提到过议员们是议会的一部分，这未免给威斯敏斯特的反叛者太多的面子了！因为他说他们是议会的一部分，那么，只要人们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他们在最初奉命召集的地方就应有更多的权力，多过于在别处召集的其他议员们。国王又说，许可他们继续存在的法令，从一开头就是无效的，因为一个国王无权取消自己实行解散议会的权力。无论如何，他们既已通过自己的反叛放弃了所有任何权利，因此他想命人写一篇通告，宣告他们在实际上已被解散，从而明文禁止他们集会，并严禁任何人承认他们是议会，或把他们当作议会来服从。海德听了国王的这番话，大为惊诧，又很着急，因为据他看来，只要稍微提出这种措施的设想，就是一种疯狂行为。他答道：“我晓得陛下已经周详地考虑了这个论点，我自己却未曾考虑过这个。它是需要很认真考虑的。我个人无法想象，由于陛下禁止他们再在威斯敏斯特开会，就可以阻止任何人前往那里去。反之，陛下的严令也许会教许多从前已经脱离他们的人再回去。也许议论中的法案归于无效，至少我希望它归于无效，但是这要等议会去宣布它才行，不然的话，无论什么法官，且不说无论什么私人，都绝不会宣布法案无效。最初的有力指责是说，他们收买人心，使人民反对陛下，这个指责又说陛下立意解散这个议会，立意取消这个议会所通过的全部其他法令，而其中有许多在人民来说是宝贵的。既然陛下常常否认有这样的意图，现在这样的一个宣言就足以证明现在挑起的全部妒忌与害怕是有道理的，这个宣言也使陛下的许多忠良人民感到心烦意乱。我恳求陛下在实行这个计划以前先要郑重思考。”

内阁的大臣们一听到海德对国王如此坦白陈词，几乎都表示同意海德意见。查理虽然骄傲，但一同这些大臣在一起，就摇摆、胆怯起来了。有人表示反对，他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即使在他同自己的枢密顾问官们会议的时候，在他不知道怎样回答，或不晓得怎样结束使他不愉快的讨论的时候，他多半就会让步。他迟疑了几天之后（只是外表上的迟疑，其实并不是真正迟疑），就放弃了这个计策。但是此时看来有必要采取一些决定性措施，即使仅仅为了使保王党保持警惕，并不让议会在此和平间歇期间得到便宜，赢得不耐烦的人民的注意，也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有人提议说，既然议会的名义具有如此的号召人民的影响，那么何不在现在召集那些曾经退出威斯敏斯特的两院的议员，在牛津开会，用这个由于国王出席已毫无疑问地成为合法而正式的议会，来反对他们那个叛逆的及破裂的议会？查理不欢喜这个建议，因为一个议会，无论它怎样忠君，终是可疑的，不合他的口味的。既有议会，他就得听议会的建议，受它的势力所左右，也许要屈尊相就，从其所欲，与敌谈和，他认为这就有损于君王的尊荣了。王后反对得更坚决，她认为一个英吉利议会，无论怎样热心帮助国王，都断不能不反对天主教徒和她所宠待的人。但是，一旦大家知道有这个提议，就难以拒绝它了。保王党极其欢迎它，甚至内阁亦强调指出其种种优点。新议会将议决以款项支持国王，当大家看到有多少议员同威斯敏斯特议会脱离关系时，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将会丧失名誉。所以查理虽然心存不满，也只好同意了；而当日舆论看法的趋势是，若是打算解散一个桀骜不驯的议会，其所得的唯一效果不过是成立第二个议会。

这个措施起初在伦敦引起一番焦虑。伦敦知道保王党那时要在伦敦再作尝试，又听说保王党企图同市民们直接谈判和约，不要议会干预其事。又听说这个和约的基础已经商量好了，其中有一条就是承认在伦敦办成的借款。议会在付息方面每每脱期，而国王则愿保证到期清偿。又有人揭露在伦敦出现的另一个阴谋，据说是温和派与几个无名的独立派搞的，要阻止苏格兰人进入英格兰，而且准备以任何代价摆脱长老会党的束缚。最后，下议员们哀悼他们丧失了一个最老的、也许是最有用的领袖：皮姆刚刚于12月8日逝世了——他病了几天就逝世了。他的才华虽不及汉普登，但是在私下的评论及公开的辩论中，很有功于议会党，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汉普登。他为人坚决，耐烦，能干，他善于攻击对方，善于布置辩论或对策，他善于鼓动人民的义愤，又善于取得摇摆不定的重要贵族们对他的事业的决心支持。他几乎是各个委员会的不辞劳苦的成员。本党的决议案几乎全出于他的手笔，凡是他人所视为畏途因而规避的任务，他都慨然担任。一句话，他不怕辛苦，不怕麻烦，不要钱，不求名，他的雄心壮志完全注在他的党的成功上。他在得病之前不久，刊行过一本书为他自己的行为辩护，它是专门对主张秩序与和平的人立言的，就好象他对于已往有所遗憾，对于将来会发生的事又隐约地怕人责怪他似的。他死了，与汉普登之死相同，一方面既免得他受作出违心行动的痛苦，一方面又免得受违反过去一贯的生活的痛苦。现时正在要变改良为革命的人物，如克伦威尔、文、哈斯利格等人，不仅没有心怀恶意地指出这位维新老将接近晚年时略有迟疑的表现，他们还带头向他表示悼念和崇敬。皮姆的遗体停放了几天，以便成群结队的人前来瞻仰，也是为了要反对保王党传播说他死于特别病症的谣言。有一个委员会奉命调查他的身后遗产情况，且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他建碑纪念。全体议员送殡，过了几天，全体议员承担代他偿还一万镑的债务，据说是他因国事而积欠下来的。

当下议员们通过上文所说的几个提案的时候，市政公会派遣一个代表团来上议院，感谢议会出力，感谢勋爵将军的勇敢，在议会面前重新宣誓，表示对于议会的神圣主张死生以赴，且请全体议员赴大宴会，以示团结（这是

1644年1月13日事）。

议会又恢复了信心。在牛津议会预定开会的那一天（1月22日），威斯敏斯特的议会点了名，上议院只有二十二个贵族到会，下议院却有二百八十人出席。在缺席的人之中，有一百人是奉议会之命办理公务的。两院决议，不容许对他们的权利加以怀疑，并决议，他们将以轻藐的态度拒绝和反对与他们的对手们通信。机会不久就来了。不到一个星期，埃塞克斯转交给上议院一件不曾拆封的文件，是保王党军队的统帅福思伯爵刚才送给他的。于是指派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信的内容，委员会的报告迅速而简单，报告说这件公文并没有向议会说什么话，贵族院的将军只好送回原寄处，埃塞克斯立刻听命（2月1日）。

原来这封信是专门写给埃塞克斯本人看的。有四十五个贵族代表及一百十八个下议员聚集在牛津；信件告诉他，他们已经就任，还告诉他，他们愿意讲和，而国王也有意赞成，力劝他运用他的影响“促使信任他的议员们也趋向于议和”。这种说法系指在威斯敏斯特的上下两院，而查理已坚决不再承认他们是议会了。

到了2月18日，又有一封信送到埃塞克斯。这是福思伯爵请发通行护照给两个人，国王想派遣这两个人前来伦敦，奉命谈和。埃塞克斯答复道，

“伯爵，等到你有信来要求一张通行护照给你前次信内所提的两个人，说明他们是奉国王之命前来伦敦议会的，我将很高兴地表示我乐于促进一切忠诚的人们馨香祷求的那种欢乐的实现，那就是，在国王与他的忠诚的和只此一家的议会之间的一种真正的谅解。”

查理发现他的对手如此地丝毫不肯通融，反而私自庆幸起来，认为如此他这边的人就可寄一切希望于一战。但是在牛津的议会究竟与国王的脾性不同，这个议会充分明了自己的弱点所在，对于自己地位的合法性大有怀疑，所以他们不敢自称为议会——这个议会且私下懊恼国王不准称威斯敏斯特的两院为议会，从而在议和的路上设置这样的障碍。这个议会力劝国王，请他无论如何在和解的路上再前走一步，求他多少退让一点，以平另外一方的气。查理答应写信给两院，提议谈判。他信上的称谓是：“致在威斯敏斯特集会的贵族们和下议员们。”但是在信里，查理说到“在牛津聚集的议会的贵族们及下议员们”，作为与他们平等的一方（3月30日）。埃塞克斯派往伦敦的一个号手不久就带议会的回信来了。这封信说道，“当我们考虑陛下信内所用的字眼的时候，我们对于和平的获得，感到比任何过去时代都更悲观失望，因为你的词句使现在聚集在牛津的人（他们做了违反他们职责的事，背弃了陛下的议会）置于和议会同等的地位。这个现存的议会，原是照着众所周知的基本法律而召集的，是照着陛下所批准的一条法令而得以继续存在的，现在陛下反而不许以议会的名称称呼他们。我们就不能不让陛下晓得，我们不能不克尽职责，因此我们决定以我们的生命财产，保卫并坚持这个议会的正当权利和全部权力。”

牛津的议会完全失去了重修旧好的希望，从那以后就认为自己这个团体尽管待在那里，却已无什么目的。但是他们继续开会，开到4月16日，刊布了几篇长而无聊的宣言，投票议决几种捐税与借款，对威斯敏斯特议会说了许多责难的话，通过了几条重重叠叠的议案，声明效忠国王。但是贯串这些决议的是它的忸怩，它的无所作为，以及它对于自身的弱点的惶惑不安。由于多少也要保全外观的面子，因此只好当着国王的面，有意地表现其保全法律秩序与和平的急切愿望。国王本来就害怕这许多策士们的监督，不久以后又发现他们不但讨厌而且是一无用处。他们自己也厌倦于死板的、既无目的又无结果的会议。在郑重宣布他将要继续按照他们的意见来约制自己的行动以后，查理于4月16日宣布议会暂时休会。议员们只好散了，议会的大门还没有关闭，查理就对王后自我称庆，说他终于摆脱了这个杂种议会，说它不过是作出胆怯的、煽动性的动议的巢穴。

