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慈的晚年
| 光慈的晚年 作者：郁達夫 |
記得是一九二五年的春天，我在上海才第一次和光赤相見。在以前也許是看見他過了，但他給我的印象一定不深，所以終於想不起來。那時候他剛從俄國回來，穿得一身很好的洋服，說得一口抑揚很清晰的普通話；身材高大，相貌也並不惡，戴在那裡的一副細邊近視眼鏡，卻使他那一種紳士的態度，發揮得更有神氣。當時我們所談的，那是些關於蘇俄作家的作品，以及蘇俄的文化設施等事情。因為創造社出版部，正在草創經營的開始，所以我們很想多拉幾位新的朋友進來，來加添一點力量。
光赤的態度談吐，大約是受了西歐的文學家的影響的；說起話來，總有絕大的抱負，不遜的語氣，而當時的他卻還沒有寫成過一篇正式的東西；因此，創造社出版部的幾位新進作家，在那時候著實有些鄙視他的傾向。正在這個時候，廣州中山大學，以厚重的薪金和誠懇的禮貌，來聘我們去文科教書了。
臨行的時候，我們本來有邀他同去的意思的，但一則因為廣州的情形不明，二則因為要和我們一道去的人數過多，所以只留了一個後約，我們便和他在上海分了手。
到了革命中心地的廣州，前後約莫住了一年有半，上海的創造社出版部竟被弄得一塌糊塗了；於是在廣州的幾位同人，就公決教我犧牲了個人的地位和利益，重回到上海來整理出版部的事務。那時候的中山大學校長，是現在正在提倡念經禮佛的戴季陶先生，我因為要辭去中山大學的職務，曾和戴校長及朱副校長騮先，費去了不少的唇舌，這些事情和光赤無關，所以此地可以不說；總之一九二七年後，我就到了上海了，自那一年後，就同光赤有了日夕見面的機會。
那時候的創造社出版部，是在閘北三德里的一間兩開間的房子裡面，光赤也住在近邊的租界裡；有時候他常來吃飯，有時候我也常和他出去吃咖啡。出版部裡的許多新進作家，對他的態度，還是同前兩年一樣，而光赤的一冊詩集和一冊《少年飄泊者》，卻已在亞東出版了。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後，革命文學普羅文學，還沒有現在那麼的流行，因而光赤的作風，大為一般人所不滿。他出了那兩冊書後，文壇上竟一點兒影響也沒有，和我談起，他老是滿肚皮的不平。我於一方面安慰激勵他外，一方面便促他用盡苦心，寫幾篇有力量的小說出來，以證他自己的實力，不久之後，他就在我編的《創造月刊》第一期上發表了《鴨綠江上》，這一篇可以說是他後期的諸作品的先驅。
革命軍到上海之後國共分家，思想起了熱烈的衝突，從實際革命工作裡被放逐出來的一班左傾青年，都轉向文化運動的一方面來了；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以後，普羅文學就執了中國文壇的牛耳，光赤的讀者崇拜者，也在這兩年裡突然增加了起來。
在一九二七年裡我替他介紹給北新的一冊詩集《戰鼓》，一直捱到了一九二九年方才出版；同時他的那部《沖出雲圍的月亮》，在出版的當年，就重版到了六次。
正在這一個熱鬧的時候，左翼文壇裡卻發生了一種極不幸的內哄，就是文壇Hegemony的爭奪戰爭。光赤領導了一班不滿意於創造社並魯迅的青年，另樹了一幟，組成了太陽社的團體，在和創造社與魯迅爭鬥理論。我既與創造社脫離了關係，也就不再做什麼文章了，因此和光赤他們便也無形中失去了見面談心的良會。
在這當中，白色恐怖彌漫了全國，甚至於光赤的這個名字，都覺得有點危險，所以他把名字改了，改成了光慈。蔣光慈的小說，接連又出了五六種之多，銷路的迅速，依舊和一九二九年末期一樣，其後我雖則不大有和他見面的機會，但在旅行中，在鄉村裡所聽到的關於他的消息，也著實不少。我聽見說，他上日本去旅行了；我聽見說，他和吳似鴻女士結婚了；我聽見說，他的小說譯成俄文了。聽到了這許許多多的好消息後，我正在為故人欣喜，欣喜他的文學的成功，但不幸在一九三一年的春天，忽而又在上海的街頭，遇著了清瘦得不堪，說話時老在喘著氣的他。
