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五等六代論
魏曹元首《六代論》稱「夏殷周與人共治，曆世數十，秦王獨制，二世而亡」，亦言「周氏陵夷侵弱」，大抵非秦廢五等之爵，置郡縣之官，至晉陸士衡著《五等論》，陳八代秦漢興亡之由。言「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以為「周制萬邦思治，群後圖身。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秦棄道任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夫百世非可懸禦，善制不能無弊，侵弱愈於殄祀，土崩痛於陵夷。欲權其多福，取其小禍，總二家之旨，皆是五等而非郡縣，徒苟救於疾顛，而未免於陵夷也。譬猶醫者，苟欲救人之死，而不能愈其病苦，豈謂知經脈藥石之本，決存亡禍福之機乎？且陵夷土崩，二患俱免者，敢無通論哉？但二家不能知耳，故皆引五等之長，說郡縣之短。元首則言五等藩衛，引春秋勤王之事以為證，欲使秦人割裂州國，分王子弟，使土有常君，人有定主。士衡又謂五等之國為已土，眾皆我人，人安我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為己思治。郡縣之長，進趨之情銳，安人之譽遲，是以侵百姓以利已，損實事以養名，故為利圖物。以為諸侯享食茅土，萬國受世及，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此皆不知之說也。
夫春秋之時，諸侯擅相攘伐。苟欲求霸，則以正王室為事，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外雖詐忠以邀名，內實包藏禍心以圖神器。此老子所謂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也，豈所以為藩衛哉？所謂為已思治者，誠憂其國傷其家病而致治矣。且若國不富兵不強，則未出於傷病也。若富國強兵，疆陵弱，眾暴寡，蹙而為九，並而為七，是豈非古制耶？故知雖少其力猶益也，比身臂則不同矣。夫身手者，大小常定也。諸侯之土，變易者也。向使臂指能變而為大小，於身又烏可得而使耶？是知五等之制，不計於大小強弱，皆得擅權獨斷，自有卿相，恣之則不遜，削之則怨，陵夷逆節，固必有矣。且士衡云：「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夫土狹既不免逆，豈過正境土者之災耶？假令小制七國，則反有遲速者之小異耳。豈知郡縣之主，權弱勢輕，跨有千里，負阻山嶠，奸謀未畢，而身已遷代。然而強兵練甲，足以禦四夷之患人徒租稅，足以滿家國之急，則未必無土崩之事。而秦漢俱敗，豈由此耶？元首又徵秦之敗於委政趙高，誅夷宗族，西漢則王氏擅朝，排擯宗室，後漢則閹豎執衡，孤立於上。此乃滅君親臣強之殃，而非郡縣之失也。設有侯伯之國，則亦助亂而已，焉足賴哉？由是觀之，五等與郡縣，其利害相去遠矣。向使早覺悟，廢五等世及之法，立郡縣可制上之符，以矯周枉，威靈不假於臣下。及刑戮強兵耶（疑）則必修文武之業，設霸王之術。設業固則帝位危矣，雖各安其國，置天子於何地？豈可以為思治哉？
今郡縣或侵百姓，損實事，然而升降黜陟，在於一人。比之侯伯，固不為大患也。又且奉京師之法，稟宰輔之威，雖職官遷轉不一，而法已定矣。五等者，世及相承，擅更法令。如魯作邱甲，晉立六軍，鄭鑄刑書，如此者實繁。天下所以安上之國土，非愛事身與子孫也。安與不安，在於立教化，正法令。國雖一姓，而法已萬變，豈所以為知有定主哉？由是知曹陸之論，所謂藩衛者，乃篡逆之萌也；思治者，乃禍亂之萌也；定主者，乃不定也。夫如是，則焉有不為患也？昔漢有吳楚七國之患，元首乃懲之於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引賈誼之言，欲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內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士衡亦謂漢大啟侯王，境土逾溢，以七國為過正之災。若然者，則班固《漢書》讚言周制千八百國，《戴記》分天下為九州二百一十國，則千八百九十國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為褊小已極矣。其卒也強，不一一於骨肉以懲秦失，去其弊政，用其上策，如此則可曆世長遠，而支派強大矣。豈有周室陵遲嬴氏土崩之釁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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