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

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

——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
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1970年12月29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报》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建国以来，我国哲学战线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原则性的大斗争，即：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斗争，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斗争，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斗争。这三次大斗争，都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由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幕后导演，由叛徒杨献珍一个一个挑起的。这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激烈搏斗，是国际、国内尖锐的阶级斗争在哲学战线上的反映。

一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早就指出：在全国胜利后，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提出要继续革命，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五二年底，毛主席进一步制定了在我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与此相反，刘少奇公然对抗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一头栽进资本家的怀抱，拚命宣扬“剥削有功论”，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全国解放后，他又打着“唯生产力论”的破旗，抛出了一个所谓“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明目张胆地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且亲自跑到他和杨献珍所控制的马列学院兜售这套黑货。

正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激烈斗争的时刻，叛徒杨献珍按照刘少奇的旨意，精心炮制出一个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挑起了哲学战线上的第一次大斗争。

杨献珍宣称：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性的”，“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二者“能够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一视同仁地为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也要为资产阶级服务”。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

很显然，杨献珍的这套反动谬论，一笔抹杀了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对立和斗争，否认了上层建筑的阶级性，妄图在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内，全面地搞阶级合作，阶级投降。这就是要改变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反对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我国永远保存和发展资本主义。

“综合经济基础论”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挖一挖他的老根，无非就是几十年来国内外新老修正主义者奉为至宝的那个“唯生产力论”。按照“唯生产力论”，中国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就只能听任资本主义自由泛滥，不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能搞社会主义。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恰恰是这种“唯生产力论”的变种。

杨献珍的这套反动谬论一出笼，当即受到了无产阶级的迎头痛击。杨献珍不甘心失败，一九五五年，他又进一步炮制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更加系统地宣扬“综合经济基础论”。他为了取得主子的支持，将这篇黑文送给刘少奇审阅。刘少奇公然为杨献珍撑腰打气，说“你的意见是对的”，私人资本主义“是（过渡时期）基础的一部分”。

伟大领袖毛主席严肃批判了刘少奇的“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反动纲领，指出了它的反动实质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胜利实现。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不仅在理论上遭到破产，而且也被革命的实践所彻底粉碎。

二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一九五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一切旧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日益土崩瓦解，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和革命首创精神，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新局面，建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人民公社。

革命和建设的迅猛发展，吓昏了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头脑。刘少奇、彭德怀一伙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疯狂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攻击革命的群众运动，诬蔑我们党“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是“主观唯心主义”。这时，杨献珍这个小丑以为时机已到，按照刘少奇的旨意，抛出了一个“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在哲学战线上挑起了一场新的斗争。

杨献珍武断地宣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胡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同“辩证法的同一性”是“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不是一个意思；并且采用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恶劣手法，企图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对立起来，说什么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唯物论是拿反映论来解决的，唯心论是拿同一性来解决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对立统一规律是一个普遍规律。矛盾的同一性即对立面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也毫无疑问地适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杨献珍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否认了思维与存在这一对矛盾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这样，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就没有普遍意义了。

杨献珍竭力标榜自己是“唯物主义”，实际上他形而上学地割裂了思维与存在的联系，把思维与存在绝对对立起来，陷入了二元论，并由二元论滚到了主观唯心论。事实正是如此。他反对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抓住革命群众运动的非本质的和支流的东西无限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抹杀革命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竟然把他反革命的主观感觉当作客观现实，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不是主观唯心主义又是什么？

杨献珍否认思维与存在有辩证同一性，归根到底，就是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反对用毛泽东思想能动地改造世界，就是要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蒙蔽群众，要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改造世界。杨献珍的这种反动理论，正是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理论“根据”。杨献珍宣传这种反动理论由来已久，并且十分猖狂。他从一九五五年起，就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宣传这种反动理论。一九五七年公然提出要把反对他这个反动理论，作为划分右派分子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妄图把坚持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观点的人，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他炮制了《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大毒草，诬蔑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科学论断是“主观唯心主义”，并且令其同伙写文章宣传他的反动理论。同年十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了杨献珍这种谬论的反动实质。但是杨献珍竟狗胆包天，进行对抗。十一月，他在讲课时疯狂咒骂主张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随后，在叛徒彭真、安子文之流的支持下，他又纠集其一伙，紧密配合刘少奇的反革命复辟活动，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进行了多次反扑，疯狂地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但是，在无产阶级的有力反击下，他们的阴谋一次又一次遭到了失败。

一九六三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精辟地阐明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伟大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彻底批判了刘少奇、杨献珍一伙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的斗争作了最科学的总结。

三

刘少奇、杨献珍一伙尽管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但是他们还要进行垂死挣扎。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又指使杨献珍炮制出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挑起了一场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斗争。

一九六四年，国际国内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一伙，紧密配合帝、修、反的猖狂反华活动，迫不及待地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指引下，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国内开展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国际上同苏修展开了公开论战。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在这样一个时刻出笼，正是适应了帝、修、反及其走狗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的需要。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最精辟、最简明、最深刻的概括，是唯物辩证法的伟大发展。

承认一分为二，就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侵略和颠覆的威胁。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可是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却鼓吹什么“任何事物都是‘合二而一’的”，对立面的同一就是“不可分离的联系”，就是“共同点”，“共同要求”。这种反动谬论，企图调和矛盾，取消斗争，否认转化，反对革命，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唯心论。它的要害，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合在一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它就是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理论“基础”。

为了推销这种反动理论，杨献珍之流公开叫嚷什么“现在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攻击一分为二是什么“打人的哲学”，鼓动他们的一伙“多写文章，宣传‘合二而一’”。这一伙反动家伙赤膊上阵，公开对抗毛主席提出的一分为二，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但是反动派的猖狂只能加速他们的灭亡。“合二而一论”一出笼，立即遭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和革命群众的毁灭性打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斗争，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合二而一”的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的实质，宣判了反动“合二而一论”的死刑。

四

哲学战线上的这三次大斗争说明了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哲学上的两军对垒，从来就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不能把哲学斗争简单地看作是“学术之争”。刘少奇、杨献珍之流拚命攻击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散布反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挑起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就是妄图动摇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哲学基础，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也正是在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长期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路线斗争的最科学、最正确的总结。因此，我们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必须结合党的历史，联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才能领会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精髓，真正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到手。

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还告诉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人们维护和执行什么路线，是由一定的世界观决定的。刘少奇、杨献珍之流所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世界观的根源来说，是由他们的叛徒的世界观决定的，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形而上学决定的。我们要自觉地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联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克服自己头脑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学会辨别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否则，就要成为糊涂人，盲目的人，甚至就要成为假马克思主义的俘虏，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殉葬品。

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以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光辉胜利而告终，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刘少奇、杨献珍之流所散布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论”、“合二而一论”等反动哲学的余毒还没有彻底肃清，我们要对他们的反动哲学谬论一个一个地批深、批透、批臭，让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永远照亮我们胜利前进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