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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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一 經部二十一
禮類三
编辑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隋書•經籍志》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說不知所本。今考《後漢書•橋玄傳》雲：“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嘗官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又孔《疏》稱《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鄭《目錄》。鄭《目錄》之末必雲此於劉向《別錄》屬某門。《月令目錄》雲：“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元目錄》雲：“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雲：“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今為一篇，則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安得以為馬融所增。《疏》又引玄《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玄為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豈有以四十九篇屬於戴聖之理？況融所傳者乃《周禮》，若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祐、高誘、鄭玄、盧植。融絕不預其授受，又何從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誤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玄《注》。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澔《集說》，《禮》學遂荒。然研思古義之士，好之者終不絕也。為之疏義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監本以皇侃為皇甫侃，以熊安生為熊安，二人姓名並誤，足征校刊之疏。謹附訂於此）。貞觀中，敕孔穎達等修《正義》，乃以皇氏為本，以熊氏補所未備。穎達《序》稱：“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為得也。”故其書務伸鄭《注》，未免有附會之處。然采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譬諸依山鑄銅，煮海為鹽。即衛湜之書尚不能窺其涯涘，陳澔之流益如莛與楹矣。
宋張虙撰。虙，慈溪人。慶元丙辰進士，官至國子祭酒。是編乃虙端平初入講幄時所纂。未及竟，以病歸。家居時乃續完之，表進於朝。十二月各自為卷。奏稱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於御前，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雖未免過膠古義，不盡可見諸施行，然辭義曉暢，於順時出政之際，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當即《漢書•藝文志》所雲古明堂之遺事，在《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之內者。《呂氏春秋》錄以分冠十二《紀》。馬融、賈逵、蔡邕、王肅、孔晁、張華皆以為周公作。鄭康成、高誘以為即不韋作。論者據《漢百官表》言太尉為秦官，或又據《國語》晉有元尉、輿尉之文，謂尉之名不必起於秦。然究不得因元尉、輿尉遂斷三代必有太尉也。意不韋採集舊文，或傅益以秦制歟？今考其書，古帝王發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變通之，未嘗非通經適用之一助。至其言誤某令則致某災，殆因《洪範》庶徵而推衍之，遂為漢儒陰陽五行之濫觴，虙解皆未能駁正。然列在《禮經》，相沿已久，亦不能獨為虙咎也。原書因隨月進禦，故凡解見孟月者，仲月、季月皆重見。《永樂大典》所載，合為一編，多刪其複，於例為協。間有刪之不盡者，今並汰除，以歸畫一焉。
