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中國
尼采說得對：“經評定價值始有價值；不評定價值，則此生存之有殼果，將空無所有。”所有絕對的或相當的崇拜孔子的人們，倘若不願孔子成為空無所有的東西，便不應該反對我們對孔子重新評定價值。
在現代知識的評定之下，孔子有沒有價值？我敢肯定的說有。
孔子的第一價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態度；自上古以至東周，先民宗教神話之傳說，見之戰國諸子及緯書者，多至不可殫述，孔子一概擯棄之，其設教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見《論語·先進》），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見《論語·述而》）其對於天道鬼神的態度，見諸《論語》者：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述而》）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進》） 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為政》）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雍也》）
重人事而遠鬼神，此孔墨之不同也。孔子之言鬼神，義在以祭享，為治天下之本，故《祭義》說：“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祭統》說：“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至於鬼神之果有或無，則視為不可知之事，而非所深究；孔子之言天命，乃懸擬一道德上至高無上之鵠的，以製躬行，至於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則非所容心，此孔子之異於道家也。不但孔子如此，在儒道未混合以前，孔子的嫡派大儒如孟子如荀子，亦力唱仁義禮樂而不言天鬼，至戰國之末，不知何人，糅合儒道二家之說，作《中庸》，（《中庸》言華嶽，又說：“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又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這明明是和李斯輩同時代人的口氣，決非孟子之前東魯子思所作。）始盛稱鬼神之德與天道，於是孔子之面目一變；漢初傳《周易》者，取陰陽家《繫辭》歸之孔子，大談其陰陽不測之謂神，大談其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大談其精氣遊魂鬼神之情狀，大談其極數知來、極深研幾、探頤索隱、鉤深致遠，（《中庸》猶說：“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猶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大談其河出圖、洛出書，（《論語》“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之說，大約亦此時竄入，崔述已辨此非孔子之言。《春秋緯》有“龍負河圖,龜具洛書”之說，可證為陰陽家言。）於是孔子之面目乃再變；董仲舒號為西漢大儒，實是方士，成、哀以後，讖緯大興，劉氏父子著書，皆兼採儒與陰陽二家之說，班固、許慎承其謬，於是孔子之面目乃三變；東漢諸帝，篤信讖緯，無恥儒生，靡然從之，白虎觀講議諸人，都是桓譚、王充所譏的俗儒，班固所纂集的《白虎通德論》，廣引緯書，侈言三綱、六紀、五行、災變，可說是集儒道糟粕之大成；然而桓譚還公言反讖，幾以非聖無法的罪名見誅於光武；鄭興亦不善讖，乃以遜辭僅免；王充著《論衡》力闢神怪；賤儒賈逵以附和讖緯取媚民賊，亦尚言“五經家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到鄭玄，他早年師事第五元，本是習京氏《易》、公羊《春秋》的，故晚年篤讖緯，博採緯書神怪之言以注《毛詩》、《周禮》、《論語》、《孝經》、《禮記》、《尚書大傳》等，至此孔子之面目乃四變，而與陰陽家正式聯宗矣。從此賈逵、鄭玄之學日顯，桓譚、王充之說日微，影響於中國之學術思想不為小也。
孔子的第二價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權一體的禮教。這一價值，在二千年後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並且在歷史上造過無窮的罪惡，然而在孔子立教的當時，也有它相當的價值。中國的社會到了春秋時代，君權、父權、夫權雖早已確定，但並不像孔子特別提倡禮教以後的後世那樣尊嚴，特別是君權更不像後世那樣神聖不可侵犯，而三權一體的禮教，雖有它的連環性，尊君卻是主要目的；這是因為自周平王東遷以後，王室漸陵夷，各諸侯國中的商業都日漸發達，景王之前，已行用金屬貨幣（見《週語》及《漢書·食貨志》）。鄭桓公東遷新鄭，與商人立“無強賈”、“毋匄奪”的盟誓（見昭十六年《左傳》）。齊擅魚鹽之利，“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見《史記·貨殖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兇穰，故俗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遊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並也。”（見《漢書·食貨志》）“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見《管子·輕重篇》）“及周室衰，……士庶人莫不離製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貨有餘。”