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之趨勢/宋學與蜀學

中國學術之趨勢
作者：李宗吾　1936年

一、二程與四川之關係

　　凡人的思想，除受時代影響之外，還要受地域的影響。孔子是魯圍人，故師法周公，管仲是齊國人，故師法太公，孟子是北方人，故推尊孔子，莊子是南方人，故推尊老子。其原因：（一）凡人生在一個地方，對本地之事，耳濡目染，不知不覺，就成了拘墟之見。（二）因為生在此地，對於此地之名人，有精密的觀察，能見到他的好處，故特別推稱他。此二者可說是一般人的通性，我寫這篇文字，也莫有脫此種意味。

　　程明道的學說，融合儒釋道三家而成，是順應時代的趨勢，已如前篇所說。至於地域關係，他生長河南，地居天下之中，為宋朝建都之地，人文薈萃，是學術總彙的地方，故他的學說，能夠融合各家之說，這層很像老子，老子為周之柱下史，地點也在河南，周天子建部於此，諸侯朝聘往來，是傳播學說集中之點，故老子的學說，能夠貫通眾說。

　　獨是程明道的學說，很受四川的影響，這一層少人注意，我們可以提出來討論一下：

　　明道的父親，在四川漢州做官，明道與其弟伊川，曾隨待來川，伊川文集中，有《為太中（程子父）作試漢州學生策問》三首，《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再書）及《蜀守記》等篇，都是在四川作的文字。其時四川儒釋道三教很盛，二程在川濡染甚深，事實俱在，很可供我們的研究。

二、四川之易學

　　《宋史‧譙定傳》載：程頤之父垧，嘗守廣漢，頤與其兄灝皆隨侍，遊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篾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也。」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伊川晚年註易，於未濟卦，備載「三陽失位」之說，並曰：「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足證《宋史》所載不虛。據《成華縣志》所載二程遇箍桶金的地方，即是省城內之大慈寺。

　　《譙定傳》又載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之，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我們細玩「易學在蜀」四字，大約二程在四川，遇著長於易的人很多，不止箍桶翁一人，所以才這樣說。

　　段玉裁做富順縣知縣，修薛翁祠，作碑記云：「……繼讀東萊呂氏撰常州志，有云：『袁道潔聞蜀有隱君子名，物色之，莫能得，末至一郡，有賣香薛翁，且荷芨之市，午輒扃門默坐，意象靜深，道潔以弟子禮見，且陳所學，叟漠然久之，乃曰：經以載道，子何博而寡要也。』與語，未幾复去。」《宋史》云「眉邛間」，呂氏云「至一郡」，皆不定為蜀之何郡縣，最後讀浚儀王氏《困學紀聞》云：「譙天授之易，得於蜀夷族曩氏，袁道潔之易，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宋之富順監，即今富順縣也，是其為富順人無疑。」（見段玉裁《富縣志》）究竟薛公是四川何處人，我們無須深考，總之有這一回事，其人是一個平民罷了。（按《宋史》作賣醬，呂王作賣香，似應從呂王，因東萊距道潔不久，《宋史》則元人所修也。）

　　袁滋問易於伊川，無所得，與賣醬翁語，大有所得，這賣醬翁的學問，當然不小。《論語》上的隱者，如晨門、荷蕢、沮溺、丈人等，不過說了幾句諷世話，真實學問如何，不得而知。箍桶翁和賣醬翁，確有真實學問表現，他二人易學的程度，至少也足與程氏弟兄相埒，賣醬翁僅知其姓薛，箍桶翁連姓亦不傳，真是鴻飛冥冥的高人。

　　易學是二程的專長，二人語錄中，談及易的地方，不勝枚舉。《宋史》張載傳稱：「載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理，吾所不如，汝輩可師之。』撒坐輟講。」據此可見二程易學之深，然遇著箍桶翁則敬謹領教，深為佩服，此翁之學問，可以想見。袁滋問易，伊川不與之講授，命他入蜀訪求，大約他在四川受的益很多，才自謙不如蜀人，於此可見四川易學之盛。據《困學紀聞》所說，四川的夷族，也能傳授高深的易學。可見那個時候，四川的文化，是很普遍的，易經是儒門最重要之書，《易學》是二程根本之學，與四川發生這樣的關係，這是很值得研究的。