宋衛湜撰。湜字正叔，吳郡人。其書始作於開禧、嘉定間。《自序》言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寶慶二年官武進令時，表上於朝，得擢直秘閣。後終於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紹定辛卯，趙善湘為鋟版於江東漕院。越九年，湜複加核訂，定為此本。自作《前序》、《後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詳。蓋首尾閱三十餘載，故采摭群言，最為賅博，去取亦最為精審。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於《禮記》者，所採錄不在此數焉。今自鄭《注》、孔《疏》而外，原書無一存者。朱彝尊《經義考》采摭最為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賴此書以傳，亦可雲《禮》家之淵海矣。明初定制，乃以陳澔注立於學官，而湜注在若隱若顯間。今聖朝欽定《禮記義疏》，取於湜書者特多，豈非是非之公，久必論定乎。又湜《後序》有雲：“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後有達者，毋襲此編所已言，沒前人之善也。”其後慈谿黃震《讀禮記日抄》、新安陳櫟《禮記集義詳解》，皆取湜書刪節，附以己見。黃氏融匯諸家，猶出姓名於下方（案此見黃氏《日鈔》）。陳氏則不復標出（案櫟書今不傳，此見定宇集中櫟所作《自敍》）。即此一節，非惟其書可貴，其用心之厚，亦非諸家所及矣。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案危素作澄《年譜》，載至順三年澄年八十四，留撫州郡學，《禮記纂言》成。而虞集《行狀》則稱成於至順四年，即澄卒之歲。其言頗不相合。然要為澄晚年手定之本也。其書每一卷為一篇。大旨以《戴記》經文龐雜，疑多錯簡，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類相從，俾上下意義聯屬貫通，而識其章句於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類相從。凡《通禮》九篇、《喪禮》十一篇、《祭禮》四篇、《通論》十一篇，各為標目。如《通禮》首《曲禮》，則以《少儀》、《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舊。他如《大學》、《中庸》依程朱別為一書，《投壺》、《奔喪》歸於《儀禮》，《冠義》等六篇別輯為《儀禮傳》，亦並與古不同。虞集稱其“始終先後，最為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其僅存可考得，既表而存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複餘蘊”，其推重甚至。考《漢書•藝文志》，《禮記》本一百三十一篇，戴德刪為八十五，戴聖刪為四十九。與《易》、《書》、《詩》、《春秋》經聖人手定者固殊。然《舊唐書•元行沖傳》，載行沖上《類禮義疏》，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歷代傳習，著為經教，不可刊削。魏孫炎始改舊本，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為之注，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云云，則古人屢經修緝，迄不能變漢儒舊本。唐以前儒風淳實，不搖惑於新說，此亦一徵。澄複改並舊文，儼然刪述，恐亦不免亻朁聖之議。以其排比貫串，頗有倫次，所解亦時有發明，較諸王柏刪《詩》，尚為有間，故錄存之，而附論其失如右。
元陳澔撰。澔字可大，都昌人。雲莊其號也。是書成於至治壬戌。朱彝尊《經義考》作三十卷。今本十卷，坊賈所合併也。初，延祐科舉之制，《易》、《書》、《詩》、《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古注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古注疏。蓋其時老師宿儒，猶有存者，知《禮》不可以空言解也。澔成是書，又在延祐之後，亦未為儒者所稱。明初，始定《禮記》用澔注。胡廣等修《五經大全》，《禮記》亦以澔注為主，用以取士。遂誦習相沿。蓋說《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鄭《注》簡奧，孔《疏》典贍，皆不似澔注之淺顯。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澔注之簡便。又南宋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而澔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為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餘蔭，得獨列學官。其注《學記》“術有序”句，引《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周禮•鄉大夫》實無此文。注《檀弓》“五十以伯仲”句，引賈公彥《儀禮疏》，乃孔穎達《禮記疏》文，正與賈說相反。頗為論者所譏。然朱子注《詩》“騋牝三千”引《禮記》“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禮記》無此文。