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觀
作者:李大釗 1920年

1920年


人类的历史,果何自始?曰,不知所自始。果何由终?曰,不知所由终。在此无始无终,奔驰前涌的历史长流中,乃有我,乃有我的生活,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苟不明察历史的性象,以知所趋向,则我之人生,将毫无意义,靡所适从,有如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


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 “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纪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


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当时的哲人,都以为人类的运命实为神所命定。国社的治乱兴衰,人生的吉祥祸福,一遵神定的法则而行,天命而外,无所谓历史的法则。即偶有重视王者、圣人、英雄、豪杰而崇之以为具有旋乾转坤的伟力神德者,亦皆认他们为聪睿天亶,崧生岳降,仰托神灵的庇佑以临治斯民。故凡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接相依的关系。后世科学日进,史学界亦渐放曙光。康德之流已既想望凯蒲拉儿(Kepler)、奈端(Newton)其人者诞生于史学界,而期其发见一种历史的法则,如引力法则者然。厥后名贤迭起,如孔道西,如桑西门,如韦柯,如孔德,如马克思,皆以努力以求历史法则之发见为己任而终能有成,跻后起的历史学、社会学于科学之列,竟造成学术界一大伟业。厥后德国“西南学派”虽崛起而为文化科学即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对立的运动,亦终不能撼摇史学在科学的位置,这不能不归功于马克思诸子的伟业了。


自康德以还,名家巨子努力以求历史法则的发见者,既已实繁有徒,于是历史观亦衍类多端:有神权的历史观,有宗教的历史观,有道德的历史观,有教化的历史观,有圣人的历史观,有王者的历史观,有英雄的历史观,有知识的历史观,有政治的历史观,有经济的历史观,有生物的历史观,有地理的历史观。将此种种依四种的分类法括而纳之:曰,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与进步的历史观;曰,个人的历史观与社会的历史观;曰,精神的历史观与物质的历史观;曰,神教的历史观与人生的历史观。前者以历史行程的价值的本位为准,后三者则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以历史行程的价值的本位为准者,或曰,社会的演展乃由昌盛而日趋衰落,或曰,社会的演展乃如循于一环,周而复始,或曰,社会的演展乃由野僿而日跻开明。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者,则曰,史之进展必有动因。至于动因何在,则又言人人殊:或曰,在个人,如英雄、王者是;或曰,在社会,如知识、经济是;或曰,在精神,如圣神、德化、理念是;或曰,在物质,如地理、人种、经济是;或曰,在神权,如天命、神意是;或曰,在人生,如社会的生产方法,或社会的知识程度是。


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则多带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


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同一史实,一人的解释与他人的解释不同,一时代的解释与他时代的解释不同,甚至同一人也,对于同一史实的解释,昨日的见解与今日的见解不同。此无他,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则是活的,与时俱化的。例如火的发明,衣裳的发明,农业及农器的发明,在原人时代,不知几经世代,经社会上的几多人,于有意无意中发见、应用的结果积累而成者。旧史观则归功于半神人的燧人氏、神农氏等。若由新史观以为解释,则必搜其迹寻其因于社会全体的进化,而断定此半神人为荒诞的虚构。又如孔子的生平事迹,旧史观则必置之于天纵的地位,必注意于西狩获麟一类的神话。若依新史观为他作传,则必把此类荒诞神话一概删除,而特注意于产生他的思想的社会背景。所以历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实在的事实,实在的人物,虽如滔滔逝水,只在历史长途中一淌过去,而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人物,则犹永永生动于吾人的脑际,而与史观以俱代。依据人生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神权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社会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个人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物质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精神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进步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退落的或循环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历史观的更新,恰如更上一层,以观环列的光景,所造愈高,所观愈广。以今所得,以视古人,往往窃笑其愚,以为如斯浅识都不能解。其实知识有限,如隔丛山,过后思之,以为易事,而在当时,则非其时之知识所能胜。譬如奈端,据以发明引力法则的苹果落地的事实,奈端之前,奈端之后,目睹苹果落地者,何止千百万人,而皆莫喻引力之理,今从史实,亦何足异?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


中国自古昔圣哲,即习为托古之说,以自矜重: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此风既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慨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其或征诛誓诰,则称帝命;衰乱行吟,则呼昊天;生逢不辰,遭时多故,则思王者,思英雄。而王者英雄之拯世救民,又皆为应运而生、天亶天纵的聪明圣智,而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扰除。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吾愿与治斯学者共策勉之。


1920年

“史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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