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

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
作者:胡適

  現在的傳教事業和二十五年前大不同了。二十五年前的種種困難,現在全沒有了,或大大地減輕了。但是現在的傳教士卻有他們的新困難。這些新起的困難是從前的傳教士不曾夢想到的,也是今日一般傳教士不很十分瞭解的。我以為今日傳教的人若不明白瞭解這些新困難,便不懂得他自己處的地位,便不能認清他自己要應付的問題,便不能瞭解他自己幹的什麼事。

  在我這個旁觀者看來,今日的傳教事業有三個新難關,不容易打過去。

  第一是新起的民族主義的反動(A New Nationalistic Reaction)。這幾十年來,中國受西洋人的欺侮總算很夠了;好幾次的反抗,都歸失敗。最後一次的反抗是庚子年的拳匪運動。自從那回之後,中國人知道這種盲目的,無知識的反動是無用的了。所以二十世紀頭上的十多年可算是中國人對外不反抗的時期;外國人處處占優勝,處處佔便宜;中國人怕“干涉”,怕“瓜分”,只好含羞忍辱,敢怒而不敢反抗。但是這十幾年來,可不同了。辛亥的革命與民國的成立鼓起了中國人的勇氣,喚醒了民族的自覺心。干涉與瓜分的噩夢漸漸遠了。到了歐戰發生,歐洲殘破,真正“戳穿了西洋鏡”,中國人對於西洋列強的真相漸漸有點明白了,怕懼的心理漸漸減低,自覺的心理漸漸發展。歐戰期內,國際貿易的大變遷,國內產業的發達,列強在遠東的壓迫力的暫時弛緩,歐戰後國際形勢的大變動,俄國的革命,德國、奧國的衰敗,這些事實都夠使中國民族——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心理上起許多大反動。結果就是一種新的民族主義的大反動。這種反動的表現很多,如近年收回租借地,廢止不平等條約等等運動,都是實例。

  這種民族主義的反動是很自然的,很正當的。但其中也不免有走向極端的傾向。有人竟恭維義和團的運動為“中國民族革命史之悲壯的序幕”(《嚮導》八十一期),有人竟主張“排外二字大可做在民間宣傳的口號”(《政治生活》十五期)。但他們定出的“排外的綱領”卻不像他們的口號那樣暴烈:

  (1)取消協定關稅,發展中國的工商業。

  (2)收回領事裁判權,由中國人懲罰外人在中國販軍火,嗎啡,鴉片,殺人,強姦等暴行。

  (3)收回教育權。

  (4)禁止外人在中國傳教。

  (5)廢除外人在華一切特權,租界;撤退外人在華軍艦及軍隊。(《政治生活》十五期)

  他們為什麼不許外人在中國傳教辦學呢?因為他們相信凡帝國主義文化侵掠的唯一方法是布宗教,開學校。“宗教一方面是帝國主義昏迷殖民地民眾之一種催眠術,另一方面又是帝國主義侵掠殖民地之探險隊,先鋒軍”(《嚮導》八十一期)。他們引俾士麥保護天主教傳教事業,及德國因教案搶得青島及膠州灣的事作一種引證。

  這種反動是不可輕視的。他們的理由就是八十年來列強欺侮壓迫中國人的歷史;他們的證據就是外國人在中國取得的種種特權和租界。這些不公道一日不除,這些不平等的情形一日不去,那麼,這些反動的喊聲一日不能消滅。拳匪之事可以用武力撲滅;因為那種迷信的,野蠻的舉動本身就站不住腳。但是現在的民族主義的反抗運動,根據在一個大民族不平的心理,有可以公開的目標,有可以動人的理論,——這是強權不能壓倒,武力不能剷除的。

  傳教的事業在二十五年前經過了義和團的難關,現在到了這座新難關之下應該怎樣過關呢?

