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現狀與未來——革命黨籲請英國持中立
| 中國之現狀與未來——革命黨籲請英國持中立 作者：孫中山 1897年3月1日 |
| 於倫敦 |
一般人都認為中國之現狀及其未來的展望，殊難令人滿意。但是，以我所見，尚沒有歐洲人能充分認清中國腐敗之程度及其深遠影響，已使中國在列國中遭受譴責，並視為是一種危險；也沒有歐洲人能夠認識中國復興的潛力，及其人民由內部奮起自救的可能趨向。
我願引述一些唯獨中國人方能真正瞭解，也唯有作詳細解說其意義始克清楚的事例，說明中國之積弱不振，其根源乃是起自道德方面的。然而，中國人之無能且又不願開發其國內廣大的資源及抵抗國外強權之侵略，也並非是中國人與生俱來的特性，而純是起自後天人為的因素；這種後天人為的因素，正是革命黨所極力反對並主張革除的。
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不易被改變之事實，常被忽視；然而，身居皇位和政府軍政要職者，則均屬異族，這些事實，在我們對中國人民之行為和特性予以評斷時，應予以適當的估價；尤其當我們對內部作根本改革──一如革命黨所期望者──之可能性予以測度時，更須如此。這一點祇是我順便提及；不過當我們欲對中國官員生活情況──我即將予以描述──予以瞭解時，此點卻值得注意。 倘若不能把目前極度腐敗的滿清政府澈底推翻，並建立一個純由中國本部人民自行統治，但在初期數年內藉重歐洲國家的建設與協助的良好政府，則任何改良政治的理想，均無法實施。僅僅把諸如修築鐵路或其他屬於歐洲物質文明的產物介紹到中國（縱使某些人對李鴻章之所謂新政深信不疑，認為事屬可行），勢必因此產生勒索、欺騙和侵吞的新機會，將會使情況變得更糟。當我舉出過去失敗的一些具體例證，並根據我個人的知識和經驗，對這些事實細節加以詳細得可能近乎令人厭煩及震驚的描述時，當可使人們獲得較清楚的概念，證明這絕非誇大其詞。
由於中國之成文法律內容甚妙，大部份法律條文之濫用，都能假藉執行法律的名義而被技巧地掩飾，這也無怪乎一些在中國僅作短暫居留的英國人，由於消息供應者有意掩飾真象，致其所知所聞非常有限了。誠然，有些英國人也知道真象，但是他們之中大部份人為了達到個人的企圖和目的，有時便與不肖的中國人沆瀣一氣，成為腐化的中國官吏集團之一份子，他們甚至比中國官僚集團還要壞。我可以很容易地舉出許多這類人的姓名。在我從事學醫以前，我自早年便曾與中國官場頻繁交往，一如過去十年中我的許多朋友之步入宦途一樣，我的好友們曾急切地希圖為我謀取官爵。以往這些經驗，使我有許多機會和有力的動機，對於現在所寫作的這個題目進行研究。
中國人民長期忍受著四種極大的痛苦：即饑饉、洪患、瘟疫以及生命和財產之不安全，這已是普通的常識。但是這些痛苦──即使就前三種而言，都是可以防止且由來有因的。事實上，這些痛苦的起因祇有一個──也是所有中國弊病的最重要的起因，那就是普遍且慣常的腐化風氣，它直接影響飢饉、洪患和瘟疫之產生，其為害並不亞於長年發生的盜匪與流寇。
官場的腐化和中國的瘟疫、饑荒及洪水泛濫成災等悲慘現象，從表面看來，似乎並無明顯的關連，事實上卻是因果相關。固然我們不必堅持這些痛苦都是政治腐化必然產生的結果；有時也可能是由於氣候因素所造成；甚至可能是人民本身的怠惰或無知所引起，但毫無疑問的，官吏腐敗乃是引起這些災難的主要原因。同時，不可諱言的，怠惰和無知也是造成官吏們腐化的重要原因。
