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六 大學衍義補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城池之守

《易·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程頤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讚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

吳澂曰:「不可升者無形之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因有形之險為無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人險。」

臣按: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所謂險者有三焉,天險也、地險也、人險也。天險者本天之理,地險者因地之勢,人險者用人之力。是故為國者必明禮義、立紀綱、修法度,有階級而人不得以陵犯,有等威而人不敢以逾越,是所謂天險也;必因形勝增高深、扼要害,使出入也有所限截,來往也有所拘係,是所謂地險也。是二險者一本於天、一成於地,所以設而為之者則又在乎人焉,王公因天之道、順地之勢,為之城郭、為之溝池、為之關隘、為之亭障,皆所以守其國也。夫險者易之反也,有其險也則隨其險而補其所不足、疏其所不通,無其險也則於其平夷之地修為險固之備,內焉而為之垣墉,外焉而為之城池,又遠焉而為之藩籬,有門以謹其出入,有關以議其往來,是則所謂人險也。天既有自然之地險以為之關塞,又有當然之人險以為之捍蔽,則重關钜鎮之中而有金城湯池之固,貔貅萬旅,虎豹九關,京師地大而人眾,宮闕邃密而深嚴,望之真如在天上而不可升矣。

《詩·烝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朱熹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韓奕》之末章曰:溥(大也)彼韓城,燕(召公之國)(眾也)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追、貊皆蠻夷國),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城也)實壑(池也),實畝實籍(稅也),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朱熹曰:「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眾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呂祖謙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臣按:築城大役也,本國之民不足以自成之,必須朝廷命鄰邦合力為之,非但以其工程浩大,蓋以城郭之守不可以稽久,恐其或有意外之變非徒一國之事,亦以其事體關係朝廷也。

《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設其飾器(兵甲之屬),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劉彝曰:「《易》曰『城復於隍』,則是浚溝之土所以為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為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其高也。」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

鄭玄曰:「固,國所依阻者也。在國曰固,在野曰險。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並據國而言;司險周知山林、山澤之阻,並據野而言。」

張栻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與弧矢之利並著於《易經》,何耶?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則推其本而言之耳。」

臣按:掌固之職,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蓋盡人力以固王畿於內者也,《易》所謂「王公設險」者此也;司險之職,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蓋因地勢以為險阻於外者也,《易》所謂地險者,此也。夫人君為治,固當本乎內治之修而亦不可不為外患之禦,內焉者既本城郭、溝池以為固,外焉者又因丘陵、川澤以為險,因其自然之勢則易為力,豫為未然之防則無外患,此《周官》所以有掌固、司險之設也。雖然,古人所以守其國者則又不專在是,是故遠而有關塞則守在四夷,近而有甸服則守在九畿,有六官為守國之人,有六典為守國之法,而其險之所以不可升、固之所以不可攻者,則又在乎德禮仁義焉。不然,雖有高城、深池,委而去之矣。

《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去聲)己,大人世(父傳子為世)(兄傳弟為及)以為禮,城(內城)(外郭)溝池(塹也)以為固。

孔穎達曰:「私力獨財,不免爭奪,故設險以自衛固。」

臣按:人生有欲,必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後不爭,所以界限之者城郭、溝池是也。四者皆出於人力之所為,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其切近而最要者也。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

胡安國曰:「程氏謂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吳澂曰:「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民之報其君者報以力也,故無事則資其力以用之於農,以足食生財,有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禮非兵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禮而不敢妄興,不得已而役之亦必節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凡力役必書,重民力也。或問《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譏』,啖子曰:『凡城,國之急務,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是譏。《易》曰設險以守其國,禮曰城池以為固,則《春秋》書城果何意也?』」

九年夏,城郎。

胡安國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製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音再),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逾製,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製,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臣按:有國者城池之設固不可無,然非為民生則不可輕用民力,非甚不得已不為也,況可非其時乎?是以善為國者,恒於無事之時而為先事之備,籌之必於其早,為之必以其漸,成之必緩其期,不至急遽倉卒,苟且為之,此所以務不妨農、民不知勞而役不再舉也。

莊公九年冬,浚洙。

胡安國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臣按:因地險之川,浚而深之以限外侮,有國者不可廢也,但事勢有緩急、農務有殷隙,方事勢稍緩、農務方殷,得已且已可也,若非事勢逼切而不得已,不可廢農時也。

二十八年冬,築剉。

胡安國曰:「剉,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台則書築、囿則書築,剉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臣按:先儒謂《春秋》凡工役之多者書之以城,工役之小者書之以築,聖人於一邑之小者必謹書之,以見民力雖小不可輕用也,以示後世之為民上者,使其用民力非必不可已、非必不可無,雖一夫一役決不可非時而輕費民力於無用不急之地也。

僖公二年,城楚丘。

胡安國曰:「楚丘,衛邑。齊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辭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臣按:諸侯不得專封,封國者天子之事也,人臣奉命於外,凡事必請於天子,況遷國築城乎?若非奉專製之命及甚大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幾決於此,緩則不及事,決不可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