  第二是新起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趨勢。二十五年前,傳教事業的敵人是愚昧的迷信。二十五年後,傳教事業的難關是開明的理性主義。我們現在不怕基督教士挖眼珠子去作藥了;我們現在對於基督教的教義與信條也漸漸明白了。但我們有人要進一步疑問基督教的根本教義能不能成立。我們有人要問上帝究竟有沒有,靈魂究竟有沒有。西洋近代科學思想輸入中國以後,中國固有的自然主義的哲學逐漸回來,這兩種東西的結合就產生了今日自然主義的運動。這種自然主義對於宗教的態度是:

  (1)宇宙及其中一切萬物的運行變化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用不著什麼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2)生物界的生存競爭的慘酷與浪费,使我們明白那仁愛慈祥的主宰是不會有的。

  (3)人不過是動物的一種,死後是要腐爛朽滅的,朽滅是自然的現象,不足使我們煩心。我們則應該努力做我們能做的事業,建造我們人世的樂國,不必去謀死後的淨土天堂。

  這種新的理性主義的根本態度是懷疑:他要人疑而後信。他的武器是“拿證據來”!

  這種理性主義現在雖然只是少數人的信仰,然而他們的勢力是不可輕視的。中國民族本是一種薄於宗教心的民族;古代的道家,宋明的理學,都帶有自然主義的色彰。所以西洋近代的自然主義到了中國便尋著了膏腴之地,將來定能繼長增高,開花結果。在這個“拿證據來”的旗幟之下,不但同善社、悟善社等等變梧的道教要受理性主義的評判與打擊,就是基督教的教義與信條也免不掉他的評判與攻擊。

  傳教的事業二十五年前打義和團和紅燈教的難關過來了,現在到了這”理性關”前,還是偷關而過呢?還是指名搦戰呢?

  前面兩座難關是外來的抵抗,第三座難關卻是基督教傳教事業內部的弱點。

  這第三關便是傳教士在中國的生活的安逸。這話好像不通。傳教士的生活變安逸了,豈不是一件好事?何以我說是一座難關呢?

  五六十年前,到中國來傳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很危險的事。交通不方便,語言不通,信息不通,一個教士冒險深入內地,住在一群仇視的愚民之中,時時刻刻有生命的危險。所以當年來的傳教士至少須具有兩種資格:第一要有非常深摯的宗教信心,第二要有百折不回的犧牲精神。沒有很強的宗教信仰,他不肯來;沒有很堅決的犧牲精神,他不敢來。所以當年那些把生命和安逸放在腦背後,來到中國傳教的人,大都經過了一種天然的淘汰,大都是挑出來的尖子,大都是中人以上的人格。我們回看利瑪竇、莫利遜一班人的成績,不能不向他們脫帽致敬。

  但是現在時勢變了。交通方便多了,保障完備多了,風氣開通多了,生活容易多了。風俗不懂的,有書可讀;語言不通的,有華語學校可進。不但不用犧牲生命,還有薪俸可拿。人工這樣賤,生活费這樣低,租稅是沒有的,禁酒的法令是行不到的,——在中國教會學校裡教書的生活有什麼了不得的痛苦與犧牲?

  因為生活變容易了,變安逸了,所以現在來傳教的人都不用經過那嚴刻的天然淘汰,所以什麼樣子的人都跑來了。有不能在本国吃飯而來中國教書的;有來養病的;有來休息的;有來玩的;有來混飯吃的;有來收買古董的。宗教信仰也不必很強,冒險精神也用不著,犧牲精神也不必有了。固然今日在中國的傳教士之中確也有不少很可敬愛的人格。但我們可以說,今日教會選擇傳教士,遠不如美孚公司或英美煙公司選擇內地經理人之嚴格。有些人是不必來的;有些人是不配來的。

  基督教古來的傳教士經過了種種危險與困難的關隘,現在的傳教事業到了這平陽關前,怎麼辦呢?

  我是個直爽的人,愛說爽直的話。諸位朋友要我發表我對於基督教教會教育的前途的觀察,我已經指出了傳教事業今日遇著的三座難關,指出了教會教育今日不能忽略的三個新起的境地,我這個門外漢,至多只能診察,卻實在不配開藥方。

  藥方是要請諸位自己開的。

  但是我承諸位的好意,不敢不把話說完。我要提出兩個疑問,作我今天談話的結尾。這只是疑問,不是斷語;只是一篇談話的收尾,不是一個問題的結論。

  第一,教會教育能不能集中一切財力人力來辦極少數真正超等出色的學校,而不去辦那許多中等下等的學校?

