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共產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
一 作這篇文字的旨趣
编辑自從我作了《共產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和《今日的中國究竟怎樣的改造》兩篇文字之後，很惹起了些風波。《先驅》與《社會主義研究》就大打起其筆墨官司來了。我對於東蓀、六幾……所答復的，有許多不能贊同的地方；並且他們所答復的是真正盲而且聾的答復。對於我所說的，他們一點也沒有看，只是再把他們所主張的基爾特社會主義重復說了一遍。對於此種各自東西的辯論，本沒有再理他們的必要，不過，有許多的地方他們錯認了我的意思，並且我也認為我還有沒十分發揮盡致，所以再作這一篇，以求教於中國的熱心於社會主義者。
二 革命的必需
编辑社會主義是用以代替私有制度、資本制度的一種新的社會組織。這種新的組織是舊社會中的治者階級所反對的，我們要實現這個新組織，不能不先打倒舊組織，趕起舊的治者階級。我們相信舊的社會制度、資本制度，是搭建在武力上邊的。我們不是消極的無抵抗主義者。我們相信惟有武力才能打破武力；惟有強權才能打破強權。我們知道現在的政府、軍隊、報紙、學校……都是舊社會中治者階級的武器。所以我們主張先要把呻吟的舊社會制度的多數勞動者，趕快武裝起來，以他們的強權、武力，來解除舊社會中治者階級的武裝，也就是先要推倒了現在的政府、軍隊、報紙、學校……再另行建築勞動者的政府、軍隊、報紙、學校……以監視舊的治者階級：這種急進的、全部的、徹底的改造就叫作“革命”。我們相信惟有革命，社會主義才能達到，所以我們看革命為第一義。反對革命，就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實現，就不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的同誌看革命為社會主義的靈魂。
基爾特社會的態度則不然，他們是不主張革命的。六幾說：“階級爭鬥和祈禱一樣，一個個心上都滿懷著兄弟樣的親愛，且受此種兄弟樣的親愛的鼓舞。革命是孤註的，……”他們主張求資本家的同情，不用劇烈的革命。這種手段和跪在強盜旁邊，求他開點恩少搶一些是一個樣子的可笑！這種“叫化式”的階級爭鬥，先不必說他可恥不可恥，簡直是辦不到。現在的治者階級，是處於優越的地位的，你勸他退讓，我想他一定是不肯的。
他們——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是主張部分的，零碎的解決的！東蓀說：“他卻於政治以外，無論在社會何方面，但求劃一部分便操練起來。”此種部分的、零碎的解決，表面上看來，仿佛是又容易，又可以避免革命的損失，其實，不先把政治問題解決了，不把社會上最有力的機關打倒了，一部分的、零碎的操練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最溫和的、最初步的工作，當然是傳播了，但是，不革命——就是不先作一個全的、徹底的改革——就辦不到。“勞動組合”是基爾特社會主義所認為第一步必須辦的事情，也就是東蓀先生所首先要操練的，但是，不革命則勞動組合恐怕也是不容易辦的吧！湖南此次勞工會黃愛、龐人銓之死我以為正可以證明政治勢力的偉大，全部改革的必需與革命的萬不可緩。我們固然不能怕死而不去做此等事情，但是，我們要知道在舊社會中提出某一部來操練如何的困難，我們再看看俄國革命以前和以後勞動組合員數目的增加如何的可驚，我們便可以知道革命的重要了。我們不能因為困難而就不作，但是我們要以同一的力量想作較多的事體，自不能不於勞動組合的種種運動達到了某一個程度——可以推倒舊制度的程度——後，先革命起來，以增加我們進行的加速度：這是我們共產主義者反對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某部操練的理由。
