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全区去冬今春土地改革的经过与主要经验及今后计划

中南全区去冬今春土地改革的经过与主要经验及今后计划
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
1951年4月9日
（在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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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全区去冬今春土地改革的经过与主要经验及今后计划

——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在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谨将全区土地改革工作的进行情况，报告如下。

执行工作计划的经过与收获

自二次军政委员会闭幕之后，在十月份根据会议的各项决议与文件——关于土地改革法实施办法的若干规定、李雪峰主任关于“为完成今冬明春土地改革计划而斗争”的报告、邓副主席总结报告中关于土地改革问题，做出了全区性的动员与部署。并在同时间内，开始了典型试验，从那时至今天，工作已经继续了整整半年了。全区除了河南省春耕地较少，播种季节较晚，土地改革工作还可继续进行到麦收时期外，其他各省都在四月中旬告一段落，不违农时，转入春耕生产任务了。

按不同的截止期分别结算，这一工作季度，已按军政委员会原定计划在五千万人口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内计河南二百一十万，湖北八百五十万，湖南一千四百万，江西九百万，广东三百八十余万，广西二百一十万，广州市郊十八万。最后结算还可能有些增减。进行土地改革的县份是一九六个县，较原计划多五九个县，但因大多不是在全县范围完整地完成，所以实际差数并不大。在去年十一月间，各省曾纷纷提出扩大计划的要求，数字增至七千万，当时没有做正式的批准。按实际情况看来完成了五千万人口地区的工作，已经不算太慢了。如硬在春耕前再行急赶，或者在春耕时期草率进行，那样土地改革与春耕生产会两受其害，是不适宜的。所以就适时停止下来了。

在工作中贯彻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是经历了一些小的曲折道路的。从去年十月至十一月中旬，是典型试验时期，曾发现了脱离群众的“和平分田”倾向，强调了放手后发动群众的方针，即有所转变。从十一月下半月至十二月中旬是重点推行时期，在工作中又发现了急性分田倾向，局部地区政策和工作方法方面都出了大进展。十二月中旬至现在，是全面展开时期，大偏差没有发生，只在某些地方一度发生工作上的自满与草率情形，经过继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提出深入发动群众，争取大多数的指示，提出重视划阶级、没收、征收和分配果实工作的指示，运动才进一步扩大深入下去。

此次运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实为我区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在五千万人口地区，进行了分配土地运动。在一千万人口地区结合填发土地证进行了覆查运动。在将近三千万人口地区，进行了清匪反恶霸退押退租运动，综计全区约有九千万人卷入了斗争。结合这些工作，又普遍地推行了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几项运动结合进行的结果，就引起了农村面貌的巨大改变：

在土地改革区，消灭封建的土地占有址，改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个伟大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农民的土地与生产资料要求依法获得满足。大越少则占耕地面积百分之三十，多则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土地，从地主手中转为劳动农民所有（河南每人分地二亩，湘鄂一亩至二亩五分）。此外还得到一批生产资料，粮食一项，每个缺粮的贫雇农，少则分得二十斤，多则分得一百斤。在这些地方地主也同样分得一分土地和生产资料，去的劳动改造的机会。

运动中检举与法办了一批恶霸，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在广大乡村实施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丰富了土地改革运动的战果。民气伸张，反革命气焰下降，地方太平，革命秩序趋于巩固。“过去对政府宽大无边是怨声载道，现在对政府镇反措施是誉声载道”（北京土改参观团报告）。“这就像个革命样子了”、“这次翻身才算靠得住了”、“像五月荒旱落了一场透雨，人心大快”。到处可以听到农民这般舆论。

群众一边分田，一边准备生产，情绪高涨。纷纷积肥、修堤、打坝、挖塘、增购耕牛农具。仅湖南一省，去冬动工挖修水塘二十九万八千余个，堤坝二千五百座，渠沟合四千一百三十九公里，山圳一千九百四十条，收益田亩七百五十万亩。超过原计划百分之八。各省修水利工程，质量合格，而工时较前减少一半。农民说：“一想到脚底下是自己的田，就精神百倍，前几天出了气，今后要出力了”。