就以黃河泛濫成災之例為證：清廷設有河道總督，下轄許多僚屬。他的一項特別任務便是維護河岸的安全，他時常巡視兩岸的堤岸，必求其牢固無虞，以防災變發生。這些官員實際上並無固定俸給可領，但他們卻往往不惜耗費巨資以購取這一職位。因此，每當黃河決堤必須重修時，他們無不用盡方法勒榨百姓，中飽私囊。他們所切望的反倒是洪患的到來，而絕非在事前對於動輒可以吞噬廣大土地和逾萬生命的洪患預作防範。他們甚至為了滿足貪婪的私慾，而喪盡天良地利用人為方法製造洪患；但是上帝卻似乎有意顧惜蒼生，往往不如他們所願。若無足夠的雨量來造成兩岸之泛濫，他們就動用人力去毀損堤防以製造災變，這是他們圖利的手段之一。其方法：譬如當這些官吏從國庫支領了為數可觀的修堤費用後，卻一面尅扣工資，一面虛報工額，又如浮報材料費用等等。由於洪患發生及隨之而起的飢饉，造成遍地嚴重的災情，俟政府及慈善家的賑款經過官吏之手到達災民的手中時，卻早已被七折八扣，所剩無幾了。可是說也奇怪，最後這些官吏卻因修堤救災有功，而獲得陞遷的獎勵。
這種事也許難以置信，但在中國境內卻是家喻戶曉。中國民間曾流傳一種說法：治河及防洪之最佳善策，便是將職司治河之官吏全部斬首，而讓黃河隨其自然。
中國的飢荒，並非由於人口過剩，亦非因自然因素造成糧食不足所引起。通常都是由於稅賦（釐金）負擔過重，以及缺乏交通設施轉運不便等問題所造成。這些事實足以說明滿清政府及其官吏之腐化敗壞現象。
以目前廣西一帶正鬧飢荒情形而論。廣西原是中國盛產稻米的一個富饒省份，有許多餘糧可供輸出。但是現在這個谷倉地帶卻是田園荒蕪，農業不振。官吏之橫征暴斂，使農民不願作超出自身實際需用量的生產。同時，片面的所謂「自由貿易」，也使得地方人民受害不淺。因為在准許從安南和暹羅自由輸入稻米的對外貿易條約簽訂之前，廣東省所需的食糧全係依賴廣西供應。但是現在外米可以自由進口，而廣西的米谷由於須要負擔高的稅額，便使該地的米價高漲，因而盡失廣東的市場，廣西本地的農民遂不得不抑制米谷的過量生產了。但事實上，廣西本地米的生產成本，還低於進口的外米，這就是不合理的稅負（釐金）摧殘了廣西的農民，釐金乃是造成當地的饑荒的主要原因。
尤有進者，有時某一省區正鬧饑荒，而其鄰近省區卻是五谷豐收。但是災區的饑民卻因缺乏鐵路甚至其他適當的運輸設施，而無法從僅距數里之遙的豐收地區獲得糧食補給。雖然在以後的篇幅中，我還會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但此處我必須說明的是：交通之不發達，並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是出之於鄉民的迷信，而是由於官吏腐敗，清廷對於改革的畏懼，以及對於投資的運用不當，風險過多所造成。中國境內水陸交通之未能發達及運輸困難的原因，可從我個人親身經歷的這一個典型例子中得到解釋。
有一次，我在廣東北江的韶關停留，打算乘船到另一個城市英德，兩地相距約三十至四十哩之遠，普通船資約需五至六兩錢（十五至十八先令）。但是儘管我出價至二十兩錢（約三鎊），所有的船主仍堅拒絕我上船，因為他們擔心中途被水警截留施行勒索。此處，我必須加以補充說明，即所有船主都有義務隨時協助政府官員沿河輸運囚犯，他們往往要等到押送的官兵和囚犯回程時，方能啟碇返航，這就造成了許多可供勒索的機會。警吏不必逕行開口要錢，他們祇消命令船主不得任意將船開行，直到囚犯被遞解回到原處，才准船隻返航，即使這段期間沒有一個犯人被遞解回去，船主仍須照等不誤，於是船主除非用大筆紅包向警吏行賄請求准予返航，否則便得遙遙無期地等上一個月甚至數個月，直到載得犯人之後，方准回航。船主對這種陋規之畏懼，可由下述事實證明：即當我費力說服他們我是英德縣令的至好，必可擺脫警吏的糾纏時，就有一個船主願意自動減收船費至四兩錢（十二先令），載我到英德縣城。