注《孟子》“神農之言”引史遷“所謂農家者流”，《史記》無此文。蔡沈注《書》“厘降二女於媯汭”引《爾雅》“水北曰汭”，《爾雅》無此文。又注《西伯戡黎》引《史記》“紂使膠鬲觀兵”，注“星有好雨”引《漢志》“軫星好雨”，《史記》、《漢書》亦均無此文。是皆偶然筆誤，未足以累全書。且何休漢代通儒，號為學海，而注《公羊傳》“舟中之指可掬”句，引“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語，尚誤記《爾雅》為《禮》文，又何有於澔？澔所短者，在不知禮制當有證據，禮意當有發明，而箋釋文句，一如注《孝經》、《論語》之法。故用為蒙訓則有餘，求以經術則不足。朱彝尊《經義考》以“兔園冊子”詆之，固為已甚，要其說亦必有由矣。特《禮》文奧賾，驟讀為難。因其疏解，得知門徑，以漸進而求於古。於初學之士，固亦不為無益。是以國家定制，亦姑仍舊貫，以便童蒙。然複欽定《禮記義疏》，博采漢唐遺文，以考證先王製作之旨，並退澔說於諸家之中，與《易》、《詩》、《書》三經異例。是則聖人禦宇，經籍道昌，視明代《大全》抱殘守匱，執一鄉塾課冊以錮天下之耳目者，盛衰之相去，蓋不可以道裏計矣。
明胡廣等奉敕撰。以陳澔《集說》為宗，所采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朱彝尊《經義考》引陸元輔之言，謂“當日諸經《大全》，皆攘竊成書以罔其上此亦必元人之成書，非諸臣所排纂”云云，雖頗涉鄰人竊鈇之疑。然空穴來風，桐乳來巢，以他經之蹈襲例之，或亦未必無因歟？諸經之作，皆以明理，非虛懸而無薄。故《易》之理麗於象數，《書》之理麗於政事，《詩》之理麗於美刺，《春秋》之理麗於褒貶，《禮》之理麗於節文，皆不可以空言說，而《禮》為尤甚。陳澔《集說》，略度數而推義理，疏於考證，舛誤相仍。納喇性德至專作一書以攻之，凡所駁詰，多中其失。廣等乃據以為主，根柢先失。其所援引，亦不過箋釋文句，與澔說相發明。顧炎武《日知錄》曰：“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誠深見其陋也。特欲全錄明代《五經》，以見一朝之制度，姑並存之雲爾。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崇禎十一年，道周官少詹事，注《禮記》五篇以進，此其一也。其說以二至、二分、四立皆歸於中央之土為取則於《洛書》之中五，而五氣於以分佈。此歲功所由成，政事所從出，故作《月令氣候生合總圖》。又以《月令》載昏旦中星，故有《十二月中星圖》，並細載中星距極遠近度數及寅泰、卯大壯等十二卦彖象，以為此聖人敷治之原。每一月分為一章，其日躔星度則各列原本於前，而別列授時曆新測於後。考《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故《大衍曆議》曰：“顓頊曆即夏曆。湯作殷曆，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為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所記昏明中星，俱差半次。是不韋更考中星，斷取近距。”然先儒論說，大抵推求差分，而不追改《經》文。至唐明皇始黜《月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禦刪定月令》，改置《禮記》第一。故《開成石經》於昏旦中星悉改從唐曆。宋延祐二年，仍復舊本《月令》，而唐《月令》別行，以其變亂古經，不足垂訓故也。道周乃別立《經》文曰“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房中。仲春之月，日在東壁，昏參中，旦箕中”云云，是又道周自為《月令》，蹈唐人之失，殊為未協。特其所注雜采《易象》、《夏小正》、《逸周書》、《管子》、《國語》，參稽考證，於《經》義頗有闡發。其臚舉史傳，亦皆意存規戒，非漫為推衍禨祥。則改《經》雖謬，而其因事納誨之忱，則固無悖於《經》義也。
明黃道周撰。是書為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二。《自序》以為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為《表記》之所由名。考《說文解字》，表裏字皆從衣。此篇名《表記》者，蓋謂人之言行，猶衣之章身，故鄭康成雲“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錶者也”。先儒舊義，本無可疑，道周乃謂取於八尺之表，殊為附會。又是篇古注分九節，《正義》曰“稱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雲：皆是發端起義，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檢上下體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云云，故《疏》文於諸節脈絡相承處，必詳記之。如雲“此經又廣明恭敬之事”，又雲“此一節總明仁義之事”，又雲“自此以下至某句更廣明仁義之道”。前儒說經，於章段離合之間，其慎如此。陳澔《集說》，不用注疏次第，強分四十餘章，已乖違古義。道周乃約為三十六章，並強立篇名，隨心標目，尤為自我作古，無所師承。