（見《漢書·貨殖傳》）由此可見當時的商業，已經動搖了閉關自給的封建農業經濟之基礎，由經濟的兼併，開始了政治的兼併，為封建制度掘下了墳墓，為統一政權開闢了道路，同時也產生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春秋之末，商旅之勢益盛，即孔門的子貢亦“廢著（《漢書》作“發貯”）鬻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見《史記·貨殖傳》）是為戰國白圭、計然、猗頓之先驅［注：按：白圭是戰國魏文侯時人，善經商；計然是戰國越人，范蠡（陶朱公）的老師；猗頓是春秋魯人，以畜牧及鹽業，十年富比王侯。］，這便是司馬遷所謂“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素封”勢力愈盛，封建制度愈動搖，遂至諸侯亦日漸陵夷，大夫陪臣挾“素封”之勢力，政權乃以次下移。孔子生當此時，已預見封建頹勢將無可挽救，當時的社會又無由封建走向民主之可能，（歐洲的中世紀之末，封建陵夷以後，亦非直接走向民主，中間曾經過王政復興君主專制的時代，Machiavelli［注：按：Machiavelli，寫《君王論》的馬基雅維里。］的君主大權主義，正是這一時代的產物。）於是乃在封建的軀殼中抽出它的精髓，即所謂尊卑長幼之節，以為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普遍而簡單的禮教，來代替那“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台”（見昭七年《左傳》）的十等製，冀圖在“禮”的大帽子之下，不但在朝廷有君臣之禮，並且在整個社會復父子、夫妻等尊卑之禮，拿這樣的連環法寶，來束縛壓倒那封建諸侯大夫以至陪臣，使他們認識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以維持那日就離分崩的社會。所以孔門的禮教即孔門的政治思想，其內容是：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 子曰：《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 孔子曰：安土治民，莫善於禮。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闢之罪多矣；……聘覲見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禮記·經解》）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禮記·坊記》）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禮記·曲禮》）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記·禮運》）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效也。（《禮記·哀公問》）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禮記·哀公問》，《大戴禮·哀公問》“庶物”作“庶民”）。 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禮記·祭統》）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大戴禮·曾子本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大戴禮·曾子立孝》） 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也。（《大戴禮·本命》） 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故謂之婦人，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大戴禮·本命》） 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禮記·郊特牲》） 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禮記·郊特牲》） 仲尼曰：……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禮記·文王世子》）
不但孔子自己及他的及門弟子是這樣，孔子之後，孔子的嫡派大儒孟子、荀子，他們的思想，無論對於天鬼，對於禮教，都是孔子的繼承者。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孟子·梁惠王上》）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孟子·滕文公上》） 當堯之時，……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上》）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荀子·禮論篇》，《大戴禮·禮三本》，“生之本”作“性之本”，“惡”作“焉”，“無安人”作“無安之人”，後世天地君親師並祀，即始於此。） 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彼君者（依俞樾說“君”下刪“子”字），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三年畢矣哉。