三、四川之道教

　　薛翁說袁道潔博而寡要，儼然道家口吻，他扃門默坐，意象靜深，儼然道家舉止。可見其時道家一派，蜀中也很盛。二程在蜀，當然有所濡染。

　　宋儒之學，據學者研究，是雜方士派，而方士派，蜀中最盛，現在講靜功的人，奉《參同契》和《悟真篇》二書為金科玉律，此二書均與四川有甚深之關係。

　　《悟真篇》是宋朝張伯端字平叔號紫陽所著，據他自序，是熙寧己酉年，隨龍圖陸公到成都，遇異人傳授。考熙寧己酉，即宋神宗二年，據伊川所作《先公太中傳》稱：「神宗即位代還，知漢州，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囂然，皆以為不可，公未嘗深論也，及法出，為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未便者，獨公一人。」神宗頒行新法，在熙寧二年，即是張平叔遇異人傳授之年，正是二程在四川的時候。平叔自序，有「既遇真筌，安敢隱默」等語。別人作的序有云：「平叔遇青城丈人於成都。」又云：「平叔傳非其人，三受禍患。」漢州距成都只九十里，青城距成都，距漢州，俱只百餘里，二程或者曾與青城丈人或張平叔相遇。否則平叔既不甚秘惜其術，二程間接得聞也未可知。

　　現在流行的《參同契集注》，我們翻開一看，注者第一個是彭曉，第二個是朱子。彭曉字秀川，號真一子，仕孟昶為祠部員外郎，是蜀永康人。永康故治，在今崇慶縣西北六十里。南宋以前，注《參同契》者十九家，而以彭曉為最先，通行者皆彭本，分九十一章，朱子乃就彭本，分上中下三卷。寧宗元年，蔡季通編置道州，在「寒泉精舍」與朱子相別，相與訂正《參同契》，竟夕不寐，明年季通卒，越二年朱子亦卒。足見朱子晚年都還在研究《參同契》這種學說。清朝毛西河和胡渭等證明：宋儒所講，無極太極，河圖洛書，是從華山道士陳摶傳來。朱子解易，曾言：「邵子得於希夷（即陳摶），希夷源流，出自《參同契》。」宋學既與《參同契》發生這種關係，而注《參同契》之第一個人是彭曉，出在四川，他是孟昶之臣，孟昶降宋，距二程到川，不及百年，此種學說，流傳民間，二程或許也研究過。

　　義和團亂後，某學者著一書，說：「道教中各派，俱發源於四川，其原因就是由於漢朝張道陵，在四川鶴鳴山修道，其學流傳民間，分為各派，歷代相傳不絕。」他這話不錯，以著者所知，現在四川的教派很多，還有幾種傳出外省，許多名人，俯道稱弟子，這是歷歷可數的。逆推上去，北宋時候，這類教派當然很盛，二程在蜀當然有所濡染。

四、四川之佛教

　　佛教派別很多，宋儒所謂佛學者，大概指禪宗者而言，禪宗至六祖慧能而大盛。六祖言：「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宋儒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宛然是六祖話頭。

　　四川佛教，歷來很盛，華嚴宗所稱為五祖的宗密，號圭峰，即是唐明四川西充人。唐三藏法師玄奘，出家在成都大慈寺。以禪宗而論，六祖再傳弟子「馬道一」，即是張文定所說的馬大師，是四川什邡人，他在禪宗中的位置，與宋學中的朱子相等，有《五燈會元》可考。他的法嗣，佈於天下，時號馬祖。他出家在什邡羅漢寺，得道在衡嶽，傳道在江西，曾回什邡築台說法，邑人稱為活佛。（《什邡縣志》）二程到四川的時候，當然他的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什邡與漢州毗連，現在什邡高景關內，有雪門寺，相傳二程曾在寺中讀書，後人於佛殿前，建堂祀二程，把寺名改為雪門，取「立雪程門」之義。（《什邡縣志》）二程為甚不在父親署內讀書，要跑到什邡去讀？一定那個廟子內有個高僧，是馬祖法嗣，二程曾去參訪，住了許久，一般人就說他去讀書了。

