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
| 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 作者：胡適 |
現在的傳教事業和二十五年前大不同了。二十五年前的種種困難，現在全沒有了，或大大地減輕了。但是現在的傳教士卻有他們的新困難。這些新起的困難是從前的傳教士不曾夢想到的，也是今日一般傳教士不很十分瞭解的。我以為今日傳教的人若不明白瞭解這些新困難，便不懂得他自己處的地位，便不能認清他自己要應付的問題，便不能瞭解他自己幹的什麼事。
在我這個旁觀者看來，今日的傳教事業有三個新難關，不容易打過去。
第一是新起的民族主義的反動（A New Nationalistic Reaction）。這幾十年來，中國受西洋人的欺侮總算很夠了；好幾次的反抗，都歸失敗。最後一次的反抗是庚子年的拳匪運動。自從那回之後，中國人知道這種盲目的，無知識的反動是無用的了。所以二十世紀頭上的十多年可算是中國人對外不反抗的時期；外國人處處占優勝，處處佔便宜；中國人怕“干涉”，怕“瓜分”，只好含羞忍辱，敢怒而不敢反抗。但是這十幾年來，可不同了。辛亥的革命與民國的成立鼓起了中國人的勇氣，喚醒了民族的自覺心。干涉與瓜分的噩夢漸漸遠了。到了歐戰發生，歐洲殘破，真正“戳穿了西洋鏡”，中國人對於西洋列強的真相漸漸有點明白了，怕懼的心理漸漸減低，自覺的心理漸漸發展。歐戰期內，國際貿易的大變遷，國內產業的發達，列強在遠東的壓迫力的暫時弛緩，歐戰後國際形勢的大變動，俄國的革命，德國、奧國的衰敗，這些事實都夠使中國民族——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心理上起許多大反動。結果就是一種新的民族主義的大反動。這種反動的表現很多，如近年收回租借地，廢止不平等條約等等運動，都是實例。
這種民族主義的反動是很自然的，很正當的。但其中也不免有走向極端的傾向。有人竟恭維義和團的運動為“中國民族革命史之悲壯的序幕”（《嚮導》八十一期），有人竟主張“排外二字大可做在民間宣傳的口號”（《政治生活》十五期）。但他們定出的“排外的綱領”卻不像他們的口號那樣暴烈：
（1）取消協定關稅，發展中國的工商業。
（2）收回領事裁判權，由中國人懲罰外人在中國販軍火，嗎啡，鴉片，殺人，強姦等暴行。
（3）收回教育權。
（4）禁止外人在中國傳教。
（5）廢除外人在華一切特權，租界；撤退外人在華軍艦及軍隊。（《政治生活》十五期）
他們為什麼不許外人在中國傳教辦學呢？因為他們相信凡帝國主義文化侵掠的唯一方法是布宗教，開學校。“宗教一方面是帝國主義昏迷殖民地民眾之一種催眠術，另一方面又是帝國主義侵掠殖民地之探險隊，先鋒軍”（《嚮導》八十一期）。他們引俾士麥保護天主教傳教事業，及德國因教案搶得青島及膠州灣的事作一種引證。
這種反動是不可輕視的。他們的理由就是八十年來列強欺侮壓迫中國人的歷史；他們的證據就是外國人在中國取得的種種特權和租界。這些不公道一日不除，這些不平等的情形一日不去，那麼，這些反動的喊聲一日不能消滅。拳匪之事可以用武力撲滅；因為那種迷信的，野蠻的舉動本身就站不住腳。但是現在的民族主義的反抗運動，根據在一個大民族不平的心理，有可以公開的目標，有可以動人的理論，——這是強權不能壓倒，武力不能剷除的。
傳教的事業在二十五年前經過了義和團的難關，現在到了這座新難關之下應該怎樣過關呢？
第二是新起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趨勢。二十五年前，傳教事業的敵人是愚昧的迷信。二十五年後，傳教事業的難關是開明的理性主義。我們現在不怕基督教士挖眼珠子去作藥了；我們現在對於基督教的教義與信條也漸漸明白了。但我們有人要進一步疑問基督教的根本教義能不能成立。我們有人要問上帝究竟有沒有，靈魂究竟有沒有。西洋近代科學思想輸入中國以後，中國固有的自然主義的哲學逐漸回來，這兩種東西的結合就產生了今日自然主義的運動。這種自然主義對於宗教的態度是：