胡安國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志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臣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謂之設也,人為之也。自古所以為天下國家禍患者,盜賊也、敵國也,人君設險以為國家之屏蔽,城於外所以禦敵國,城於中所以禦盜賊,皆不可無者也,故胡氏所謂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蓋譏列國諸侯不務德政而徒恃築城以勞民者爾,非通論天下之勢也。盍觀人家之備盜乎,藩籬、垣牆所以防外寇之攘奪者固在所急,而緘縢、扃勣所以防家人之竊剽者亦不可少也,國家之備寇盜,曷異是哉?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安國曰:「虎牢,鄭地,故稱製邑,至漢為成皋,今為濬水縣,岩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今夷陵)、蜀之漢樂(今成固),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係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固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啟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

臣按:古者列國,其山川、丘陵各有險阻之處,往往據之以為守,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當以邊塞為守,固無俟於內地之險也。然天造地設,分疆畫境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處必有天然之險,其不足者人力因而城之,此自然之勢也,亦理之當然也。我國家分天下為兩畿十三藩,於凡交界之處祖宗各設衛以城守焉,如潼關乃河南、陝西交界也,則設潼關衛以守焉,然衛城介華、陝之間,去京畿且遠,顧不以屬河、陝二都司而直隸京師,聖祖之意深矣。

七年,城費。

胡安國曰:「費,季氏邑也。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臣按:城城天下之大事也,守藩服者非奉天子之命而與其下私營之,可乎?此王法之所必不宥者也,履霜堅冰至,所宜深戒。十九年,城西郛。

左氏曰:「懼齊也。」哀公四年,城西郛。杜預曰:「魯西郛,備晉也。」

臣按:先儒謂郛乃外城,此雲西郛,實國都外城之西郛也。夫郛之在西,同一地也。前城左氏以為懼齊,後城杜氏以為備晉,不知果一地歟而或異地也,無所於考,然以今地勢觀之,則齊境在魯之東、晉境在魯之西,杜氏之說似為是焉。說者多咎魯安於不競,疲民以為城,避難而城其國之郛,則郛之外若郊若野皆不可保矣。雖然此以一事而論也,若夫守國之要,必先從近始而後及於遠,近者耳目所及且爾,況於郊野之外、封疆之遠乎?信如說者之論,則守家者專用力於藩垣,而門扃四壁皆可以廢矣。

《左傳》: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艾獵(孫叔敖也)城沂(楚邑),使封人(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以授司徒(掌役者),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築用之具),平板(在兩旁障土者)(兩頭立木),稱(量輕重)(盛土器)(實土器),程土物(取土用物,為作程限),議遠邇(議遠察邇均其勞也),略(行也)基址(城足),具餱(幹食)糧,度有司,事三旬(三十日也)而成,不愆於素。

杜預曰:「不愆於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孔穎達曰:「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謂揆度前事也。」

臣按:古人凡有興作修築,必先謀慮於其前,其所謀慮之事,分財用、平板紵以下數事是也。既謀慮矣,即量其功而諏日以啟功至於某日當訖也,凡其所成之功計度其程限,皆不逾其所素定者,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是以先王之世事無過舉而治有成功。

漢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呂祖謙曰:「始皇並諸侯而隳壞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祚之長短,於是可卜矣。」

臣按:郡邑有大小、民庶有眾寡,皆不可無保障,一也。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天下吏民為敵國,惟恐其有所捍蔽而得以拒我,高祖則以天下吏民為一家,惟恐其無所捍蔽而或以喪生,此其心公私之異而存亡所以分也歟。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三年,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發里中民城長安,三十日而罷。

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平,始板築焉。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後間一歲乃興役,凡三調發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發長安五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齎送弗後,人眾則大事易集,罷速則農事不違,雖當曹參為相,實何之規模。」

臣按:國家凡有大役,皆如漢人此法為之,用近地之民,不勞以久役、不急於近效,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凡事皆然,非但築城一事也,而於築城尤為切要。

五代周世宗顯宗二年,世宗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春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臣按:世宗此舉可為後世開展城池之法,蓋為之以漸,立之以準,使民不疲於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凡有營繕皆可準此以為法,不但展城一事也。

宋仁宗慶曆二年,建大名府為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議,呂夷簡謂:「敵畏壯侮怯,遽城洛陽無以示威,必長其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恐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敵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臣按:仲淹欲修京城恐敵之長驅也,夷簡之欲城大名為敵之鎮遏也,二議皆是也。當敵勢方張之時而修京城,似若示怯,然修外城而不足以扼其衝,則亦虛聲而已,無益實事也。仲淹之議當於無事之時以漸而為之,隨時而增補之,譬則人家之完其垣墉,非但備寇盜也,亦以為障蔽焉耳。夫然,則己既得以為固,亦不示人以怯矣。

慶曆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上和、戰、守、攻四策,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六曰修京城。諫官余靖言:「大臣建議修京城,昔魏文侯恃險,吳起以為失詞,願陛下舍此策別議遠圖之術。」

臣按:范仲淹建議修京城,所謂遠圖無過此也,余靖言於仁宗,願舍此策別議遠圖之術,其意蓋與呂夷簡同也。其後靖康之禍,金人長驅越過河北城鎮而不之顧,直抵京師,宋遂不支,所謂遠圖者果安在哉?

以上城池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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