又有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說了，我們不反對革命，我們是反對以革命為第一義，所以六幾說：“我們第一著必使勞動組合自由組織起來。”我們所說的革命日期自然不是今天，也是需要預備的，所以我們不反對勞動組合！不惟不反對，並且是極其註重的。不過，我們在現在的社會制度之下，所以運動勞動組合的態度和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態度不同，我們現在的運動勞動組合的一部分的目的是預備作為革命的一種武器，一部分是建設將來新社會一點基礎。所以我們的勞動組合是作戰機關，是預備作總攻擊的機關。我們的勞動組合是時時不忘革命時時想推倒現社會制度，以使他自身作一個長足的進步的。我們的勞動組合是不安於現在的制度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則不然，他們主張“管理蠶食”。他們的勞動組合是安於現社會的。他們的勞動組合是想在現社會上一點一點的求管理權的。我們的勞動組合是革命的勞動組合。我們所反對的是此種蠶食的勞動組合。
中國與西洋的情形是絕對不相同的。在西洋尤其是英國……所需要的是如何可以使勞動者得著了管理權，如何可以使勞動者代替資本家。中國則不同了。中國的病是布遍全身的。中國的亟待解決的問題只不是勞動者得管理權的問題，一切政治、經濟，內部、外部，上層、下層，生產、分配……無一不需改革。管理蠶食的勞動組合，為獲得管理權的罷工是不夠用的。先不必說管理蠶食的勞動組合，為獲得管理權的罷工的可以得到管理權與否，就說是可以得了，我們要知道中國的需要不是只在勞動者的管理，所以我們的勞動運動要使他成一個作戰的武器，用他的武力以打破現社會制度，以謀全部分的改革：這是我們提倡革命的勞動組合的態度。
勞動組合固然是新社會的基礎，但是在現在的中國情形，則不能視勞動組合為唯一的要務。中國的工場勞動者非常之少。中國將來的革命事業的任務不像西洋完全設在勞動者的肩上一樣。中國的革命事業一定要分擔在勞動者、有良心的學者、學生、兵士、失業者、窮困階級……的身上，我們的任務是革命後如何把一切的軍士、失業者、窮困者……變成工場勞動者使他們執掌政權，所以我們與其說是作勞動組合運動還不如說是作革命運動。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在中國大喊而特喊其“勞動組合第一義”真是不問中國社會狀況如何的盲而且聾的主義者了。
總之：我們現在的工作，無論是組合勞動也罷，運動軍隊也罷，宣傳學生也罷，罷工也罷，暴動也罷，暗殺也罷……他的目的都是為打破現社會制度的，也就是為革命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不主張革命，我要問他們：仍然使現在的軍閥、政客……來執掌一切，所有改造的事情，能不能以實現？
三 政治與經濟
编辑我們因為政治勢力的偉大，所以主張實現社會主義要先解決政治問題。有人就說我們是忘了下層的改造，是偏重於政治的改造。其實不然。我們是說政治的權力是現在社會中最有勢力的一個。我們要實現社會主義非先奪了治者階級的武器以除去障礙，再運用這個武器以增加前進的速度不可。譬之上山，我們先要拔了荊棘，開出一條大道來；再把這個荊棘豎立在道旁，作為我們的一個屏壁，然後我們才能以開步走，達到我們的目的。下層運動，我們不惟不反對，並且認為是極其重要的。不過我們所主張的不是單純的，忘了上層的下層運動。忘了上層的下層運動是足踐荊棘的上山者，結果恐怕是要被荊棘刺的體無完膚。成功與否固不可定，即或成功也未免太走迂路了。我所舉的白話文一例是證明社會上發動的事情，經了政府的幫助，前進的越發加快。東蓀先生誤會了我的意思以為一切事情都應當由政府發動，未免太冤枉死我了。況且東蓀也說：“凡社會自己在那裏活動而政府從旁援助沒有不是事半功倍的。”東蓀既然知道有政府的援助可以事半功倍，而又不主張先得了政權，我真不知道是什麽緣故？難道東蓀先生以為現在督軍、巡閱使的政府可以為實現社會主義的援助者嗎？