战事发生在即，而战幕揭开之前已有一些不祥之兆。尽管在冬天的时候，双方的主力军队还没有什么行动，在国内其他部分却已打了几仗，战况颇为有利。从爱尔兰撤回来的军队在西北地区打了六个星期胜仗之后，却被费尔法克斯在柴郡的南特威治城打得几乎溃不成军（1月25日）。在北面，有利文伯爵所统领的苏格兰军开始向英格兰进军（1月19日）；纽卡斯尔勋爵上前迎战，但是当他不在那里的时候，费尔法克斯在塞尔比（4月11日）打败了许多保王党。为了巩固约克要塞以免为敌军所破，纽卡斯尔自己就不能不在这里闭城坚守。东面则有曼彻斯特勋爵和克伦威尔练就的一支一万四千人的新军，几已准备就绪，无论议会要他们前往那里就开往那里。南方则有威廉·沃勒爵士在汉普郡的阿尔雷斯福尔德，出其不意地打胜了拉尔夫·霍普顿爵士（3月29日）。鲁珀特亲王在诺丁汉郡及兰开夏打过几次胜仗，却补不过这重重的失败。保王军越来越无纪律，无秩序，诚实的士兵日益感到忧愁和厌憎，其余的人则肆行蹂躏，作为他们的有勇无德的报酬；国王愈来愈节制不了他的军官，军官也愈来愈管束不了他们的士兵。伦敦却与此相反，所有的措施都是很正常的，比过去任何期间都执行得好。有许多人说些不满的话，说议会办事不迅速，而且计议不能保密，议会有所决定，国王便立刻得到消息。于是以两王国委员会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中有七个贵族，十四个下议员，四个苏格兰委员，管理战时两王国间的关系，与外国书信往来等事，几乎握有绝对的权力（2月16日）。有许多家庭很是热心，每星期少吃一顿饭，省下钱来送与议会，于是通过一条法令，把这种乐捐改作强迫捐款，凡是伦敦及四郊居民都得照纳（3月26日）。一向未曾征收过的国内消费税现在开始征收了，它们是葡萄酒税、苹果酒税、啤酒税、烟税及其他好几种货物的税（这是1643及1644年的事）。有一个委员会专管没收的财物，现在倍加严酷。初开战的时候，议会有五支军队，即苏格兰军、埃塞克斯所统率的军队及费尔法克斯所统率的军队，这都是公款所供给的。此外还有曼彻斯特所统串的，及沃勒所统率的，这是本地捐税所供给的，每星期在某某等郡抽收，遇有必要时，这几个郡还要募兵，这些军队共计有五万多人，全部归两王国的委员会指挥调度。

尽管牛津一片高傲的气派，但不久又表现出不安的景象。宫廷不复得到伦敦的准确消息，看见议会办事那样秘密就很惊慌，牛津所知道的不过是伦敦正在那里积极筹备战事，大权都集中于几个最有胆力的领袖手中。他们谈论着决胜的措施，一言以蔽之，他们的情况很不妙。突然间传播一个消息，说埃塞克斯与沃勒带兵前来围攻牛津。王后已有七个月的身孕，立刻声称她要走开。有几个顾问鼓足勇气指出了这样决定的不良效果，也是枉然。查理自己也说，他希望她改变她的决定，可是无效。她说她一想起关闭在一个围城之中就受不了。倘若不让她向西方躲避，住在一个离战场很远的地方（遇有危险她就可以坐船回法国），那么她就宁愿死。她一听到反对的建议，她就十分生气，又是哀求，又是痛哭，各方面后来只好依了她，择定埃克塞特做她的躲藏地点。快到4月底，她就与丈夫分手，此后他就再也看不到她了。

使王后感到这样恐怖的消息是很有根据的。埃塞克斯与沃勒果真领兵来封锁牛津了。费尔法克斯、曼彻斯特及苏格兰人，约好从另一方面在约克城下会师，共同包围该城。保王党的这两个重镇，及两支保王党大军，国王和纽卡斯尔勋爵，于是同时受到议会的全部军队同时进攻，两王国的委员会最近所采纳的就是这个简单而大胆的计策。

快到5月底，牛津几乎整个被包围了。国王的军队原驻在附近好几处地方，现在很轻易地被敌人驱逐了，他们被迫后撤，有的退入镇内，其余退入一个有堡垒的地点，那个地方在市镇的北边，城墙之外。援兵不能及时到来，鲁珀特亲王正深入兰开夏内地，莫里斯亲王正在包围多塞特郡的莱姆港口，霍普顿勋爵在布里斯托尔，正在要从敌军手中夺取该地，敌军曾设法与城里几个重要居民通了消息。有八千名伦敦民团的生力军来援，使埃塞克斯能够完成封锁行动。国王的处境此时危险万分，因而有一个最忠诚的枢密顾问官劝国王向伯爵投降，查理大怒道：“也许我有落到埃塞克斯伯爵手中的一天，但是那是我死了之后的事。”当下伦敦流行一个谣传，说国王不知道怎样逃走，就决计出其不意地回伦敦来，否则就是请埃塞克斯保护他。下议员们很是恐慌，与国王的愤怒程度相同。他们立刻写信给埃塞克斯说道，“伯爵，我们这里得到报告，说国王会来伦敦，我们奉本院命令请你竭力找出这种谣言的根据；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如若你获悉国王有来这里或到你军队的意图，你就必须告诉两院，若无议会的指示，你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埃塞克斯晓得在这一番说话的字里行间，藏着不信任他的意思，他就答道，“议长，国王回到伦敦的消息是怎样来的，我全不知道。我将尽力追查这个消息的根源，但是好象伦敦是最可能知情的地方，而我们军中这里却并无这样的消息。等到我一晓得国王果然有意要回到议会或军队中，我必定有报告，我不能想象真的有什么根据，但是即使有的话，我相信我也将是最后一个听见这种消息的人。”

议会和军队随后忽然得到一个很不相同、却是更可靠的但大出他们意外的消息，他们听说国王已离开他们，逃走了。6月3日晚上9点钟，他撇下第二个儿子及身边扈从，带了威尔斯亲王离开牛津，穿过两个敌军营盘之间地带，同在市镇北等候着的一支轻兵会合，迅速跑了，追不上了。

大家非常惊愕，显然需要立刻作出决策。现在再围攻牛津，就没有目的了。两军之间也没有需要共同努力的事了。国王既得自由，马上就变成很可怕的人物了，最要紧的是必须阻止他同鲁珀特亲王联合在一起。

埃塞克斯开了个大型作战会议，提议既无大炮及辎重拖累的沃勒，应该追赶查理，他本人则统军西行，以解莱姆之围，平息这一片地方，使它处于议会的权力之下。沃勒反对这个计划，他说如果两军需要分开行事，两王国的委员会所分配给两军的任务并不是以此为目标。统兵西行，原是他的责任。但作战会议表示同意元帅，埃塞克斯很高傲地要求他服从。沃勒服从了命令，开始出发，但却先对委员会表示了满腹牢骚，说伯爵太藐视委员会的指令了。

在盛怒之下，委员会立刻报告议会，议员们经过辩论之后，就下达命令给埃塞克斯，叫他掉头去追赶国王，而让沃勒独向西行，因为当初本应这样办的。

伯爵参加作战，心情本来就不愉快。尽管他的仇敌在短时期中曾被他们的危险处境及他的胜利弄得十分胆怯，但是到了冬天，他们又重新开始怀疑他，攻击他，给他造出千百件的麻烦。当他快要出发的时候，有一份群众请愿书要求改组他的军队，而下院收受请愿书时，并未表示什么不快。沃勒的军队经常得到更好的供应，军饷也较能按期发给。曼彻斯特勋爵正在成立一支新军，显然也是为了反对他的，且准备在必要时，代替他统率军队。他在伦敦及在他自己阵营的朋友都很气愤，很怪那班不懂军事的人，居然胆敢从威斯敏斯特大厅指挥军事，并且向将军们发号施令，教他们怎样动作。他回答委员会道：“你们的命令，既违犯军纪，又于理不通。我若现在回去，就只会鼓励各处的敌军。你们的受到怀疑但是无辜的埃塞克斯呈复。”他又继续前进了。

大为惊奇的委员会停止争执了，而且压下他们的怒气。埃塞克斯的仇敌觉得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不能把他搞下台，而且现在还少他不得。他们暂时只好敷衍他，不过在给他的答复里头，说了几句责备的话，告诫他以后不要再用这样的语气。他奉命前进，而从前的命令却是要他放弃前进的。

从沃勒军中传来的消息与这样谨慎的步骤大有关系。沃勒是委员会所最喜欢的将领，他追赶国王毫无结果以后，现在轮到他受即将到来的危险的威胁了。查理得知议会两个将军已分开，并得知他只需对付其中之一，于是他暂停前进，写信嘱咐鲁珀特亲王立刻往援约克，他自己却勇敢地顺着由牛津逃来的路往回走，再度回到牛津，那是在他离开牛津十七天之后的事。现在国王自己统率军队，采取攻势。当时沃勒在伍斯特郡寻找国王。沃勒一听到国王这样的举动，就兼程回头，因为留下来把守通往伦敦大路的只有他一人了。他得到一些生力军以后，不久就以他惯有的自信前去赴战，或至少迎战。查理及其臣下，在经历许多危险而意外地得到成功后，自然就更热衷于同对方交火。6月29日，两军战于白金汉的克罗卜雷迪桥，沃勒虽然抵抗得很出色，但到底还是打了败仗，其失败的规模甚至超出了胜利一方的估计。

