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

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
作者：瞿秋白
1923年6月2日

本作品收錄於《前鋒》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第一期，署名屈维它。作者自编论文集收入本文，个别地方略有修改，并加了小标题。这里选录的是第一、二、五节。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之特征

　　中國的宗法社會遇著帝國主義之政治經濟的侵入，而起崩潰，方開始有真正的“資產階級的發展”，亦可稱“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開發、剝削殖民地以拓展其資本主義，適以自種世界資本製度徹底崩壞的禍根；中國之資產階級的充分發展本非帝國主義所能容忍，然而，他既要投資投貨於中國，就不得不破毀中國的宗法社會之束縛，不得不建立相當的資產階級的關係。

　　帝國主義的侵略，割占領土，攘奪富源，投貨投資，令中國農業破產，農民流離失所，變成兵匪；然而，他即此就令農村之中起階級的分化，並造成閑空的無產階級“後備隊”——勞動力極低廉的工人，足以應資產階級的需要。手工業受外貨的影響日就衰落，更加增多失業的勞動者；而且亦因外貨而國內漸漸形成“商業資本”，商人漸能組織生產，發現“家庭手工業”，如商鋪散給小戶女工以絨繩、洋線，而令織襪、帽、手套、線袋等類的製度；更進而成就“工場手工業”，如組織手機的小工場等。至於工業之中，外國資本主義最初本當力阻其發達，卻因欲行鐵路投資，且尤須采取煤鐵，非有大規模之機器事業不可，於是借款官營，千方百計自取其管理權，成就中國特有的所謂“官僚資本”，實際上是外國資產階級的勢力。然而機器既已輸入，引起中國資本發展的自然要求卻反因與之競爭，而不得不趨於更集中的傾向，甚至於一瞬而已入最新組合企業的方法，如華商紗廠聯合會已具“辛迪加”的雛形。外國資本主義投貨時能豢養一種寄生的中國商人階級，專銷外貨或代收原料；然而中國工場手工業及工業既有片麵的發達，市場之上發現所謂“國貨”，亦就造成與外貨對抗的形勢，與外國資本家對抗的商人階級。尤其是僑居外國的商人，借外國市場完成他們“資本之初期積累”，能力更超過國內商人，更進而能與外國爭投資。固然，外國巨大的財政資本與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之間，無所謂自由的競爭，列強單刀直入徑借政治、外交勢力掠奪範圍，對礦山、鐵路的投資無不帶政治意味，欲使中國資本之發達徑成為帝國主義的發達，至今匯豐銀行已能掌握全中國的金融，新銀行團更想操縱全國的財政、交通。因此中國雖有自己資本發展的形勢，造成稚弱的新式銀行資本，然而，一則大工業所須過多非其力所能支，二則政治投機獲利常較生產事業為大，於是也來爭嚐異味，以政治為營業，又因關、鹽大抵押品都在外國人之手，始終跳不過他的範圍；然而國內經濟生活為帝國主義所拓展，內地舊式的放款（信托）事業始終日有發展。

　　既如此，宗法社會的小農及小手工業經濟日益崩壞，而資產階級的新手工業、工業、商業、信托事業日益發展。然而中國的資產階級順此發展便能敵帝國主義嗎？不能。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非由自力能漸展開及於“世界”，乃由外鑠自“世界”侵滲而入中國；非但不能如英國資本，首先開發，侵入其他各國，並且不能如東歐（俄國）資本之方出世即遇勁敵，乃是受強敵之暴力所開拓：一，對外工商業受協定關稅之限製；二，工業中所須之半製原料及機器，中國所無，為大工業國、大農業國所壟斷操縱；三，財政權操於列強，一切信托事業為所挾持；四，工業略有進步而農業反有退化之象（即為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之本性），原料食糧更受限製；五，農民手工業者破產甚多，而工廠所能容納者甚少；國內市場上外國資本主義大生產的商品與中國資產階級小生產的商品間之勢力懸殊的競爭，還不算在內。有此數因轉轉相乘，政治的經濟的紊亂更迭而起，帝國主義更得乘機撲取，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決無獨立之可能，更決無充分之可能。

