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

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
作者: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1929年10月5日

  在現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機異常嚴重,國內的革命鬥爭日益緊張的時期,黨內的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都乘時活動起來,積極的在政治上,組織上,各方面來攻擊黨,破壞黨,好像與敵人聯盟一樣的來向黨進攻,這的確是很嚴重的問題。全黨同志必須明確的認識,只有堅決的肅清黨的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的錯誤思想和小組織行動,才能順利執行黨在目前緊張形勢中之“擁護蘇聯”與領導革命鬥爭的任務;同時必須堅決的執行“擁護蘇聯”與領導群眾革命鬥爭的任務,推進革命的發展,才能根本肅清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思想。

  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對於目前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都走入了取消主義的觀點,最近陳獨秀同志致中央的信,便是一個很好的代表。他這信的觀點,完全推翻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一貫的列寧主義的路線;完全推翻六次大會與中央對於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極可恥的取消主義!

  (一)他們認為過去機會主義發生的根由,“乃是因為不曾洞察資產階級的發展對於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險性尤其是對於國民黨的階級性的錯誤的觀察”,因此他根本否認共產國際列寧主義對半殖民地的中國民族革命開始的階段,可以與資產階級暫時聯合和加入國民黨的路線,這就是托洛斯基當時攻擊共產國際的觀點,已經共產國際批評得體無完膚,在中國革命中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是由於中國黨當時的指導機關,違反共產國際的指示,不與資產階級爭奪革命的領導權,不反對資產階級,而極力向資產階級讓步,甚至無恥的投降,把共產國際列寧主義對殖民地民族革命理論,變成了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的路線,決不是當時暫時聯合資產階級和加入各階級聯盟的國民黨的根本路線錯誤。獨秀同志不去正確的認識歷史的教訓,只圖避免責任,不惜把自己躲到托洛斯基主義的旗幟之下而誣共產國際的根本路線為機會主義:於是他遂與托洛斯基主義同樣的走入了更深的機會主義的取消派的觀點。

  (二)他們認為“中國革命失敗了,資產階級取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這就是取消派的根本觀點。照這樣說,資產階級克服了封建勢力,帝國主義也對他讓步了,那麽,在經濟上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的束縛都沒有了,可以坐享資本主義發展的幸福了,在政治上封建勢力,帝國主義的矛盾都沒有了,自然統治階級只有穩定,絕“沒有動搖了。這樣很簡單的取消了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取消反封建勢力的鬥爭,自然根本把整個的革命都取消了。實際上中國革命的失敗,不〈只〉是無產階級失敗,而且整個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失敗了,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得勝利。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是勝利了,但是對帝國主義是屈服了,因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更加強,對封建勢力妥協了,因之,封建勢力又得到一時的恢復,所以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勢力的任務一點也沒有完成,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束縛一點也沒有解除,故現在仍然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因為現在的這些矛盾,不僅沒有減少,並且日益加緊,故革命高潮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到來。

  (三)他認為“資產階級對封建勢力,帝國主義,都勝利了”,自然結論到“現在是純粹資產階級的政權,國民黨是純粹資產階級的政黨”。歷史證明這樣的觀點完全錯誤的,資產階級是背叛革命,投降了帝國主義,妥協了封建勢力,而得到部分的政權,並沒有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統治而建立他自己一個階級的政權,所以現在的統治階級是帝國主義指揮下的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聯盟,國民黨就是這一聯盟的具體形式,所以他們內部才包含了各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各個帝國主義正在互相搶奪中國的統治,買辦地主資產階級正在互爭這一反革命的領導權,各派軍閥正在互爭地盤,遂造成不斷的軍閥戰爭,一天一天的走向崩潰的道路。