查理走了好运，居然表现出他向来不曾表现过的勇敢和技巧。他从容不迫地应付沃勒，他决定向西方前进，倾注他所能调动的全部军力进击埃塞克斯。最近敌方两支军队围困了他许久，使他几成釜中之鱼，现在他想以这样的两下重击，摧毁这两支敌军。除此而外，埃塞克斯也兵临埃克塞特城下。王后住在城中，分娩不过数日，尚不知道她丈夫的大胜，她又将恐慌万状了。查理打胜仗后两日，又出发了，他首先需要与人民言归于好，却不是真想议和，因此就从伊弗夏姆给两院发去一信（日期是1644年6月4日），他虽不以议会名义称呼他们，但要求和平之意溢于言表，再次请开和平谈判。

但是查理刚刚离开牛津，在他的求和信息尚来到达伦敦以前，议会的恐惧之心已消散了，形势改观了。他们并不认为沃勒的败仗有什么重要意义；议会刚刚得到消息，说议会的将军们在约克附近打了一个极漂亮的胜仗，约克献城即在旦夕，简而言之，在北方的保王党军已濒于完全消灭了。

事实上，7月2日在马尔斯顿泽地，在晚上7时至10时之间打了一个迄今未曾有过的决定胜负的一仗，带来了这些重大结果。三天前，鲁珀特亲王统领二万人向约克进发，当他快到的时候，议会的将军们曾经决计解围，希望至少也要做到阻止亲王送给养入城，不料鲁珀特挫败了他们的这些策略，不战而进入约克城。纽卡斯尔力劝他满足于这次胜利；纽卡斯尔说，敌人军中不和，苏格兰人与英吉利不和，独立派同长老会派不和，克伦威尔中将与克劳福德少将不和，他若一定要打，至少也要等三千援军到来才好打，援军不久就可到达。鲁珀特不肯听他的话，很无礼地答称，他接到国王的命令；于是他派军队追赶正在败退的敌军。他们不久就赶上敌军的后队。两方的军队都停下来，调回前哨，准备打仗。两军只相隔几道壕沟，相距都在步枪射程之内，寂然不动有两个小时之久，互相等待对方先动手。纽卡斯尔勋爵问亲王道：“殿下分派我什么任务？”鲁珀特答道：“我不准备在明天以前开仗，你先去休息吧。”纽卡斯尔走上马车，他几乎还未坐下，就有一排枪声，告诉他仗已打起来了，他立刻回到战场。他并不统率什么军队，只带领几个绅士（他们与他一样都生亲王的气），与他们同做志愿的战士。不过几分钟，这片洼地变作一片混乱，两军相遇，冲入彼此的行列，纷纷扰扰，乱成一团，议会党人与保王党人，骑兵与步兵，军官与军人，或独自一人，或几人成群，在战场上乱走，请命令，找寻自己的队伍。各方遇见敌人就拚打起来，完全无计划，无结果。最先是议会军队的右翼溃败，随后就是苏格兰骑兵被保王党一阵猛攻，也被击散了，费尔法克斯竭力聚拢他们，也是枉然。他们四面八方乱跑，喊道：“我们真倒楣，我们打败了！”他们传播他们打败的消息，传播得如此之快，以致有一个人从纽瓦克送信息到牛津时，这个地方以为打了胜仗，仅在几小时前点燃篝火，庆贺传闻的胜利。但是保王党的军队从追敌回来时，很诧异地发现，他们刚才所占据的地方，现在已被得胜的敌人占了，在苏格兰马队仅在他们面前逃走的同时，右翼虽然是鲁珀特所统率的，也遭遇同样的失败命运。他们激烈战斗之后，就被克伦威尔和他的马队的坚韧不拔所败。曼彻斯特的步兵完成了对敌军的挫败。克伦威尔看见已打败亲王的马队，便很机巧地重新聚集他的士卒，立刻回到战场，确证已取得胜利之后，这才想到祝捷。迟疑了一会之后，两军又开战，到了10点钟，战场上没有留下一个保王党，只有三千个战死者及一千六百个俘虏。

鲁珀特和纽卡斯尔夜半再入约克，彼此未相见，也未交谈。他们一到就互换信息，亲王送信息给伯爵说道：“我已经决定今早带着我的马队和剩下的步兵走了。”纽卡斯尔答道：“我到海边去，从那里登船前往大陆。”两人都说到做到，纽卡斯尔果然在斯卡巴勒登船，鲁珀特前往切斯特带着他的残军走了。两个星期内，约克就投降了（7月16日）。

独立派十分高兴，充满了希望。这次光荣的大捷应该归功于他们的将军及战士。克伦威尔的才略决定了胜利，这是议会军第一次击散保王党的马队，打大胜仗的都是克伦威尔所统率的圣骑士军（Saints of the Cavaliers），他们都是小乡绅，在战场上他们和他们的将军得了“铁甲军”的外号。他们夺到鲁珀特亲王的大旗，就陈列在威斯敏斯特，以显示胜利。假使他们没有在一阵热烈情绪中把夺来的一百多面敌人的旗帜撕碎了装饰他们的盔甲的话，他们原可以多送些敌军的旗与议会的。埃塞克斯也确曾打过两次胜仗，但是好象是出于勉强，只是为了拯救议会免其受临头的大祸而不得不战的，并无其他效果；而克伦威尔的圣骑士军则处处求战，敢于胜利。在今日这样伟大的一天里，苏格兰人表示出这样的怯懦，从今以后，是不是仍旧假装他们是在受制于长老会派的虐待？还要再说和平是必要的吗？胜利与自由是唯一的需要；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争得胜利与自由，以便充分实现那种为人民造福的改革；这些改革往往被只顾私利的人以及畏缩不前的人置于险境，而上帝之手则常常挽救这些人。到处都听到这种话，到处都有独立派、自由思想派或狂热信仰者、市民、讲经师或军人大声疾呼地表示他们的激情与愿望，到处都听到克伦威尔的名字，他的话比所有的人都激烈得多，同时他又以最善于创造最深远的谋划著称。该党现时仍相信曼彻斯特勋爵。克伦威尔有一天对他说道：“勋爵，你完全成为我们自己人了吧，不要再谈预备议和的事了，不要再谈同贵族们保持良好关系了，也不要再谈怕被议会拒绝了。我们与和谈及贵族有什么关系呀？你在不再称自己为曼彻斯特勋爵、而只称蒙塔古先生以前，你的事情是不会办得顺手的。只要你和诚实老百姓站在一起，你不久就会统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将把法律带给国王及议会。”

克伦威尔虽然存了胆大无比的希望，自己却一点未料到他这一派人已是胜利在即；亦丝毫未料到多快就有一场大祸临到他所最怕的对头身上。

埃塞克斯被轻易得来的胜仗所鼓舞，丝毫没有觉察到后而的愈积愈大的危险，只管往西挺进，越进越深。他在三个星期内解了莱姆之围，攻下韦茅斯、巴恩斯塔普尔、蒂弗汤、汤顿，几乎用不着一战就打散了试图拦阻他的保王党军队。当他快到埃克塞特的时候，王后打发人去要通行护照，以便前往巴思或布里斯托尔，为的是产后需要调养，他答道：“王后陛下若是喜欢的话，我不独送陛下护照，我还要自己亲送王后到伦敦，到了那里，你要无论什么好医师或调养品都有，至于陛下所想去的那一两个地方，我未得到议会命令，就不能从命。”王后害怕起来，就逃往法尔默思，由此登舟往法兰西（7月14日）。埃塞克斯继续前进。他在还看得见埃克塞特的时候，就得到消息，说国王打败了沃勒，正迅速进军前来打他，国王在一路上收集他所能统领的军队。于是立刻开作战会议，决定究竟应该继续前进，在康沃尔筑沟据守，还是回师去寻找国王，与他开仗。埃塞克斯主张同国王一战，但是其中有几个军官如哈里·文爵士的朋友罗伯茨勋爵，原在康沃尔有很多的田产，租钱久已不付，他们原要借这次出兵收租，所以他们反对回师。他们说，康沃尔的人民久受保王党压制，大军一到，必定群起响应，埃塞克斯就会得到从国王手中夺回这一郡的光荣，这一郡一向是坚定地支持国王的。埃塞克斯果然听了他们的话，先打发人往伦敦请援，就走入康沃尔的山隘。可是人民并不曾起来响应他，军粮行将告竭，国王已经逼近他了，他再度写信给伦敦，说他所处的地位极其危险，必需要沃勒和他人出兵攻打国王的后方，以分国王的兵力，才可使他的军队脱险。两王国委员会对于这件不幸之事，象煞有介事地喧闹一番，仿佛是满腔热血地要救他，号召人民为他祈祷，又命沃勒和米德尔顿，甚至加上曼彻斯特（他带领他的一部分军队已经从北方回来了），往救埃塞克斯。现在轮到他们表示极端的热烈了，沃勒写信说道：