　　雖然，有資產階級的發展，就有無產階級的形成。因物價昂貴工價低廉在帝國主義之下雙方日益增盛，所以無產階級實行經濟鬥爭；更因列強蠻橫卑鄙的政策，軍閥強暴殘狠的手段，無產階級的運動在極幼稚的狀態中已經逼得直接行向民族鬥爭、政治鬥爭。小資產階級（小農、小商人、小手工業者、知識界）破產異常之速且烈，雖有流入兵隊轉成反動勢力的工具者，而普遍的始終不滿於現狀（連土匪亦在內）。新生的“嬰兒”資產階級（小工業家及商人之稍能自立的）亦無不本能的反對外國；至於所謂中國的“大資產階級”、“最近新起的工業家”等，亦遲早必覺著抵製帝國主義的必要。於是，中國的民族運動，得最宜於組織、最易有團結的無產階級之猛進，當能聯合小資產階級，督促資產階級而行向民族革命，以至於與世界無產階級攜手，而促成偉大的長期的世界社會革命，徹底顛覆帝國主義。

中國的資產階級與辛亥革命

　　中國之反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固然如上述之大致趨勢，已可明了，然因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之途徑有特異之點，自然顯露種種駁雜的色彩。要明白此中的意義，也就不能不將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作更細些的研究。

　　大都社會間的變象，受純粹經濟原因的影響的，往往發露得遲緩些；而受政治上近因的影響的，必更急遽。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受外鑠的，其第一步，應用近代的汽機技術，卻始於軍事；李鴻章與彼得大帝所行相同，而所得絕異，此中原因暫不能贅敘；唯軍事技術的應用則同由防禦外寇而來；在中國又恰與小農破產之過程相遇，於是上則造成軍閥，下則造成兵匪。軍事技術為武人附虎翼，小農破產為武人增“炮灰”。這是第一層。對於生產上絕無良果，而適得其反，陡然大增社會之消費。西歐資本主義要發達到製造巡洋艦，不知道得花多少年功夫，而中國的資本主義卻從巡洋艦開頭！此外，外交失敗，屢次賠款借債，更是增加平民破產的近因。

　　因侵入的經濟力太強，中國自己的經濟力太弱，若要勉強應付，不得不乞靈於所謂“國家”，這與西歐社會黨在資產階級發達已盛時要求“國有”的性質大異，其結果且不能令資產階級的政府集中資本及生產（因為並無資產階級國家），當然更不能以此口號而開社會革命之血路（因為本非勞動者所要求），剩得一班士紳階級，並無經濟基礎而胡亂借此官營業做無本錢生意，於是發生官僚資本之第一種：此種營業最初大半是路礦。礦則一半供軍事，一半供給外國，對於中國自己的生產事業所益有限，而消費卻當比擬於先進資本國，因汽機生產成本須大；路則最初亦含有“媚外的”軍事性質，雖增加國家收入，而一時並不是適應中國國民經濟的自己需要的。西歐資本發達後，方要求煤、鐵、鐵路，以至於進而求其集中國有，還不知要經多少周折；而中國卻為著外人起見，先開發路礦，再來勾通內地，並且逼得非官辦不可。（辛亥革命雖鬧“民有”鐵路，至今中國私人資本家該得起幾裏鐵路！）固然落後的資本國，間或也有這等辦法，然實按其當地經濟情形，始終比中國此種懸隔狀態好幾倍。次則，最初一期所謂興辦實業，實在非可憐的小商人階級所能擔任，因此私人公司也往往先歸那處於治者地位的士紳階級，以官為業的官僚階級，以及少數巨商，大半仍是官商合辦等類的把戲；處處慣於借政權作弊，絕不能發生資產階級最初期所當有的純粹商品經濟，就是不能全靠真正的經濟力量來“自由競爭”。於是有官僚資本之第二種。當然流毒至於現在，不但不能十分組織生產，增加生產力，並且慣於與舊治者階級妥協。這是第二層。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既然是適應外國帝國主義而非適應中國經濟生活，所以先有國內的新式交通事業的發達，以便外貨輸入，原料輸出；內地一切運輸事業隨之而興，尤其是輪船火車興旺；交通資本先工業資本而發展。這是第三層。交通部在別國不過是國務機關之一，處於資產階級國家之下，全國資本家的經濟力籠罩得住這小小官署。在中國他卻會變成所謂一“係”——交通係；可是這不過舉例而說，其實這係乃是官僚資本與交通資本的複合幻化，且其靈魂還是包辦國債製度呢。