  (四)他們不了解這樣的觀點,因此得出極奇怪的結論,以為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一點矛盾也沒有了,而軍閥戰爭卻是由於資產階級各派(重工業資本與輕工業資本等)的沖突所造成,這是毫無經濟常識之談。在一國內的資產階級內部因各種經濟原因而發生利害的沖突,發生政治的派別,可是決不能發生國內戰爭,因為在經濟上他們互相密切不可分離的關系更大於他們的沖突。在落後的農業國家走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中,每個國內戰爭,都必然要反映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如解放黑奴的美國南北戰爭,掃除封建藩屬制度的日本西南戰爭,都是一樣,獨秀同志把這些戰爭都認作是資產階級內部的戰爭,這真是空前未有的奇聞!至於半殖民地的中國的軍閥戰爭,主要是帝國主義相互沖突的結果,同時也反映著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如目前的反蔣戰爭,雙方都是買辦地主資產階級的集團,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資產階級,其所以贊助這一戰爭,都是為著自己的利益,為著利用這一工具來擴大他的利益範圍,任何一方面的封建勢力也是為著自己的階級的利益,為著利用這一軍閥來保持他的封建剝削關系。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資產階級都是要妥協封建勢力,勾結帝國主義,都只有反革命的作用,都沒有絲毫革命的意義,所以這樣的戰爭是毫無疑問的反革命的戰爭。

  (五)他從這樣抽象的觀點出發,因此對於經濟的分析,不顧事實的而肯定“封建勢力經過商業資本的侵蝕,帝國主義商品經濟伸入農村,尤其大革命的經過,已經受到最後的打擊,已經是殘余的殘余,”已經不再保持他的封建的剝削而“努力資本主義化”,而結論到“封建勢力已經完全服從資產階級的領導,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只有共同點而一點矛盾沒有了”,這只是腦子裏而〔面〕的幻想。實際上中國的土地關系,雖然經過長期的變遷(主要是商業資本的侵蝕與農民暴動)雖然在土地所有關系上,資本主義的形式占優勢,但地主對農民的剝削關系則封建的形式仍然占極大的優勢。帝國主義商品經濟如狂風暴雨般侵入農村,使半自然經濟更加崩潰,封建地主更加動搖。可是,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卻更加殘酷。大革命的經過,的確給這樣的剝削以莫大打擊,同時〔可是〕,在革命失敗以後,這樣的封建剝削關系,又得到一時的恢復,地主階級的勢力又得到暫時回光反照的機會。同時現在全國的情形,支配全國的經濟生活的:第一,是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第二,是封建的剝削關系;第三,是中國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形式的剝削。資產階級雖然企圖發展資本主義,封建地主也想蛻化為資產階級,可是受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束縛,無法實現這樣的企圖,因此資產階級便不能放棄他的改良政綱的鬥爭(但這一鬥爭因為畏怕工農民眾起來的原因又必然是要勾結帝國主義,妥協封建勢力),而封建勢力更加要保持並且要更加緊他的封建剝削,〈以利其存在〉⑴,這是明顯的客觀的事實,任何人只要能拋棄腦子裏的幻想與成見,細心的去研究中國經濟關系,都能了解這一正確的觀點。

  (六)因此他所承認的“革命高潮當然有再到來的可能”與六次大會和中央所指出的“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到來”的意義完全不同。六次大會所指示的意義是指整個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失敗了,帝國主義仍然在極野蠻的統治中國,封建階級仍然是在加緊他的殘酷的剝削。資產階級因為得不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讓步,只有更厲害的向工人進攻,那麽,廣大勞苦群眾找不到第二條出路,因之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反資產階級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的到來。所以現在各地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突起,工人鬥爭的發展,農民暴動之不斷的爆發,決不是甚麽“革命失敗的余波”,“革命高潮的反面”。而是明顯的新的革命高潮的象征。他們否認這樣的前提,他們認為帝國主義讓步了,而且幫助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了,(那麽所謂帝國主義宰制中國便成了一句空話!)封建剝削更沒有了,那麽,沒有什麽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民主革命了,有的只是工人對資本家的革命了。所以他們否認現在廣大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和農民不斷的暴動是革命高潮的象征,而且否認一切的革命象征。六次大會與中央指出這些根本矛盾沒有解決,所以統治階級是走向崩潰,而革命形勢是走向高潮,他們否認統治階級的動搖,否認革命鬥爭開始復興。他們只承認工人與資本的矛盾一點,同時又認為現在工人的鬥爭“只是革命高潮的反面”,那麽所謂“革命高潮必然有再來的可能”只是與“我們必然得到最後的勝利”“共產主義必然得到最後的成功”一樣的毫無現在實際策略意義的話。他們以為“說革命高潮將永遠不會到來是取消派的見解”,其實說革命高潮永遠不會到來,何只是取消派的見解,而且是瘋子,或者是資產階級的空想,所謂取消派的觀點正是如他們否認統治階級的動搖,承認須經過統治階級的穩定,然後才有革命的高潮的意見。