（《荀子·禮論篇》） 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荀子·王制篇》） 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捨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荀子·非相篇》） 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強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嘩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荀子·性惡篇》）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楊注云：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楊注云：適讀為敵。《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荀子·君子篇》）
這一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三權一體的禮教，創始者是孔子，實行者是韓非、李斯。（韓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及門弟子，法家本是儒家的支流，法家的法即儒家的禮，名雖不同，其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之義則同，故荀子說：“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司馬遷謂韓非“歸本於黃老”，真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胡說，這是由於他不懂得尊禮法與反禮法乃是儒法與黃老根本不同的中心點。）孔子是中國的Machiavelli，也就是韓非、李斯的先驅，世人尊孔子而薄韓非、李斯，真是二千年來一大冤案。歷代民賊每每輕視儒者（例如漢朝的高祖和宣帝），然而仍舊要尊奉孔子，正是因為孔子尊君的禮教是有利於他們的東西，孔子之所以稱為萬世師表，其原因亦正在此。近世有人見尊君尊父尊夫之弊、而欲為孔子回護者，妄謂“三綱”之說盛倡於宋儒，非孔子之教，而不知董仲舒造《春秋繁露》，班固纂《白虎通德》，馬融注《論語》，都有“三綱”之說，豈可獨罪宋儒？孔子、孟子、荀子雖然未說“三綱”這一名詞，而其立教的實質不是“三綱”是什麼呢？在孔子積極的教義中，若除去“三綱”的禮教，剩下來的只是些仁、恕、忠、信等美德，那末，孔子和歷代一班篤行好學的君子，有什麼不同呢？他積極建立起來他所獨有的倫理政治學說之體係是什麼呢？週末封建動搖，社會的颶風將至，故百家立說，於治世之術都有積極的獨特主張：小國寡民，無為而治，這是黃老的主張；兼愛、非攻、明鬼、非命，這是墨家的主張；尚法、好作，這是慎到、田駢的主張；不法先王，不是禮義，這是惠施、鄧析的主張；並耕、盡地力，這是農家的主張；儒家的獨特主張是什麼呢？除去三綱的禮教，他沒有任何主張，孔子只不過是一個篤行好學的君子而已，人們憑什麼奉他為萬世師表呢？我向來反對拿二千年前孔子的禮教，來支配現代人的思想行為，卻從來不曾認為孔子的倫理政治學說在他的時代也沒有價值；人們倘若因為孔子的學說在現代無價值，遂極力掩蔽孔子的本來面目，力將孔子的教義現代化，甚至稱孔教為“共和國魂”，這種誣罔孔子的孔子之徒，較之康有為更糊塗百倍。
《周禮·天官大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吏以治得民。鄭玄注云：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吏，小吏在鄉邑者。《地官大司徒》：聯師儒。鄭玄注云：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是周之儒者，其地位是鄉邑小吏同，其專職是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賢屬師，治屬吏，非儒者之事。儒者所教的禮，當然說不上吉、兇；賓、軍、嘉全部的禮，不過士民所需兇禮中的喪吊、嘉禮中的昏冠之禮節儀文而已，更說不上治術；若有人把孔門的禮教和孔子以前儒者所教六藝的禮並為一談，便是天大的錯誤？孔子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禮記·郊特牲》）孔子對子夏說，“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此所謂君子小人，與“小人哉樊須也”之小人同義，彼謂稼圃為小道末藝，非治國平天下的大道，此謂小人儒為習於禮、樂、射、禦、書、數的小儒，非以禮教治國安民的君子儒。）這正是說禮之義不在禮節儀文之末，君子儒不以六藝多能為貴，所以孔子以後的禮和儒，都有特殊的意義，儒是以禮治國的人，禮是君權、父權、夫權三綱一體的治國之道，而不是禮節儀文之末。不懂得這個，便不懂得孔子。
科學與民主，是人類社會進步之兩大主要動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於科學的；孔子的禮教，是反民主的。人們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宮，把建立禮教的孔子尊為萬世師表，中國人活該倒霉！
請看近數十年的歷史，每逢民主運動失敗一次，反動潮流便高漲一次；同時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這是何等自然的邏輯！帝制雖然兩次倒台，然而袁世凱和徐世昌的走狗，卻先後昌言民國的大總統就是君，忠於大總統就是忠於君；善哉，善哉！原來中國的共和，是實君共和，還沒有做到虛君共和！民國初年，女權運動的人們，竟認為夫妻平等，無傷於君父二綱；美哉，美哉！原來孔子三綱一體的禮教，是可以肢解的！這些新發明，真是中國人特有的天才。
