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論「文人相輕」——兩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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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紅作《生死場》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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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文人，輕個不完，弄得別一些作者搖頭歎氣了，以為作踐了文苑。這自然也說得通。陶淵明先生「采菊東籬下」，心境必須清幽閒適，他這才能夠「悠然見南山」，如果籬中籬外，有人大嚷大跳，大罵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卻「悠然」不得，只好「愕然見南山」了。現在和晉宋之交有些不同，連「象牙之塔」也已經搬到街頭來，似乎頗有「不隔」之意，然而也還得有幽閒，要不然，即無以寄其沉痛，文壇減色，嚷嚷之罪大矣。於是相輕的文人們的處境，就也更加艱難起來，連街頭也不再是擾攘的地方了，真是途窮道盡。
然而如果還要相輕又怎麼樣呢？前清有成例，知縣老爺出巡，路遇兩人相打，不問青紅皂白，誰是誰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不相輕的文人們縱有「肅靜」「回避」牌，卻無小板子，打是自然不至於的，他還是用「筆伐」，說兩面都不是好東西。這裡有一段炯之先生的《談談上海的刊物》為例——
「說到這種爭鬥，使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的爭鬥成績。這成績就是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醜角，等於木偶戲的互相揪打或以頭互碰，除了讀者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以外，別無所有。把讀者養成歡喜看『戲』不歡喜看『書』的習氣，『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爭鬥的延長，無結果的延長，實在可說是中國讀者的大不幸。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占篇幅少一些？一個時代的代表作，結起賬來若只是這些精巧的對罵，這文壇，未免太可憐了。」（天津《大公報》的《小公園》，八月十八日。）「這種鬥爭」，炯之先生還自有一個界說：「即是向異己者用一種瑣碎方法，加以無憐憫，不節制的辱罵。（一個術語，便是『鬥爭』。）」云。
於是乎這位炯之先生便以憐憫之心，節制之筆，定兩造為醜角，覺文壇之可憐了，雖然「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似乎不但並不以「『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簡直不登什麼「文壇消息」。不過「罵」是有的；只「看熱鬧」的讀者，大約一定也有的。試看路上兩人相打，他們何嘗沒有是非曲直之分，但旁觀者往往只覺得有趣；就是綁出法場去，也是不問罪狀，單看熱鬧的居多。由這情形，推而廣之以至於文壇，真令人有不如逆來順受，唾面自亁之感。到這裡來一個「然而」罷，轉過來是旁觀者或讀者，其實又並不全如炯之先生所擬定的混沌，有些是自有各人自己的判斷的。所以昔者古典主義者和羅曼主義者相罵，甚而至於相打，他們並不都成為醜角；左拉遭了劇烈的文字和圖畫的嘲罵，終於不成為醜角；連生前身敗名裂的王爾德，現在也不算是醜角。
自然，他們有作品。但中國也有的。中國的作品「可憐」得很，誠然，但這不只是文壇可憐，也是時代可憐，而且這可憐中，連「看熱鬧」的讀者和論客都在內。凡有可憐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憐的時代。昔之名人說「恕」字訣——但他們說，對於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今之名人說「忍」字訣，春天的論客以「文人相輕」混淆黑白，秋天的論客以「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丑角」抹殺是非。冷冰冰陰森森的平安的古塚中，怎麼會有生人氣？
「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占篇幅少一些？」——炯之先生問。有是有的。縱使名之曰「私罵」，但大約決不會件件都是一面等於二加二，一面等於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較近於「公」，在「罵」之中，有的較合於「理」的，居然來加評論的人，就該放棄了「看熱鬧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說出你究以為那一面較「是」，那一面較「非」來。
至於文人，則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抗戰。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彼兌飛說得好：
我的愛並不是歡欣安靜的人家，
花園似的，將平和一門關住，
其中有「幸福」慈愛地往來，
而撫養那「歡欣」，那嬌小的仙女。
我的愛，就如荒涼的沙漠一般——
一個大盜似的有嫉妒在那裡霸著；
他的劍是絕望的瘋狂，
而每一刺是各樣的謀殺！
九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