与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上升，相伴而来的是农民购买力的逐步增长。本年土地改革区，主要是利用果实补购点农具和必要的肥料，各乡或多或少，皆有所买进。如江西吉安县沧湾乡用大部果实买了牛七十八头，农具三零三件，水车二十架。去年土地改革区据河南若干乡的调查，农民购买力较四九年少则增百分之八，多则增至百分之二十。只农具一项就增添到超过战前所有百分之二十（大农具）或百分之四十五（小农具）。直接服务于农民需要的商业手工业，如豆腐房、粉房、扎花房、弹花房、染房、油盐店、布行、铁匠炉等大多数恢复或接近战前水平。合作社也都兴办起来。估计第三个年头，如风调雨顺，农民土产出售顺利，购买力出现更大的增长，是无疑问的。

经过运动，已有近两万个乡的农民协会得到改造，纯洁了组织成分，改进了组织生活，涌现出大批农民领袖。占人口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四十的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打下了民主建设的基础。经过诉苦反封建与爱国主义的教育，农民思想起了重大变化，懂得了“土地主人是农民”，“农民的穷根子是封建”。对于反封建与反帝、保家与卫国的关系，获得一种朴素而真诚的了解。湖北农民说：“我们在乡里当了家，毛主席才能稳坐北京”，河南农民说：“地主条条道路通蒋介石杜鲁门，我们条条道路通毛主席斯大林”，表现在行动上，是从“斗地主挖蒋根挖美根”。进而踊跃参军抗美援朝去“把守大门打垮地主后台”。经过运动，农民知识也开阔了，“地球是圆的，俺脚底下就是美国。”从前不晓得现在晓得了。农村许多坏风习，如赌钱，吸大烟，骤然绝迹，代之而起的是正当的文化娱乐。“土地能分到，文化可分不到”，广大农民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之后，开始从文化上改造与提高自己，买书识字、凑钱办学，文化高潮的来临，已经看到迹象了。

虽然工作中，曾经出现过并且现在还存在着许多缺点，甚至可以说还包含着一些极其严重的缺点，但从全局出发加以估计，可以肯定：几千万人民的斗争结果，成绩是它的主要方面，缺点是它的次要方面。延续二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几个月内把它推翻了，新制度新文化开始生长建立了，“这个成绩是一座大山，错误只不过是其中几块乱石”（北京参观团员报告），这种估计是正确的。

在工作中所了解到的社会环境

几个月的实际工作，驳倒了一些错误见解，并使所有干部取得一个共同了解：土地改革工作确实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南方特殊”，“在北方要强调斗争，在南方必须强调和平”，这种论调是不对的。从事实上得到的结论是：地无分南北，封建制度的构成，从基本方面看实无二致。本区内不同地区，占人口百分之五左右的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少则百分之三十（老红色区土地分散些），多则至百分之八十（一般可分土地占百分之五十）；贫雇农占户口之百分之六十至八十无代价地转入地主之手。“虽系鱼米之乡，贫苦人民同样难得温饱”，“农民每年在土地上的再生产，是靠生活水准反复再降低的方法来维持”，“贫困程度日增，生产水准日降”（引自京津参观团的报告）。地主获得了经济特权，就获得了政治、文化特权，每个乡里都存在着恶霸统治。例如在天津参观团所到过的湖南益阳月塘乡，全乡三十户地主中，有十三户大地主是带有恶霸行为。并且其中三户是伪保长、乡长、乡干事。四户当过国民党伪连长、营长、专员。五户是圈子头、反动党团分子，就是说他们都有丰富的统治经验。有三句流言是群众用以形容当地一个恶霸叫吴国桢的：“天见吴国桢日月不明，地见吴国桢草木不生，人见吴国桢九死一生”。这些人解放前横行乡闾，一身集人间罪恶之大成；解放后，仍然勾结匪特，肆意破坏。希望这些人自动执行法令，交出土地，实无异与虎谋皮。这就是说，和全国任何地方一样，农民土地问题，同样是一个严重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离开了依靠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方法，抽象地空谈改变封建制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大局胜利，地主阶级已发生分化，群众敢分田，土改好办”，实际经验证明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完全的。地主从可能分化到世纪分化，群众从敢于要地到自己起来要地，乃是一个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的结果，并不能坐待其出现。江南各省，地主阶级富有摧残革命的经验，此次运动中，湖南地主还以“小心民国十六年”，江西地主还以“小心民国二十四年”去威胁农民。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地主，都有分散土地财产的行为，并有什么“混关五字诀”拖、拉、赖、钻、嚷。此外破坏农具、土地和林木，摄照地契记变天账，传播谣言，挑发宗族斗争，只有少部于开始不敢抵抗；大部是先抵抗而后被迫放弃抵抗；另有少部则是始终坚决抵抗。必须首先着重打落这种抵抗，才能促成有利于革命的分化。但作为一个阶级去消灭它，还须经过若干回合的斗争，“一战定天下”还是不可能的。