  (七)依據他們的觀點,否認統治階級的動搖,否認革命鬥爭的開始復興,那麽不是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到來,而是統治階級穩定不可避免到來,根據這樣的觀點出發來決定策略的路線,自然要在原則上采取合法運動,而“國民會議”應該是中心的口號,蘇維埃的旗幟只好取消。獨秀同志卻是很怯儒的不敢如托洛斯基一樣的公開主張合法運動與國民會議。只是消極的攻擊中央的路線,攻擊中央號召“五卅”“八一”……的示威運動是盲動,是玩弄,不敢公開的提出積極主張。實則在他們的觀點上只有取消一切非法的鬥爭,力求合法,才不是玩弄才不是盲動了。所以借著列寧所謂“不帶何等血熱性的合法手段”的一句話,透露他自己的觀點。如果他的主張真果是如當時列寧的主張一樣,那麽,決不會覺得中央是盲動。因為中央的路線只是反對合法主義(帶血熱性的合法),並沒有拋棄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手段,而且積極指出要利用公開與合法的可能來發動廣大群眾,組織廣大群眾。同時既然統治階級是在走向崩潰,群眾鬥爭是開始復興,那麽光只利用合法的可能來組織群眾,光只註意領導群眾的日常鬥爭是不夠的。必然同時要領導群眾的鬥爭走向政治的示威行動,以擴大黨在群眾中政治影響。如果說這是盲動,這只是從他的取消觀點出發的取消辦法,根本上與第三黨的口號毫無二樣。

  (八)從他們對於中國農村經濟的分析,認為農村經濟關系主要是資本主義剝削,於是農村中主要的矛盾是雇農貧農對富農與商業高利貸資本的鬥爭,地主的封建剝削只是殘余的殘余,次要又次要的了。所以他們認為“富農是反革命的,中農是中間動搖的分子,只有雇農貧農是革命的柱石”,所以他們的策略路線是“聯合貧農使中農中立反對富農”,這又是對於土地革命對於農村鬥爭策略的取消觀念!事實上中國農村經濟關系,主要是地主軍閥對於廣大農民群眾的封建剝削,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剝削,只是與地主階級利用土地使用關系對農民的剝削相互勾結著,並且多半是豪紳地主兼營,至於富農對雇農的剝削在整個的農村經濟關系中,還是次要的地位,所以農村中主要的矛盾是廣大農民與地主階級的對抗。但是中國富農兼有半地主半封建的剝削,他不能堅決參加反封建的鬥爭,所以現在農村中從雇農至中農都是遭受封建剝削的革命的群眾,富農是動搖以至反革命的分子,所以我們農村鬥爭主要的口號是土地革命,鬥爭的策略以雇農為主要基礎,聯合中農,反對富農,如果現在不以反軍閥地主封建剝削為中心口號,決不能發動廣大的群眾,如果不與中農結成鞏固的同盟,便要削弱革命的力量,決不能推翻統治階級。所以他們的策略是取消革命的最好辦法。

