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與新儒家

基督教與新儒家
作者：葉秋原
中華民國32年（1943年）3月30日
1943年3月30日
公布於東方雜誌1943年第39卷第12期

本作品收錄於《東方雜誌》

　　在推進新儒家運動，和建立三民主義文化及思想體系的努力上，不可忽略了一種重要的因素，這就是基督教及基督教思想可能給予這些努力的幫助和支持。新儒家之所以成爲新，當然要有它新的地方在；而三民主義文化及思想體系的建立，必須一本三民主義的精神，自然都是理由極明顯的。有人以爲新儒家運動和三民主義文化及思想體系的建立，不能相提並論，那是限制了新儒家運動的意義了。新儒家運動產生於三民主義的環境下，無論其本身是否爲三民主義的，這運動的產生，必受到三民主義的影響，當極明顯。就三民主義文化及思想體系建立的觀點來論，新儒家運動應爲三民主義文化及思想體系建立上的一股主力。這兩者實相表裏。從事於新儒家運動者或許會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感覺到他們是爲了傳統的儒家思想纔有這番新運動，但他們的努力，無論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卻在推進三民主義文化及思想體系的建立。在這一個觀點下，新儒家運動的目的，便在建立或充實三民主義的文化及思想體系。我國傳統的儒家思想本與政治結着深緣，目今的新儒家運動，應該與三民主義結着深緣，方纔不失儒家之道。三民主義包涵着的濃厚儒家思想，在三民主義的環境下，應該有像新儒家這樣的運動，也是極明顯的，況當前的是一個民族復興的時代，誠如賀麟氏所云：『民族復興不僅是爭抗戰的勝利，不僅是爭中華民族在國際政治上的自由獨立平等，民族復興本質上應該是民族文化的復興。民族文化的復興，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復興，儒家文化的復興。』（註一）這是在三民主義的環境下，新儒家運動纔能發育滋長。

　　在建立三民主義文化及思想體系的努力上，新儒家運動實是一股主力。在這股主力之外，我們不能忘記另一股主力，其重要實不亞於新儒家運動，這股主力就是基督教文化與思想體系的復興。三民主義是具有世界性的。它之所以能具有世界性，就是因爲除了我國固有的傳統儒家思想外，三民主義還包涵着基督教思想。整個西方，它的社會及文化思想都建立在基督教的傳統上，正如我國的社會及文化思想體系建立在儒家傳統一樣。三民主義的理想就是溶我國的傳統儒家思想和西方的傳統基督教思想於一爐，因而產生一種新的力量，一種新的民族力量，一種新的世界力量。

　　故就建立三民主義文化及思想體系的努力上來論，復興基督教的文化及思想體系與復興我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及思想體系，其重要正復相同。就新儒家運動的觀點來論，新儒家運動之所以成爲新，更須與這股主力，以基督教傳統爲中心的文化及思想體系，合流之後，方能成爲新。傳統的儒家思想，若不吸收外來的成分，又如何能成爲新呢？可喜的是關於這一點，已爲若干學人所注意了。賀麟氏在「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一文中，就說到儒家思想新開展的途徑之一，便在『吸收基督教之精華，以充實儒家之禮教。』此外，若錢穆，若謝幼偉諸氏的文中，雖則觀點及認識不盡相同，也曾注意到基督教這面，這些都是可喜的現象。

　　在賀麟氏所著的一文裏，他並且這樣強調着：『基督教文明實爲西洋文明之骨幹，其支配西洋人之精神生活，實深刻而周至，但每爲淺見者所忽視。如非宗教之知「天」與科學之知「物」合力並進，若非宗教精神爲體，物質文明爲用，絕不會產生如此偉大燦爛之近代西洋文化。我敢斷言，如中國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精華而去其糟粕，則決不會有強有力的新儒家思想產生出來。』這眞是洞中肯要之言。但什麽是基督教的糟粕，什麽又是我國對基督教的認識，那是似乎値得提出來一問的。老實說，就是在西方，自從所謂宗教改革以來，一般人對於基督教的認識是糢糊了。我們中國人對於基督教的認識，若不經過一番客觀的判視，自然更成問題。自從所謂宗教改革以來，西方已失去其統一性，而形成混亂。宗教改革的結果，使人惟我獨尊，標新立異，遂造成今日之局。

　　自路德馬丁以後到如今，產生了一百五六十種以上的教派，這裏各有各的信仰，各有各的說教，其難以代表整個西方文化及思想體系中心的基督教，自屬彰彰明甚。那末，我們應該從那裏去認識基督教而接受它的¤華呢？這回答是很明顯的，我們應該從支配西方生活逾一千幾百年，自宗教改革以來，仍沒有削弱它地位的公教會卽所謂天主教那裏認識基督教的眞相而取其精華。