政治是立在經濟的基礎上的，我們承認。我並不是說，一經革命之後，共產黨有了政權的社會便是共產主義的社會。我們以為革命不過是據了向共產主義之路上的荊棘罷了，要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還要再向前走才行。
現在的俄國，我們也不承認他就是共產主義的國家，我們只承認他已經向共產主義猛進就是了。我們以為解決了政治問題之後，再振工業辦學校，使勞動者的知識增加了，經濟的條件滿足了，才能以達到真正的共產主義的社會。我們何嘗偏重政治？我們何嘗忘了經濟？
我們再聽的一句，就是“從經濟的勢力到政治勢力”。這話在中國也是要研究的。中國與英國不同。英國的國家中已經充滿了大工場。社會上階級已經分成單簡的資本家與勞動者二種，所以在英國如若使勞動者先有了經濟的勢力，或者還可以再得著政治的勢力。在中國則不然。中國大部分是手工業及農業。他們不和工場勞動者一樣，他們怎樣能得到經濟上的勢力呢？中國的病不只是勞動者的沒有管理權——經濟的勢力，所以由經濟的勢力到政治的勢力，在中國無從說起。中國的病是土匪式的軍閥的壓制病與外國資本家經濟的侵掠所表現出來的政治侵掠病，也就是“貧乏”與“混亂”二病。混亂病是需要政治為勢力的改造。貧乏病，一方面需要生產力的提高。一方面需要與全世界勞動聯合起來的政治活動的。外國的資本家的政治勢力固然是立在經濟的勞力上邊，但此二者是平行的。由歷史上看來，他們是先有政治的勢力，後有經濟的勢力，後來是又以經濟的勢力促進政治的勢力，同時有了政治的勢力，他們的經濟勢力也是越發的鞏固。我們要打破他們的勢力，無論是經濟的勢力〔還〕是政治的勢力，都另取一個方式，不能報照英國，使勞動先有了管理權——經濟的勢力——然後談到政治勢力的，因為中國受資本家的榨取是單純的榨取，沒有工作，失業的榨取。中國要打破外國資本家，一定先要解決了國內的政治問題。共產黨有了政治的斧子，沒收了現在軍閥、財閥……的資本，從新振興機器的生產，同時與西洋的勞動聯合起來，共同推倒外國的資本家才可以的。由此看來，治中國的特殊病麽應當用特殊的藥品，不能照畫需的，以在英國方法，由經濟的勢力到政治的勢力的方法，實行於中國；並且是無從實行的。我們的標語是：“有了政治勢力再創造經濟的勢力。經濟的勢力有了，共產主義就達了。”
關於政治與經濟二者，現在的昏亂者多了。他們誤解唯物史觀。他們以為社會主義非經資本主義不可。就是現在的提倡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人，骨子裏所提倡的實在是資本主義。他們天天的說經濟勢力，說勞動組合說局部操練，而又不主張革命，則自然是非先行資本主義不可了。所以東蓀說“資本主義是不可免的，我們只好聽之”。六幾說：“社會革命之真意義，是要生產的新方式的樹立，使社會上全體建設物發生根本的變化。只要是如此，至於他所用以表現的方式是暴烈，抑是和藹，都不關重要。”其實，因資本主義違共產主義，固然經濟的條件是滿足了，但是政治的條件不容易滿足，所以在西洋社會革命是較中國有特殊的困難處（中國也有中國的難處）。而此經濟的條件，也不是非資本主義不能滿足的。國家的獨占就是不行資本主義而要滿足經濟條件的一種方法。再說，資本主義生產的定律是大的壓倒小的，中國要想以資本主義未滿足經濟的條件也是不可能的。
四 政黨與軍隊
编辑我說了一個“運動軍隊”的方法，惹起東蓀先生不組黨不加入軍隊的宣言。我恐怕有很多的人對於這一點也有懷疑，所以再多說幾句。
東蓀說：“我們不組黨。不想以黨的勢力執政柄以支配全國。”東蓀所犯的罪是由不完全的特殊者而推到普通的一種論理上的錯誤。因為現在法律的不好而推到一切法律的都不好，由現在的政府的不好而推到一切政府的不好，由現在的政黨的不好而推到一切政黨的不好，是同樣的不對。現在娼妓式的政黨的不好是不錯，東蓀主張不組織政黨是對極的，我很希望東蓀先生如此。不過，東蓀若說一切的政黨都不要組織，因為“中國人先天上有‘惡化’政黨的根性”我就不以為然了。我以為，政黨也不過是一種改造政治方針相同的人的一種團體的結合就是了。他的不好是分子上的不好，不是制度上的不好。中國人有沒有“惡化”政黨的根性，我是外行，不能知道。如若中國人真是如此，那是中國有“惡化”團體行動的根性，那末，中國就不必有團體的活動了。東蓀先生也不必組織今人會了。一個人回家好了。
