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知识青年必须由贫下中农给以再教育

下乡知识青年必须由贫下中农给以再教育
辽宁省新金县革命委员会
1968年12月6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报

从两条路线斗争看对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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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塔公社从一九六四年以来,接收了从旅大市下乡的二百二十四名知识青年。在下乡之前,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这些青年的思想上打上了“成名成家”、“轻视工农”的资产阶级烙印。刘少奇鼓吹什么青年“有文化”,下乡“种三、五年地”,“搞好和群众的关系”,就可以争取“当乡、县、省干部”。这个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亲自为青年设计的这幅“升官图”,象幽灵一样跟随着这些知识青年下了乡。彭屯大队有一个下乡知识青年在中学读书时,学校里的教师说他“具备专业运动员的天然素质”,“很有成名成家的希望”。下乡以后,他总觉得自己当农民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想种几年地“取得农民资格”,再去投考体育学院,当专业运动员,将来破了国家纪录,那可就“前途光明”了。在农村干了几年以后,“成名成家”的愿望没有实现,于是他就闹起来,要回城市。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成了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

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怕得要命,当他们还窃据一部分领导权的时候,曾经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他们指责贫下中农对下乡知识青年“安置不当,照顾不好”,说什么下乡知识青年需要“居住集中,单独劳动,活计还得轻。”还胡说什么下乡知识青年是“新式农民”,贫下中农是“老式农民”,“新、老农民不要混了群”,要防止“新式农民”变了“性”,走了“型”。随着,就大建所谓“青年点”,叫下乡知识青年“单独劳动”,“自己管理自己”。就这样,下乡知识青年从“旧学校”的深宅大院刚冲出来,就又被关进大队“青年点”的深宅大院。杨屯大队的一位下乡知识青年,下乡三年,只到过一户贫农社员家里,还是为了找水喝去的。贫下中农沉痛地说,这些青年人“住在咱村,不进咱门,不认咱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土城子大队曾六次派贫下中农进“青年点”办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结果都受到阻挠,没有办成。

农村中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拚命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结合。他们利用下乡知识青年缺乏政治经验和头脑中有“私”字的弱点,对青年进行腐蚀、诱骗,极力把他们往资本主义泥坑里拉。

人们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象“拔河”一样,在争夺青年。由贫下中农给下乡知识青年以再教育,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贫下中农必须把教育下乡知识青年的大权掌握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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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对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问题上,同样存在着由谁掌握领导权的问题。双塔公社的经验证明,由贫下中农给下乡知识青年以再教育,是有阻力的,是要经过斗争的。阶级敌人挑拨说:“念书人不如种地的,下乡种地还受农民的欺。”有的中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较深的下乡知识青年说:“贫下中农大老粗,土里土气,能教育个啥!”有极少数贫下中农也认为:“知识青年能说会道,理论成套,咱教育不了。”因此,公社革委会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为,要搞好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必须把思想上的领导权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于是,他们在全公社组织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一起,深入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和有关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教导,批判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谬论,批判了叛徒刘少奇的“农民落后论”,批判了轻视工农、轻视实践的资产阶级思想。许多下乡知识青年愤慨地说:“旧教育制度往我们脑袋里一个劲儿地灌名灌利,就是不讲革命。念了八、九年书,只知数、理、化,不懂敌、我、友。”通过革命大批判,使下乡知识青年认识到,接受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还是做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大问题。广大贫下中农则进一步认识到,给下乡知识青年以再教育,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给的光荣任务,是保证我们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颜色的根本大计。 在这个基础上,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一起,遵照毛主席“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教导,打破了叛徒刘少奇在辽宁和在新金的代理人所推行的下乡知识青年“大队建点,单独劳动,自己管理自己”的规定;同时,也纠正了“分人到户,与社员同等相待”,忽视了再教育的放任现象。大家一致认为,下乡知识青年单独劳动,自己管理自己,跟贫下中农“扯不上筋,挂不上骨,没有靠帮”。这样的“青年点”,贫下中农没有掌握再教育大权,无产阶级没有占领思想阵地,资产阶级思想必然自由泛滥。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共同研究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点建在生产队里,或者“大队建点,集体插队”,即十几人集体插入到生产队中去。这样做的好处是:下乡知识青年生活在贫下中农之中,和贫下中农实行同劳动、同学习、同斗私批修,为贫下中农给知识青年以再教育创造了条件。贫下中农无限热爱毛主席的深厚阶级感情和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下乡知识青年能看得见,学得到;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的活思想也能看得清,摸得准,便于带着问题进行教育。在生活上也便于管理。