他告訴我說，近來病得很厲害，幾本好銷的書，又被政府禁止了，弄得生活都很艱難。他又說，近來對於一切，都感到了失望，覺得做人真沒趣得很。我們在一家北四川路的咖啡館裡，坐著談著，竟談盡了一個下午。因為他說及了生活的艱難，所以我就為他介紹了中華書局的翻譯工作。當時中華書局正通過了一個建議，仿英國Bohn's Library例，想將世界各國的標準文學作品，無論已譯未譯的，都請靠得住的譯者，直接從原文來翻譯一道。
從這一回見面之後，我因為常在江浙內地裡閒居，不大在上海住落，而他的病，似乎也一直纏綿不斷地繞住了他，所以一別經年，以後終究沒有再和他談一次的日子了。
在這一年的夏秋之交，我偶從杭州經過，聽說他在西湖廣化寺養病，但當我聽到了這消息之後，馬上向廣化寺去尋他，則寺裡的人，都說他沒有來過，大家也不曉得他是住在哪一個寺裡的。入秋之後，我不知又在哪一處鄉下住了一個月的光景，回到上海不久，在一天秋雨瀟瀟的晚上，有人來說蔣光慈已經去世了。
吳似鴻女士，我從前是不大認識的，後來聽到了光慈的訃告，很想去看她一回，致幾句唁辭；可是依那傳信的人說來，則女士當光慈病革之前，已和他發生了意見，臨終時是不在他的病床之側的。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在總商會演宣傳反帝抗日的話劇的時候，我才遇到了吳女士。當時因為人多不便談話，所以只匆匆說了幾句處置光慈所藏的遺書（俄文書籍）的事情之外，另外也沒有深談。其後在田漢先生處，屢次和吳女士相見，我才從吳女士的口裡，聽到了些光慈晚年的性癖。
據吳女士談，光慈的為人，卻和他的思想相反，是很守舊的。他的理想中的女性，是一個具有良妻賢母的資格，能料理家務，終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閨房裡伴他著書的女性。“這，”吳女士說“這，我卻辦不到。因此，在他的晚年，每有和我意見相左的地方。”我於認識了吳女士之後，又聽到了她的這一段意見，平心靜氣地一想，覺得吳女士的行為，也的確是不得已的事情。所以當光慈作古的前後，我所聽到的許多責備吳女士的說話，到此才曉得是吳女士的冤罪。
又聽一位當光慈病歿時，陪侍在側的青年之所說，則光慈之死，所受的精神上的打擊，要比身體上的打擊，更足以致他的命。光慈晚年每引以為最大恨事的，就是一般從事於文藝工作的同時代者，都不能對他有相當的尊敬。對於他的許多著作，大家非但不表示尊敬，並且時常還有鄙薄的情勢，所以在他病倒了的一年之中，衷心鬱鬱，老沒有一日開暢的日子。此外則黨和他的分裂，也是一件使他遺恨無窮的大事，到了病篤的時候，偶一談及，他還在短歎長籲，訴說大家的不瞭解他。
說到了這一層，我自己的確也不得不感到許多歉仄；因為對光慈的作品，不表示尊敬者，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我總覺得光慈的作品，還不是真正的普羅文學，他的那種空想的無產階級的描寫，是不能使一般要求寫實的新文學的讀者滿意的。這事情，我在他初期寫小說時，就和他爭論過好幾次；後來看到了他的作品的廣受歡迎，也就不再和他談論這些了；現在想到了他那抱憾終身，憂鬱致死的晚年的情景，心裡頭真也覺得十分的難過。九原如可作，我倒很願意對死者之靈，撤回我當時對他所發的許多不客氣的批評，但這也不過是我聊以自慰的空想而已。
總而言之，光慈雖不是一個真正的普羅作家，但以他的熱情，以他的技巧，以他的那一種抱負來寫作的東西，則將來一定是可以大成的無疑。無論如何，他的早死，究竟是中國文壇上的一個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