東蓀又說：“我們不與任何軍隊發生關系，不問是感化或是利用……我們可以斬釘截鐵的說一句話，就是中國的軍隊絕對不能用於有益於社會的方面——除了消滅他們。”中國最壞的人不是兵。兵固然是可恨了，但是他們的罪惡純粹是由於環境與智識。就以現在的兵而論我以為比那寡廉鮮恥、利己、滑頭、欺詐……的政客們還強的多。兵也是現在經濟制度下壓迫出來的失業者。他們就是變相的“勞動軍”他們就是“無產階級”。因為他們的腦筋簡單，他們對於現社會所流行的滑頭、自私病染的還少一點。我們要是真肯和他們相接近，感化他們，他們是很有希望的。在此地，我要申明的就是絕不要再蹈了辛亥的覆轍。我們一方面感化軍隊以抵禦反抗者，一方面強行軍隊的勞動化，以使他們成為生產者。我以為補救中國的軍隊，只有這個方法。東蓀先生說，除非消滅了他們，我不知道東蓀如何消滅他們？惟有有槍的才能壓服有槍者。要消滅了軍隊，仍然是需動立軍隊的。
五 手段與目的
编辑社會是連續的。社會是不能粘土式的，可以抱他隨我們的意思來控什麽樣子，就成為什麽樣子的。英雄不能造時勢。英雄只能看明了時勢而與以若幹的權力就是了。所以我對於未來的社會狀況如何，只是預測而不敢肯定。我們只有用我們看明了現在社會的病癥，用想出來可以實行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實行下去。我們看方法是很重要的。沒有方法的社會主義就是玄想的社會主義，一點也沒有用處。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則不然，他們以為要先立定了目的再想方法去達到，他們是不重方法的。六幾說：“他們所著重的，在目的，在社會改造根本原理，在他們眼光中，方法卻微乎其微。……誠以手段隨敵而異。”所以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天天的橫寫他們所玄想的社會，而不去想方法。其實，社會是不容如此的。社會是連續的。我們只有第一步而沒有第二、第三……步。
我們聽夠了中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一句話就是：“各地有各地不同的情形，各時有各時的不同狀況，不能預定。”各地有各地的情形，各時有各時的狀況，所以英國人、古代人的方法不能用之於中國，但是現在的中國人想改造中國現在的社會，可以不想一個具體的方法嗎？
現在中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已經承認他們以前所說的管理蠶食……是英國的方法而不是中國的方法了，但是又創造出來一個“農民基爾特”的新方法。此種方法，我看也不是一種有用的方法。農民是保守的，我不知道中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是不是想變更現在的制度、現在的生產方法。如若要想更變，則只恃農民是不中用的。如若不想變更，則又何用你們來談改造呢？總之：社會不能完全隨人意以變更的。我們要看好了中國現社會的病癥，用可能的方法一步一步的作去，不能把英國人造好了的玄想強拉到中國以來使中國社會與之相合。
六 專政與自由
编辑“自由”是兩個好字，用他的時候可是要加以斟酌。我們愛自由，我們視自由為神聖。但是因為我們愛自由，因為我視自由為神聖的緣故，所以才不能把自由輕易的給與了治者階級、資本家軍閥……所以我們才主張“無產階級專政”。我們防有產階級的死灰復燃，我們不能不剝奪他們的政權，剝奪他們的出版、集會……的種種反革命的自由，強迫他們工作，強迫服從勞動者的管理。所以布哈林說：
共產黨並不但不給“與國為仇”的有產階級以各種自由（言論出版、集會……），而且常常去禁止有產階級的出版，解散國賊們的集會，不準他們造謠、誣揑，以引起恐慌。壓制他們所有恢復權力的行動。無產階級的專政，確就包含了以上種種權的行使。可以談到報紙，我們先要問這報是有產階級的呢，還是勞動者的呢？……