“只要给我钱，给我人，上帝可作见证，如果我未能更快地前进，那决不是我的过错；但愿恶名与鲜血，溅在在前进的路上设置障碍的人头上。若是找不到钱，那么我没钱也前进。”但他并没有前进。米德尔顿也说一样的话，并挥师前进，但遇到第一个障碍就停步不前了。曼彻斯特根本不曾分兵赴援，独立派的领袖如哈里·文、圣约翰、艾尔顿、克伦威尔等因为在马斯顿泽地打了大胜仗，就信心十足，很高兴地以击中要害的拦截，赢得他们的仇人的破灭。他们都不曾想到，正在这个时候，处于极端困难中的埃塞克斯也许已将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他的手中。8月6日，国王有一封信送到他的大本营，讲了许多敬重的话，又给他许多希望，敦劝他给他的国家带来和平。送信来的就是伯爵的侄子比彻姆勋爵。他军中的几个上校好象对此信表示赞成。埃塞克斯说道：“我不给答复”，“我只有一个劝告，我劝国王回到他的议会去。”查理不再强求他。他虽然在马斯顿打了败仗，也许并不十分愿意用这样的一个人居间调停，但是他的左右却有很多人愿意讲和。保王党到了这个时候颇有独立和调查的精神，国王的御名现在不复如从前那样在他们身上具有潜力了。当他们聚会的时候，许多军官们很自由地讨论公共事务与国王的行为，他们相信埃塞克斯之所以拒绝议和，是因为他认为国王的诺言好象是缺乏保证。于是他们决定作出他们的保证，请他与他们会面。在力持这个计划的人当中，为首的是威尔莫特勋爵与珀西勋爵；一个是骑兵将领，一个是炮兵长官；一个是大胆的有识之士，却性好饮酒，军队因为他的乐呵呵的一片和气，很爱戴他；一个是冷淡而倨傲，但说话却很勇敢，席上常有美酒佳肴，有许多军官们常与他分享。查理听见他们的举动，以及用他们的名义所传阅的那封信，就大发脾气。虽然有人不满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却喜欢他们的用意。国王不敢禁止，便决定赞成此事，这封信变作正式文件，经他的允许，由莫理斯王子及统帅布伦特福伯爵及最初的那两个发起人的签字。一个号手送书到敌营（8月9日的事）。埃塞克斯答道：“诸位勋爵，来函开端便表明你们致函前来是奉什么权威之命，可是我是议会所派，而议会却不曾授权我议和，我若同你们议和，就是违令。埃塞克斯复。”这样干脆利落的拒绝议和，颇令保王党难堪，于是放弃了所有的议和的念头，下令解除威尔莫特和珀西的兵权，双方又继续敌对下去。

埃塞克斯不久就发现他自己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他每天打仗，越打越注入危境，他的士兵已经厌战，队伍中酝酿许多阴谋，国王引兵围他，越围越近，在四面八方筑起了台垒，伯爵的马队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取得粮草了，他同海上也几乎断绝了自由交通，而他惟有依靠海道才得到给养。总之，到了8月底，他被团团围困，保王党已能在附近高地上俯瞰他军中的全部行动。他处于这样极其困难的地位，只好命威廉·鲍尔弗爵士所统领的骑兵，尽一切可能突围而出，自己则统领步兵向福韦海口走去。骑兵利用夜深多雾，居然在两师保王党军队中间穿过。步兵在狭窄泥泞的路上艰难行进，后有国王率领的全部军队的追赶，只好一边走一边扔下大炮行李，后来就完全失去安全的希望了。此时众人都表示愿意投降。埃塞克斯灰心了，迷惘了，又急于要避免那样做的奇耻大辱，于是并不同任何人商量，只带着两个军官，突然离营，到了海边，登舟向普利茅斯行驶。他将他的军队交与斯基庞统领。

军中得知他已走了，斯基庞就召开一个军事会议，他说：“诸位，你们已经晓得我们的将军和几个重要军官撇开我们不管就走了，我们的骑兵也走了，现在只剩下我们去抵御敌军。我现在向你们提议，我们的勇敢并不亚于骑兵，同一个上帝会一样地帮助我们，我们还可以试试我们的运气，努力从敌军中突围，如同骑兵一样。我认为与其含羞忍辱而生，不如抱着廉耻与忠信而死。”可惜斯基庞未能把自己的英勇传给军事会议。有许多军官，原是忠勇军人，却是长老会派，如同埃塞克斯那样温和，也象埃塞克斯那样地忧愁，且垂头丧气。国王劝他投降，给他意想不到的优厚条件，国王只要他们缴出枪炮、弹药及军械，全数的军官战士们将可保留他们的自由，且保护他们平安出走，到最近的议会军所在地去。9月1日，议会军如约投降，议会军受国王的骑兵保护，没有将军，没有武器，走过不久以前他们曾以征服者姿态所走过的地方。

这期间，埃塞克斯在普利茅斯登岸，写报告把他的败绩告诉议会，他写道：“本党所受的最大打击，莫过于这一次了。我一心想回来接受审判，这样的大败是决不可加以隐瞒的。”一星期后，他奉到伦敦的回文道：“伯爵，两王国委员会把你从普利茅斯的来信告诉两院，今奉两院命令让你得知，他们完全了解这次偶然事件的不幸，也认识到，天意既然如此，只好忍受，所以他们还是一样地敬爱你，还是一样地信任你忠于所事，为国宣劳，不减于从前。议会决计竭尽力量补救这次的损失，召集军队仍交你统领。上帝赐福，望你恢复到一种比前更好的情况，因此他们已经写信给曼彻斯特勋爵，命他统带全部骑兵步兵，即速向多尔切斯特进发。威廉·沃特爵士亦奉命赶快前往多尔切斯特，也教他统领全数骑兵步兵前往。两院已经派人押解六千步兵军械，五百支手枪，六千套军衣等等前往普利茅斯交与伯爵阁下，以鼓励你的军队，且使他们有军械使用。两院深信你在那些地方，招齐军士人们成为一军，加以部署，将于公家有利。”

埃塞克斯奉到公文，不胜诧异之至。他本预料必定会受弹劾，至少也要受严厉斥责。但是由于新近得到证实的他的忠诚，由于这次灾祸规模的巨大，又由于必须给点颜色给敌人看看，因此就导致那些一向犹豫不决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下属讲求团结一致，而他的对手们也决计不攻击他了。埃塞克斯已经被他自己的不幸与过失弄得很狼狈，因此他的对手们不再当他是个危险人物。他们深知他，他们预料他不久就会辞职归田，以免他的尊严受到这样的激烈震撼。直到这时，他们依然体面地对待他，他们自己也就得到了体面。他们避免追查埃塞克斯打败仗的真正原因，因为如果那样做，说不定于他们自己也有所不便。还有一层，主和的人现在不能不重新努力主战。独立派的领袖们既诚挚又有手段。他们仍是一言不发，看来议会全体都很庄重地忍受了这次大败。

开头，议会的活动及其坚决态度使国王的步调迟缓下来了。他给两院送去了一件和平的信件。在三个星期之中，他曾在普利茅斯、莱姆、朴次茅斯等处露了面，甚感满足。这几处地方都是不曾投降的。但是到了9月底，国王听说那个早已声言要在苏格兰境内倡乱的蒙特罗斯，终于成功了，并已一连打了几个胜仗。蒙特罗斯在马尔斯顿泽地战役之后，扮成一个仆人，只有两个同伴相随，步行通过苏格兰的边界，前往斯特拉森，那是他的表兄帕特里克·格雷厄姆的家，并在高地的人口处等候安特里姆送给他的爱尔兰援军登陆。他昼伏夜行，晚上走进四围的大山，到处亲自从他的党羽口中探听消息。他不久就听说爱尔兰队伍已经登陆（7月8日），往内地前进，沿途掳掠蹂躏，却不晓得住什么地方去寻找那个答应他们的将军。当他们正在阿索尔的边界上的时候，蒙特罗斯带了一个随从，忽然出现于他们的营中，作高地人打扮。他们立刻承认他作领袖，有几族的人听见他来了，也来参加，他立刻领他们去打仗，只要他们奋勇打仗，就随便他们去乱抢。他在两个星期内，打了两次胜仗，占据了珀思，并在一场突然袭击中攻下了阿伯丁。北方部族纷纷举兵响应，威声远震，转瞬到了苏格兰京都爱丁堡城下。

查理得到这个消息，就很高兴，以为挽救了马尔斯顿泽地之败，以为议会不久将在北方发现一支劲敌，且以为他不必再畏惧，只管在南方乘胜进军好了。他决计领兵前往伦敦，他因为要师出有名，且要表示决绝，在出发的时候，到处播传他的一篇宣言，其中号召南部及东部人民响应他，教他们自选军官，在路上加入他的军队，同他一起前进，并传议会来接受议和条件。

但是议会已经采取措施：曼彻斯特、沃勒、埃塞克斯的联合军队已经从西面控制了伦敦。议会从来没有集中过这么多军队于一个地点。一听说国王快到，就有詹姆士·哈林顿爵士所统领的五个团的伦敦民团加入。同时抽收新税。下议院命人把存贮于伦敦塔的国王的金银器皿，熔化变卖，以供军需。等到后来终于得知两军已经列阵相对，店铺都关了门，人民跑入教堂，命人恭敬禁食，求主福祐即将到来的战争。

城里与在营中一样，天天都预料到战事行将发生，只有埃塞克斯一人疾病缠身，心灰意懒。他虽然奉命统领全军，但仍留在伦敦城内毫无行动。议会听说他尚未出城，就派一个联合的代表团前往见他，重新声明两院热情信任他。埃塞克斯多谢代表团，却仍不到军中。10月27日在纽伯里开仗，他并不在军中。一年前，当他从格洛斯特回来的时候，就在几乎同一地点打过一个很光荣的胜仗。埃塞克斯既不在军中，就由曼彻斯特勋爵指挥军队，这一仗打得很久，两方都拚命地打，埃塞克斯部下的士卒尤其奋勇建功，他们一看见他们不久以前在康沃尔所失去的大炮，就很勇猛地冲向保王军，夺回他们的大炮，送到他们自己阵中，欣喜若狂地搂抱这几尊大炮。可是曼彻斯特的部分军队受了严重的挫折，有一个时期，两方各称得胜，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国王放弃攻打伦敦的计划，开始退走，回去牛津过冬了。