（1）宇宙及其中一切萬物的運行變化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用不著什麼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2）生物界的生存競爭的慘酷與浪费，使我們明白那仁愛慈祥的主宰是不會有的。
（3）人不過是動物的一種，死後是要腐爛朽滅的，朽滅是自然的現象，不足使我們煩心。我們則應該努力做我們能做的事業，建造我們人世的樂國，不必去謀死後的淨土天堂。
這種新的理性主義的根本態度是懷疑：他要人疑而後信。他的武器是“拿證據來”！
這種理性主義現在雖然只是少數人的信仰，然而他們的勢力是不可輕視的。中國民族本是一種薄於宗教心的民族；古代的道家，宋明的理學，都帶有自然主義的色彰。所以西洋近代的自然主義到了中國便尋著了膏腴之地，將來定能繼長增高，開花結果。在這個“拿證據來”的旗幟之下，不但同善社、悟善社等等變梧的道教要受理性主義的評判與打擊，就是基督教的教義與信條也免不掉他的評判與攻擊。
傳教的事業二十五年前打義和團和紅燈教的難關過來了，現在到了這”理性關”前，還是偷關而過呢？還是指名搦戰呢？
前面兩座難關是外來的抵抗，第三座難關卻是基督教傳教事業內部的弱點。
這第三關便是傳教士在中國的生活的安逸。這話好像不通。傳教士的生活變安逸了，豈不是一件好事？何以我說是一座難關呢？
五六十年前，到中國來傳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很危險的事。交通不方便，語言不通，信息不通，一個教士冒險深入內地，住在一群仇視的愚民之中，時時刻刻有生命的危險。所以當年來的傳教士至少須具有兩種資格：第一要有非常深摯的宗教信心，第二要有百折不回的犧牲精神。沒有很強的宗教信仰，他不肯來；沒有很堅決的犧牲精神，他不敢來。所以當年那些把生命和安逸放在腦背後，來到中國傳教的人，大都經過了一種天然的淘汰，大都是挑出來的尖子，大都是中人以上的人格。我們回看利瑪竇、莫利遜一班人的成績，不能不向他們脫帽致敬。
但是現在時勢變了。交通方便多了，保障完備多了，風氣開通多了，生活容易多了。風俗不懂的，有書可讀；語言不通的，有華語學校可進。不但不用犧牲生命，還有薪俸可拿。人工這樣賤，生活费這樣低，租稅是沒有的，禁酒的法令是行不到的，——在中國教會學校裡教書的生活有什麼了不得的痛苦與犧牲？
因為生活變容易了，變安逸了，所以現在來傳教的人都不用經過那嚴刻的天然淘汰，所以什麼樣子的人都跑來了。有不能在本国吃飯而來中國教書的；有來養病的；有來休息的；有來玩的；有來混飯吃的；有來收買古董的。宗教信仰也不必很強，冒險精神也用不著，犧牲精神也不必有了。固然今日在中國的傳教士之中確也有不少很可敬愛的人格。但我們可以說，今日教會選擇傳教士，遠不如美孚公司或英美煙公司選擇內地經理人之嚴格。有些人是不必來的；有些人是不配來的。
基督教古來的傳教士經過了種種危險與困難的關隘，現在的傳教事業到了這平陽關前，怎麼辦呢？
我是個直爽的人，愛說爽直的話。諸位朋友要我發表我對於基督教教會教育的前途的觀察，我已經指出了傳教事業今日遇著的三座難關，指出了教會教育今日不能忽略的三個新起的境地，我這個門外漢，至多只能診察，卻實在不配開藥方。
藥方是要請諸位自己開的。
但是我承諸位的好意，不敢不把話說完。我要提出兩個疑問，作我今天談話的結尾。這只是疑問，不是斷語；只是一篇談話的收尾，不是一個問題的結論。
第一，教會教育能不能集中一切財力人力來辦極少數真正超等出色的學校，而不去辦那許多中等下等的學校？
第二，教會學校能不能拋棄傳教而專辦教育？當前年布尔登博士（Dr. Burton）等來中國調查教會教育的時候，他曾問我有什麼意見。我指著北京協和醫院對他說，“這是教會教育家應當效法的。羅氏醫社不到各地去設立無數小醫院，卻集中一切財力人力，在這裡開一個設備最完，規模最大的醫院。將來中國的醫學教育无論怎樣發達，這個醫院，是打不倒的，總站得住的。教會教育何不也集中一切財力人力來辦極少數的真正好學校呢？把最好的給我们，他才站得住。把三等四等的给我们，我们将来一定会不要的”。
