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問題與主義

再論問題與主義
作者:李大釗 1919年
本作品收錄於《每週評論

1919年8月17日

適之先生:

  我出京的時候,讀了先生在本報三十一號發表的那篇論文,題目是《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發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與先生的主張互相發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現在把他一一寫出,請先生指正。

  (一)「主義」與「問題」 我覺得「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係。因為一個社會的解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那麼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了社會上多數的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即是一種工具)。有那共同感覺生活上不滿意的事實,才能一個一個的成了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不然,你儘管研究你的社會問題,社會上多數人卻一點不生關係。那個社會問題,是仍然永沒有解決的希望:那個社會問題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響於實際。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並行不悖的。不過談主義的人,高談雖沒有什麼不可,也須求一個實驗。這個實驗,無論失敗與成功,在人類的精神裡,終能留下個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滅。從前信奉英國的Owen主義的人,和信奉法國的Fourier主義的人,在美洲新大陸上都組織過一種新村落新團體。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組織了個「新村」。這都是世人指為空想家的實驗;都是他們的實際運動中最有興昧的事實;都是他們同志中有志者或繼承者,集合起來,組織一個團體,在那裡實現他們所理想的社會組織,作一個關於理想社會的標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這新社會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實現世界的改造的計劃。 Owen派與Fourier派在美洲的運動,雖然因為離開了多數人民,去傳播他們的理想,就像在那沒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佈種子的一樣,歸於失敗了。而Noeyes作《美國社會主義史》,卻批評他們,說:Owen主義的新村落,Fourier主義的新團體,差不多生下來就死掉了。現在人都把他們忘了。可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永遠存留在國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幾百萬不曾參加他們的實驗生活,又不是Owen主義者,又不是Fourier主義者,只是沒有理論的社會主義者,只信社會有科學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還有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猶尚儼存。這日向的「新村」,有許多點像那在美洲新大陸上已成舊夢的新村。而日本的學者及社會,卻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說,他們的企畫中,所含的社會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來信,也說「此次東行,在日向頗覺愉快」。可見就是這種高談的理想,只要能尋一個地方去實驗,不把他作了紙上的空談,也能發生些工具的效用,也會在人類社會中有相當的價值。不論高揭什麼主義,只要你肯竭力向實際運動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對的,都是有效果的。這一點我的意見稍與先生不同。但也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後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這是讀先生那篇論文後發生的覺悟。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際兩方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社會主義,亦復如是。他那互助友誼的精神,不論是科學派,空想派,都拿他來作基礎。把這個精神適用到實際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在清朝時,我們可用民主主義作工具去推翻愛新覺羅家的皇統。在今日,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軍閥的勢力。在別的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們這不事生產的官僚強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般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樣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在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勢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這可以證明主義的本性,原有適用實際的可能性。不過被專事空談的人用了,就變成空的罷了。那麼先生所說主義的危險,只怕不是主義的本身帶來的,是空談他的人給他的。

  (二)假冒牌號的危險一個學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恆至不為人讀,而其學說,卻如通貨一樣,因為不斷的流通傳播,漸漸磨滅,乃至發行人的形像印章,都難分清。亞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書,人人都稱讚他,卻沒有人讀他。馬查士留下了一部書,沒有一個人讀他,大家卻都來濫用他。英人邦納氏(Bonar)早已發過這種感慨。況在今日群眾運動的時代,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多半是群眾運動的隱語旗幟,多半帶著些招牌的性質。既然帶著招牌的性質,就難免假冒招牌的危險。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眾的讚許,就有旺麻子等來混用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葉,得了群眾的照顧,就有汪正大等來混用他的招牌。今日社會主義的名詞,很在社會上流行,就有安福部的社會主義跟著發現。這種假冒招牌的現象,討厭誠然討厭,危險誠然危險,淆亂真實也誠然淆亂真實。可是這種現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開荒的時候,有些雜草毒草,夾雜在善良的穀物花草里長出,也是當然應有的現象。王麻子不能因為旺麻子等也來賣刀剪,就閉了他的剪鋪。王正大不能因為汪正大等也來販茶葉,就歇了他的茶莊。開荒的人,不能因為長了雜草毒草,就並善良的穀物花草一齊都收拾了。我們又何能因為安福派也來講社會主義,就停止了我們正義的宣傳。因為有假冒牌號的人,我們越發應該一面宣傳我們的正義,一面就種種問題研究實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免得阿貓,阿狗,鸚鵡,留聲機來混我們,騙大家。

