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和名言
| ← | 「題未定」草（一至三） | 名人和名言 作者：魯迅 1935年7月20日 |
「靠天吃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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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他舉出：第一道是說「要做白話由於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說「要白話做好，先須文言弄通」。十年之後，才來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為你們說文言難，白話更難。理由是現在的口頭語，有許多是古語，非深通小學就不知道現在口頭語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寫錯。……」
太炎先生的話是極不錯的。現在的口頭語，並非一朝一夕，從天而降的語言，裡面當然有許多是古語，既有古語，當然會有許多曾見於古書，如果做白話的人，要每字都到《說文解字》裡去找本字，那的確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難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從提倡白話以來，主張者卻沒有一個以為寫白話的主旨，是在從「小學」裡尋出本字來的，我們就用約定俗成的借字。誠然，如太炎先生說：「乍見熟人而相寒暄曰『好呀』，『呀』即『乎』字；應人之稱曰『是唉』，『唉』即 『也』字。」但我們即使知道了這兩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還是用「好呀」或「是唉」。因為白話是寫給現代的人們看，並非寫給商周秦漢的鬼看的，起古人於地下，看了不懂，我們也毫不畏縮。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實是文不對題的。這緣故，是因為先生把他所專長的小學，用得範圍太廣了。
我們的知識很有限，誰都願意聽聽名人的指點，但這時就來了一個問題：聽博識家的話好，還是聽專門家的話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曆聽了兩家的種種指點以後，卻覺得必須有相當的警戒。因為是：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悖的。
博識家的話多淺，意義自明，惟專門家的話多悖的事，還得加一點申說。他們的悖，未必悖在講述他們的專門，是悖在倚專家之名，來論他所專門以外的事。社會上崇敬名人，於是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卻忘記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名人被崇奉所誘惑，也忘記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漸以為一切無不勝人，無所不談，於是乎就悖起來了。其實，專門家除了他的專長之外，許多見識是往往不及博識家或常識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覺，小學的大師，倘談文獻，講《說文》，當然娓娓可聽，但一到攻擊現在的白話，便牛頭不對馬嘴，即其一例。還有江亢虎博士，是先前以講社會主義出名的名人，他的社會主義到底怎麼樣呢，我不知道。只是今年忘其所以，談到小學，說「『德』之古字為『悳』，從『直』從『心』，『直』即直覺之意」，卻真不知道悖到那裡去了， 他竟連那上半並不是曲直的直字這一點都不明白。這種解釋，卻須聽太炎先生了。
不過在社會上，大概總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所以譯一本歐洲史，就請英國話說得漂亮的名人校閱，編一本經濟學，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題簽；學界的名人紹介醫生，說他「術擅岐黃」，商界的名人稱讚畫家，說他「精研六法」。……這也是一種現在的通病。德國的 細胞病理學家維爾曉（Virchow），是醫學界的泰斗，舉國皆知的名人，在醫學史上的位置，是極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進化論，他那被教徒所利用 的幾回講演，據赫克爾（Haeckel）說，很給了大眾不少壞影響。因為他學問很深，名甚大，於是自視甚高，以為他所不解的，此後也無人能解，又不深研進化論，便一口歸功於上帝了。現在中國屢經紹介的法國昆蟲學大家法布耳（Fabre），也頗有這傾向。他的著作還有兩種缺點：一是嗤笑解剖學家，二是用人類道德於昆蟲界。但倘無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樣精到的觀察，因為觀察的基礎，也還是解剖學；農學者根據對於人類的利害，分昆蟲為益蟲和害蟲， 是有理可說的，但憑了當時的人類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蟲為善蟲或壞蟲，卻是多餘了。有些嚴正的科學者，對於法布耳的有微詞，實也並非無故。但倘若對這兩點先加警戒，那麼，他的大著作《昆蟲記》十卷，讀起來也還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書。
不過名人的流毒，在中國卻較為利害，這還是科舉的餘波。那時候，儒生在私塾裡揣摩高頭講章，和天下國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臨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辦學校，開煤礦，練新軍，造戰艦，條陳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績如何呢，不待我多說。
這病根至今還沒有除，一成名人，便有「滿天飛」之概。我想，自此以後，我們是應該將「名人的話」和「名言」分開來的，名人的話並不都是名言；許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這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分別名人之所以名，是由於那一門，而對於他的專門以外的縱談，卻加以警戒。蘇州的學子是聰明的，他們請太炎先生講國學，卻不請他講簿記學或步兵操典，——可惜人們卻又不肯想得更細一點了。
我很自歉這回時時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大約也無傷於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於我的所說，可是我想，「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蓋亦「懸諸日月而不刊」之論也。
七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