其說則全引《春秋》解之，謂《坊》、《表》二記不專為《春秋》，而以《春秋》發其條理，則百世而下，有所稽測，得其晷影。夫《坊記》一篇，如曰“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又雲“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又雲“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其通於《春秋》，初無事強合。至《表記篇》則多言君子恭敬仁義之德，而必以《春秋》證之，於《經》旨亦為牽合。然其借《春秋》之義，互證旁通，頗有發明。猶之胡安國《春秋傳》，雖未必盡得《經》意，而議論正大，發揮深切，往往有關於世教，遂亦不可廢焉。
明黃道周撰。是書為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三。《自序》以為聖人之坊亂，莫大於《春秋》。故是書之體，以《坊記》為經，而每章之下皆臚舉《春秋》事蹟以證。但《國語》所載，若內史過之論虢亡，近於語怪，而以為借神怪以防欲，義涉荒忽。《隱西元年》“鄭伯克段於鄢”，而以為為三桓而發。夫三桓之事，《春秋》著之詳矣，乃謂寓其意於鄭伯之克段，是舍形而論其影也。又《戴記》本為一篇，而分為三十章，章各創為之目，其臆斷亦與《表記集傳》等。第其意存鑒戒，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原其亂之所自生，究其禍之所終極，頗為剴切。且《坊記》之文，如曰“治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是隱為《春秋》書大夫之強起例。又雲“《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亦明著《春秋》之法。則道周此書，固非漫無根據，盡出附會矣。
明黃道周撰。是書為所進《禮記解》五篇之四。分二十三章，亦各創立名目。案鄭康成雲：“《緇衣篇》善其好賢者之原，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為其名。”是本有辨別善惡之義。故道周因而推衍其說，證以史事。於愛憎之公私，人才之邪正，莫不詳明剴切，再三致意。《自序》雲：“是《傳》略采經史關於好惡、刑賞、治道之大者，凡二百餘條，以系於篇。其於經濟庶務條目之間，雖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惡綱領之原，以至三代而下治亂盛衰之故，亦略雲備。”蓋莊烈帝銳於求治，而暗於知人，輕信輕疑，漫無鑒別。十七年內，易閣臣者五十，賢奸淆雜，卒至於亡。賀逢聖致仕之時，斷以“振作無緒”一語，可雲先見。道周此書，意主於格正君心，以權衡進退。所重在君子小人消長之間，不必盡以章句訓詁繩也。
明黃道周撰。是書為所進《禮記解》五篇之五。雖亦有強分篇目之失，然《記》文稱“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剛毅有如此者”云云，則章旨本《經》中所有。道周分一十七章，較《表記》、《坊記》、《緇衣》之目尚近於自然。其所集之《傳》，亦雜引歷代史傳，以某某為能自立，某某為剛毅，意在上之取士，執此為則，以定取捨之衡。故其《自序》雲：“仲尼恐後世不學，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故並舉以明之。使後之天子循名考實，知人善任，為天下得人。”蓋《經》為儒者言，道周之《傳》則為用儒者言也。大抵道周於諸經，其用力最深者莫如《易》學。觀其與及門朱朝瑛、何瑞圖、劉履丁輩往復商榷，至再至三，所謂一生精力盡在此書者也。其《孝經集傳》，亦曆六年而成，故推衍亦為深至。若《禮記》五篇，則藉以納諫，意原不主於解《經》，且一年之中，輯書五種，亦成之太速，故考證或不免有疏。然賦詩斷章，義各有取；郢書燕說，國以大治。苟其切於實用，則亦不失聖人垂教之心。故雖非解經之正軌，而不能不列之《經部》焉。
△《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
謹案是書為聖祖仁皇帝經筵所講，皆經禦定，而未及編次成帙。皇上禦極之初，乃命取繙書房舊稿，校刊頒行。禮為治世之大經。《周禮》具其政典，《儀禮》陳其節文。《禮記》一書，朱子以為《儀禮》之傳，然特《冠義》等六篇及《喪服》諸篇與《儀禮》相發明耳，至於他篇，則多整躬範俗之道，別嫌明微之防，不盡與《儀禮》相比附。蓋《儀禮》皆古經，《禮記》則多志其變；《儀禮》皆大綱，《禮記》則多謹於細；《儀禮》皆度數，《禮記》則多明其義。故聖賢之微言精意，雜見其中，斂之可以正心修身，推之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於是取裁焉。是編推繹《經》文，發揮暢遠，而大旨歸於謹小慎微，皇自敬德以納民於軌物。衛湜所集一百四十四家之說，鎔鑄翦裁，一一薈其精要，信乎聖人製作之意，惟聖人能知之矣。
△《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