  (三)所謂過激主義《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同人,談俄國布爾札維克主義的議論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運動,文學運動,據日本《日日新聞》的批評,且說是支那民主主義的正統思想。一方要與舊式的頑迷思想奮戰,一方要防遏俄國布爾札維克主義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札維克主義的。當那舉世若狂,慶祝協約國戰勝的時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勝利》的論文,登在《新青年》上。當時聽說孟和先生因為對於布爾札維克主義不滿意,對於我的對於布爾札維克的態度,也很不滿意(孟和先生遊歐歸來,思想有無變動,此時不敢斷定) 。或者因為我這篇論文,給《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煩,仲甫先生今猶幽閉獄中,而先生又橫被過激黨的誣名,這真是我的罪過了。不過我總覺得布爾札維克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佈在人類社會;不可一味聽信人家為他們造的謠言,就拿凶暴殘忍的話抹煞他們的一切。所以一聽人說他們實行「婦女國有」,就按情理斷定是人家給他們造的謠言。後來看見美國「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這話果然是種謠言,原是布爾札維克政府給俄國某城的無政府黨的人造的。以後展轉傳訛,人又給他們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報發表的俄國的新憲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幾篇論文,很可以供我們研究俄事的參考,更可以證明婦女國有的話,全然無根了。後來又聽人說,他們把克魯泡脫金氏槍斃了,又疑這話也是謠言。據近來歐美各報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無恙。在我們這盲目的社會,他們那裡知道Bolshevism是什麼東西,這個名詞怎麼解釋?不過因為迷信資本主義,軍國主義的日本人,把他譯作「過激主義」,他們看「過激」這兩個字,很帶著些危險,所以順手拿來亂給人戴。看見先生們文學改革論激烈一點,他們就說先生是過激黨。看見章太炎、孫伯蘭政治論激烈一點,他們又說這兩位先生是過激黨。這個口吻,是根據我們四千年先聖先賢道統的薪傳。那「楊子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邏輯,就是他們唯一的經典。現在就沒有「過激黨」這個新名詞,他們也不難把那舊武器拿出來攻擊我們。什麼「邪說異端」哪,「洪水猛獸」哪,也都可以給我們隨便戴上。若說這是談主義的不是,我們就談貞操問題,他們又來說我們主張處女應該與人私通。我們譯了一篇社會問題的小說,他們又來說我們提倡私生子可以殺他父母。在這種淺薄無知的社會裡,發言論事,簡直的是萬難,東也不是,西也不是。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那些貓,狗,鸚鵡,留聲機,儘管他們在旁邊亂響;過激主義哪,洪水猛獸哪,邪說異端哪,儘管他們亂給我們頭銜。那有閒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決 「根本解決」這個話,很容易使人閒卻了現在,不去努力,這實在是一個危險。但這也不可一概而論。若在有組織,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個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機會,馬上就可以用這工具作起工來。若在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已閉止,任你有什麼工具,都沒有你使用作工的機會。這個時候,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就以俄國而論,羅曼諾夫家沒有顛覆,經濟組織沒有改造以前,一切問題,絲毫不能解決。今則全都解決了。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可是專取這唯物史觀(又稱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第一說,只信這經濟的變動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於他的第二說——就是階級競爭說,— —了不注意,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就能實現,也不知遲了多少時期。有許多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者,很吃了這個觀念的虧。天下只是在群眾里傳布那集產制必然的降臨的福音,結果除去等著集產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點的預備也沒有作。這實在是現在各國社會黨遭了很大危機的主要原因。我們應該承認:遇著時機,因著情形,或須取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而在根本解決以前還須有相當的準備活動才是。

  以上拉雜寫來,有的和先生的意見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異,已經佔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當,請賜指教。以後再談罷。

李大釗寄自昌黎五峰
1919年8月17日
《每週評論》第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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