經營貨船的商人，常跟關卡警吏打通關節，而免於這類的勒索；但他們仍須付上如變相紅包的沉重稅金，這種負擔有時嚴重地癱瘓了他們整個對內對外的貿易。
表面上，這些稅額並不太高，但事實上一項貨物卻要不斷地繳上許多附稅，而每道關卡都是集各種賄賂惡行之大成，我們便不難想像一項貨品到達消費者手中要昂貴到什麼程度。以佛山和廣州相距僅十二哩之地為例，其間有一徵收關稅的正式關卡，但至少另有四至五個檢查站，駐守的官吏除非得到滿意的紅包，否則他們便會藉檢查之名，故意搗毀貨品，並利用拖延、扣留和其他無理的藉口來苛擾商民，使得飽受刁難的商民無利可圖。譬如，一罐玻璃瓶裝的油料雖已付稅，但假若付稅證明祇註明了油稅已付，那麼貨主便可能被控以企圖走私玻璃器皿，而以矇蔽海關罪名被拘禁，直到付了賄款方能被釋。
水陸交通的不便固然造成饑荒，但是對歐貿易亦帶來了極大的痛苦和損失。中國目前在沿海及長江沿岸的一些通商口岸，雖屬商業鼎盛，但其貿易僅限於鄰近地區，外國商品難以深入內陸。假若以從倫敦到布萊頓(Brighton)這一段運輸路線為例，每件商品不僅要繳納多次關稅，貨主還要遭受逮捕之虞，以及經過四至五個中途檢查站層層剝削之苦，商人的苦況真不難想像了。再就自廣州到韶關這段二百哩行程為例，看看一批英國商品在中國這種關稅制度下，將要遭遇何種情況。首先當這批商品自廣州進口時，須繳付百分之五的關稅；接着當商品運離廣州時，尚須繳付廣州海關當局規定的釐金；到了十二哩外的佛山又須繳稅，繼續下行三十哩到遂南(Sinam)，仍須照例繳稅；至三、四十哩外北江沿岸的陸寶(Lupau)，及最後目的地的韶關，又得分別繳上兩次稅金。除了這五道正式關卡依例收稅外，中途尚有無數個檢查站，商人非得付上相當的紅包，否則無法輕易過關。因此這批外貨到了中國內地時，價格起碼已超出了原價的百分之一百，而且除非這批外貨確為民生必需品，方能順利脫售。
儘管情形如此，中國仍不失為英國貨品的良好市場，一旦這些苛捐雜稅和層層索賄的不良關稅制度一律取消之後，英國對華貿易的前途豈不大有可為？
洪患和饑荒發生的原因，人為因素重於自然因素這一事實，同樣可證諸於中國境內瘟疫之發生。一般而論，中國的氣候可謂溫和宜人，鄉間的人民也有良好的健康體質。在一般城鎮所以會有瘟疫發生，應該歸咎於嚴重地缺乏保健設施或官方之預防診療機構。中國全境內的每個鄉區，一向都不感受瘟疫的威脅；唯有當那些人口擁擠、極端污穢、而水源又污染不堪的城鎮首先發生瘟疫後，才會蔓延到鄉間。
對於城鎮環境衛生不良起因於官吏腐化一事，可用水源之供應這一例證來說明。歐洲人所謂飲水供應此一概念，在中國境內實際上並不存在。以廣州和上海兩個城市為例，這兩地的建設情況要好過任何其他地方，但其下水道中之污物，卻任其流到河裏，而當地居民又直接自河中取用飲水。十年前，在廣州曾有一中國公司成立，準備建設水廠以供應市民清潔之用水，並靜候官府的批准。但是當道者是一貪求無饜的官員，卻因要索一筆巨大的賄款不成，而絲毫不顧及這個計畫對於免除市民遭受瘟疫的威脅有莫大助益，便逕予駁回了，遂使這個公司建廠的計畫為之流產。幾年前，廣州有一本地商人亦曾計畫設立一肥料公司，計畫投資清理全市的廢物並製作肥料。這項計畫獲得許多市民的熱烈贊助，他們舉行會議推選代表，表示願意出資負擔將來的清潔費用，同時公司本身也將由出售肥料獲取利潤，無疑地，這是一個頗有希望的行業，但是卻又因付不起餽贈官府當局的巨額紅包，計畫再度告吹。
這些不單是為着私益，並且與公共健康密切相關為民興利的工商企業，都動輒受到貪官污吏的阻撓，更遑論那些純屬私人生利事業受到百般敲詐勒索的命運了。這也莫怪乎資本家們眼見對人民財產、生命和公共健康安全負有保護之責的官府之如此作為，心生畏懼，不敢有所投資而裹足不前了。