乾隆十三年禦定《三禮義疏》之第三部也。《經》文四十九篇，釐為七十七卷，附載圖五卷。其詮釋七例，亦與《周官義疏》同。三《禮》以鄭氏為專門，王肅亦一代通儒，博觀典籍，百計難之，弗勝也。後儒所見，曾不逮肅之棄餘，乃以一知半解，譁然詆鄭氏不聞道。韓愈所謂不自量者，其是類歟？然《周官》、《儀禮》皆言禮制，《禮記》則兼言禮意。禮制非考證不明，禮意則可推求以義理，故宋儒之所闡發，亦往往得別嫌明微之旨。此編廣摭群言，於郊社、樂舞、裘冕、車旗、尊彝、圭鬯、燕飲、饗食以及《月令》、《內則》諸名物，皆一一辨訂。即諸子軼聞、百家雜說可以參考古制者，亦詳徵博引，曲證旁通。而辯說則頗采宋儒，以補鄭《注》所未備。其《中庸》、《大學》二篇，陳澔《集說》以朱子編入《四書》，遂刪除不載，殊為妄削古經。今仍錄前文，以存舊本。惟章句改從朱子，不立異同，以消門戶之爭。蓋言各有當，義各有取，不拘守於一端，而後見衡鑒之至精也。至於禦纂諸經，《易》不全用程《傳》、《本義》，而仍以程《傳》、《本義》居先。《書》不全用蔡《傳》，而仍以蔡《傳》居先；《詩》不全用朱《傳》，而仍以朱《傳》居先；《春秋》於胡《傳》尤多所駁正刊除，而尚以胡《傳》標題，列三《傳》之次。惟《禮記》一經，於陳澔《集說》僅棄瑕錄瑜，雜列諸儒之中，不以冠首。仰見睿裁精審，務協是非之公。尤足正胡廣等《禮記大全》依附門牆，隨聲標榜之謬矣。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書前列己說，後附《深衣》經文，並列朱子、吳澄、朱右、黃潤玉、王廷相五家圖說，而各辟其謬。其說大抵排斥前人，務生新義。如謂衣二幅，各二尺二寸。屈之為前後四幅，自掖而下殺之，各留一尺二寸。加衽二幅，內衽連於前右之衣，外衽連於前左之衣，亦各一尺二寸。其要縫與裳同七尺二寸。蓋衣每一幅屬裳狹頭二幅也。今以其說推之，前後四幅下屬裳八幅外，右衽及內左衽亦各下屬裳一幅，則裳之屬乎外右衽者勢必掩前右裳，裳之屬乎內左衽者勢必受掩於前左裳。故其圖止畫裳四幅。蓋其後四幅統於前圖，其內掩之四幅，則不能畫也。考深衣之裳十二幅，前後各六，自漢唐諸儒沿為定說。宗羲忽改創四幅之圖，殊為臆撰。其釋“衽，當旁也”，謂“衽，衣襟也。以其在左右，故曰當旁”。考鄭《注》：“衽，裳幅所交裂也。”郭璞《方言注》及《玉篇注》俱雲：“衽，裳際也。”雲“裳際”，則為裳旁明矣，故《釋名》曰：“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蓋裳十二幅，前名襟，後名裾，惟在旁者始名衽。今宗羲誤襲孔《疏》以裳十二幅皆名衽，不明《經》文“當旁”二字之義，遂別以衣左右衽當之。是不特不知衽之為裳旁，而並不以衽為裳幅。二字全迕，益踵孔《疏》而加誤矣。其釋“續衽”也，謂“裳與衣相屬，衣通袂長八尺。裳下齊一丈四尺。衣裳相屬處乃七尺二寸。則上下俱闊而中狹，象小要之形，故名續衽”，其說尤為穿鑿。其釋“袂圓以應規”也，謂：“衣長二尺二寸，袂屬之亦如其長。掖下裁入一尺，留其一尺二寸，可以運肘，以漸還之至於袂末，仍得二尺二寸。《玉藻》言袪尺二寸，乃袂口之不縫者，非謂袂止一尺二寸。”今考《說文》：“袪，袂也。”《禮•玉藻》鄭《注》謂：“袪，袂口也。”蓋袂末統名曰袪。今謂袂口半不縫者乃名袪，則袂口之半縫者豈遂不得名袪乎？且袂口半縫之制，《經》無明文，又不知宗羲何所據也。宗羲經學淹貫，著述多有可傳。而此書則變亂舊詁，多所乖謬。以其名頗重，恐或貽誤後來，故摘其誤而存錄之，庶讀者知所決擇焉。
國朝納喇性德撰。性德有《刪補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已著錄。是編因陳澔《禮記集說》疏舛太甚，乃為條析而辨之。凡澔所遺者謂之“補”，澔所誤者謂之“正”。皆先列《經》文，次列澔說，而援引考證以著其失。其無所補正者，則《經》文與澔說並不載焉。頗采宋元明人之論，於鄭《注》、孔《疏》亦時立異同。大抵考訓詁名物者十之三四，辨義理是非者十之六七。以澔注多主義理，故隨文駁詰者亦多也。凡澔之說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頗為詳核，而愛博嗜奇，亦往往泛采異說。如《曲禮》“席間函丈”，澔以兩席並中間為一丈。性德引《文王世子》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駁之，是也。而又引王肅本文作“杖”，謂可容執杖以指揮，則更謬於《集說》矣。《月令》“群鳥養羞”，性德既雲《集說》未為不是，而又引《夏小正》“丹鳥羞白鳥”及項安世“人以鳥為羞”之說，雲足廣異聞。則明知《集說》之不誤，而強綴此二條矣。《曾子問》魯昭公慈母一條，既用鄭《注》、孔《疏》以補澔注，又引陸佃之謬解，蔓延於《集說》之外。是正陸氏，非正《集說》矣。凡斯之類，皆徵引繁富，愛不能割之故。然綜核眾論，原委分明，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即其據理推求者，如《曲禮》“很毋求勝，分毋求多”，澔注稱“況求勝者未必能勝，求多者未必能多”，性德則謂“此乃不忮不求，懲忿窒欲之事。陳氏所雲，不免計較得失。若是則可以必勝，可以必多，將不難於為之矣”。是雖立澔於旁，恐亦無以複應也。然則讀澔注者，又何可廢是編與？