　　馬祖教人，專提「心即是佛」四字，伊川曰「眭即理也」，宛然馬祖聲口，這種學理，或許從雪門寺高僧得來。

　　宋朝禪宗大師宗杲，名震一時，著有《大慧語錄》，朱子也曾看他的書，並引用他的話，如「寸鐵傷人」之語。張魏公是四川廣漢人，他的母親秦國夫人，曾在大慧門下，參禪有得，事載《五燈會元》。大慧之師圓悟，是成都昭覺寺和尚，著有《圓悟語錄》，成都昭覺寺，現有刻板。書首載有張魏公序文，備極推崇。圓悟與二程，約略同時，二程在川之時，四川禪風當然很盛，二程當然有所濡染。

五、二程講道台

　　二程的父親，卒於元祜五年庚午，年八十五歲，逆推至熙寧元年戊申，年六十三歲，其時王安石厲行新法，明道曾力爭不聽，他們弟兄，不願與安石共事，因為父親年已高，所以侍父來蜀。明道生於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二年癸酉，二人入蜀時，年三十六七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他們拋棄了政治的生活，當然專心研究學問。王陽明三十七歲，謫居貴州龍場驛，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與二程在漢州時，年齡相同，不得志於政治界，專心研究學問，忽然發明新理，也是相同。

　　現在漢州城內，開元寺前，有「二程講道台」（《漢州志》），可見二程在漢州，曾召集名流，互相討論，把三教的道理，融會貫通，恍然有得，才發明所謂宋學。伊川所說的「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漢州開元寺，可等於王陽明的龍場驛。

　　宋明諸儒，其初大都出入佛老，其所謂佛者，是指禪宗而言，其所謂老者，不純粹是老子，兼指方士而言。陽明早年，曾從事神仙之學，並且修習有得，幾於能夠前知。有陽明年譜可證。不過陽明不自諱，宋儒就要多方掩飾，朱子著《參同契考異》託名「華山道士鄒訴」，不直署已名，掩飾情形，顯然可見。

　　二程是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人，遇著箍桶匠，都向他請教，當然道家的紫陽派、真一派，佛家的圓悟派，也請教過的。我們看程子主張「半日讀書，半日靜坐」，形式上都帶有佛道兩家的樣子，一定與這兩家有關係。伊川少時，體極弱，愈老愈健，或許得力於方士派的靜坐，不過後來排斥佛老，與這兩家發生關係的實情，不肯一一詳說，統以「出入佛老」一語了之。箍桶翁是他自己說出，並筆之於書，後人方才知道。

　　我們從旁的書考證，宋朝的高僧甚多，乃《宋史》僅有《方技傳》，而高僧則絕不一載。此由宋儒門戶之見最深，元朝修《宋史》的人，亦染有門戶習氣。一意推崇道學，特創道學傳，以位置程朱諸人，高僧足與程朱爭名，故削而不書。方技中人，不能奪程朱之席，故備書之。以我揣想：即使二程曾對人言，在蜀時，與佛老中人，如何往還，宋史亦必削而不書，箍桶翁，和賣醬翁，不能與二程爭名，才把他寫上，其餘的既削而不書，我們也就無從詳考。

六、孟蜀之文化

　　箍桶翁、賣醬翁傳易，張平叔、彭曉傳道，圓悟傳禪，可見其時四川的學者很多，請問為什麼那個時候四川有許多學者呢？因為漢朝文翁化蜀後，四川學風就很盛。唐時天下繁盛的地方，揚州第一，四川第二，有「揚一益二」之稱。唐都陝西，地方與蜀接近，那個時候的名人，莫到過四川的很少，所以中原學術，就傳到四川來。加以五代時，中原大亂，許多名流，都到四川來避難。四川這個地方，最適宜於避難。前乎此者，漢末大亂，中原的劉巴、許靖都入蜀避難，後乎此者，邵雍臨死，說「天下將亂，惟蜀可免」。他的兒子邵伯溫，攜家入蜀，卒免金人之禍。昔人云「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這是對乎中原而言，因為地勢上的關係，天下將亂，朝廷失了統御力，四川就首先與之脫離，故謂之先亂，等到中原平定了，才來征服，故謂之後治，其實四川關起門是統一的，內部是很安定的。