官府腐敗，生命財產缺乏保障之不良後果，自然是盜匪之橫行不法。但大部份之淪為盜匪者，都是退伍的兵士，他們仍有槍械，但都挨餓不堪，且遠離家鄉數千里之遙。政府原先雖曾撥款資遣這些退伍的兵士，好讓他們有路費還鄉。但這些資遣費用往往被上級軍官侵吞了，退伍的士兵無以為生，便惟有四出結夥搶刼了。有些匪徒甚至還受到官府的包庇，祇要他們不在防區附近出沒刼掠，便可相安無事。若非篇幅所限，我會詳細舉例說明這種怪事。但我實在不暇細說，因我還得述及許多別的情況。唯一我須指出的是：有些最兇悍的盜匪竟是現職的軍人，他們出動搶刼時便翻穿軍服，一旦被追捕時，就又馬上把軍服正面換穿過來，遂無人敢再招惹他們。不論在城鎮或鄉村，富裕人家都備有自衛武力。至於大廠家、農莊主人及客輪船東，不僅須向政府照例付稅，還須向匪首繳付年金，以求得到保護及免於傷害。駐防城市的官兵，往往是勢力猖獗的匪徒的魁首。最近在廣州發生了一樁搶案，當警吏頭目及其部下率眾搶刼地方上一家絲織工廠，總督事後審理本案時，妙的是他懲治的對象，並非這幫匪徒，而是為受害者請願的領袖。
政治腐化情況即是如此普遍而又根深蒂固，遂致弊端叢生。欲作局部和緩進的改革實無可能，除非對當前的政治制度作根本的改變，絕無法冀望有一較好的遠景。因為在目前滿清這一政權之下，任何政府官員想要獨善其身，勢不可能，唯有被迫走上同流合污一途，或是根本脫離宦途。由於他不得不接受賄賂俾便有餘力孝敬他的上司，遂使他身不由己地與其長官及僚屬上下勾結違法亂紀了。 當我繼續引證一些官場生涯的實例及不同的步入仕宦之途的門徑後，無疑的將更有助於對滿清官場腐敗情形之瞭解。
步入宦途及陞遷之道有四種情形：即通過考試、服務軍職、有傑出的勳績並被承認，及購買官爵。
第一種憑藉考試致宦，是最古老、也是最清白和最好的方式。在早年，即使在滿清統治中國之初期，一般說來，中國的文官考試都是公正無私的，官員亦無舞弊營私情事。但是近些年來，考試制度也已腐敗變質了，有些學問雖屬不惡但操守不良的主考官，假借各種不同名義的考試機會，牽引他的門生通過考試，並藉此圖利，這早已不是奇聞了。
應試的考生通過自己的縣城的第一試後，便取得了秀才資格，他必須等待三年，方可繼續參加第二道在省城以至於第三道在京城舉行的考試。俟其通過第二試時，便取得了舉人資格，同時也有了任官的資格。但在這時，他若不餽贈相當的紅包，那麼任憑他是何等的傑出，充其量也祇能謀得一項卑微的官職；不然便是在家中仍舊度他的平民生活。當然，他還有資格繼續參加在京城舉行的第三道考試，這就是所謂的殿試。參與這項考試的考生，由皇帝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翰林院士，留在京城任職；第二類是進士，分發到各省區任官；第三類因成績不佳，不予錄用。第三類考生不是仍舊回鄉過平民生活，便是另擇前述舞弊途徑以謀取一官半職。第二類考生則都成了北京都城以外各地方縣令或其他官員人選。他們會很快地被分發到各個省份，再由省城當局授以縣令或任何其他適當的官職。
當他們一到省城時，便須向總督（或巡撫）及其屬僚行賄。因為可能同時會有許多其他同科的進士分發在一起，因此這些有限的職位被往往祇頒封給那些出高價行賄者。即使當時沒有別的競爭對手，這些等待封官的進士仍須向總督行賄，若不如此，後者可能無限期地延擱對他的任命，縱使皇帝頒了特別的敕令給他一項任官資格，也無濟於事。有顯赫身世的進士雖可運用一些影響力，但地方上的總督祇消如此敷衍一番：某某仍太年輕，經驗太少；或某某祇能暫時充任副職，俟其有相當行政經驗後方予補實。若有人順利地獲得頒封官職，此後便逐年按考績升遷或黜降，總督握考核獎懲大權，自然可以肆意圖利。官員的考績好壞與否，悉以其所獻紅包多寡而定。任何拒絕行賄的官員，往往難逃「不宜任職」的考績評定，而遭革職的噩運，連上訴的機會都不容有。在這種情形下，厭惡官場腐敗現象的正直之士，便祇有引退而去；而一些官場小人卻憑藉金錢賄賂而扶搖直上，飛黃騰達。