农民群众对于改革土地制度的要求是普遍的，革命情绪基本上是高涨的。一经发动，特别是在经过几次斗争锻炼之后，他们对敌人的斗争是非常勇敢又非常坚决的，他们蕴藏着无穷智慧，能够掌握政策战胜敌人，是应当坚决相信的。但由于一年来，几次群众运动都是一起即停，除少数地区外，一般都没有系统地发动过群众，基础并不扎实，农民群众还没有冲破封建势力的严重压迫。因而在此次土地改革运动的初期，农民还是顾虑多端：有的攝于恶霸地主统治，“不怕老蒋怕小蒋”。有的怕政府宽大无边，“我们打虎，你们放虎”。有的受落后的宗族地域观念支配，还讲“卖命也不能卖姓”、“好人护三村”。有的虽乐于“日夜有福享”但苦于“眼前没有饭吃”，“无米难过土改关”，能“翻得起心，翻不起身”。一旦敢于斗争了，还须学习如何去斗争。总之，使农民从一个自在阶级走上自为阶级，不经过系统的斗争锻炼、没有一番艰苦的发动工作是不行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戒骄戒躁，过高估计过去工作基础，是会走弯路的。

经过大规模的农民运动贯彻政策法令

在试点时期，由于对上述各点认识不清，因而出现了“和平分田”的错误。法令宣传，变成对群众的思想束缚，领导者所讲的一套秩序、步骤、计划，变成对群众行动的束缚。地主嚣张破坏，群众束手无策。满心为群众，而群众怨言纷纷。农民批评我们：“土改是半斤，不土改是八两”，地主却说：“这种土改还划得来”。当时看的很明白：缺乏一个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就是许多好法令、好方法都失去了效用的原因。如果再缺下去，土地改革工作将会遭到全盘性的失败。

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总结了一百个乡的经验之后，提出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贫雇团结中农，开展农民运动以贯彻土地改革政策的方针。经军政委员会行政会议讨论批准，下达于各地之后，干部欢迎，群众拥护，从干部“运动群众”，进到真正的群众运动。打倒恶霸、退租、退押，执行政府惩治不法地主条例，打击地主破坏，发动了贫雇农民，划清了敌我阵线，树立起群众政治优势，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从而创造下顺利分田的条件。

放手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运动，这是当时着重的一个方面，但与此同时，并不放松注意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预防偏向。当时曾强调指明：放手即时放手发动群众执行政策，必须划清政策界线，放反封建之手，而不是放反资本之手；放广大贫雇中农之手，而不是放少数流氓分子之手；放合法斗争之手，而不是放乱打乱杀之手。批评了不要群众的不放手，又批评了不要政策的错放手。因而使土地改革的基本精神得以贯彻实施。但因运动是几千万群众的斗争行动，本不是先划定时间学会一切公式，然后即可按公式做好一切，而是在前进中学习怎样前进的。所以虽然强调指出要防止偏向纠正偏向，但当时已预料到，事后也证实了，在运动起来之后，还是发生了若干偏向。其中比较主要的几项：

一是个别的（从对象说）但是比较普遍的（从地区说）吊打甚至非刑拷打风气。以第一批二千多个乡较为严重。有的是群众性报复，从前受了恶霸分子的残害，诉苦之后，气愤不过，出以吊打。有的，出于少数分子的个人蛮干，对地主的狡猾抵赖，看不过去，又不善于集合群策群力以求制服地主，因而采取了此种不正确的方法。有的是由于当地无人领导，群众自发效仿。有的，出于异己分子，乘机捣乱，破坏政策。有的得到干部示意，有的是背着干部暗吊暗打。情形不一，但其危险则同，妨害了群众的充分发动，脱离了大多数。