勞動革命……不能容反對革命黨有結社、言論、集會、出版的自由。因為他們固守他們的政治信條，而等待時機以攻擊勞農。
至於無產階專政的必要，列寧尤其說的明白：
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底過渡期間內，獨裁政治底必要，實有兩種重大的理由，這是不難知道的。第一，對於那班剝削者底反抗，若沒有峻嚴的壓制，就不能征服並破壞資本主義。因為那班剝削者的資本家底財富和他們在組織上，智識上底優點，不能即時遞奪，所以他們在這個長時間內，總想圖謀推倒這可惡的（在他們看來）貧民底權威。第二，一切大革命，尤其是社會主義革命，縱使沒有對外戰爭，但沒有對內戰爭，是不能想象的；無數千萬的人由一方面到他方面的猶豫和去就，以及最大的不安，不定，和混亂底狀態，總是難免的。舊秩序下腐敗的分子，必居多數，而且和小資本階級關系狠切（因為每個戰爭和恐慌底犧牲者，都是資本階級），在這個變化中間，他們當然要打內商量的。於是這些腐敗的分子，除了犯罪、奸猾、賄賂和投機等事以外，就沒有別的表現。要免除這種事情，只有用時間和鐵腕。
但是革命後到了一些時期，有產階級的固有勢力完全沒有了，並且他都安於工作了，那時社會上的人都是無產階級，也就人人都專政了。還有什麽專政之可言呢？所以布哈林又說：
勞工手裏統治國家的權力就是一把斧子，拿他可以抵抗資本家。在一個共產制度裏邊，沒有有產階級的存在，沒有階級的區別，沒有國內國外的危險，到那時候，這斧子就當沒有了。
在中國一般人都習為滑頭、欺詐、遊情……尤其非用此種“鐵的管理”不可。我想，在革命初起之後，一般的軍閥、財閥、政客、紳士、自利的智識階級……一定用他智識上、財力上、外援上的優越群起反抗新組織。一般自私的人、欺詐的人、土匪……一定要乘機掠奪。遊情者、舊日的治者……一定不肯工作。在這個一時的紛亂之下，非用一種鐵腕不可。
基爾特社會主義，他們是反對此種專政的。他們迷信普遍的自由。他們不知道，要有普遍的自由，非先剝奪阻礙自由的一部分人的自由不可，這一點不必和他們多說。我想，如若他們真想改造社會，遇著這種情形，他們也自能覺出專政的必要來的。
無產階級專政是壓服有產階級的一種手段，是強制有產階級的一種手段，也就是消滅階級的一種手段：這一層，由上邊很可以看出來的。六幾說：“社會所以出馬，並不是要使無產階級管其他階級而是把階級這個東西根本廢掉呢。”我要問一問六幾所謂其它階級者到底是什麽階級？無產階級？有產階級？如是，有產階級，不管理他們，不鎮服他們，他們能以老老實實的不行反革命嗎？
基爾特社會主義又攻擊共產主義者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少數的消費者的專政，所以六幾說：“社會自身不能支配人，支配人的自然是他所容許專權的人，這個專權的人就是消費者……”專政的人們既是社會所允許的人，則他們的專政自然是沒有不當的了。至於說是消費者的專政，則我有點意見：我以為在社會革命之後的共產主義初期社會中，不一定非手拿鐵錘的，才能叫作勞動者。一切作有益於社會的工作的人都可以叫作勞動者。如此看來，在勞動者的國家中掌政權的人，他們既然是選自勞動者，他們又是為勞動者來作事的，我想也不能以消費者看他們。要是說：“縱使管理國家事務的人們他的本身是無產者……但他一變管理了國家的事務，馬上就失他本來身份……一變而為消費者了。”我不知道，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理想國家中的執掌政權的人是不是上午要入工場，下午要入國務院呢？如是如此，我恐怕在社會革命後的初期，社會主義者又要沒收財產又要監視反革命者，又要……一切政治的活動多的很咧，恐怕不是兩重人格的人所作得到的吧！我們再退一步說，我們就承認勞動者的國家中的執政者是消費者，我以為也沒有什麽不好。我再告訴你們我們不惟主張消費者專政，並且我們還主張少數人專政呢！我想，朋友們聽了這話之後，一定要大驚失色。你先不要著急，聽我慢慢的告訴你。無產階級專政的初期，一定是全無產階級專政。以中國而論，一般無產階級如此的愚，尤其不能是全無產階級的專政。