晉升較高的官職，例須向皇帝晉見，但此舉卻須付上相當的花費。因為他須先買通皇室的內侍人員，方可得到皇上賜見的寵遇。李鴻章最後一次晉京時付上巨額的紅包，是人所週知的一項秘密。然而有兩項我切身注意的例證，也許可幫助英國讀者更確切地瞭解清廷政治腐敗醜陋不堪的情形。
有一身為恭親王密友的江蘇巡撫，想憑藉其高貴身分，不願向內侍人員送禮即逕入宮門，當他見到這位親王時，恭親王驚問：「你幾時進來的？通報上既無你的名字，我不能允許你的晉見。」於是這位巡撫不得不走出宮門，并付出較慣例多一倍的紅包給內侍人員後，方被接見。更顯著的是發生在名將左宗棠身上的一個故事。他曾平定新疆中亞一帶的回亂，為清廷收復了有一半中國版圖大小的失地。皇帝對他極為禮遇，特下詔要在宮廷接見他，當他到了宮廷外，內侍向他索賄八萬兩，為左氏所拒，遂使他無從獲得通報，一直留在北京延擱達數月之久以期待進宮。俟皇帝再次發出諭令時，左氏始獲入宮。當皇帝問他為何遲遲不來晉見時，左氏便把緣由報告皇帝，并且說他已把所有的家財捐作軍餉，再無餘力向內侍餽贈紅包。他要求皇帝憐恤他的困阨，免受餽贈的勒榨。皇帝卻回答說：「這是個由來已久的規矩，即使總督和大將軍亦不例外，例須餽贈紅包。」但是左氏的確無力納賄，祇得靠他的朋友為他募錢，另由皇后為他捐贈了半數。
拉拉雜地談了不少，或許已超出本題，但由此亦可看出清廷當局對官場腐敗現象的態度。
當然新近陞遷的官員，要想蒙得皇上的賜見和頒賜爵祿，更非厚加餽贈紅包給宮廷的內侍不可。官等陞得愈高，所需餽贈的數目也就愈大。雖然名義上，朝廷會頒賜俸祿給每一位新任命的官員，但實際上卻從無固定的俸祿可得。每次朝廷的俸餉轉到省庫之前，已遭層層尅扣，省庫的實際所得僅不過原數之百分之三十到四十。這些有限的俸餉雖然遠較他為保持官位所需付出的花費為少，但他們并不在意，因他們儘可從別處貪取金錢。任何一位官員也很容易受到朝廷罰薪一年的懲治。他須全數繳納罰薪，除非他能證明去年入庫的薪餉迄未動用，方能以此抵繳。因此，一位規定每年領俸相當一百英鎊的官員，被罰薪一年時，由於他實際祇領得原數之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故尚須倒貼相當六十或七十英鎊。
因此，這些名義上雖有薪俸甚至還有所謂「養廉」費的官員，不論是文職或武職，實際上卻並無所得。他們多少類似英國餐館中的侍役，工作沒有工資，任隨主人的意思酌予津貼，而主要係靠賺取小費維持生活。
當各省的新任地方首長──即所謂道臺等類官職自朝廷接受封官回到各省之後，他便緊接著開始壓榨他的屬下和百姓，不僅藉此來彌補他任官時所付出的花費，并藉這些剝削別人得來的錢財，養活自己，及無數的家族、戚友、黨羽和其他依附他過活的人，同時，也開始為他三年後可能昇級之所需費用，預作準備。
假若有些人之步入宦途，的確是憑藉着科舉考試制度這種較純正、艱苦及狹隘的途徑而來，那末還有沒有其他較有利的途徑，將其導入仕宦之途呢？
服務軍職也許是陞遷較易的一條路。
李鴻章日後的飛黃騰達即是經由此途。當他通過科舉考試的第三關後，既未被分封到地方上任官，亦未留在翰林院擔任京官，他卻是逕自還鄉，藉着曾國藩父親之助投奔軍旅，數月之後，昇任福建省道臺。若是按照正常的陞遷年資，擔任這項職務需經六年之久。但他還未至福建履新之前，約一月左右，他又迅即被昇任為江蘇撫臺。正當他擔任曾國藩將軍的幕僚時，江蘇總督適被刺殞命，李鴻章又被薦昇這項職位。曾國藩對李氏雖甚寵遇，并為了薦舉他昇官而上了奏摺向皇帝陳情，但一當他差人把奏摺送出之後，旋又覺得不妥，認為這樣未免過份寵倖李氏，因為通常由道臺昇任為撫臺至少需要九年。於是他又趕緊派人想把奏摺收回。可是為時已晚，李鴻章已預料到可能會發生這事，已暗中關照傳送奏摺的官差儘速的送出了。
