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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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講過：一、神話是文藝的萌芽。二、中國的神話很少。三、所有的神話，沒有長篇的。四、《漢書》《藝文誌》上載的小說都不存在了。五、現存漢人的小說，多是假的。現在我們再看六朝時的小說怎樣？中國本來信鬼神的，而鬼神與人乃是隔離的，因欲人與鬼神交通，於是乎就有巫出來。巫到後來分為兩派：一為方士；一仍為巫。巫多說鬼，方士多談煉金及求仙，秦漢以來，其風日盛，到六朝並沒有息，所以誌怪之書特多，像《博物誌》上說：
“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歸，請於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嘆，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卷八《史補》）
這全是怪誕之說，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響。再如劉敬叔的《異苑》上說：
“義熙中，東海徐氏婢蘭忽患羸黃，而拂拭異常，共伺察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床，乃取而焚之，嫂即平復。”（卷八）
這可見六朝人視一切東西，都可成妖怪，這正就是巫底思想，即所謂“萬有神教”。此種思想，到了現在，依然留存，像：
常見在樹上掛著“有求必應”的匾，便足以證明社會上還將樹木當神，正如六朝人一樣的迷信。其實這種思想，本來是無論何國，古時候都有的，不過後來漸漸地沒有罷了。但中國還很盛。
六朝誌怪的小說，除上舉《博物誌》、《異苑》而外，還有幹寶的《搜神記》，陶潛的《搜神後記》。但《搜神記》多已佚失，現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輯各書引用的話，再加別的誌怪書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書籍。至於《搜神後記》，亦記靈異變化之事，但陶潛曠達，未必作此，大約也是別人的托名。
此外還有一種助六朝人誌怪思想發達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輸入。因為晉，宋，齊，梁四朝，佛教大行，當時所譯的佛經很多，而同時鬼神奇異之談也雜出，所以當時合中，印兩國底鬼怪到小說裏，使它更加發達起來，如陽羨鵝籠的故事，就是：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臥路側，雲腳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
‘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中具肴饌。……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
‘……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暫喚之……’……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
此種思想，不是中國所故有的，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響。
就此也可知六朝的誌怪小說，和印度怎樣相關的大概了。但須知六朝人之誌怪，卻大抵一如今日之記新聞，在當時並非有意做小說。
六朝時誌怪的小說，既如上述，現在我們再講誌人的小說。六朝誌人的小說，也非常簡單，同誌怪的差不多，這有宋劉義慶做的《世說新語》，可以做代表。現在待我舉出一兩條來看：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卷上《德行篇》）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裈衣，諸君何為入我裈中？’”（卷下《任誕篇》）
這就是所謂晉人底風度。以我們現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祿之燒車，劉伶之放達，是覺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晉人卻並不以為奇怪，因為那時所貴的是奇特的舉動和玄妙的清談。這種清談，本從漢之清議而來。漢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議論政事，其初在社會上很有勢力，後來遭執政者之嫉視，漸漸被害，如孔融，禰衡等都被曹操設法害死〔1〕，所以到了晉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議論政事，而一變為專談玄理；清議而不談政事，這就成了所謂清談了。但這種清談的名士，當時在社會上卻仍舊很有勢力，若不能玄談的，好似不夠名士底資格；而《世說》這部書，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書。
前乎《世說》尚有《語林》，《郭子》，不過現在都沒有了。
而《世說》乃是纂輯自後漢至東晉底舊文而成的。後來有劉孝標給《世說》作註，註中所引的古書多至四百余種，而今又不多存在了；所以後人對於《世說》看得更貴重，到現在還很通行。
此外還有一種魏邯鄲淳做的《笑林》，也比《世說》早。
它的文章，較《世說》質樸些，現在也沒有了，不過在唐宋人的類書上所引的遺文，還可以看見一點，我現在把它也舉一條出來：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所得，並序別父久。乃答曰：‘渭陽之思，過於秦康。’（秦康父母已死）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答曰：‘少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廣記》二百六十二）
就此可知《笑林》中所說，大概不外俳諧之談。
上舉《笑林》，《世說》兩種書，到後來都沒有什麽發達，因為只有模仿，沒有發展。如社會上最通行的《笑林廣記》，當然是《笑林》的支派，但是《笑林》所說的多是知識上的滑稽；而到了《笑林廣記》〔2〕，則落於形體上的滑稽，專以鄙言就形體上謔人，涉於輕薄，所以滑稽的趣味，就降低多了。
至於《世說》，後來模仿的更多，從劉孝標的《續世說》——
見《唐誌》——一直到清之王晫所做的《今世說》，現在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說》等，都是仿《世說》的書。但是晉朝和現代社會底情狀，完全不同，到今日還模仿那時底小說，是很可笑的。因為我們知道從漢末到六朝為篡奪時代，四海騷然，人多抱厭世主義；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時，皆講超脫現世，晉人先受其影響，於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飛升，所以喜服藥；有一派人欲永遊醉鄉，不問世事，所以好飲酒。服藥者——晉人所服之藥，我們知道的有五石散，是用五種石料做的，其性燥烈——身上常發炎，適於穿舊衣——因新衣容易擦壞皮膚——又常不洗，虱子生得極多，所以說：“捫虱而談。”飲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夢死。 ——這就是晉時社會底情狀。而生在現代底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卻要去模仿那時社會背景所產生的小說，豈非笑話？
我在上面說過：六朝人並非有意作小說，因為他們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樣的，統當作事實；所以《舊唐書》《藝文誌》，把那種誌怪的書，並不放在小說裏，而歸入歷史的傳記一類，一直到了宋歐陽修才把它歸到小說裏。可是誌人底一部，在六朝時看得比誌怪底一部更重要，因為這和成名很有關系；像當時鄉間學者想要成名，他們必須去找名士，這在晉朝，就得去拜訪王導，謝安一流人物，正所謂“一登龍門，則身價十倍”。但要和這流名士談話，必須要能夠合他們的脾胃，而要合他們的脾胃，則非看《世說》，《語林》這一類的書不可。例如：當時阮宣子見太尉王夷甫，夷甫問老莊之異同，宣子答說：“將毋同。”夷甫就非常佩服他，給他官做，即世所謂“三語掾”。但“將毋同”三字，究竟怎樣講？有人說是“殆不同”的意思；有人說是“豈不同”的意思——總之是一種兩可、飄渺恍惚之談罷了。要學這一種飄渺之談，就非看《世說》不可。
〔1〕 孔融（153—208） 字文舉，東漢末魯國（今山東曲阜）人。
曾任北海相，後因反對曹操，為曹操所殺。禰衡（173—198），字正平，東漢末平原般（今山爾臨邑）人。因反對曹操被送至劉表處，劉表又將他送至黃祖處，終為黃祖所殺。
〔2〕 《笑林廣記》 清遊戲主人輯。笑話集，四卷，分古艷、腐流、形體、閨風等十二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