　　五代時，中原戰爭五十多年，四川內政很修明。王孟二氏，俱重文學，《十國春秋》說王建「雅好儒臣，禮遇有加」，又說王衍「童年即能文，甚有才思」。孟蜀的政治，比王蜀更好，孟氏父子二世，凡四十一年。孟昶在位三十二年，《十國春秋》說孟昶「勸農卹刑，肇興文教，孜孜求治，與民休息」。又曰：「後主（指昶）朝宋時，自二江至眉州，萬民擁道痛哭，慟絕者凡數百人，後主亦掩面而泣，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至此哉？」這是孟昶亡國之後，敵國史臣的議論，當然是很可信的。清朝知縣大堂面前牌坊，大書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十六字，是宋太宗從孟昶訓飭州縣文中選出來，頒行天下的（見《容齋續筆》戒石銘條），昶之整飭吏治，已可概見。

　　後世盛稱文景之治，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合計不趕二十九年。孟氏父子，孜孜求治，居然有四十一年之久，真可謂太平盛世。國內既承平，所以大家都研究學問，加以孟昶君臣，都提倡文學。《十國春秋》曰：「帝（指昶）好學，為文皆本於理，居恆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為輕豔之文，朕不為也。』」他的宰相母昭裔，貧賤時，向人借「文選」，其人有難色，他發憤說道：「我將來若貴，當鏤板行之。」後來他在蜀做了宰相，請後主鏤板印九經，又把九經刻石於成都學宮，自己出私財營學宮，立黌舍，又刻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國亡後，其子守素齊至中朝，諸書大章於世。紀曉嵐著《四庫提要》敘此事，並且說：「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他們君臣，在文學上的功績，可算不小。

　　孟昶君臣，既這樣的提倡文學，內政又修明，當然中原的學者，要向四川來，所以儒釋道三教的學問，普及到了民間。二程和袁滋，不過偶爾遇著兩個，其餘未遇著的，不知還有若干。因為有了這樣普遍的文化，所以北宋時，四川才能產出三蘇和范鎮諸人。蘇子由說：「轍生十九年，書無不讀。」倘非先有孟昶的提倡，他在何處尋書來讀？若無名人指示門徑，怎麼會造成大學問？東坡幼年曾見出入孟昶宮中的老尼。二程二蘇，與孟蜀相距不遠，他們的學問，都與孟昶有關。子夏居西河，魏文侯受經於子夏。初置博士官，推行孔學，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孫通、張蒼，皆故秦博士。梁任公說：「儒教功臣，第一是魏文侯。」我們可以說：「宋學功臣第一是孟昶。」

　　隋朝智者大師，居天台山，開天台宗，著有《大小止觀》。唐朝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也居天台山，著有《天隱子》，又著《坐忘論》七篇。《玉澗雜書》云：「道釋二氏，本相矛盾，而子微之學，乃全本於釋氏，大抵以戒定慧為宗，……此論與智者所論止觀，實相表裏，子微中年隱天台玉霄峰，蓋智者所居，知其淵源有自也。」（《圖書集成》道教部雜錄）。由此知：凡是互相矛盾的學問，只要同在一個地方，就有融合之可能。五代中原大亂，三教中的名人，齊集成都，彷彿三大河流，同趨於最隘的一個峽口，天然該融合為一。大約這些名流，齊集成都，互相討論，留下不少的學說，明道弟兄來川，召集遺老，築台講道，把他集合來，融會貫通，而斷以己意，成為一個系統，就成為所謂宋學。

七、蘇子由的學說

　　大家只知程氏弟兄是宋學中的泰斗，不知宋朝還有一個大哲學家，其成就，較之程氏弟兄，有過之無不及，一般人都把他忽略了，此人為誰？即是我們知道的蘇子由。程氏弟兄做了融合三教的工作，還要蒙頭蓋面，自稱是孔孟的真傳；子由著有《老子解》，自序著此書時，曾同僧道全商酌，他又把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和六祖「不思善，不思惡」等語，合併研究，自己直截了當的說出來，較諸其他宋儒光明得多。子由之孫蘇籀，記其遺言曰：「公為籀講老子數篇，曰：『高出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蘇籀又說：「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註，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子由敢於說老子高出孟子二三等，自認從道老聃門下，這種識力，確在程氏弟子高之上。蘇東坡之子蘇邁等，著有《先公手澤》，載東坡之言曰：

　　「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捲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上見焦弱侯《老子翼》）我初讀東坡此段文字，心想子由此書，有甚好處，值得如此稱嘆，後來始知純是讚嘆他融合三教的工作。

