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鐘樓上(夜記之二)

怎麼寫(夜記之一) 在鐘樓上(夜記之二)
作者:魯迅
1927年12月27日
辭顧頡剛教授令「候審」(並來信)
本作品收錄於《三閒集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語絲》第四卷第一期。

   也還是我在廈門的時候,柏生從廣州來,告訴我說,愛而君也在那裡了。大概是來尋求新的生命的罷,曾經寫了一封長信給K委員,說明自己的過去和將來的志望。

  「你知道有一個叫愛而的麼?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我沒有看完。其實,這種文學家的樣子,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員對柏生說。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訴了愛而,愛而跳起來道:「怎麼?……怎麼說我是反革命的呢?!」

  廈門還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開在山中,黃的花——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開在樓下。我在用花剛石牆包圍著的樓屋裡聽到這小小的故事,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正經的臉,愛而的活潑中帶著沉悶的年青的臉,便一齊在眼前出現,又彷彿如見當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面前,愛而跳了起來,——我不禁從窗隙間望著遠天失笑了。

  但同時也記起了蘇俄曾經有名的詩人,《十二個》的作者勃洛克的話來:「共產黨不妨礙做詩,但於覺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卻有妨礙。大作家者,是感覺自己一切創作的核心,在自己裡面保持著規律的。」

  共產黨和詩,革命和長信,真有這樣地不相容麼?我想。

  以上是那時的我想。這時我又想,在這裡有插入幾句聲明的必要:

  我不過說是變革和文藝之不相容,並非在暗示那時的廣州政府是共產政府或委員是共產黨。這些事我一點不知道。只有若干已經「正法」的人們,至今不聽見有人鳴冤或冤鬼訴苦,想來一定是真的共產黨罷。至於有一些,則一時雖然從一方面得了這樣的謚號,但後來兩方相見,杯酒言歡,就明白先前都是誤解,其實是本來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畢,於是放心回到本題。卻說愛而君不久也給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經有了工作了。信不甚長,大約還有被冤為「反革命」的余痛罷。但又發出牢騷來:一,給他坐在飯鍋旁邊,無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風琴,一個漠不相識的女郎來送給他一包點心,就弄得他神經過敏,以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潑,不禁「感慨系之矣」了。

  關於第一點,我在秋蚊圍攻中所寫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面前無飯鍋而覺得無聊,覺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現在已見飯鍋,還要無聊,則明明是發了革命熱。老實說,遠地方在革命,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我是的確有點高興聽的,然而——沒有法子,索性老實說罷,——如果我的身邊革起命來,或者我所熟識的人去革命,我就沒有這麼高興聽。有人說我應該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為然,但如叫我靜靜地坐下,調給我一杯罐頭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說,你就死心塌地地從飯鍋裡裝飯吃罷,那是不像樣的;然而叫他離開飯鍋去拚命,卻又說不出口,因為愛而是我的極熟的熟人。於是只好襲用仙傳的古法,裝聾作啞,置之不問不聞之列。只對於第二點加以猛烈的教誡,大致是說他「死板」和「活潑」既然都不讚成,即等於主張女性應該不死不活,那是萬分不對的。

  約略一個多月之後,我抱著和愛而一類的夢,到了廣州,在飯鍋旁邊坐下時,他早已不在那裡了,也許竟並沒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學中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通稱「大鐘樓」。一月之後,聽得一個戴瓜皮小帽的秘書說,才知道這是最優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後來我一搬出,又聽說就給一位辦事員住進去了,莫名其妙。不過當我住在那裡的時候,總還是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辦事員搬進去了的那一天為止,我總是常常又感激,又慚愧。

  然而這優待室卻並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點,是不很能夠睡覺的。一到夜間,便有十多匹——也許二十來匹罷,我不能知道確數——老鼠出現,馳騁文壇,什麼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並且能開盒子蓋,廣州中山大學裡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樓上的老鼠,彷彿也特別聰明似的,我在別地方未曾遇到過。到清晨呢,就有「工友」們大聲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來訪的本省的青年,卻大抵懷著非常的好意的。有幾個熱心於改革的,還希望我對於廣州的缺點加以激烈的攻擊。這熱誠很使我感動,但我終於說是還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經革命,覺得無甚可以攻擊之處,輕輕地推卻了。那當然要使他們很失望的。過了幾天,屍一君就在《新時代》上說:

  「……我們中幾個很不以他這句話為然,我們以為我們還有許多可罵的地方,我們正想罵罵自己,難道魯迅先生竟看不出我們的缺點麼?……」

  其實呢,我的話一半是真的。我何嘗不想瞭解廣州,批評廣州呢,無奈慨自被供在大鐘樓上以來,工友以我為教授,學生以我為先生,廣州人以我為「外江佬」,孤孑特立,無從考查。而最大的阻礙則是言語。直到我離開廣州的時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語,除一二三四……等數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幾乎無不因為特別而記住的Hanbaran(統統)和一句凡有學習異地言語者幾乎無不最容易學得而記住的罵人話Tiu-na-ma而已。

  這兩句有時也有用。那是我已經搬在白雲路寓屋裡的時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個竊取電燈的偷兒,那管屋的陳公便跟著一面罵,一面打。罵了一大套,而我從中只聽懂了這兩句。然而似乎已經全懂得,心裡想:「他所說的,大約是因為屋外的電燈幾乎Hanbaran被他偷去,所以要Tiu-na-ma了。」於是就彷彿解決了一件大問題似的,即刻安心歸坐,自去再編我的《唐宋傳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測是無妨的,倘若據以論廣州,卻未免太鹵莽罷。