二是有些地区发生侵犯工商业现象：据各城市调查工商业者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占有土地，其中地主兼营工商业者又为数甚多。有些集镇上的商店，还直接置地收租，放高利贷，盘剥农民。解放后一年中，且有一大批地主，变卖粮食土地，隐匿城市，逃避土地改革。由于在去春的减租退押运动中，城市地主，大部未执行法令。又由于城市政府与人民团体不曾及早主动处理这一问题，因而就引起农民“城市是地主防空洞”的简单看法，在一个时期内就发生了农民进城直接捉人追退欠押欠租的情形，并有个别查封地主兼营商店作坊事件发生。以致一度引起了部分工商业者和城市居民的误会与波动。

三是对地主区别对待不够。有些地方，对不法地主，重罪轻办，轻罪重办了。退租退押中，大地主少退，中小者反而多退了。某些地方，在破坏分子挑动下，起了宗派纠纷，把有点不良行为的地主，当恶霸加以惩办了。

偏向的害处，人们都明白。必须坚决纠正，也都毫无疑义。用什么方法去纠正呢？当时却议论纷纷，我们确定地采取了以下方针，和具体办法，事后证明它还是正确的。

（一）必须在运动前进中纠正偏向，必须在纠正偏向时保护运动前进。纠正偏向的结果应该是推进运动而不是停止运动，是提高群众积极性而不是伤害他们的积极性。大家都是按邓子恢副主席所做指示进行了工作，就是：“手必须放，偏必须纠，群众必须发动，封建必须打倒”。

（二）倡导正确做法以克服错误做法，针对当时需要：

提倡合法形式斗争以纠正非刑拷打。领导群众开展对地主的讲理讲法斗争，注意发动受蒙蔽的群众，揭发地主罪行，以理战胜敌人，依法解决问题。普遍建立人民法庭，法庭数量要多（一般是一区一个），手需要简，办事要快，主动受理案件，惩办那些不适宜于由群众直接处理的不法分子，以支援农民斗争。

正确处理城乡关系以防侵犯工商业，军政委员会宣布了处理城乡关系的决定。本城乡互动原则，对划清政策界线，既要保护工商，又要依法满足农民要求。劝告工商业者主动解决自己的问题。坚决割断其与封建制度的联系。对恶霸与不法地主，认真检举法办。农民要依照一定手续进城办事。有了纠纷要经过城乡联络处，实行调处。各地照办结果，偏向得以预防或停止，农商称便。无武汉三月以来，调处争议二千余件，一般尚称安妥。

重申区别对待地主的规定：犯罪分子，必须法办；守法的，依法对待；自动执行法令的，政治上加以照顾。劝告农民不要挖地主底财，以防吊打风起之再起。但对地主分散隐藏的四大财物，则应允许农民依法实行追查，务使农民的合理要求得到满足。

（三）必须以教育说服方式，引导农民自觉纠正偏向，而不宜用强迫命令方式去纠偏。具体办法就是召开农民代表会议，与农民小组会，结合具体事例，组织讨论，用好坏对比方法，发扬好的，批驳坏的，群众掌握政策，做到自动纠正偏向自动防止偏向。至于对待那种乘机破坏的异己分子，则不容姑息，必须采取命令制裁的办法。错误并非来自群众，而系出于领导干部个人的左倾蛮干行为，更应严格实行制止。

（四）必须执行正确的组织路线，建设好农民协会，以保证政策法令的正确贯彻与实施。第一、要强调采用个别串连访苦方式，去建立与发展农民协会组织，使农民协会的根子扎正，成分纯洁，实权由贫苦的劳动农民掌握起来，而不致为异己分子所篡夺。做到放手而不乱。第二、要强调是使农民协会内部的民主集中制，凡关系农民大众利益的重大事件，都须经过农民代表会议和农民小组会的二层讨论通过，防止少数代替多数的不民主作风。凡事都取决于大多数劳动农民群众，就能够办得合情合理，再加上不断地进行阶级教育、政策教育、自然可以做到合法。运动获得雄厚的群众基础，各项政策自然就可以贯彻执行。

