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慈的晚年
作者:郁達夫

  記得是一九二五年的春天,我在上海才第一次和光赤相見。在以前也許是看見他過了,但他給我的印象一定不深,所以終於想不起來。那時候他剛從俄國回來,穿得一身很好的洋服,說得一口抑揚很清晰的普通話;身材高大,相貌也並不惡,戴在那裡的一副細邊近視眼鏡,卻使他那一種紳士的態度,發揮得更有神氣。當時我們所談的,那是些關於蘇俄作家的作品,以及蘇俄的文化設施等事情。因為創造社出版部,正在草創經營的開始,所以我們很想多拉幾位新的朋友進來,來加添一點力量。

  光赤的態度談吐,大約是受了西歐的文學家的影響的;說起話來,總有絕大的抱負,不遜的語氣,而當時的他卻還沒有寫成過一篇正式的東西;因此,創造社出版部的幾位新進作家,在那時候著實有些鄙視他的傾向。正在這個時候,廣州中山大學,以厚重的薪金和誠懇的禮貌,來聘我們去文科教書了。

  臨行的時候,我們本來有邀他同去的意思的,但一則因為廣州的情形不明,二則因為要和我們一道去的人數過多,所以只留了一個後約,我們便和他在上海分了手。

  到了革命中心地的廣州,前後約莫住了一年有半,上海的創造社出版部竟被弄得一塌糊塗了;於是在廣州的幾位同人,就公決教我犧牲了個人的地位和利益,重回到上海來整理出版部的事務。那時候的中山大學校長,是現在正在提倡念經禮佛的戴季陶先生,我因為要辭去中山大學的職務,曾和戴校長及朱副校長騮先,費去了不少的唇舌,這些事情和光赤無關,所以此地可以不說;總之一九二七年後,我就到了上海了,自那一年後,就同光赤有了日夕見面的機會。

  那時候的創造社出版部,是在閘北三德里的一間兩開間的房子裡面,光赤也住在近邊的租界裡;有時候他常來吃飯,有時候我也常和他出去吃咖啡。出版部裡的許多新進作家,對他的態度,還是同前兩年一樣,而光赤的一冊詩集和一冊《少年飄泊者》,卻已在亞東出版了。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後,革命文學普羅文學,還沒有現在那麼的流行,因而光赤的作風,大為一般人所不滿。他出了那兩冊書後,文壇上竟一點兒影響也沒有,和我談起,他老是滿肚皮的不平。我於一方面安慰激勵他外,一方面便促他用盡苦心,寫幾篇有力量的小說出來,以證他自己的實力,不久之後,他就在我編的《創造月刊》第一期上發表了《鴨綠江上》,這一篇可以說是他後期的諸作品的先驅。

  革命軍到上海之後國共分家,思想起了熱烈的衝突,從實際革命工作裡被放逐出來的一班左傾青年,都轉向文化運動的一方面來了;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以後,普羅文學就執了中國文壇的牛耳,光赤的讀者崇拜者,也在這兩年裡突然增加了起來。

  在一九二七年裡我替他介紹給北新的一冊詩集《戰鼓》,一直捱到了一九二九年方才出版;同時他的那部《沖出雲圍的月亮》,在出版的當年,就重版到了六次。

  正在這一個熱鬧的時候,左翼文壇裡卻發生了一種極不幸的內哄,就是文壇Hegemony的爭奪戰爭。光赤領導了一班不滿意於創造社並魯迅的青年,另樹了一幟,組成了太陽社的團體,在和創造社與魯迅爭鬥理論。我既與創造社脫離了關係,也就不再做什麼文章了,因此和光赤他們便也無形中失去了見面談心的良會。

  在這當中,白色恐怖彌漫了全國,甚至於光赤的這個名字,都覺得有點危險,所以他把名字改了,改成了光慈。蔣光慈的小說,接連又出了五六種之多,銷路的迅速,依舊和一九二九年末期一樣,其後我雖則不大有和他見面的機會,但在旅行中,在鄉村裡所聽到的關於他的消息,也著實不少。我聽見說,他上日本去旅行了;我聽見說,他和吳似鴻女士結婚了;我聽見說,他的小說譯成俄文了。聽到了這許許多多的好消息後,我正在為故人欣喜,欣喜他的文學的成功,但不幸在一九三一年的春天,忽而又在上海的街頭,遇著了清瘦得不堪,說話時老在喘著氣的他。