　　這三層是中國資本主義出世時的特異之處，大足以定他終身的運命。本來中國舊時的所謂“一統江山”，並非政治經濟程度已到的集權政府。其時，各區（省）處處自為風氣，因為各有各的經濟生活，所以若有武人占據，便可隨時互相隔離；然而苟有力量征服“海內”，統治全局亦較容易，不用多養兵力，這亦因為各地方經濟力弱，隻須削除地方的武力，便告成功。因此，凡一統皇帝勘平“群寇”之後，反當解甲兵、“與民休息”。否則全國生活經濟必重行騷亂，“長久”治安反不能保。宋的府兵，清的綠營駐防，人數都非常之少：一則恐怕地方將官割據為叛，二則“天下”的財力也實不能擔負許多。既無必要又無可能。如今既有湘軍、淮軍，在洪、楊“屠殺”十數省之後，又要加以“新軍”，要用西洋軍事技術，如何得了！全國因此雇傭軍隊的增多征調，各省遊民已混流交匯；各省武官漸漸自立門戶，其所憑藉之武器軍隊大非昔比，決不能再低頭做“戈什哈”；各地土匪更是暗中滋長，他們的兵器也能精益求精，這可不言而喻。既如此，軍閥割據的禍根早已伏下，他們正在想乘機攫取地方政權。再則，各地方士紳巨商，藉購軍械、借外債、辦“洋務”而自肥，漸漸覺著自己的力量；不但此種畸形發展表麵上增加地方“實力”，使能剜肉補瘡支持新增的兵餉；而且巨商及官僚的資產階級，也學會了借諮議局或新式督撫和清廷搗亂，其實欲自獲“利權”，卻往往利用武人反而自縛。三則，交通事業過量的開發，驟然勾通國內的茅塞，毀壞對外的“長城”，真的資產階級也未免更受外力的大觸動而開始發展；國外的富商要求國家富強而資助革命黨，國內的商人初步發展便很覺著外貨的侵占；各省經濟生活雖日在勾通，而畛域尚未能全泯，資產階級受此交通先時開發的影響而偏向商業發展，組織生產的能力尚非常之小；於是因他們反對專製而久伏的動機驟發，既發而力又太小，不足管理國家，不得不隨地“請”個武人“保護安寧秩序”。當時此種資產階級發展的程度，本不能發生什麽民主共和的運動。所以大多數資產階級反對滿清的動機，發於間接的恨帝國主義者多，而起於要求民權者少。辛亥革命為反抗滿清及列強之雙方的民族主義革命，當初是一部分失誌的官僚資產階級，利用此民族主義的國內平民及國外僑商，起而反抗在朝的官僚資產階級。其結果，平民受欺，僑商被擯；而袁世凱等更利用此自私的新官僚資產階級，遂成軍閥統治。當初是反對鐵路“官”有，反對大借款，反對帝國主義；其結果，鐵路及借款運動仍舊失敗，反而斷送關、鹽管理權於外人，國債增加幾十倍，帝國主義的勢力反因此而大增。

　　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其為“辛亥革命”，中國之所以成其為“中華民國”，真是曆史的必然！

資產階級的革命與無產階級的勝利

　　中國實業要求發展而抗帝國主義，即必須有政治的獨立；如今再一察能爭此“獨立”的社會力量，此等力量亦正養成於資產階級發展之中。

　　軍閥、財閥（官僚資本）勾結帝國主義，擾亂經濟，為資產階級的發展之直接障礙，當然不能為中國爭獨立解放。資產階級之中，大商階級依賴外國資本，每每易於妥協，或者想一個軍閥來統一太平，以應其經濟需要，或者竟想利用外國勢力驅逐軍閥；海外僑商則受外國直接壓迫，比較的革命些；至於小商人雖然能力太小，卻因所謂“國貨”的發展，反對帝國主義的情緒很普遍；新興的工業階級亦必被逼而不得不反抗。勞動階級之中，農民處於半自然經濟的社會裏，雖然日漸破產，困苦顛連，而自己不見仇敵，始終有鬱勃不平的傾向；無產階級因商業交通偏頗的發展，運輸工人居多，其中一部分僅是苦力搬運夫，沒有受大工業的組織訓練；手工業小工業居多，工業中的無產階級很少很幼稚，大半不脫宗法社會思想的遺毒；然而始終有一部分：鐵路工人、礦山工人、紡織工人、海員等，直接與官僚軍閥衝突，感覺帝國主義壓迫最甚，而亦最易組織。此中凡能反抗帝國主義的勢力，自然傾向於聯合，起而顛覆帝國主義。

　　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導源於帝國主義的侵入，亦就不得不成為帝國主義的對抗力。這些對抗力之中，勞動階級固然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特性而尚弱，現在隻有民族主義的覺悟；然而資產階級之弱更甚於勞動階級。外國資本的侵略卻正在日益加緊，自然而然促成反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勞動階級的革命運動之第一步，在中國現時經濟狀況之下，便表示於民族主義運動之中；然而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運動，更非有勞動階級的革命行動不能成功。此“最後之市場”——中國，若能奮起，世界帝國主義必然受非常之打擊，而世界社會革命乃不得不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