采用了上述一系列办法，慢则半月，快则数日，就使各项错误，基本上获得改正。后期有个别地区，仍然有所重复，虽是残余现象，亦仍需注意坚决纠正。但这却不是说，以后就没有别的偏向发生了，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上述各点也不是一朝一夕即可普遍而完全地做好的，所以新的偏向，还不免要发生的。进来好多地方，又发生了草率求成，先紧后松，忽视地主新的破坏与抵抗，放松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工作与运动进展脱节的情形。在划阶级中发生了多划地主，少划贫雇，提升富农与小土地出租者为地主的现象。有些城市解决问题不主动不普遍，对满足农民一点注意不够（一般只退到退租退押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对抵抗分子非法行为放任不管，办事迟缓又引起农民新的不满。所有这些不加纠正是危险的。必须当作现今纠正偏向的重点所在。前已发出指示，并在报纸上连续公布了典型范例。以便干部和群众仿行。

经过农民运动贯彻政策，有领导方针又有群众行动，既要放手又要坚持政策，这就是五个月工作中具体经验的一条根本经验。

运动的过程、步骤与发展方式

综合一年来乡村工作的经验：土地改革工作，必须分三大阶段来逐步前进。在土地改革前须普遍地进行清匪反霸、退租退押运动，这是第一阶段。正式土地改革，划分阶级、没收、分配，这是第二阶段。填发土地证，并在若干地区进行覆查，这是第三阶段。每段至少各需一季时间。合起来就是时间三季，工作三段。

第一阶段任务，是摧毁地主政治统治，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为土地改革铺平道路。这一段斗争的严重意义，邓副主席在他十一月十八日广播“关于土地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已作了透彻的说明。河南检查了去年四十三县地去土地改革，第一批是一个县这一阶段做得好，群众情绪高涨，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人民政权巩固，只有百分之十三多则十九的乡村，带有夹生现象。第二批若干县份这一段做的不很充分，则有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的乡，出现夹生，出现所谓“小变天”，地主仍然当道，反革命分子照旧活动，群众被压，田分了而生产劲头不足。从全区经验看，去冬纠正了“和平分田”错误之后，群众第一要求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反恶霸、退租退押，群众说：“不打倒恶霸，分了田是替地主保存财产”，“看见他们心里发慌”。这可以证明，从欠缺了课，现在必须补，不补就成了“和平分田”，补的不适当又容易混乱了整个步骤。因此，以提早进行为好。

第二段，是进一步从政治上、经济上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进一步发动农民的大多数，全面实施土地改革法。这一段第一步要宣传法令，反对地主破坏，重整农民队伍。有些地方还须查减查退查翻身。第二步划阶级，要切实做到判明敌人，划出朋友，团结自己。须坚决斗争地主中的抵抗分子，切实团结中农，保护富农经济和小量土地出租者。进一步开展群众中的反封建的基本思想教育与具体政策教育，以巩固农民消灭封建制度的决心。第三步转到没收、征收、实行分配。要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制度，并从此奠定新的生产关系。必须发动群众对地主隐瞒地主与财产的行为做斗争。并须掌握满足贫雇、照顾中农和着眼于生产利益两条原则，进行分配果实和生产资料，造成农民的大团结。做好这几步后，可即转入第四步，总结全部斗争，教育农民发展生产。这就是第二段的大体步骤。这些步骤，必须走了一步再走一步，绝不可采用不分步骤“一锅煮”、“双管齐下”的错误办法。去冬某些地方不划清阶级就实行没收、征收，形成既不彻底而又混乱的局面，就是明显的教训，必须记取。

第三段，发土地证结合覆查夹生乡，是土地改革的全面结束，为什么要加上这一段？因为工作不平衡是永远存在的，土地改革时间短，生产季节来的快，备有一部地区（各地材料差不多是百分之二十左右乡村），在那里土地改革法执行不彻底，甚至假分田、错划成分、错没收等情事是免不了的，有些错误是在工作未结束前看不清，要过一个时期才能看清的。分了田随即发土地证，就会将各种错误固定起来，影响了生产的进行。可以先发一种临时执照，而将土地证发放时间推迟一下，中间隔一个生产季节，放在下个冬季，结合发土地证，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冬学教育，总结翻身，巩固胜利，清理遗留问题。并选择若干不彻底村加以覆查，重新发动群众打击地主反攻，满足群众本应依法满足的要求。河南今年约有千万人口地区结合发土地证进行了这种覆查运动，收获很大，从各方面看，都是利多而害少的。