双塔公社贫下中农还帮助下乡知识青年向解放军学习,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建立了一套组织制度: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制度、思想总结制度、谈心制度、生活会制度。

为了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再教育的领导,在公社革委会统一领导下,公社和大队建立了以贫下中农为主体,有革命干部和下乡知识青年参加的三结合的“下乡知识青年再教育委员会”;有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队,也建立了贫下中农、生产队干部和下乡知识青年三结合的再教育小组。公社革委会和大队领导班子,都有一名优秀的下乡知识青年参加。这样,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对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

贫下中农给下乡知识青年以再教育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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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塔公社的贫下中农对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千头万绪抓根本,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乡知识青年的头脑。过去,双塔公社旧党委,执行刘少奇及其同伙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物质刺激”,结果是“物质挂帅,越挂越坏”。有一个明显的对比:这个公社有个“青年点”,农活轻,分值高,青堂瓦舍生活好,被人称为“甜点”。另有一个“青年点”,处在山沟,人住茅屋,收入较低,生活艰苦,被人称为“苦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里,这两个点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下,“甜点”里的人,曾一度纷纷回流城市;“苦点”里的人,由于和贫下中农在一起,经常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立场坚定,毫不动摇。有人煽动他们回城“造反”时,他们坚定地说:知识青年下乡是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农村是我们的家,贫下中农是我们的爹妈,我们的阵地就在脚下。 贫下中农掌握了再教育的大权,什么“物质刺激”,什么“金钱挂帅”,统统踩在脚下。贫下中农最热爱毛主席,最信仰毛泽东思想,最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时时、处处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乡知识青年,经常给他们讲村史,讲家史,到烈士墓前讲革命斗争史,从各方面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去年以来,这个公社的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一起,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革命大批判,划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界限。革命大批判把“下乡镀金”、“下乡作官”等修正主义黑货批臭了。下乡知识青年坚定地表示:要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二、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进行教育。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许多下乡知识青年不懂阶级斗争,下乡后,由于长期圈在“青年点”里,脱离政治,脱离贫下中农,仍然是“出门一大群,不问阶级事,三叔二大爷,都是一家人”。不知人群中是划分为阶级的。贫下中农就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在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对他们进行教育。丛屯大队革委会发现有一个生产队阶级斗争尖锐,就组织下乡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一起去搞调查。起初,他们认为这个生产队所以落后是群众落后,缺少劳动力。经过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擦亮了眼睛,才看到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搞的鬼。贫下中农和他们一起把这个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斗争了,这个队很快发生了变化。下乡知识青年深有体会地说:蹲在“青年点”里,对阶级斗争一窍不通;到阶级斗争中去一看活生生,在实践中懂得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样学到的本领最过硬。

三、在日常生活中,抓住活思想,及时地进行教育,贫下中农管这种方法叫“破解”。一方面,贫下中农以自己无限热爱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鲜明的阶级观点和勤劳朴实的作风,时时熏染着他们。另一方面,针对知识青年随时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给予“破解”。西唐屯老贫农史行凤一次领知识青年修公路,空中落了几滴雨,青年们就催逼他:“老史大爷,还不下班呀!快要下雨了。”这位老贫农说:“慌什么?!几滴雨就吓跑了,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精神哪去了?这样干,还能建设社会主义啊!咱得向困难作斗争哪!”青年们听了,深受教育,齐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干得格外有劲。下乡知识青年从无数事实中感到,这种课程一辈子也学不完。

实践有力地证明:由贫下中农用毛泽东思想给下乡知识青年以再教育好处极大:堵住了修正主义的黑胡同,摧毁了修正主义的苗圃,保证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有利于加速知识分子的革命化。双塔公社已经有三十四名知识青年被评为社、县、专区、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有十三人被贫下中农选进大队领导班子和公社革委会,许多人已经成为工农兵所欢迎的知识分子。这个公社的贫下中农说:“毛主席把知识青年交给咱贫下中农教育,咱就是不让他出败家子,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永远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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