國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禮述注》，已著錄。是編成於康熙戊子。前有《自序》雲：“始讀陳氏《集說》，疑其未盡。及讀《注》、《疏》，又疑其未誠。如《序》內稱鄭氏祖讖，孔氏惟鄭之從，不載他說，以為可恨。鄭氏祖讖，莫過於《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禘祖宗。而孔氏《正義》皆取王、鄭二說，各為臚列。其他自五禮大者至零文單字，備載眾詁。在諸經注疏中最為詳核，何妄詆歟？又《禮器篇》斥後代封禪為鄭祖緯啟之。秦皇漢武，前鄭數百年，亦鄭《注》啟之乎？又多約注疏而成，鮮有新意，而指《注》、《疏》為舊說。凡此之類，抵冒前人，即欺負後人，何以示誠乎？抑譏漢唐儒者說理如夢，此程朱進人以知本，吾儕非其分也。今於《禮運》則輕其出於老氏，《樂記》則少其言理而不及數。其他多指為漢儒之附會，逐節不往復其文義，通章不鉤貫其脈絡。而訓《禮運》之本仁以聚，亦曰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仲尼燕居》之仁鬼神、仁昭穆，亦曰克去己私，以全心德。欲以方軼前人，恐未能使退舍也。”其論可謂持是非之公心，掃門戶之私見。雖義取簡明，不及鄭、孔之賅博。至其精要，則亦略備矣。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書亦融會舊說，斷以己意。如《文王世子》以大司成即大司樂，辨《注》、《疏》以《周官》大樂正為大司樂、師氏為大司成之非。於《郊特牲》郊血、大饗腥序薦璧用樂、薦血實柴之次一條，謂凡經傳中言郊禮而有獻薦者，皆為祭稷之事。其論至為明晰。於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一條，取荊南馮氏之言，引《楚茨》之詩，以為嘗當有樂。於《內則》天子之閣一條，謂《疏》以閣為庖廚非是，蓋閣所以置果蔬飴餌也。又付豚一條，《注》、《疏》解為豚全而羊析，不知是豚牂共鼎，羊以羔耳。於《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一條，謂庶子之子立禰廟，則可以祭父之生母。於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一條，謂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攝祭，則義當使親子弟，雖無爵者可攝，無攝以宗子之義也。於《祭統》祭之日一獻一條，謂祭禮獻酬交錯，所以和通神人，不宜獻飲未終而爵命群臣以間之。惟特假於廟，故簡其禮而用一獻。今《注》謂一獻一酳屍，《疏》謂其節當在後，編者誤列於前。皆具有所見，足備禮家一解。他如謂執雁、奠雁皆為舒雁，而非雁鴻之雁。不知禮用雁贄，取其不失時，能守節也。若舒雁，則何守節之有？又謂《深衣》“純袂，緣，純邊”，純即緣也，緣字疑衍。其意蓋謂當作純袂純邊。按鄭《注》曰：“緣，緆也。”孔《疏》雲：“《既夕禮》鄭《注》：在幅曰綼，在下曰緆。”方氏愨曰：“褎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純皆半寸。”緣字自有典，則非衍字也。凡斯之類，未免武斷，然無傷於宏旨。其最不可訓者，莫如別為《考定文王世子》一篇，刪“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三而終”一段，又刪“不能涖阼，踐阼而治”八字及“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一段、“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一段、“成王幼”至“不可不慎也”一段、末“世子之記”一段。夫《禮記》糅雜，先儒言之者不一。然刪定《六經》，維聖人能之。《孟子》疑《武成》不可信，然未聞奮筆刪削也。朱子改《大學》、刊《孝經》，後儒且有異同。王柏、吳澄竄亂古經，則至今為世詬厲矣。苞在近時，號為學者，此書亦頗有可采。惟此一節，則不效宋儒之所長，而效其所短，殊病乖方。今錄存其書，而附辨其謬於此，為後來之炯戒焉。
國朝邵泰衢撰。泰衢字鶴亭，錢塘人。明於算術，雍正初以薦授欽天監左監副。其書以《禮記》出自漢儒，而《檀弓》一篇尤多附會，乃摘其可疑者，條列而論辨之。如以脫驂舊館人為失禮之正；以夫子夢奠之事為杳冥渺茫，皆非聖人所宜出；又親喪哭無常聲，不應以孺子泣為難繼；居讎者不反兵而鬥為啟亂端；曾點之狂乃志大而有所不為，非狂肆之狂；倚門而歌，斷無此事；以王姬為齊襄公妻，非魯莊公之外祖母：大都皆明白正大，深中理解，非劉知幾之橫生臆解，惑古疑經者可比。惟“師及齊師戰於郎”一條，泰衢以郎字為郊字之誤，蓋據《春秋》“戰於郊”之文。不知魯有二郎，《隱西元年》費伯所城之郎，在今廢魚台縣地。《哀公十一年》與齊戰之郎，則為魯近郊地（案說詳江永《春秋地理考實》）。謂郎即郊則可，謂郎為誤則不可。又“乘丘之戰”一條，泰衢疑魯莊公敗績之誤。不知古人軍潰曰敗績，車覆亦曰敗績，《左傳》所雲敗績覆壓者是也。概以戰衄為疑，亦疏於考據。然偶然疏舛，固亦不害其大旨也。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自《檀弓》至《雜記》，於注家異同之說，擇其一是，為之折衷。與陳澔注頗有出入，然持論多為精核。如《檀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呂氏謂祔祭即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既除喪而後遷於新廟。