运动必须采取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发展方式。不这样做必犯错误。去冬有些地方，凭着干部数量多，就采取了全面动手、限期完成的办法，实际结果是一种干部突击运动，积极分子运动，而不是群众运动。群众，是从经验中学习的，农民久受封建统治，不习惯与革命的团体生活，有了模样，又经过切身体验，他们的勇气和信心才会步步增高。此次各土地改革区，把乡村分为三批，大体按照一、三、九比例，有少而多增加，布置工作时，分为点、附点、面，按不同的情况，同时加以布置，先后相差一两步接续前进，使运动的展开，和群众组织与觉悟水平的提高两相适应，这样就能充分地发挥群众的自动性和创造性，有了好经验便于推广，有了错误，也易于修正，这种做法确实达到了快而且稳的要求，是成功的。

我们讲运动过程，讲运动的发展方式，其目的，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发动群众，战胜敌人，离开这个目的就不免掉到形式主义“走过场”的错误中去。这种错误，我们已经犯过一次，今后当不容再犯。

干部与领导

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近十万干部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新吸收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干部，不到百分之十是老干部。经过半年的考验，在上级领导与人民的监督鼓舞之下，在新老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空气当中，都得到了很大进步，人民是满意他们的。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能领导群众，坚决向反革命，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生活上与贫雇农共食共居，日以继夜，不避饥寒风雨，怀着满腔热情，艰苦奋斗”，“几乎是把全部生命交给了工作”，“努力执行上级指示，不懂就学，有错就改”，这些都是良好的品质，应该注意宝贵。“所谓上好、中少、下糟是不对的”（引号内录京津参观团报告）。但又必须明白他们有缺点的，思想上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简单化和工作不很得法，这两条几乎是大多数人的通病，有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而在工作中一再重复，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任其自流不加改正也是不对的。然而要求他们第一天学了上级的一切指示，第二天就变成永不犯错误的工作能手，却是不可能的。他们拿着上级的指示去领导群众时，又要提高群众又要迁就群众，既不能跑在前边，也不能落在后面，不放手要右倾，放了手又不免出偏差，做到得法二字实非易事。实际上无例外都是经历着：不断工作，不断出错，不断纠正，不断进步这样一个过程。因此，领导机关教育干部也只能根据这个规律去进行，即是更多注意采用不断总结他们自身经验的方法去教育他们，而不是多用那种行政制裁方法去管制他们。单纯管制就会滞息了他们学习积极性和工作的积极性，是有害的。所以除了在用指示、用电话、用报纸、用广播台以及派员检查及时抓紧指导工作外，有一个方法是我们特别强调使用的，就是开会总结工作，加强实战教育。下边同志称之为“战地整训”。这样的会，五个月来已普遍开过三次，效果是很好的。领导他们分析经验，弄清是非，划清界线，让他们放心做工作，大家积极性日益提高，工作就日有进步。只有对那些有意做坏事的分子，丧失立场的分子，或者多次教育，已明了何是何非，仍坚持不该错误的分子，才分别情况，采用惩处办法。教育干部要结合实际斗争，提拔干部也是如此，尤其对农民干部的提拔，不经过斗争考验，只开训练班是不能成功的。经过了几个月的工作，一批老干部得到提高，一批新知识分子干部得到改造，一批农民干部得到提拔，做了工作又培养了干部，给今后工作打下了基础，这应该看作是一个重大收获。在此期间，我们曾收到了不少信件，听到过不少责难，内容不外是说下层干部不好“你们姑息错误”，有的所举事实与看法都对，有的所举事实对而看法有偏，有的事实与看法都有偏，有的是因为本身犯法而借机叫嚷，以他人之错掩饰自己之错。所以对于这些提意见的人，除查明其所述事实真相，及时处理外，并按以上所述使用与教育干部政策原则，向他们做了解释，这种解释工作今后还需反复进行，因为在这方面发生疑难的人为数还是不少的。本兼听则明之旨，我们是很愿意倾听来自各方面的各种意见，并愿意彼此竭诚相见商讨有关问题的。