　　明朝有個李卓吾，同時的人，幾乎把他當作聖人，他對於孔子，顯然攻擊，著《藏書》六十八卷，自序有曰：「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數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因未嘗有是非耳。」又曰：「此書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藏書也，而無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觀不巳，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賞罰也則善矣。」他生在明朝，思想有這樣的自由，真令人驚詫，但因為創出這樣的議論，鬧得書被焚毀，身被逮捕，直至自刎而死，始終持其說不變。其自信力有這樣的堅強，獨對蘇子由非常佩服，萬曆二年，他在金陵刻子由《老子解》，題其后曰：「解老子者眾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書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燦然如皎日，學者斷乎不可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卓吾這樣的推崇子由，子由的學問也就可知了。

　　蘇子由在學術上，有了這樣的成就，何以談及宋學，一般人只知道有程朱，不知道有子由呢？其原因：（一）子由書成年已老，子由死於政和二年壬辰，年七十四歲，此書幾經刪改，至大觀一年戊子十二月方才告成。程明道死於元豐八年乙丑，年五十四歲，伊川死於大觀元年丁亥，年七十五歲。子由成書時，在明道死後二十三年，伊川死後一年，那個時候，程氏門徒遍天下，子由的學說，出來的遲，自不能與他爭勝。子由書成後四年即死，也就無人宣傳他的學說了。（二）那時黨禁方嚴，禁人學習元祐學術，伊川謝絕門徒道：「尊所聞，行所知可也，不必及吾門也。」連伊川都不敢宣傳他的學問，子由何能宣傳？伊川死時，門人不敢送喪，黨禁之嚴可想。史稱子由「築室穎濱，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據此，則子由此書，能傳於世，已算僥倖，何敢望其通行？（三）後來朱子承繼伊川之學，專修洛蜀之怨，二蘇與伊川不合，朱子對於東坡所著《易傳》、子由所著《老子解》，均痛加詆毀。其詆子由曰：「蘇侍郎晚為是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為未足，又並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以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為『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歟，因為之辯。」（見《宋元學案》）《中庸》有「小人而無忌憚」之語，朱子說他無忌憚，即是說他是小人，此段文字，幾於破口大罵。朱子又把子由之說，逐一批駁，大都故意挑剔，其書具在，可以復按。朱子是歷代帝王尊崇的人，他既這樣攻擊子由，所以子由的學說，也就若存若亡，無人知道了。（四）最大原因，則孔子自漢武帝而後，取得學術界正統的地盤，程子做融合三教的工作，表面上仍推尊孔子，故其說受人歡迎，子由則赤裸裸的說出來，欠了程明道的技術，所以大受朱子的攻擊，而成為異端邪說。朱子痛詆子由，痛詆佛老，是出於門戶之見，我們不必管，只看學術演進的情形就是了。

八、學術之演進

　　我們從進化趨勢上看去，覺得到了北宋的時候，三教應該融合為一，程明道和蘇子由，都是受了天然趨勢的驅迫。程子讀了許多書，來在四川，加以研究，完成融合三教的工作。蘇子由在四川讀了許多書，去在穎濱，閉門研究，也完成融合三教的工作，二者都與四川有關。這都是由於五代時，中原大亂，三教名流，齊集成都，三大河流，同時流人最隘一個峽口的原故。子由少時在蜀，習聞諸名流緒論，研究多年，得出的結果，也是融合三教，也是遠於釋氏而偏邇於老聃，與大程子如出一轍。可見宇宙真理，實是如此。從前佛教傳人中國，與固有學術生衝突，歷南北隋唐以至五代，朝廷明令天下毀佛寺，焚佛經，誅僧尼之事凡數見，自宋儒之學說出，而此等衝突之事遂無，不過講學家文字上小有攻訐而已，何也？根本上已融合故也。

　　世界第一次大戰，第二次大戰，紛爭不已者，學說紛歧使之然也。現在國府遷移重慶，各種學派之第一流人物，與夫留學歐美之各種專門家，大都齊集重慶，儼如孟蜀時，三教名流，齊集成都一樣，也都是無數河流，趨入一個最隘之峽口。我希望產生一種新學說，融合中西印三方學術而一之，而世界紛爭之禍，於焉可免。（著者按：初版時，國府尚未遷移重慶，則只言：現在交通便利，天涯比鄰，中國、印度、西洋三大文化接觸，相推相盪，也是三大河流，趨入最隘的峽口，中西印三大文化，也該融合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