永據《左氏傳》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謂祔後主反殯宮，至喪畢乃遷新廟。引《大戴禮•諸侯遷廟禮》奉衣服由廟而遷於新廟，此廟實為殯宮。今考《顧命》：“諸侯出廟門俟。”孔《傳》曰：“殯之所處曰廟。”又《儀禮•士喪禮》曰：“巫止於廟門外。”《注》曰：“凡宮中有鬼神曰廟。”賈《疏》曰：“廟門者，士死於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曰廟。”然則《大戴禮》所雲由廟者，實由殯宮，非由祖廟。永說有據，可以解程、張諸儒之異同。又如《玉藻》曰：“襲裘不入公門。”《疏》雲：“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據《曲禮疏》，襲衣即所謂中衣。永謂裼衣上即謂正服，不得更有中衣。今考《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曰：“錦衣複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皮弁即為錦衣之上服，而裼衣之上不復有中衣可知。雖孔《疏》所說據《玉藻》有長中繼掩尺之文，然繼掩尺之中衣，不襲裼衣。《後漢•輿服志》：“宗廟諸祀，冠長冠，服袀玄，絳緣領袖為中衣，絳絝糸末”《漢書•萬石君傳注》：“中帬若今中衣。”《釋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小衣即褻衣也。然則中衣但得襲褻衣，不得襲裼衣也。孔《疏》顯誤，亦以永說為確。又《雜記》曰：“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注》曰：“言今之喪既服顈，乃為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永謂：“玩《注》既字、乃字之意，本謂未顈以前，值練祥不得行。正如《纂言》附論後喪變麻可補行之說，非謂既顈而值前喪一期再期也。”今考上節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疏》曰：“謂母死既葬，後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然則母未葬而值父大祥，亦不可行，必待既葬然後補行明矣。永於下節既字、乃字之義，疏解明確，即上下二節之義，亦俱可貫通。其他若辨程大昌袒為免冠及皇氏髽衰為露紒髽之誤，尤為精鑿不磨。至《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王肅謂計己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永特宗其說，而於《經》文之弟字，雖不敢如劉知、蔡謨直以為衍文，乃謂言弟者因昆連及之。則其說臆度，終不如鄭《注》為得。然全書持義多允，非深於古義者不能也。
國朝江永撰。深衣之制，眾說糾紛。永據《玉藻》“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雲：“如裳前後當中者，為襟為裾，皆不名衽。惟當旁而斜殺者乃名衽。”今以永說求之訓詁諸書，雖有合有不合，而衷諸《經》文，其義最當。考《說文》曰：“衽，衣衤金也。”衤金即襟，永以裳之前為襟，而旁為衽。《說文》乃以衣襟為衽，則不獨裳為衽矣。又《爾雅》曰：“執衽謂之袺，扱衽謂之襭。”李巡曰：“衽者，裳之下也。”雲下則裳之下皆名衽，不獨旁矣。然《方言》曰：“褸謂之衽。”郭璞《注》曰：“衣襟也。”與《說文》前襟名衽義正同。而郭《注》又雲：“或曰衽，裳際也。”雲裳際則據兩旁矣。永之所考，蓋據璞《注》後說也。又劉熙《釋名》雲：“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當見倨也。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證以永說，謂裳前襟後裾，皆直幅不交裂，則即《釋名》所雲“倨倨然直”也。謂在旁者乃名衽，則即《釋名》“在旁襜襜”之義也。其釋《經》文“衽，在旁”三字實非孔《疏》所能及。其後辨續衽鉤邊一條，謂續衽在左，前後相屬，鉤邊在右，前後不相屬。鉤邊在漢時謂之曲裾，乃別以裳之一幅斜裁之，綴於右後衽之上，使鉤而前。孔《疏》誤合續衽、鉤邊為一。其說亦考證精核，勝前人多矣。
○附錄
漢戴德撰。《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崇文總目》雲：“《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雲：“今所存止四十篇。”晁公武《讀書志》雲：“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而韓元吉、熊朋來、黃佐、吳澄並雲兩七十三，陳振孫雲兩七十二。蓋後人於《盛德》第六十六別出《明堂》一篇為六十七。其餘篇第，或至《文王官人》第七十一改為七十二。或至《諸侯遷廟》第七十二改為七十三。或至《諸侯釁廟》第七十三改為七十四。故諸家所見不同。蓋有新析一篇，則與舊有之一篇篇數重出也。漢許慎《五經異義》論明堂稱《禮》戴說、《禮•盛德記》，即《明堂篇》語。