　　無可否認的，我們對於公教會往往存着一種偏見和成見。因爲有這種偏見和成見在，使我們對於基督教的公教會的認識不夠，這偏見和成見的形成，就是受了他方面宣傳的影響。由於這等宣傳，我們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會由對公教會存着一種偏見和成見而引起一種反感。我們要從這種偏見或成見中解放出來。我們試想一想，自從所謂宗教改革以來，天主教的勢力不但沒有被削弱，而且更形增強。全世界的天主教信衆逾四萬萬人，這是在它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在宗教改革以前，它是西方的惟一信仰。我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對於這爲西方文化及思想體系的中心的天主教，應該有一種新的認識。不了解天主教，不能認識基督教的眞相，不認識基督教，就不能認識整個西方。惟有天主教纔是西方文化及思想體系中的主要成份，這正如我們的儒家思想纔是我國民族文化的主要構成份子一樣。

　　像儒家思想需要新開展一樣，西方的基督教也需要新開展；這是爲此，我們在上面曾提到基督教文化及思想體系的復興。天主教在西方爲惟一的宗教信仰者逾千數百年，馬丁路德和亨利第八各自爲了自己的原因，而與天主教崇仰之所寄的羅馬教宗分離，這結果於造成自我狂的極度發展，從個人的自我狂到民族的自我狂。惟我獨尊--從個人的惟我獨尊到民族的惟我獨尊--與夫標新立異都是這種自我狂發展的形相。西方本來只有一個整個體系的基督教，就是以羅馬教宗爲代表的整個基督教體系，如今却分裂成百數十種以上的單位。在政治觀念上，本來是被目爲一個整個基督教世界的西方，却出現了分崩離析的局面。所謂宗教改革本由於像馬丁路德和亨利第八那樣的自我狂，其結果是自我狂的發展愈益不可收拾--由個人的自我狂到民族的自我狂。自從宗教改革以來的西方學術思想，自盧騷，笛卡爾，以至康德，黑格爾等，他們都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繼承着宗教改革的傳統，與正統的基督教愈益遠離，這結果於近代西方學術思想界的混亂和舍本就末。這種種因宗教改革而造成的在宗教信仰、政治觀念、和學術思想各方面的混亂，它們所起的交互影響，便是民族自我狂的極度發展，其最顯著的代表便是普魯士主義和希特勒。

　　西方是衰落了，這衰落由宗教改革所引起。但這裏有一點却値得注意，這就是宗教改革所要打倒的對象，就是以羅馬教宗爲首的基督公教會，這就是天主教，不但沒有被宗教改革所打倒，却反因宗教改革而給予它以新生。它整飭了內部，它產生了一股新力量以復興其原有的文化與思想體系。這股新力量就是耶穌會的產生和自十六世紀以來耶穌會士在各方面的努力。的確，我們若就公教的歷史上來看，在它所經歷的一千數百年中，它曾遭遇到各種危險，在每次臨到危難的時候，這危難不僅是教會本身的危難，同時，也是整個西方的危難的時候，總有傑出的人物起而挽救這種厄運。在第六世紀，當整個西方在羅馬勢力衰微各蠻族崛起的時候，我們看見有聖本篤的誕生，在第十三世紀，西方外有他族侵擾之患，內有異端邪說橫行之憂，這時候，却有聖多明我及聖方濟的誕生。在第十六世紀，西方的他族侵擾之患未息，而內有誓反教之興，這時我們看見有聖依納爵及耶穌會的誕生。現在這一時代所加予公教會及整個西方的危難，怕更甚於第六、第十三及第十六世紀；挽救這一時代厄運的必有像聖本篤，聖多明我，聖方濟，及聖依納爵那樣傑出的人物及由他們所領導的那樣偉大的運動。西方如果復興，西方是必定有一日會復興的，這復興決不是帝國主義或民族自我主義的復興，而是將整個西方認爲是一個單位的基督教世界觀的復興，將整個世界認爲一個基督教世界。這個觀念的復興，誠如儒家思想在中國復興所占的地位一樣，西方的復興，其主要的潮流，基本的成分，就是基督教思想的復興，基督教文化的復興。

　　這是在這一個時代，當中國與西方的文化傳統均吿衰落亟需復興之際，我們看見有三民主義文化運動的誕生。這運動所負的歷史的任務，實在是非常重大。如何擔負起這歷史的任務，是則有望於國內外的學人。　　　　

　　（註一）見賀麟作：「儒家思想的新開展」　思想與時代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