当下议会极少谈及这次的胜仗，也不曾举行公开的感谢得胜典礼。在胜仗消息抵达伦敦的第二天，两院还是照常进行每月的禁食（1644年11月30

①这篇宣言的日期是1644年9月30日。

日的事），好象没有什么可喜的事似的。人民看到如此冷淡，很觉诧异，于是开始有人散播不好听的谣言，人们传说若不是将军们意见不一致，本来可以打一次更具有决定意义的胜仗的，说他们并未拦阻国王，就让他逃走了，因为那时候一片月光，国王当着全军的面就跑了，当时只须略有所动作，就可以阻止他。人们后来得了消息，说国王又在纽伯里附近地方出现，而且无人拦阻他。他从唐宁顿堡搬出枪炮来（11月9日），还要再战，而议会军仍毫无举动。到处一片喧闹，下议院下令调查。克伦威尔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发表他的意见。他说道：“这事完全归咎于曼彻斯特伯爵，自马尔斯顿之战以来，他就怕打胜仗，他就怕一次具有决定性的大胜；但是到了现在，国王最近在纽伯里出现，我们若要全歼了他的军队，原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我去见将军，我向他指明，怎样能够办得到这件事，我求他让我用自己的军队去攻打国王，别的军官也同我一道求他，但是他执拗地不许，他只说：假使我们打倒国王的军队，国王仍然是国王，永远有另一支军队，以延长战事，而我们却不能；假使我们打了败仗，我们不过是叛逆之辈，将由法律来杀我们，把我们的财产充公。”最后这两句话，最能激动议会，议员们不能忍受有人疑心他们抗拒国王是不合法的。曼彻斯特第二天在上议院答复克伦威尔的攻击，解释他自己的行为及语言，反过来指责克伦威尔不听命令，说谎，甚至背信。他说打仗那一天，克伦威尔与他的军队并不在指定的地点。克伦威尔并不答复这一点，只是更激烈地攻击曼彻斯特。

长老会派大为震动，克伦威尔早已使他们感到恐怖了，他们看到克伦威尔最初很听话，巴结曼彻斯特，遇有机会总是褒扬曼彻斯特，而贬低埃塞克斯。后来他逐渐在伯爵的军队中握有权力，甚至超过了伯爵自己的权力。他把这个军队变成独立派的避难所，以及各种各类的不奉国教派、盟约派及国王的仇敌的避难所，这些人在他的保护之下，可以奉教若狂，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自由任意说话，祈祷，讲经。他们派一个苏格兰人，一个严格的长老会派，名叫克劳福德的上校，将他升为少将，企图借他抵消克伦威尔的影响，但是仍旧一无所得。克劳福德荒诞无稽地说克伦威尔怯懦，克伦威尔却一面专心挑他的对头的毛病，一面叫士兵们看不起他，也在议会和人民面前谴责他，不久就使得克劳福德无能为害于他了。克伦威尔得了手，又看见本党有显然的进步，就更大胆起来，居然公开宣布他是信教自由的保护人，他以自由思想家们及哲学家们的助力，使议会成立一个委员会（9月13日），研究怎样可以使不奉国教的人满意，否则，至少也要使他们得以行其所安，不受干扰。现在他攻击曼彻斯特本人，一提起苏格兰人来，就侮辱他们，大说特说用不着他们也可以照样得胜，又说他们若尝试压迫英国，他主张驱逐他们出境。一句话，他的胆子现在越来越大，开始怀疑国王、贵族，乃至本国的所有古老的及合法的秩序是否有存在的必要。长老会派的领导人，及温和派别的领导人，苏格兰的委员们，还有霍利斯、斯特普尔顿、梅里克、格林等人，听了他这番话，又惊又怒，就在埃塞克斯家里会议，要设法打倒这样危险的一个敌人。他们会商许久之后，就决计请教于怀特洛克和梅纳德。这两个人都是很有名望的律师，又是两院所尊重的，他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个人是赞成他们主张的。快到半夜的时候，用大将军的名义请他们来，却不说是为什么事。他们应召来了，颇为请他们深更半夜到来和情况异常而感到惊讶。苏格兰首相劳登勋爵对这两个人略作寒喧之后，就说道：“你们两位也很晓得克伦威尔少将不是我们的朋友，自从我们的军队进入英格兰以来，他用了许多见不得人的狡猾手段，夺去我们王国的体面与功绩，他也不是统帅的善心朋友，而你们和我们对于统帅都是敬爱的。你们两位都十分了解我们两个王国是协同一致的，曾经很庄严地订立过盟约，倘若有人从中煽动我们两国，应该怎样对付他呢？以苏格兰法律而言，凡是在国内煽动纷争及不和、贻害于国的，就称为公敌。你们两个人十分了解，你们的法律与我们的法律是否一样，这位少将是否如我们所说是一个煽惑人心的人，倘若他是的，你们也十分了解应该怎样对付他。”

两个律师你看我，我看你，大家都在等候他们的答复。片刻之间一片沉默，然后怀特洛克站起来说道：“我看见座上的贵人们，不想再讨论这几个要点了，我今在大人允许之下，谨对于首相这样清楚地提出的几个特别要点，发表我的卑微的和自由的意见。‘煽惑者’字眼的意义在我们英格兰，也同首相所说的苏格兰法律的意义相同，但是克伦威尔少将是否就是这样的一个煽惑者，却要有他所说的特殊的话及所做的特殊事情作凭据，看其趋向是否煽动两国不和，是否令两国发生意见，才能证实他是否那样一个人。我们的统帅和苏格兰的委员们既是极有荣誉又是具有权威的人物，我预料诸位必定先已觉得证据确凿，已可发生诸位所预期到的效力，然后才控告他犯罪，不然是不肯出面的。我以为克伦威尔少将是一个敏捷而多智的人，特别是新近在下议院有不小的势力，在上议院也有不少的朋友，况且他能够为自己辩护，以取得最佳的优势，我不曾听见统帅或首相，或其他人，说过什么详细情形，我又未听到人家私下所谈的话，足以作为一种清楚明白证据，能使下议院满意，相信克伦威尔是一个从事煽惑的人，因而应按法律惩办他。我以为此事大有可疑，所以我不能劝告诸位在这时候指控他是一个从事煽惑的人。我只请诸位命人搜集与他有关的言论，搜齐之后，诸位如果喜欢的话，我们还可以再来伺候各位大人。如有这样的证据，我们将较易于向诸位进言，诸位也更易于判断，究竟应该怎样办理这件事。”

梅纳德与怀特洛克意见相同，他且说“煽惑者”这个字眼在英吉利法律中原是很少用的，它将产生很大的解释分歧。霍利斯、斯特普尔顿、梅里克等人极力坚持他们自己的见解，说克伦威尔在下议院无大势力，他们极愿负起指控他的责任，他们并举出几件事实及几句言论，认为可以很清楚地证明他的阴谋。但是苏格兰的委员们拒绝参与这场斗争。快到早上两点钟的时候，梅纳德与怀特洛克退席。这次会议并无其他结果，除了促克伦威尔加快步伐以外。因为怀特洛克说道：“有一个靠不住的兄弟，把会议的经过告诉了克伦威尔。”这个靠不住的兄弟，或许就是怀特洛克自己。

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们另外设法补救这种威胁他们的不祥之事，他们的全部思想都倾注在议和上。议会始终不曾完全取消议和问题，有一次，有人正式提出议和，辩论之后，投票表决，多数主张议和，只有极少数的票，事实上只有议长的一票，决定了本国的命运（3月29日）。又有一次，法兰西和荷兰两国大使接连来信于伦敦与牛津之间，愿居间调停，但很少是出于诚意的，而且双方往往加以规避，又同时表示左右为难。想讲和的人太多了，因此无人敢公然反对它；在最后六个月里头，由两院所委派的委员会和苏格兰委员会，都在从事于拟订和议的草案。

长老会派忽然催促草案的制订，几天之内，和议稿子就送给两院，辩论一番之后，于11月8日投票议决采用；11月20日，派了九个委员携带草约往见国王。他们以为国王在沃林福德，他们就到了那里，等了两个钟点，对于他们的使命、他们的护照、他们的随从，逐点作了许多哓哓不休的讨论以后，守将布莱克上校才接见他们，告诉他们国王已经走了，他们往牛津也许可以见到他。他们本来想在沃林福德过夜，但是布莱克与他们的委员长邓比勋爵，在谈话中大吵起来，布莱克的言词如此粗鲁，守兵的态度又如此怕人，他们想想还是不如立即退出这个地方为妙。翌日，他们到达牛津不远的地方就止步，派一个号手往见守将，告诉他们的来意。过了几点钟并无回音，国王在花园散步，看见山头上有几个委员和随从们，就询问是谁，有人说是委员们，国王立刻传基利格鲁来，命他领委员们入城，替他们安顿住处，还对他们如此久等表示歉意。当他们在几个保王党保护之下在牛津大街上走过的时候，人民聚在一处痛骂他们，甚至有人向他们掷石子泥块。他们被带到一间很鄙陋的小客栈，还未坐定，离他们的屋子不远就有人大吵起来。霍利斯同怀特洛克立刻出去，原来有几个保王党军官走进大屋，同委员们的随从吵起来，称他们的主人为“可怜虫”、“卖国贼”、“反叛”，不许他们走近壁炉烤火。霍利斯抓住一个军官的衣领，用力摇撼他，推他出去，责他无礼。怀特洛克也是这样，于是关了客店大门，守将派人守门。到了晚上，就有几个枢密顾问官来看委员们，海德在其内，对于刚才的骚扰说了一番抱歉的话，表示他们极其愿意与委员们协力议和，国王打发人来说明天接见他们（11月2日）。