如若要全無產階級專政，只有張勛、康有為……執政權最為適宜。現在社會上的人民程度是曲線的。群眾是盲目的。如若使全體人民都專政，恐怕惟有復古，退化之一途。無產階級專政的初期，也不過是“無產階級中的知識階級”、“知識階級的無產階級”的專政罷了。如若基爾特社會主義不主張復辟，恐怕此種現象是當然的，也是必然的。再進一步說，我以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初期，不惟是少數人的專政，並且這專政的少數人也是要服一二個人的意誌才好。惟有這樣，一致的人們的執政才是有力的專政，才是可以前進的專政。有人說了：“這一二個人要是懷私心怎們樣？”這一層是不可能的，其詳見C.T先生在《共產黨月刊》上所作的《我們怎樣幹社會革命》之中不多說了。
這種專政自表面上看來，和以前的“君主專制”是差不多的。其實不然。（1）君主專制的專政是為專制而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為自由而專政，根本上是不同的。所以在勞動者的國家中，少數者的專政是不得已的，並且時時的希望勞動者能有政治上的活動。專政的程度是日漸其減的。（2）無產階級專政中的所謂一二個人者，他們有無產黨、無產階級監督。（3）無產專政的勞動者的國家中，是有勞農會一種武器的。這種勞農會是和勞動者相密接的。勞動者有了這個武器是不怕那一二人的專政的。
七 評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政治組織
编辑我們已經知道，要解放人類全體，惟有先解放無產階級，惟有使全人類都工作，都變成無產階級，所以我們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但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表示，就在乎他的武器——勞農會。這個勞農會是一切權力的中心。他的權力是所有的勞動組合、工廠委員會、海陸軍人的組合……造成的。有產階級是不能加入勞農會中的，除非他們也工作，也變成了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國家的政治組織的特色就在乎此。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則不然，他們的政治組織、國家，是代表消費者的。消費者不一定都是勞動者，於是有產階級也就有了政權了。有產階級一有政權，則無產階級一定是失敗。因為有產階級的手中，有各種機關、報紙、雜誌；有多量的金錢，可以行使賄賂；還有無數的走狗替他們助威來恫哧膽小的奴隸；他們在知識上、經驗上……都是占優越位置的；所以權力容易到他們的手中。在表面上看來，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都有政權的，其實，政權一定還是落在有產階級手中。所以我們說“基爾特社會主義……把壓制生產勞動的國家政權、法庭、海陸軍、警察，完全交給資本階級了。”但是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說：“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天下沒有階級的互分，似乎找不到資本家……”我要問他們：階級的互分是一天兩天能以去掉的嗎？在社會革命後的國家中，有產階級的勢力仍是潛伏的，仍是想機會而謀復辟的。他們的地位較之無產階級仍是優越的。如若仍與以同等的機會，我想他們一定是能以戰勝無產階級的。