《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宏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知析《盛德篇》為《明堂篇》者，出於隋唐之後。又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蓋《夏小正》一篇多別行。隋唐間錄《大戴禮》者，或闕其篇，是以司馬貞雲然。原書不別出《夏小正篇》，實闕四十六篇，存者宜為三十九篇。《中興書目》乃言存四十篇，則竄入《明堂》篇題，自宋人始矣。書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皆《禮》古經遺文。又《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書猶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書有《注》者八卷，餘五卷無《注》，疑闕逸，非完本。朱子引《明堂篇》鄭氏《注》雲：“法龜文。”殆以《注》歸之康成。考《注》內徵引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諸人，下逮魏晉之儒。王應麟《困學紀聞》指為盧辯注。據《周書》，辯字景宣，官尚書右僕射。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纘前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是書正文並《注》，訛舛幾不可讀，而《永樂大典》內散見僅十六篇。今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禮記》之文，參互校訂，附案語於下方。史繩祖《學齋佔畢》言《大戴記》列之十四經中，其說今不可考。然先王舊制，時有徵焉，固亦《禮經》之羽翼爾。
宋傅崧卿撰。崧卿字子駿，山陰人。官至給事中。《夏小正》本《大戴禮記》之一篇。《隋書•經籍志》始於《大戴禮記》外，別出《夏小正》一卷，注雲：“戴德撰。”崧卿《序》謂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遂多以邀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為此。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是於理亦或然。然考吳陸璣《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曰：“《大戴禮•夏小正傳》雲：蘩，由胡。由胡，旁勃也。”則三國時已有《傳》名。疑《大戴禮記》舊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無其《傳》。戴德為之作《傳》別行，遂自為一卷，故《隋志》分著於錄。後盧辯作《大戴禮記注》，始采其《傳》編入書中，故《唐志》遂不著錄耳。又《隋志》根據《七錄》，最為精核，不容不知《夏小正》為三代之書，漫題德撰。疑《夏小正》下當有“傳”字，或“戴德撰”字當作“戴德傳”字。今本訛脫一字，亦未可定。觀《小爾雅》亦《孔叢》之一篇，因有李軌之《注》，遂別著錄。是亦旁證矣。崧卿以為隋代誤分，似不然也。惟是篇屢經傳寫，《傳》與本文混淆為一。崧卿始仿杜預編次《左氏春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列《傳》於下。每月各為一篇，而附以注釋。又以關澮藏本與集賢所藏《大戴禮記》本參校異同，注於下方。其關本注釋二十三處，亦亻並附錄，題曰“舊注”以別之。蓋是書之分經傳，自崧卿始。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夏小正》分析經傳，實沿其例。其詮釋之詳，亦自崧卿始。金履祥《通鑒前編》所注，實無以勝之。於是書可謂有功。儒者盛稱朱子考定之本，與履祥續作之注，而不以創始稱崧卿。蓋講學家各尊所聞，非公論也。其中如正月之“斗柄縣在下”、五月之“菽糜將閑諸則”、九月之“辰系於日”、十一月之“於時月也，萬物不通”，皆宜為《經》文，而誤列於《傳》。其正月之“始用暢”，乃以解初歲祭耒，明用暢以祭自此始。宜為《傳》文，而誤列於《經》。皆為未允。然大戴之學，治之者稀。《小正》文句簡奧，尤不易讀。崧卿獨稽核舊文，得其端緒，俾讀者有徑之可循，固考古者之所必資矣。──右“禮類”《禮記》之屬二十部，五百九十四卷；《附錄》二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訓釋《大學》、《中庸》者，《千頃堂書目》仍入禮類，今並移入《四書》。以所解者《四書》之《大學》、《中庸》，非《禮記》之《大學》、《中庸》。學問各有淵源，不必強合也。《大戴禮記》舊附於經，史繩祖《學齋佔畢》亦有《大戴禮記》宋列為十四經之說。然繩祖所雲，別無佐證。且其書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學官，未可臆加以經號。今以二戴同源，附錄於《禮記》之末，從其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