  他告訴我說,近來病得很厲害,幾本好銷的書,又被政府禁止了,弄得生活都很艱難。他又說,近來對於一切,都感到了失望,覺得做人真沒趣得很。我們在一家北四川路的咖啡館裡,坐著談著,竟談盡了一個下午。因為他說及了生活的艱難,所以我就為他介紹了中華書局的翻譯工作。當時中華書局正通過了一個建議,仿英國Bohn's Library例,想將世界各國的標準文學作品,無論已譯未譯的,都請靠得住的譯者,直接從原文來翻譯一道。

  從這一回見面之後,我因為常在江浙內地裡閒居,不大在上海住落,而他的病,似乎也一直纏綿不斷地繞住了他,所以一別經年,以後終究沒有再和他談一次的日子了。

  在這一年的夏秋之交,我偶從杭州經過,聽說他在西湖廣化寺養病,但當我聽到了這消息之後,馬上向廣化寺去尋他,則寺裡的人,都說他沒有來過,大家也不曉得他是住在哪一個寺裡的。入秋之後,我不知又在哪一處鄉下住了一個月的光景,回到上海不久,在一天秋雨瀟瀟的晚上,有人來說蔣光慈已經去世了。

  吳似鴻女士,我從前是不大認識的,後來聽到了光慈的訃告,很想去看她一回,致幾句唁辭;可是依那傳信的人說來,則女士當光慈病革之前,已和他發生了意見,臨終時是不在他的病床之側的。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在總商會演宣傳反帝抗日的話劇的時候,我才遇到了吳女士。當時因為人多不便談話,所以只匆匆說了幾句處置光慈所藏的遺書(俄文書籍)的事情之外,另外也沒有深談。其後在田漢先生處,屢次和吳女士相見,我才從吳女士的口裡,聽到了些光慈晚年的性癖。

  據吳女士談,光慈的為人,卻和他的思想相反,是很守舊的。他的理想中的女性,是一個具有良妻賢母的資格,能料理家務,終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閨房裡伴他著書的女性。“這,”吳女士說“這,我卻辦不到。因此,在他的晚年,每有和我意見相左的地方。”我於認識了吳女士之後,又聽到了她的這一段意見,平心靜氣地一想,覺得吳女士的行為,也的確是不得已的事情。所以當光慈作古的前後,我所聽到的許多責備吳女士的說話,到此才曉得是吳女士的冤罪。

  又聽一位當光慈病歿時,陪侍在側的青年之所說,則光慈之死,所受的精神上的打擊,要比身體上的打擊,更足以致他的命。光慈晚年每引以為最大恨事的,就是一般從事於文藝工作的同時代者,都不能對他有相當的尊敬。對於他的許多著作,大家非但不表示尊敬,並且時常還有鄙薄的情勢,所以在他病倒了的一年之中,衷心鬱鬱,老沒有一日開暢的日子。此外則黨和他的分裂,也是一件使他遺恨無窮的大事,到了病篤的時候,偶一談及,他還在短歎長籲,訴說大家的不瞭解他。

  說到了這一層,我自己的確也不得不感到許多歉仄;因為對光慈的作品,不表示尊敬者,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我總覺得光慈的作品,還不是真正的普羅文學,他的那種空想的無產階級的描寫,是不能使一般要求寫實的新文學的讀者滿意的。這事情,我在他初期寫小說時,就和他爭論過好幾次;後來看到了他的作品的廣受歡迎,也就不再和他談論這些了;現在想到了他那抱憾終身,憂鬱致死的晚年的情景,心裡頭真也覺得十分的難過。九原如可作,我倒很願意對死者之靈,撤回我當時對他所發的許多不客氣的批評,但這也不過是我聊以自慰的空想而已。

  總而言之,光慈雖不是一個真正的普羅作家,但以他的熱情,以他的技巧,以他的那一種抱負來寫作的東西,則將來一定是可以大成的無疑。無論如何,他的早死,究竟是中國文壇上的一個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