孔子的禮教，真能夠支配現代人的思想行為嗎？就是一班主張尊孔的人們，也未必能作肯定的答复吧！禮教明明告訴我們：君臣大倫不可廢，無君便是禽獸；然而許多主張尊孔的人，居然兩次推翻帝制，把皇帝趕出皇宮，律以禮教，這當然是犯上作亂；一面犯上作亂，一面又力倡祀孔，這是何等滑稽的事！禮教明明告訴我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而許多主張尊孔的人，居然身為議員，在國會中大議而特議！禮教明明告訴我們：“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然而許多主張尊孔的人，居然大倡其女權，大倡其男女平等，這不是反了嗎！禮教明明告訴我們：“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禮記·郊特牲》）然而有些主張尊孔的人，自己竟和寡婦結婚。禮教明明告訴我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馂，既食恆馂。”“非馂莫之敢飲食”。“子事父母，雞初鳴，……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以適父母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禮記·內則》）然而主張尊孔的人，都這樣孝敬父母嗎？非父母舅姑之馂餘不敢飲食嗎？有些還要離開父母舅姑組織小家庭哩。禮教明明告訴我們：“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內則》)，“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男女不雜坐”(《曲禮》)，然而尊孔的人，能夠願意千百萬女工一齊離開工廠，回到家庭，使之內言不出嗎？能禁止男女同學嗎？他們宴會時不邀請女客同席雜坐共食嗎？他們豈不常常和女朋友互換名片，社交公開嗎？不但女子出門不蔽面，大家還要恭維學習美人魚哩。禮教明明告訴我們：“男女授受不親”(《孟子》、《禮記》)，“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禮記·內則》），然而尊孔的人，不但男女授受可親，而且以握手為禮，摟腰跳舞，而且男子生病會請女醫診脈，女子產兒會請男醫收生，孔子若活到現在，看見這些現象，豈不要氣炸了肺嗎？這班尊孔的人們，大約嘴裡雖不說，心裡卻也明白二千年前的孔子禮教，已經不能支配現代人的思想行為了，所以只好通融辦理；獨至一件與他們權威有礙的事，還是不能通融，還得仰仗孔子的威靈，來壓服一班犯上作亂的禽獸，至於他們自己曾否犯上作亂，這本糊塗賬，一時也就難算了。孔子的三綱禮教所教訓我們的三件事：一是“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禮記：表記》)；一是“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禮記·內則》)；一是“寡婦不夜哭（鄭注云：嫌思人道），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鄭注云：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均見《禮記·坊記》)。今之尊孔者，對於第二第三教訓，未必接受，對於第一個教訓，到有點正合孤意了，他們之所以尊孔，中心問題即在此；漢之高帝宣帝以及歷朝民賊，並不重視儒生，而祀孔典禮，則歷久而愈隆，其中心問題亦即在此；孔子立教之本身，其中心問題亦即在此，此孔子之所以被尊為萬世師表也。如果孔子永久是萬世師表，中國民族將不免萬世倒霉，將一直倒霉到孔子之徒都公認外國統監就是君，忠於統監就是忠於君，那時萬世師表的孔子，仍舊是萬世師表，“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的孔子之徒，只要能過事君的癮，盜賊夷狄都無所擇，馮道、姚樞、許衡、李光地、曾國藩，鄭孝胥、羅振玉等，正是他們的典型人物。
人類社會之進步，雖不幸而有一時的曲折，甚至於一時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過於近視的人，便不能否認歷史的大流，終於是沿著人權民主運動的總方向前進的。如果我們不甘永遠落後，便不應該乘著法西斯特的一時逆流，大開其倒車，使中國的進步再延遲數十年呀！不幸的很，中國經過了兩次民主革命，而進步黨人所號召的“賢人政治”、“東方文化”，袁世凱、徐世昌所提倡的“特別國情”、“固有道德”，還成為有力的主張；所謂“賢人政治”，所謂“東方文化”，所謂“特別國情”，所謂“固有道德”那一樣不是孔子的禮教在作祟呢？那一樣不是和人權民主背道而馳呢？
人們如果定要尊孔，也應該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發揮，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權民主運動、助長官僚氣焰的禮教了！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禮教不廢，人權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亂的邪說；人權民主運動不高漲，束手束足意氣銷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會有萬眾一心反抗強鄰的朝氣。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之下，只能夠產生馮道、姚樞、許衡、李光地、曾國藩、鄭孝胥、羅振玉，而不能夠產生馬拉、但頓、羅伯士比爾。幸運的是萬世師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國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