  (九)黨的民主化的限度是要依據客觀和主觀的條件來決定的,如果客觀的白色恐怖異常嚴重的時候,而要求超越可能的民主化,只是“幫助俄皇憲兵”(列寧這樣說過)的辦法;如果主觀的無產階級基礎薄弱,而要想擴大黨的民主化,只是放任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妥協傾向在黨內發展。現在中國黨的情狀,主觀上無產階級基礎既弱,尤其是客觀上白色恐怖是古今中外未曾有的殘酷,加以革命鬥爭又異常緊張,國內軍閥戰爭,國際的反蘇聯戰爭郁擺在黨的前面,他們卻在這個時候要求公開討論一切不同路線的意見,要求把反對全國代表大會決議的意見都公開在黨報上發表,要求從支部到中央都實行民主的選舉,這無異於要求黨放棄目前實際的革命鬥爭的任務,來實行黨內清談。要求松懈黨的極端秘密的組織好讓警察巡捕得以大施破壞。至於因為中央要求全黨同志服從黨的決議,在黨的策略上一致行動,便說:“這是命令主義”“這是一貫的命令主義”,這完全是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列寧黨的服從多數,服從上級黨部的一切決議和指示的根本原則,絕不能容許這樣無政府的思想來破壞的。至於主張黨內和平,不過是要求黨放棄對於一切不正確傾向的指斥,放任這些傾向在黨內發展。誣蔑中央用“警察政策”,這更是學習托洛斯基攻擊俄國黨的最卑汙的挑撥離間的手段。可惜太不聰明了,因為把這些話用到中國黨來,只有得到全黨同志的嘲笑與憤慨的回答!

  依據上面的分析,他們的觀點與路線都是一貫的取消主義,他們分析革命失敗的根由是反對共產國際整個的路線,分析中國經濟政治的狀況,取消了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鬥爭,取消了土地革命,分析革命形勢否認統治階級的動搖與革命鬥爭的開始復興,這佯根本把革命都取消了。因此在策略上自然要主張取消一切非法的鬥爭;罷工與示威,都成為玩弄與盲動了。在組織上自然要成為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不要紀律,不要服從上級黨的決議與指示,主張黨內和平,一切不正確思想都有權利在黨內自由宣傳。這便是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整個的路線。這是很明顯的公開的反共產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黨的路線。

  中央認為這樣的思想在黨內發展,不止是破壞黨執行目前迫坊的革命任務,而且可以使黨分崩離析以至滅亡。中央號召全黨同志堅決站在共產國際,六次大會與中央決議之上反對這樣取消主義的思想,把它徹底肅清。

  現在黨內還有一種嚴重的調和派的傾向,如說“托洛斯基主義是有理論的系統,我們不好簡單的批評他。”“他們固然錯誤了,中央也不完全是對的”,……等,這樣調和的觀點,只是模糊同志的觀念,松懈黨對於取消派的攻擊,掩護取消派的思想在黨內發展,想拿一些技術的,非政治的問題,來動搖黨為正確原則的爭鬥,為列寧主義路線的爭鬥。他們與取消派的不同,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比,原則上是一樣的動搖黨的路線的。並且不肅清調和派的傾向,決不能執行反取消派的鬥爭,所以反對調和思想的鬥爭與反對取消派一樣的重要。

  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原則,在未開新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全黨同志都必須絕對服從最後一次大會的決議,違反大會決議的觀點,絕對不能容許在黨內自由討論,並且現在革命鬥爭異常緊張的時候,煽起黨內原則不同的討論,毫無疑問的是阻礙革命鬥爭,破壞黨,客觀上便是幫助敵人。所以中央認為這樣的思想,必須迅速的把他肅清,尤其不應該因為這樣的討論而松懈領導群眾鬥爭的工作。

  現在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不只是故意的煽起黨的討論而且實行了他們的小組織的行動。反對派已經有他們的秘密刊物,在黨內傳播,獨秀同志也在未經中央決定以前,把他寫給中央的信,自由在同志中間宣傳,這是列寧黨所不能寬恕的破壞黨的行為。因此中央在組織上有下面的決定:

  (一)各級黨部如果發現了這樣的小組織必須馬上解散,對於參加的同志須與以組織上的制裁。

  (二)經過討論以後,仍然固執他的取消主義的思想,不執行黨的策略,不服從決議的,應毫不猶疑的開除出黨。

  (三)獨秀同志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之下工作,停止—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

  中央認為在目前革命鬥爭緊張的形勢之下,上面的決定,是鞏固黨,使黨能堅決執行領導革命鬥爭任務的必須的方法,中央號召全黨同志一致起來,擁護中央的決議,肅清黨內取消主義的思想與一切反黨的小組織。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十月十五日通過[1]

  根據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一九三○年十二月再版的《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刊印

  1. 此處日期有誤。此文為1929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90次會議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