委员们觐见的时间很短，邓比勋爵大声读议会的提议，内阁及廷臣们都听了；国王不曾想到议会要他卑躬承受如此的条件，议会不信任他，要他放弃君权，要他交出保王党，以便议会报复。在座的人听时不止一次发出怒声。有一次当邓比勋爵念出鲁珀特亲王及莫理斯亲王的名字来，这时候这两个人本人正站在旁边。条件说道，两个亲王不在大赦之列。廷臣们正要开口大笑，国王回过头来很严厉地看他们一眼，众人不敢吱声，继续很耐烦很庄重地听着。读完之后，邓比勋爵问道：“你有权谈判和约么？”他们答道：“我们无权，我们奉命送条件来，请你们用文书答复。”国王答道：“好的，我将尽我的所能，赶快给你们回信。”委员们回到了小客栈。

当晚霍利斯和怀特洛克得了同事们的许可，往访林赛勋爵，他是伺候国王寝宫的，是他们的老朋友，因为受了伤他不能往访他们。他们同勋爵谈话不到一刻钟，国王进来，满脸和蔼的神色，走上前来说道：“两位，你们未能送更好的议和条件，更合情合理的条件来，使我心理难过。”霍利斯答道：“先生，议员们所能同意的就是这样的条件，我希望这样的条件可以产生好结果。”国王说道：“我晓得你们只能送他们所愿送的条件来，我却要坦白承认，我看见后却引起不小的诧异，尤其是限制的条款。你们难道想象我会不顾及道理、不顾及面子，同意这种条件么？”霍利斯说道：“先生，我本来希望其中有几条不是这样写的，但陛下知道，这些都是由多数通过决定的。”国王说道：“我知道是由多数决定的，我深信你们来这里的几位以及你们的朋友们（我说的是议会里头，不是你们党内）曾努力不这样提，因为我知道你们是主和的。”怀特洛克说道：“我从前到这里来过几次，以及现在这一次，来伺候陛下，总是得不到好效果，这使我心里委实难过。”国王说道：“怀特洛克先生，我但愿他人的判断同你的和霍利斯先生的判断一样，如果如此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的芥蒂早已得到好结果了。在我这一方面，我竭诚愿和，正因为要讲和，又因我深信你们两位，我向你们请教，对于你们的提议，我最好怎样答复，才可以促进所有的好人都乐观其成的和议。”霍利斯说到：“处于现在的情况下，我们求国王勿怪，我们不能献议。”怀特洛克说道：“事出偶然，我们此刻来到陛下面前。但是我们现在所奉的使命，不许可我们对于这件事在君主面前献策，假使我们应该献策，在这个特殊场合也不能做到。”国王说道：“我能断定你们是有才略的，我现在不当你们是议会的使者，而当你们是我的朋友，当你们是我的私人臣下，我要请教你们。”霍说道：“以私人资格说话，陛下已经看见，我们已经够自由的了，至于陛下的答复，我再进一步说，我以为最好的答复还是你自己到我们那里来。”国王说：“我怎样能够平安地到达你们那里去呢？”霍利斯说道：“你离开这里，直接回来议会，我深信你的身体不会受到损害的。”国王说道：“这也许是一个问题，但是我猜，打发你们来这里的重要人物盼望你们所送来的条件，即日给予答复。”怀特洛克说道：“我相信，最好的最令人满意的当场答复，就是陛下到议会来。”国王说道：“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吧，我要霍利斯先生和怀特洛克先生到隔壁房间，稍事会商，然后把你们认为我应该答复的话，及你们认为可以促进和议的话，全写下来。”霍利斯说道：

“我们服从陛下的命令。”

他们两人走进另一间屋子。怀特洛克迟疑了一会之后，很小心地掩饰他自己的笔迹，把国王要他发表的意见写出来。他们把写下来的东西留在桌上，回来见国王。国王独自进入二人刚出来的小屋子，拿了他们所写的东西，走回来，再谈了一会，国王很客气地走了。两个委员立刻回去他们的小客寓，对他们的同事们绝口不谈刚才这件事。

三天后（11月27日），国王请委员会来，把一封加封的文件交与邓比勋爵，信面上未写姓名住址。国王说道：“这就是我的答复，你带回去。交与打发你们来的人。”这个伯爵看见这样非常的形式，又看见国王很执拗，不称威斯敏斯特的两院为议会，就求国王许他与同事们暂时退席，以便商量他们该做什么。国王说道：“你们为什么还要商量？你们无权谈判条件，这是你们一到的时候就告诉我的，我也晓得自从你们到后，未曾接到伦敦来信。”邓比勋爵坚持要商量，借口委员会也许有话要同国王说。国王有点怒意，说道，“诸位，我愿听你们从伦敦带来的要说的话，我却不愿听你们在牛津得到的许多妄想及幻想。我不让你们对我耍弄什么。”伯爵答道，“先生，对任何人都不耍弄什么，更不会对陛下耍弄什么。”“我不是指你。”

“陛下至少也得许我们询问，这封信件究竟是写给谁的？”“这就是我的答复，即使它是一篇山歌，或是一篇罗宾汉的曲子，你也得带去。”“陛下，我们奉命主办的事，多少要比一支山歌要紧。”“这个我晓得，但是我再次告诉你们，你们说没有权力同我谈判条件，我的记性不见得不如你们的记性好。你们仅仅奉命将条件交给我，一个靠得住的车夫也可以送信来。”“我希望陛下不以车夫看待我们。”“我不曾说你们是车夫，我却要再说一遍，这就是我的回话，你必须带回去，我没有必要做什么了。”他们越谈越有气，霍利斯和皮尔庞特竭力设法使国王说，他这番话是对两院说的，却毫无效果。后来委员会只好领受这种形式的答复，就退出来。到了晚上，国王的寝宫侍役阿什伯纳罕来找他们，他说道：“国王感到，当他生气的时候，他可能于无意中说过令人不满意的话，国王却根本没有那种意思，他希望你们对他们所说的话作最好的理解。”委员们很郑重地说，对于国王所说的话都是很尊敬的，于是启程回伦敦，有一个号手陪着，奉命领取议会对他们带去的加封的文件的回文。

国王信上所说，不过是为里奇曼公爵和南安普敦伯爵索取一张通行护照，国王答应在几天之内由这两个贵族送他的详细答复来。护照立刻照发，两个贵族一到（12月14日），就同当权的人见了面（12月16日）。其实，他们也并没有带什么答复来，他们的使命只限于请他们开会商议，由双方派人谈判和约。只是他们说过这番话之后，他们仍在伦敦逗留而已。于是就有谣言说，有成批的可疑的人陆续来到，两院的几个议员多次与两个贵族见面，市政公会（独立派的势力占优势）显示极度不安。于是请两个贵族离开，可是他们以种种虚浮的借口，迟迟不行，伦敦日益不安；人民愤恨，其势汹汹，大有在党派的阴谋未能完成以前就要爆发之势。后来两个贵族在主和的人力劝之下，回牛津去了（12月24日）。当时商量好，在他们走后三个星期，两王国的议会派二十二人，国王派十七人，在阿克斯布里奇定期商谈和约。

但是当长老会派一心谈和的时候，独立派却在备战。12月9日，下议院考虑国中所受的痛苦，商量设法补救，但无人站起来说话，大家都好象盼望有种决定性的办法提出，可是谁都想避免负责。在长久的缄默之后，克伦威尔对议会说道：“现在是说话的时候啦，否则就永远不要开口。目前已是最要紧的当口，因为战事旷日持久，已使我们这个国家到了流血不止以及濒于死亡的境地，我们今日必须救国，我们若不加速努力，更有效力地打仗，若不抛弃所有的拖延行为，如同那些海外受雇的、只知逐利的军人一样，故意把战事拖长，必定会弄得国人憎恶我们，憎恶议会。我们的仇人在说些什么呀？议会初开之时原是我们朋友的那些人现时又在说些什么呀？他们说，两院的议员们得了高位了，得了兵权了，利剑在手了，在议会里有了利益了，在军队里有了权力了，就可以使他们自己永远居高位执大权，他们哪里会想赶快使战事告终呢？战事一告终，他们的权利也要告终了。我现在当着你们的面说的这些话，也就是人们在你们背后说的话，我完全不是指摘什么人，我晓得现在仍在掌权带兵的两院的议员们的高尚品质，我若可以把我良心上的语言明说出来，却并不影射什么人的话，我确觉得，倘若不给军队带来新的方法，倘若不更加努力地催促作战，人民将不复能再忍受战事的痛苦，就会逼你们订立不体面的和约了。不过我却要请你们斟酌，无论在什么时机，你们切勿对于统帅说不满意的话，或责他玩忽职务，因为正如我自己必需承认的，我也有疏忽的时候，所以我晓得在军事上玩忽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不必过于严格地追究这些事情的原因，我们不如竭力进行最必要的补救。我望我们各人都有真正英格兰人的心肠与热情，贡献于我们祖国的公共利益，使两院的议员们用不着害怕为公益而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无论议会对于这件重大事情将来决议做什么？切勿当它是一种有损于他们尊荣的事。”另外一个议员说道：“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两个夏天过去了，而我们还不曾得救。我们英勇打仗得来的胜利（人血原是无价之宝），这样得来的恩赐，好象是放在一个有洞的袋子里，因为今日赢来的，明日又输了，夏天的胜仗不过变作了一段冬天的故事，到了秋天不游猎了，等到明春再来游猎，好象已经流过的血不过成为在战场上施肥之用，以便得到更加满意的丰收。我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我却要说，很明显，军队既归几个不同的统帅节制，由于他们之间缺乏呼应，以致屡次不利于公共事业的进行。”有一个不知名的信教狂徒名叫朱什·塔特的，人虽无名，却不妨碍他的提议的重要性，他说道：“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中止这许多祸害，那就是要求我们人人都要不惜一切地克制自己。我现在提议，凡是两院的议员，无论哪一个，在进行战争期间，一概不得当武官，亦不得当文官，请大家照此规定办事。”