在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政治組織中，我們所不敢贊成的，就是政治與經濟的二重組織。我們固然看政權是有力量的，但是我們看經濟尤其重要，因為政治是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政治是用以扶助經濟的發展的。共產主義的國家也不過是作沒收財產、監視反革命、強迫遊惰者工作……之用就是了。階級的區分沒有了，用不著什麽沒收、監視、強迫……了，國家自然也就沒有了。現在政府所作的事情，雖不能完全沒有了，但總可以用他種社會的活動來代替他，無需乎國家與政府。六幾說：“……當階級區別廢除以後，……因為經濟的組織不適宜於成就社會上的某種事物，而政治組織都適宜於社會上某種的緣故，又因為社會上各種機關未必能和人們所表現的意誌相等的緣故……國家還是必要。”我要問一問六幾：所謂社會上的某種事物是什麽事物？此種事物可不可以由社會上某種組織以代替之？譬如軍隊，可不可以民團代之？教育可不可以由社會上公辦？為什麽非要國家不可？我以為在很遠的將來，經濟組織一定日漸其大，政治組織一定日漸其縮，一切意誌不相等的原因，多半是偏於經濟，這一點小事更無需乎國家！
由以上看來，我們是以經濟為主，以政治為經濟之輔，所以我們對於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政治與經濟並重是不敢贊成的。
八 大規模生產與集中
编辑工場越大，生產越進步。美國的托拉斯，一方面固然作了罪惡，一方面對於生產可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中國的需要不只是把管理權由資本家移之於勞動者就完了，並且還需要高度的生產，此高度的生產的造成非要大規模的生產不可。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他們不主張大規模生產。他們竟以中國的手工業的小規模生產為不必改變。他們不知道，社會主義是立於大規模的生產上的。我們以為社會主義的最要之點在乎生產工具公有。此種公有非大規模的生產一定不能辦到。手工業的家庭生產，我不知如何的使工具公有？
怎樣才能達到大規模的生產呢？我們的答案是“管理集中”。管理集中有幾種好處：
現代的生產已經達於最復雜的地位了。如若煤礦工人交的出煤少了，一切工場和鐵道就要停止；如果沒了石腦油，汽船就不能開行了；汽船不能開行，運棉花的就沒有了，紡織場只好停工。所以非要管理集中，才能以有明了的統計與計劃，鋼鐵場才能以使煤礦的煤，煤礦才可以使鐵器場的鐵器，彼此互相抵銷，節省許多麻煩，並且惟有管理集中才能以確知全國生產實狀；才能使生產，分配得其調劑，才能以一定的計劃來工作，給各勞動者以適當的地位；才能不至有一點材料上、人力上的不適與浪費；才能以防止各工場間的競爭……
管理集中的必要是說了，但是集中到什麽地方去呢？此種任務自不能不歸之於勞動者已經獲得的國家手中了。況且，在社會革命之後，一切沒收資本，沒收私藏燃料、原料，防止欺騙與投機，防止工具的毀壞，強迫罷工者、怠業者的盡力工作……的事業，都是要使政治侵入經濟範圍的。所以國家的管理生產是當然的也是必然的。有人怕國家的權力太大了。我以為不要緊。共產主義的國家是以勞動者為基礎的。國家是與勞動者息息相通的。勞動者是參與於種種建設事宜的。我們再看一看俄國的現在經濟組織更可以明白了：管理計劃全俄經濟的最高機關自然是“國民最高經濟議會”了。此議會由六十九人組成。三十人選自產業組合；十九人選自中央執行委員會；二十人選自地方經濟會議；七人選自人民委員會；二人選自消費組合。除一小部外，絕對多數皆直接間接選自勞動者。所以與其說是國家無寧說是勞動者管理。 
九 結論
编辑統現基爾特社會主義的誤點：（一）只談了將來，忘了現在，就是遠視眼。（二）不敢有大破壞急劇改造，就是庸懦性。因為這個緣故，他們名義上是社會主義，其實反是延長資本主義底生命，這一點，我是深為基爾特社會主義惜的。
社會主義者不是說的，是要作的，所以關於理論上，我對於他們也不十分窮追，不過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既視勞動組合為第一義，我很希望他們在這第一義上實地的去用一番工夫。
（《新青年》第9卷第6號，19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