  第二,教會學校能不能拋棄傳教而專辦教育?當前年布尔登博士(Dr. Burton)等來中國調查教會教育的時候,他曾問我有什麼意見。我指著北京協和醫院對他說,“這是教會教育家應當效法的。羅氏醫社不到各地去設立無數小醫院,卻集中一切財力人力,在這裡開一個設備最完,規模最大的醫院。將來中國的醫學教育无論怎樣發達,這個醫院,是打不倒的,總站得住的。教會教育何不也集中一切財力人力來辦極少數的真正好學校呢?把最好的給我们,他才站得住。把三等四等的给我们,我们将来一定会不要的”。

  我現把這番話拿來請教諸位。現在教會辦的大學(College)已是不少的了;中學以下更不用說了。在今日國立公立學校辦的不好的時候,這些教會學校固然可以僥倖存在。但從教育原則上觀察,從根本上觀察,這樣勢分力薄的政策是不經濟的,是錯誤的。將來三等四等的學堂,誰不會辦?何必勞諸位跑幾萬里路來替我們辦呢?

  如果諸位真有意要在中國辦教育,我們很想看看基督教徒的好意能夠辦到一個怎樣完備的學校。我們很希望教會能聯合他們的財力人力,集中一兩個地方,辦一兩個真正出色的學校,教將來的人看了都讚歎道,“這才不愧是基督教徒的好意的表現!”

  為什麼我要發第二個疑問呢?耶穌說的好:你不能同時伏侍上帝又伏侍財神。我們講教育的人也要說:你不能同時伏侍教育又伏侍宗教。在今日民族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潮流之中,以傳教為目的的學校更不容易站得住。

  我也知道,劝教會學校拋棄傳教的目的,比勸張作霖、吳佩孚裁兵還要難的多。但我有兩層理由,不能不說。

  (1)利用兒童不能自己思想的時期,強迫他做宗教的儀式,勸誘他信仰某種信條,那是不道德的行為。右手執劍,左手拿《哥蘭經》(The Koran),是你们不贊成的。右手拿麵包,左手拿《馬太福音》,那是救世軍的行為,是蕭伯訥(Bernard Shaw)所譏笑的。但是右手拿粉筆和教科書,左手拿《馬太福音》,也是我們所反對的。教育是為兒童的幸福的,不是為上帝的光榮的。學校是發展人才的地方,不是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用學校傳教,利用幼稚男女的簡單頭腦來傳教,實行傳教的事業,這種行為等於詐欺取利,是不道德的行為。

  (2)為基督徒計,與其得許多幼稚可欺的教徒,還不如得少數晚年入教的信徒。早年受勸誘入教的人,中年智識開發之後,往往要起反感。天才高的也許變成福爾泰(Voltaire)一類的革命家;中下的也許放恣流蕩,打破一切教義的拘束。倒是那些中年以後信教的人,信心不易減退,宗旨不易變遷。給他自由思想的機會;他若從經驗中感覺宗教的需要,從經驗裡體會得基督教的意義,那種信徒才是真信徒,一個可抵千百個的。聖奧古斯丁便是一個有名的先例。

  我所謂教會教育拋棄傳教,專辦教育,只是要做到這幾件:(1)不強迫做禮拜,(2)不把宗教教育列在課程表裡,(3)不勸誘兒童及其父兄信教,(4)不用學校做宣傳教義的機關,(5)用人以學問為標準,不限於教徒,(6)教徒子弟與非教徒子弟受同等待遇,(7)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

  諸位大概記得中古教會裡有一種制度,叫做“魔鬼的辯護士”(Advocatus diaboli)。中古教會要討論一種教義時,必要有一個人擔任反駁這種教義,讓大眾盡力駁他。這個擔任反對言論的人,這個“掮末梢”的人,就叫做“魔鬼的辯護士”。這種制度是極好的,因為他的用意是不肯抹殺反對的言論,要從辯論裡尋出真理來。我相信諸位都是愛真理的人,所以我自己情願給諸位做一次魔鬼的辯護者,好讓諸位盡來驳我。

  

  我謝謝諸位的容忍與耐心。   

  (十四年在燕京大學教職員聚餐會的談話,十五年三月九日追记。)

  (此文為英文講演The Present Crisis in Christian Education的中譯文,原載《教育評論》(Educational Review of the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1925年7月號,又載《宗教教育》(Religions Education)1925年12月第20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