这个提议并不是绝对新的，在1643年12月12日曾有人在上院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不过是偶然说出来的，并无效果。新近在1644年11月14日，下议员们大约是因为人民哗然不满，要安慰他们，所以派人调查议员们到手的全部各类职务的数目和价值。也许是有计划地，也许是碍于颜面，长老会派开头游移不决，不敢反对塔特的议案，几乎全无反对就通过了。两天后，又提出来作为一宗单独的议案，辩论得很长久又很激烈，在一个星期内辩论过四次（12月11日，14日，17日，19日）。人们都看得很清楚，这个议案的用意是在于从温和的政客手中，从长老会派手中，及革命的第一批领袖们手中，夺走其行政大权，只许他们关在威斯敏斯特的大会场里议事，议案的用意还在于企图在议会以外成立一支独立军队，不受议会节制。每次开会必重新辩论，越闹越激烈，有许多同独立派要好的，现在也反对这个办法。怀特洛克说道：“诸位知道，希腊人及罗马人把战时的及和平时期的重要职位，派给他们的元老院议员们充当，他们有他们的理由，说是因为元老院议员们的利益超过其他人，因此最能为他们出力。元老院的议员们既与元老院同休戚，当辩论的时候他们在场，他们更明白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自然不会有负与他们私人利益息息相关的托付，而他们的私利却正与公益有关。我现在很谦下地请你们议决此案，你们的祖先曾如此做过，他们认为议员们最宜于办最重要的事，我望你们也是这样想，不要在这个时候通过这条法令，不然，你们就会叫你们忠诚的仆从们灰心。”

别的议员们则更进一步，他们公然指斥他们的对头们暗藏野心。他们说道：“你们说什么自我克制，其实这不过是忌妒与营私的胜利。”但是人民不会相信这样的预期，长老会派已经江河日下，声誉扫地，而且凡是不属于该党的人看见他们倒了也毫不惋惜。虽然独立派在议会里头还远不算是大多数，他们的提案却很胜利地逐关通过了。埃塞克斯的朋友们虽然作最后的努力，要求以他作为例外，不在严禁之列。于是他们的修正案被否决了，12月

21日议决通过这一案，就送与上议院。

长老会派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上议院，而贵族们的迫切的利益就在于否决这个议案，全数的贵族都要受这个议案的影响，因为这条法令一实行，那么连他们的权力最后形迹也消灭了。但是就舆论而言，这一点却正是他们丧失信用以及他们的弱点的来源。为了要减轻这个议案的效力，为了免得人们疑心他们与牛津的宫廷勾勾搭搭，为了要阻止弄不好就要发作的保王党的阴谋，尤其要紧的还是，为了要使长老会派的激情得到满意，这一派的头子们在力图阻挡革命的进行的同时，也对革命作出些让步，并献给它一些牺牲品。许久以前，曾有四件弹劾案，都已束之高阁不理，现在要重提这些旧事，努力进行。第一件是麦圭尔勋爵被诉案，因为爱尔兰的叛乱，牵连了他。第二件起诉案就是霍瑟姆父子，因为他们要协同将赫尔地方献与国王。第三件起诉案，就是亚历山大·卡鲁爵士，因为他献圣尼古拉斯岛与国王。第四件起诉案就是劳德案，几次提出了又搁起了，此次又重提出；麦圭尔、霍瑟姆父子以及卡鲁三案都是新近犯的罪，曾经过法律证实，而且可能有起而效尤他们的人；只有劳德一案，他在狱里已经四年，年老体弱，现在只需要追究他帮同施行虐政的责任，而那个虐政已在四年前告终了。劳德的案情同斯特拉福德案类似，无法证实他大逆不道。若是要援用公权丧失法来定他的罪，如同当日定斯特拉福德的案的办法一样，却需要国王的许可。但是因神学观点而产生的仇恨既微妙复杂又难于平息，恰巧为首控告的就是劳德本人从前曾经如此不光采地致他的肢体于残废的同一个普林，现在轮到普林迫不及待地要羞辱与歼灭他的仇人劳德了。在受过长期的审讯之后（当受审时，这位大主教表现了出乎人们意料的才略及克制），就由仅仅七名贵族投票通过的简单法令（这却是不合法的，即使按照议会的很霸道的传统标准看，也仍是不合法的），宣布了他的罪状。他死的时候，表现了奉教虔笃的勇气，十分藐视他的仇人，也为国王的未来表示忧心忡忡。审讯其余三案时，也得到同样的结果。在六个星期里头，在托尔希尔竖过五次杀人架，比革命以来任何时期中的次数都多。一般的行政措施，也是以这样的精神为指导。在杀劳德前一个星期（1月3日），一向被容忍下来的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正式取消了。经过教士会的提议，有一本书名《公共礼拜指南》经议会的批准，取而代之。党魁们明知这样的革新会招致许多人反对，而且并不太希望这种革新得到成功，但是为了保持即将要丢掉的权力，他们不能不需要那信教狂热的长老会派的任何支持，因此对他们有求必应，不敢拒绝。独立派却不如此，他们努力要上议院通过有决定性的法令，于是开始有人递请愿书，其中甚至有几个请愿书迹近威胁，要求贵族与众议员同在一院开会。为了考虑如此严重的问题，于是规定议员们于12月18日禁食一天，祈求上帝光照他们的心胸。当日在威斯敏斯特宣讲圣道，在场只有两院议员，无疑是任凭讲经师们去自由发挥。哈里·文与克伦威尔曾很精心地挑选这一天的讲经师。两院经过许多通信往来及会商之后，下议院全体走到上议院（1月13日），要求采用这条法令，但是贵族们已经作了决定，就在这一天否决了这个法令。

这样的胜利好象是很重大的，时机又好象适于利用这个胜利。在阿克斯布里奇谈判的时期临近了。那些从伦敦逃走的议员偷偷摸摸地在牛津开过第二次会议，由于他们竭力苦劝，查理才终于答应称威斯敏斯特的上下两院为议会（快到1644年12月底的事）。他写信给王后，说道：“假使内阁里有两个人与我同意，我是绝不肯让步的。”同时，他派定他的委员，几乎全数都是主和的，议会也派了委员；其中只有哈里·文、圣约翰和普里多，是另有其他看法的。1月29日双方的谈判代表都到了阿克斯布里奇，满怀好意与希望。

他们彼此都以热诚相见，以礼相待。大家都是一向认得的，其中有好几个人在双方这样不和之前，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到此地当天晚上，海德、科尔佩珀、帕尔默、怀特洛克、霍利斯、皮尔庞特，且互相拜访，以能协力为国家求和平而相庆，从威斯敏斯特来的委员们因为受了更粗鲁更多疑的主人们的束缚，显然有更多的局促不安，且不敢坦白陈词。谈判以二十天为期，磋商的重点是宗教、民团与爱尔兰问题。商定每个题目讨论三天，或连续讨论，或交替讨论。在他们商讨的初步阶段，进行都是很顺利的，相互之间颇为信任和客气。但是当终于开始进入认真讨论的时候（1月30日），在谈判的会议桌上，所有的困难又出现啦。议会本身就有好几派，每派都有其根本的要害所在，谁也不肯后退一步；长老会派要求国家承认它为享受特别权利的教会；政客们要求指挥民团之权；独立派要求信教自由；国王不得不一一允诺，而国王从每一派得到的牺牲，恰是其他各方所绝对拒绝的。况且每方面一直盯牢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既和之后，大权是否在我这方面手上。这是最要紧的条件，这点若不成立，就无谈判可言。先谈的是宗教问题，不久就变成神学的争论，他们并不是谈判条款，而只是辩论，他们更急于讲明他们自己的一番道理，有过于商定一项和议。不久前彼此还是客客气气的，逐渐变成舌枪唇剑了，有几个委员因为有几个问题阻碍公开讨论的进行，就私下商量以便扫除障碍，不久这样的私谈也变成反唇相讥了。议会派来的委员中，有人同牛津的委员要好，特别是同海德要好，因为他们晓得他的见识超群，且是国王极其信任的人。苏格兰的大臣劳登勋爵，和彭布罗克伯爵、邓比两伯爵，久已同海德坦白会谈过，提及将来的种种危险，与在议会所酝酿的不祥的阴谋策划，又谈到国王必需作大幅度让步，才能挽救全局。海德很愿同他们讨论，可惜他一向倾向于自视过高，习于以才知自傲，不屑于迁就人，言词生硬而带讽刺。他为人诚实却看不起人，几乎常使来找他商量的人望而却步。小小的事情都暴露出各种纠缠不清的问题，都暴露出主和愿望与和谈是毫无用处。有一天是集市日期，有一个从伦敦来的狂热的讲经师名叫洛夫的人，在阿克斯布里奇的教堂里当着许多听经人的面，以最恶毒的语言，猛烈攻击保王党与和议。他说：“议和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从牛津来的人们满心只想流人的血，他们不过要敷衍人民，一直到他们能够下辣手伤害人民为止。这样的和约离和平远着哪，象天堂和地狱相离那么远。”国王的委员们要惩办这个人的胆大胡言，但议员们只肯打发他离开阿克斯布里奇，不敢再做什么。有许多不利于国王的谣传，是关于国王的真正意图的，谣言说国王虽然对于他的内阁的愿望作了如此之多的让步，其实他并不想要和平。他曾答应王后，不得到她的许可，他决不订立什么条件。他倒是一心企图酝酿议会内部的不和，根本不想同议会成立真正谅解，甚至有人怀疑他私下同爱尔兰天主教徒立了约，要他们成立军队。因此无论他的委员们怎样郑重其事地矢口否认，也不能令伦敦消除对国王的不信任。