这一次的土地改革，除了固定于当地的工作干部外，还得到了各方面的增拨，北京、天津、汉口本区各省会各民主党派、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都先后派出大批干部去参加土地改革，对工作、对参加者本人帮助都是很大的。各城市人民政府与人民团体多方努力，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团结与教育职工、工商业者、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援助农民斗争，也得到了很大成绩，保证了人民的城市与人民的乡村间的真正合作，加强了各个革命阶级之间的亲密团结，壮大了土地改革的阵营，孤立了封建势力，形成一个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大进军。这些都是土地改革中新的经验和重大收获，今后还应该发扬巩固起来。

今后计划

全区连去春以前完成的一千七百万人口地区，加上此次完成的五千万人口地区，合计有六千七百万人口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约计还有七千万人口地区的工作，须于今后完成。按时间与力量，一九五二年春前在五千万人口地区完成，下余二千万地区除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尚须推后进行外，其余则在一九五二年冬完成。这样就是在先后三年内完成了全区土地改革，大体确定这样一个计划，估计是有把握完成，而不致发生过急过慢错误的。

已完成的必须继续加以巩固，做完了就万事大吉的想法是错误的；未完成的要加紧准备，以为过去有了经验，今后即可一帆风顺的想法是错误的。任务还极其繁重，松一口气的思想必须纠正。

从现时起就必须立即着手进行以下各方面的工作：

第一、不误农时，组织生产，这是全区的总任务。停止土地改革，必须了解为是暂时停止全面的分配土地，而不是停止群众运动。因此，已土地改革区，必须做好结束工作，要针对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在个各阶层中做工作：大力支援新得地的贫农尤其雇农，使他们能有力进行生产；从实际上团结中农，使他们敢于放手发展生产；稳定富农，使他们安心生产；用适当的管制加训导的办法，迫使地主进行劳动，不荒土地（确有困难者，按本会春耕工作指示说明办法给以照顾）。执行春耕生产十大政策，纠正某些被错划的阶级成分，组织果实的使用，稳定新的生产关系，加强农民协会组织，放之地主反攻。未土地改革区，须继续在不误生产的前提下，开展减租退押，以解决群众生产困难。不论何处，皆应切实组织群众为不荒芜一亩土地及预防和克服春荒、夏荒、水旱灾荒而斗争，力争再一个丰收年。

第二、非土地改革区加紧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其一是：在秋天以前，普遍而又深入地开展一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务须在这个阶段，把封建政治统治打倒，农民尤其是贫雇农得到初步的发动，培养出一批农民干部。而在广东等地并须结合这一斗争，把当地干部加以整训，端正其立场、作风与思想，认真完成土地改革的群众准备和领导准备。其二是，各省须分别在春秋二季，抽调一批业已有了土地改革工作经验的干部加以集中的系统的训练，用总结工作经验为主的方法，使他们知识系统化，以便转移至新土地改革区，充当区与乡工作组的领导干部。

第三、已土地改革区，应转向生产、教育、和民主三大工作。在秋天以前，是整顿与提高农民协会组织，调整生产关系，进行抗美援朝思想教育，提倡适合农民习惯的互助拨工，举办合作社，以进行生产运动，结合生产，检查土地改革，发动那些未经发动起来的群众（如部分妇女、中农、小部分贫雇农），打击那些仍然有复辟活动的封建势力。在秋、冬发放土地证，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冬学运动，进行深入一步的反封建反帝教育，覆查夹生村，又准备地消灭某些与反革命相勾结的秘密封建组织，选举与健全农民代表会，及其他青年、妇女、民兵组织，以巩固乡村政权。进而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为实现这些任务，必须注意保留已土地改革区的领导力量，而不宜过多过快地调走在原地工作的干部。

最后，我们在工作中还碰到许多具体政策问题，大多是中央与本会尚无具体规定，而在实际工作中又不能不解决的，其中重要是山林的分配问题，划阶级中关于地主富农、债利生活者、小土地出租者、农村工商家等成分确定上若干问题。这两项问题业已提出专案说明，这里就不加叙述了。

这个报告，实不足以充分说明工作的全部情况，和几千万人民斗争的丰富经验，还希望各位同志多予补充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