靠着英人戈登將軍(General Gordon)和其他外人之助，李鴻章成功地自太平軍手中收復了江蘇，并立刻接任了總督之職。李氏平步青雲扶搖直上既是如此之快，所以我才在此作了較詳盡的敘述。當我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正停留天津，那時曾親眼看到有許多文武官員自全國各地趕來向當時權傾一時的宰相李鴻章晉見，在蒙允晉見之前，無不需要餽贈巨額紅包給他的僚屬。
當某人的軍職將發表時，被任命者亦需視其所被任命職位之高低，付出相當的紅包給發佈派令的上級衙門的官員。此人一旦上任後，便也照樣向他所管轄的僚屬收取賄賂。以上所說的是已經有了軍職的人藉著行賄以謀取更高的軍職，但是還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方式亦同樣可以取得軍職。例如有些一生從未上過戰場的人昇任到相當上校的階級，并不足為奇。我願意就我親身目睹的事情，提出一個例子：
我家鄉有個年輕人，早年投身軍旅，憑藉英勇戰績昇任到相當准將的地位。他有位弟弟在一間鴉片煙館當廚子，兄弟數年難得見面。但是這位青年軍官在每次立了戰功之後，總是把他弟弟的名字冒列進去，并虛構他兄弟的戰功。這樣過了一些日子以後，一天，他那位從未當過軍人、終日沉緬於鴉片烟燈旁的弟弟，竟在官報上發現了自己的名字；更使他奇怪的，是他已被任命相當於上校階級的官職。
滿清軍隊中的軍官有相當的厚利可圖，他們可以在自己管轄的部隊中虛列許多員額而冒領軍餉。即使如李鴻章之聲名較好的軍隊，其一般軍官皆尚稱誠實優秀，但其軍隊編制中實際員額事實上祇有百分之七十而已，至於其他地方的軍隊，實際員額更往往祇有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左右，其餘盡屬虛額。一旦遇到軍隊檢閱的日子，這些軍官則會想辦法臨時僱人來受檢。軍官除了喫空缺以外，尚有其他圖利的手段。例如他們可以浮報購買軍隊糧食服裝的費用而中飽私囊，於是政府發給士兵們每個月五兩錢的餉金，士兵們真正到手的不超過一兩錢。在戰爭期間，軍隊往往需要招募大批士兵征戰，但是戰事一結束後就被遣散，由於這些被遣散的兵士沒有足夠的川資還鄉，於是這些武裝的散兵游勇被迫淪為盜匪，流竄全國各地，平時駐守的軍隊因為糧餉菲薄，訓練不精，不過是虛有其表罷了。然而由滿洲人自己統率的滿洲籍軍隊，糧餉待遇卻甚優厚，他們并不作戰，祇是戍守重要城市以防範中國人的反抗活動。他們戍守的營區與中國百姓隔絕，但仍不時受到人民的攻擊。滿洲籍的軍隊與中國漢人軍隊衝突的事，也時有所聞，但是滿籍兵士的暴行，卻從未受到公正的懲治，一向被當作無罪開釋，滿人與漢人之不睦自是必然之事。
憑藉軍職陞遷之涵義，與購買官爵藉以圖利之意思，并無二致。試看下述之另一事實，即可更加明瞭。在中國軍隊中的將領，大都有憑空捏造一大批陞遷名單的陋習，因此許多已發表的職務，實際上並非真有其人擔任，但此一虛懸的職位，卻隨着虛構的人名不斷地獲得調整陞遷。將領們往往視有意購買此一虛懸職位之人出價之高低，出售官職圖利。有些不欲久任軍職者，亦可與人換用姓名，而把職位出售給對方頂替。因此，所謂「軍職陞遷」與捐資購取官位，並無明顯的區別。這是軍旅中之一般現象。