这时，指定的谈判终结的期限快到了，议会无意延期。主和的人眼见两方的谈判委员还不曾得到什么结果就要分手，就很焦急，于是在快到2月中的时候，协同作最后的努力。据他们看来，关于民团问题，如果国王作一些让步，例如在若干年内让出指挥民团之权，交与几个领袖，其中有一半归议会委派，这种让步，似乎将不无效果。南安普敦伯爵就急匆匆地赶往牛津，求国王让出这个兵权。查理初时不肯，后经伯爵恳求，其他贵族也一同跪求，为他的君位与他的人民计，切勿拒绝这样的讲和好机会。查理终于让步了。他的顾问们心里本来很热烈地要求讲和，他们看见这一层成功了就喜不自胜，以为全部困难将可以很快告终。国王自己提议将民团交与某某等统领，其中就有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两人。当大家陪国王吃晚餐的时候，在座的人都兴高采烈，国王嫌他的葡萄酒不好，座中有一个人哈哈大笑，说道，“我希望在几天之内，陛下将同伦敦市长在市政厅饮更好的酒。”南安普敦伯爵将于翌晨回阿克斯布里奇，他去见国王，接受国王写在书面的已经商定的训令。不料国王竟收回诺言，断然拒绝让步，使伯爵非常诧异。

原来当夜国王得到蒙特罗斯勋爵从苏格兰的另一端送来的快得无与伦比的一封信，这就导致国王忽然改变主意。在两星期前，蒙特罗斯在阿盖尔郡的因弗湖大败了阿盖尔亲自统领的苏格兰兵（2月2日）。他在信内把这件事告诉国王之后，就说他极端反对同英格兰的反叛议会立约。“陛下的军队在苏格兰大获全胜，给我满心的欢喜，却不料它被从英格兰来的消息冲得干干净净。当我最近一次觐见陛下的时候，我曾充分地向陛下陈述我完全明了陛下的叛民对于两个王国搞些什么阴谋策划，陛下也许记得，陛下多么深信我的看法是对的。我很晓得自那以后并不曾发生什么事，能够改变陛下对此的意见，陛下若多让他们一些，这班人是会得寸进尺的。我有许多理由确知，他们不将陛下变作一个草扎的国王，他们是不肯罢休的。尊严神圣的国王呀！我若胆敢发表我的愚见，说陛下若同刀枪在手的叛民言和，那就将大失人君的尊严，请陛下勿怪我直言。上帝在上，我何敢阻挠陛下对于人民慈悲为怀？但是我一想到和约已经商妥，而陛下和人民却以两军相见于战场，我不禁毛骨悚然。蒙上帝赐福，我向陛下谨作保证，我正在采取正确方法使这个王国重新服从陛下的命令，倘若我与陛下的其他忠心的臣民所协力进行的事在夏末以前不失败的话（原是不可能失败的），我就能够带一支英勇军队来效忠陛下，陛下所出本是堂堂的正义之师，陛下一定能对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叛民大施惩罚。等到我征服这个王国归陛下统辖，等到我从达恩打到贝尔谢巴（我相信不久就能做到），我希望那时可以说（正如大卫的一个将军对他的主人所说），‘你来吧！不然我就要用我自己的名字称呼这个国家了。’因为我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陛下的光荣和利益。”这封信恢复了国王的最大的希望；南安普敦伯爵虽然不是那么自信，却不再力劝国王。他于是把国王拒绝的话带回阿克斯布里奇，却不说出什么原因。和议是打散了，长老会派的领袖们回到威斯敏斯特，因为和议不成，心痛欲裂，而且又使他们再次处于危险境地。

当他们不在伦敦的时候，过里的情况变得更危险了，独立派被迫抛弃克己的法令，至少也要暂时抛弃，热心地进行一件与之并行的事，就是军队的改组，在几天之中，诸事便齐备了，协调一致了，安排妥当了。计划、形式、经费及筹款的方法全都有了。规定将来有一支常备军，二万一千人，归一个指挥官统领，这个将军且有权委派他部下的全部军官们，只要议会批准。将军就是费尔法克斯，因为在过去长时期内，他异常勇敢，为人坦白，善于取胜，军人一见他就会热心打仗，这位将军早已为众望所归。克伦威尔当众赞成派他做将军，私下里对他们本党也表示物色得人。埃塞克斯这次是保住了他的军阶；沃勒与曼彻斯特也保住他们的军官委任，却是毫无权力了。1月28日，实行这次调整办法的法令，送到了上议院。他们至少也要提议几个修正案，并拖长辩论，以耽延其法令的通过。但是以这次而论，抵制是难做到的，因为这条法令原是人民所认可的。人民深信，军队里的头头太多，政出多门，就是战事拖延与效率不佳的真正原因。下议员们有了人民为后盾，就逼使这法案通行无阻，贵族后来让步了，于2月19日（在阿克斯布里奇和议垮台前两日）费尔法克斯经过介绍来到议会，他站在一把椅子旁（专为他预备的）质朴地和谦恭地领受议长的正式奖励表扬。

长老会派的领袖们一回到威斯敏斯特，就想努力弥补这次的失败。上院很愤激地表示不满，说新近有人针对上议院，使用攻击性和威胁性的语言，还到处传播说，下议院正考虑要废除贵族。下议院作了答复，郑重宣布他们非常尊重贵族的权利，而且他们将坚决地支持这样的权利（3月24日）。苏格兰的委员们以盟约的名义，对两院（3月3日）说了一番抗议的话，于锋利之中又带软弱，下议院不予理睬，送出另外一条法令给上院，更进一步加强了费尔法克斯的权力。从给他的委任令中，下院删去了一句话（所有这类的委令，向来都有这句话的）：“要保障国王的人身安全。”贵族们决议要恢复这一句话；而下议员们表示拒绝（3月29日），他们说：“这句话会令士兵们灰心，且鼓励国王率领他的军队冒一切冒险。”贵族们一定要恢复这句话，在一连三次的辩论中，虽有下议员们的努力，上院在投票表决这一条的时候，三次都是赞成与反对票相等。因为这样，诸事都悬而不决。下议员们说：他们已经尽其所能，倘因此耽延误事，贵族们就应对于国家负责。（3月31日）贵族们不但已经逆料到这样反对下去是毫无用处，而且也已看到行将来临的终局，所以他们开始倦于抵抗了。正在这个当口，阿盖尔侯爵从苏格兰来。以宗教论，他是长老会中人，但以政治论，他属于更大胆些的思想家之列。至于独立派的人，尤其是哈里·文与克伦威尔，不久就同他成为亲密朋友。况且阿盖尔有新仇要报：阿盖尔这个人有优异而幽深的知识，思想活跃，但是他在议事厅内所表现的坚决却远过于在战场上。蒙特罗斯打胜苏格兰人那一仗，阿盖尔刚到湖中，还不曾靠近战场呢，一看见他的军队溃散，他自己就逃了。从这一天起，无论在英格兰抑或在苏格兰，保王党们一提起阿盖尔的名字无不趁机侮辱他的。惟有叫保王党完全失败，才能使他的报复心理得到满足。他施用他的影响劝告苏格兰委员们和几个长老会派的头领，不要再反对，不独不要反对重新组织军队，而且不要反对自我克制的法令。他说：这样的反对徒然害事，将来由于情势必要，迟早会取消这样的反对的。这是难免的，不过或早或晚罢了。埃塞克斯看到他的朋友们的决心在动摇，他决计走在他们示弱之前就宣告他要辞职。4月1日，在他出席上议院时，站立起来，手拿一张纸（这是因为他不长于言词，所以常常要看这张纸说话）。他说：“诸位勋爵，我从前奉两院的命令，担负这个重任，我伸手接受他们的剑。我敢说，我受任以来，在几乎三年之中，我一贯是尽我的忠诚为你们效力。在此过程中，我希望我既未失我自己的荣誉，又无负于公众。我现在看见通过了这许多的法令，就晓得下院的意志是要我空出我的位置。在格洛斯特之役以后，我原就想辞职，无论人家怎样批评我，我却并不是为自己而久不辞职，只因有许多人为公益起见，以大义责我，亦有许多人表示爱戴，我不能不听他们苦劝，其实我早已要辞职了。我现在辞职，我把我的使命交还当日给我的人。有人相信我的辞职会有利于现在的不妙的时局，我但愿如此。我求两院查核现在免职的军官们的欠薪单，照发大部分欠饷，以维持他们的生计，由公家承担将来偿还未给的部分，且求两院不以我此举为过分。诸位勋爵，我晓得我们处于现在这样不幸的时局里头，嫉妒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明智与博爱应该对之加以限制，不使其有害于国。但望我这一个建议不是不合时宜的，我愿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既享受其他利益，亦分享我的建议的利益，由于我热爱议会才有此举，无论议会怎样酬我——我现时所受的待遇，他人亦曾受过，不止我一个人——我还是衷心祝愿议会兴旺发达。”

这一番演说，从上议院看来，好象是自天而降的解救，他们赶快通知下议院，他们不加修正就通过了重新组织军队的法令。邓比及曼彻斯特两伯爵亦同时辞职。上院因为他们两人因爱国而作出的牺牲，投票议决感谢他们，给他们以许多承诺，下议院全体赞成。翌日，上议院毫无阻碍地通过一条自我否定的法令，与最初的略有不同，却有助于得到同样的效果。这次斗争曾使人们很不放心，现在终于结束了，人们就深感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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