我現把這番話拿來請教諸位。現在教會辦的大學（College）已是不少的了；中學以下更不用說了。在今日國立公立學校辦的不好的時候，這些教會學校固然可以僥倖存在。但從教育原則上觀察，從根本上觀察，這樣勢分力薄的政策是不經濟的，是錯誤的。將來三等四等的學堂，誰不會辦？何必勞諸位跑幾萬里路來替我們辦呢？
如果諸位真有意要在中國辦教育，我們很想看看基督教徒的好意能夠辦到一個怎樣完備的學校。我們很希望教會能聯合他們的財力人力，集中一兩個地方，辦一兩個真正出色的學校，教將來的人看了都讚歎道，“這才不愧是基督教徒的好意的表現！”
為什麼我要發第二個疑問呢？耶穌說的好：你不能同時伏侍上帝又伏侍財神。我們講教育的人也要說：你不能同時伏侍教育又伏侍宗教。在今日民族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潮流之中，以傳教為目的的學校更不容易站得住。
我也知道，劝教會學校拋棄傳教的目的，比勸張作霖、吳佩孚裁兵還要難的多。但我有兩層理由，不能不說。
（1）利用兒童不能自己思想的時期，強迫他做宗教的儀式，勸誘他信仰某種信條，那是不道德的行為。右手執劍，左手拿《哥蘭經》（The Koran），是你们不贊成的。右手拿麵包，左手拿《馬太福音》，那是救世軍的行為，是蕭伯訥（Bernard Shaw）所譏笑的。但是右手拿粉筆和教科書，左手拿《馬太福音》，也是我們所反對的。教育是為兒童的幸福的，不是為上帝的光榮的。學校是發展人才的地方，不是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用學校傳教，利用幼稚男女的簡單頭腦來傳教，實行傳教的事業，這種行為等於詐欺取利，是不道德的行為。
（2）為基督徒計，與其得許多幼稚可欺的教徒，還不如得少數晚年入教的信徒。早年受勸誘入教的人，中年智識開發之後，往往要起反感。天才高的也許變成福爾泰（Voltaire）一類的革命家；中下的也許放恣流蕩，打破一切教義的拘束。倒是那些中年以後信教的人，信心不易減退，宗旨不易變遷。給他自由思想的機會；他若從經驗中感覺宗教的需要，從經驗裡體會得基督教的意義，那種信徒才是真信徒，一個可抵千百個的。聖奧古斯丁便是一個有名的先例。
我所謂教會教育拋棄傳教，專辦教育，只是要做到這幾件：（1）不強迫做禮拜，（2）不把宗教教育列在課程表裡，（3）不勸誘兒童及其父兄信教，（4）不用學校做宣傳教義的機關，（5）用人以學問為標準，不限於教徒，（6）教徒子弟與非教徒子弟受同等待遇，（7）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
諸位大概記得中古教會裡有一種制度，叫做“魔鬼的辯護士”（Advocatus diaboli）。中古教會要討論一種教義時，必要有一個人擔任反駁這種教義，讓大眾盡力駁他。這個擔任反對言論的人，這個“掮末梢”的人，就叫做“魔鬼的辯護士”。這種制度是極好的，因為他的用意是不肯抹殺反對的言論，要從辯論裡尋出真理來。我相信諸位都是愛真理的人，所以我自己情願給諸位做一次魔鬼的辯護者，好讓諸位盡來驳我。
我謝謝諸位的容忍與耐心。
（十四年在燕京大學教職員聚餐會的談話，十五年三月九日追记。）
（此文為英文講演The Present Crisis in Christian Education的中譯文，原載《教育評論》（Educational Review of the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1925年7月號，又載《宗教教育》（Religions Education）1925年12月第20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