第三種進身仕宦的方式，即所謂「特殊功績」陞遷的方式，可說更是虛假，不必多加贅詞。因為幾乎無一例外地，主其事的官吏均以此作為維持生活及收納賄賂之主要財源，除非他們所薦舉的所謂有「特殊功績」之輩是自己的親屬或黨羽，否則悉以對方出價多寡而定。
第四種陞遷方式，便是在法律許可之下，名正言順地使用金錢或捐獻換取官職。甚至位秩顯赫如曾任駐美公使的張某也并非經由考試，而是以金錢買官，步入宦途。
當清廷財政拮据需要籌募金錢以應急需時，便有「捐官」之舉，一般人均可憑價購買官職。此外，有時政府成立一官方機構，主其事者，也是常藉出售其職位作為圖利之途徑。譬如有一官方之製造有限公司之職員，與多人集資合購此一肥缺後，再將利益均分。另有些人先行借錢週轉以購取這個公司的職位，再逐年以所賺得之錢償付本息。
憑金錢買官以步入宦途，固然比經由考試致仕所付出的費用要大，但是兩者將來陞遷的機會卻都相等，其原因已如上述。
吾人更須瞭解的是：滿清官場之賄賂公行，牽朋引戚的族閥主義，厚顏無恥的貪贓枉法、鬻官售爵等情形，絕非偶然的，抑非產生在個別的環境及互不相涉的情況下，而是個普遍存在的事實。在現代中國官場，不論是担任文職或武職的人要想長保官位，不分其職位的高低，其唯一的辦法便是隨波浮沉，同流合污。反之，要想潔身自好的唯一辦法，便是毅然決然地自官場引退。
由於滿清官場如此腐敗，容不下任何一位操守清廉的官員，是故期望注入新血以使情況好轉實無可能，亦無法冀望藉教育加以改變；因為一般滿清政府之官吏不僅自身昏庸愚昧，他們更試圖使一般百姓也變得愚昧無知。有些官吏不僅蠢得不會閱讀和書寫，甚至有些即使通過科舉考試而被任官的人，由於以往祇會死讀八股文章，故對世界情勢、本國之需要與未來，以及平日由刀吏執行之法律，亦均完全懵然不解。
以上所敘述有關滿清軍隊的情況以及其內部浮濫的現象，或可有助於我們瞭解中國之成為列強刀上之爼及其所以會迅即敗於日本之手，並非中國人缺乏勇氣或無愛國精神，實係滿洲統治者無可救治之腐敗制度有以致之。我在此順便提及中國試圖重建海軍努力之失敗，由於清廷延聘主其事之英國海軍上將朗氏，其為人廉潔不苟，無法忍受當時惡劣之腐敗風氣，及對他陰謀排斥和連串的侮辱，終被迫憤然辭職。官員的腐敗如何影響中國對抗強權之侵略行動，可以從下述發生在中日甲午戰爭即將爆發前我的一位年輕的海軍軍官朋友之遭遇獲得說明。他在前不久憤然離開海軍時告訴我，有一次他被迫在冒充為彈藥的數噸煤渣之收據上簽字。我還要補充的是，清廷海軍軍官實際上係享有專營走私之利益，藉着這種非法營業，不啻可以坐享暴利；南方的海軍艦隊，據我所知，幾乎無一不在經營載運客貨及走私之勾當。
在英國似乎有人想像中國即將開始復興；當李鴻章和其左右一批人若被說服開始修造鐵路、電訊設備以及引進歐洲的海陸軍制度，并啟發中國人之民智及輸入西洋之機械文明時，中國廣大的天然資源即可能獲得開發。這正如有些人以為向那些未開化之土著傳授使用雪飛耳出品之刀叉的技術，即可使食人肉之野人變成素食民族。
我舉出一兩個具體的例子，或可減少這方面無謂的爭論。
歐洲的新技術在過去三十年中曾陸續引進中國。天津、福州和上海等地都先後建立了兵工廠和船塢；天津和南京兩地也都設有陸、海軍學堂；電報綫路遍及國境；天津和山海關之間築有鐵路；官營及商營的輸運沿着海岸及內河航行；然而以上種種都不足以期望為中國帶來任何方面的現代化之進步。在兵工廠中沒有真正的工作可做，倒有一大批冗員被閒置着。工廠各部門的專門領班、技師等人待遇既苦，對於他們熟悉的作業技術及管理知識，亦無任何發言的權利，整座工廠卻儘被一些不學無術、祇圖昇官卻從不利用時間充實進修之高級官員把持操縱。這些并不想久安於其位之官員常常下達無理的指示，并強令僚屬遵行，於是生產的唯一成果，便是徒然浪費原料；但這情形也并不多見，因為直接向國外進口武器彈藥更有厚利可圖。