  但雖只這兩句,我卻發見了吾師太炎先生的錯處了。記得先生在日本給我們講文字學時,曾說《山海經》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這古語至今還留存在廣東,讀若Tiu。故Tiuhei二字,當寫作「州戲」,名詞在前,動詞在後的。我不記得他後來可曾將此說記在《新方言》裡,但由今觀之,則「州」乃動詞,非名詞也。

  至於我說無甚可以攻擊之處的話,那可的確是虛言。其實是,那時我於廣州無愛憎,因而也就無欣戚,無褒貶。我抱著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我覺得廣州究竟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奇異的花果,特別的語言,可以淆亂遊子的耳目,但實際是和我所走過的別處都差不多的。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只在所用的顏色。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我那時覺得似乎其實未曾遊行,所以也沒有特別的罵詈之辭,要專一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這也許是後來的回憶的感覺,那時其實是還沒有如此分明的。

  到後來,卻有些改變了,往往斗膽說幾句壞話。然而有什麼用呢?在一處演講時,我說廣州的人民並無力量,所以這裡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當譯成廣東話時,我覺得這幾句話似乎被刪掉了。給一處做文章時,我說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然而終於沒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廣東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裡,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愛吃的是「楊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頭的,完全失卻了本味。汕頭的一種較大,卻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傳楊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贊同,這是我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績。

  在鐘樓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務主任」的紙冠的時候,是忙碌的時期。學校大事,蓋無過於補考與開課也,與別的一切學校同。於是點頭開會,排時間表,發通知書,秘藏題目,分配卷子,……於是又開會,討論,計分,發榜。工友規矩,下午五點以後是不做工的,於是一個事務員請門房幫忙,連夜貼一丈多長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於是又寫榜。於是辯論: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度,我說已優,他說未優的辯論;補救落第,我說權不在我,他說在我,我說無法,他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我說不難,他說太難的辯論;還有因為有族人在台灣,自己也可以算作台灣人,取得優待「被壓迫民族」的特權與否的辯論;還有人本無名,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玄學底辯論……。這樣地一天一天的過去,而每夜是十多匹—— 或二十匹——老鼠的馳騁,早上是三位工友的響亮的歌聲。

  現在想起那時的辯論來,人是多麼和有限的生命開著玩笑呵。然而那時卻並無怨尤,只有一事覺得頗為變得特別:對於收到的長信漸漸有些仇視了。

  這種長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並不為奇。但這時竟漸嫌其長,如果看完一張,還未說出本意,便覺得煩厭。有時見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請他看後告訴我信中的主旨。

  「不錯。『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當時是否也如K委員似的眉頭打結呢,未曾照鏡,不得而知。僅記得即刻也自覺到我的開會和辯論的生涯,似乎難以稱為「在革命」,為自便計,將前判加以修正了:「不。『反革命』太重,應該說是『不革命』的。然而還太重。其實是, ——寫長信,不過是吃得太閒空罷了。」

  有人說,文化之興,須有餘裕,據我在鐘樓上的經驗,大致是真的罷。閒人所造的文化,自然只適宜於閒人,近來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鳴不平,正是毫不足怪, ——其實,便是這鐘樓,也何嘗不造得蹊蹺。但是,四萬萬男女同胞,僑胞,異胞之中,有的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有的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怎不造出相當的文藝來呢?只說文藝,範圍小,容易些。那結論只好是這樣:有餘裕,未必能創作;而要創作,是必須有餘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於啼饑號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國的文壇」,亦為苦工豬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為這一說於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經自覺到自己久已不動筆,但這事卻應該歸罪於匆忙。

  大約就在這時候,《新時代》上又發表了一篇《魯迅先生往那裡躲》,宋雲彬先生做的。文中有這樣的對於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復他『吶喊』的勇氣,並且似乎在說『在北方時受著種種迫壓,種種刺激,到這裡來沒有壓迫和刺激,也就無話可說了』。噫嘻!異哉!

  魯迅先生竟跑出了現社會,躲向牛角尖裡去了。舊社會死去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視無睹!他把人生的鏡子藏起來了,他把自己回復到過去時代去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躲避了。」

  而編輯者還很客氣,用案語聲明著這是對於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慫恿,並非惡意的笑罵的文章。這是我很明白的,記得看見時頗為感動。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說的那樣,寫一點東西,聲明我雖不吶喊,卻正在辯論和開會,有時一天只吃一頓飯,有時只吃一條魚,也還未失掉了勇氣。《在鐘樓上》就是豫定的題目。然而一則還是因為辯論和開會,二則因為篇首引有拉狄克的兩句話,另外又引起了我許多雜亂的感想,很想說出,終於反而擱下了。那兩句話是:「在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

  但拉狄克的話,是為了葉遂寧和梭波裡的自殺而發的。他那一篇《無家可歸的藝術家》譯載在一種期刊上時,曾經使我發生過暫時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佈告上的空談。但葉遂寧和梭波裡是未可厚非的,他們先後給自己唱了輓歌,他們有真實。他們以自己的沉沒,證明著革命的前行。他們到底並不是旁觀者。

  但我初到廣州的時候,有時確也感到一點小康。前幾年在北方,常常看見迫壓黨人,看見捕殺青年,到那裡可都看不見了。後來才悟到這不過是「奉旨革命」的現象,然而在夢中時是委實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鐘樓上》,文字也許不如此。無奈已經到了現在,又經過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實,純然的那時的心情,實在無從追躡了。現在就只好是這樣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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