電信事業最初政府曾批准交由商人經營，以後政府收回自營。此後所有電信事業之經營管理人員皆由官派，并令由自身的戚友充當要職，每年的營收情形從此亦不再公佈。電信修護是項頗能賺錢的技術行業，但是自從由官方監造電信工程後，工人已無利可圖。有一件使外國人喫驚的現象是──他們發現在鄉間的電綫桿比同時購進豎在城市中的電綫桿的長度，要短得多。由於親眼目睹我才瞭解其原因，那是因為經營電信的官員在買到電綫桿後，就立刻把每根線桿鋸去數尺，並把鋸下的木料出售圖利。外人都以為中國境內電信和鐵路交通不發達的主要障礙，應歸咎於中國人的迷信和保守，事實并非如此。當湖南最初建設電信時，當地百姓立刻把電綫桿和電綫拆毀，於是乎外人都認為當地居民因有強烈的排外情緒而反抗這一新事業。但是真正的原因并非如此，實由於督造電信工程的官員不付給工人足夠的工資，於是工人起來暴動，并毀壞他們所興建的工程。真正排外的是清廷官吏，而非中國人民；是滿洲人，而非土生中國人；且是曾靠英國人協助擊敗太平軍的滿清官吏，策動反基督教的屠殺和暴行，但事後他們卻把一切責任推卸給無辜的老百姓。周漢 (Chow Han) 這位著名的排外運動的煽動家，任職道台，因排外積極而被清廷的官吏視為一位最偉大的英雄人物。天津鐵道局原先的經營情形為人所樂道，它擁有相當的運輸量，但自被腐化的官府當局接收後，由於經營者祇顧貪污舞弊，不久即宣告破產。中國的投資家因為曉得這些弊端，都不願投資類此的事業。目前正在興築的幾條鐵路，雖係令由俄國和中國人所投資，但我們不難預知將來這些鐵路的產權將由何國人所據有。
關於輪船航運公司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這項事業，原由著名的商人唐金星 (Tong-King-Sing) 經營，與官方不生任何關係，其業務似頗發達。隨後政府將其收歸己有，就如它將任何其他生利事業逐一據有一樣，當然這個輪船公司亦如其他政府企業一般，同樣變得腐化了，其主持人常需花錢購買職位。由此顯而易見的是，除非將官場腐敗現象完全根絕，否則中國決無法藉西方物質文明之引進，獲得改變。官場之腐敗風氣，已一年更甚一年，十年前引為驚奇的一些腐敗現象，現在早已司空見慣。即在不久前，清廷官職之頒封，尚無固定的紅包價格。但是，最近前兩廣總督李瀚章（李鴻章之弟）已將其治區的官職，分別訂定了價錢。
中國人民接受改變的時機已屆成熟，有許多正直之士願意獻身政壇；軍隊既是這般腐化，縱使對革命黨寄予同情者尚未達至相當的程度，滿清政府卻已不足依恃他的軍隊了。革命黨所感憂心者，莫過於頑梗的滿洲籍軍隊或自私短視外人之橫加干涉。的確，我撰寫本文目的之一，是向英國人民証明，革命黨一旦獲得成功，將對整個歐洲，尤其對英國是一有利之舉，并且証明最近常提到的保護中國現政權的政策是完全錯誤的（例如評論雜誌八月號曾討論此一政策）。有些論者主張英國應傾全力保護現政權使免於遭受內外方面的攻擊，他們所疏於認識的是滿洲人及依賴現政權維生的清廷官員，危害中國境內其他民族的利益。假若把中國交由真正的純中國人統治，讓他們去鞏固自己的國家，則中國未來的和平，將使其與世界諸國開展友好的關係。
欲詳細敘述革命黨的目標和理想，勢需另撰一篇文章。本文的主旨乃是說明英國和其他列強之善持中立，是幫助革命黨將現有政治結構改變為脫離腐化，及使隨時可能解體的貿易獲得全面改進的不可缺少的助力。當中國境內自然資源之開發將增進全球之富足，政治軍事之改革使其有力抵禦任何強權──甚至俄國之侵略，以防其陷入如土耳其橫遭瓜分之噩運時，將可使歐洲諸國避免產生嚴重之困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