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文襄公在西北

左文襄公在西北
作者：秦之銜
1945年

1945年商務印書館初版於重慶。作者秦之銜，字又元，號翰才，上海人，生於1896年，卒於1968年。

弁言——作者之錄

這本書可說是成於一個緣。

我最初知道左文襄公，在二十多年前讀了陽湖史氏家藏文襄公手札以後。其中有一篇跋，對於文襄公不無微詞。後來又讀了文襄公家書，覺得和曾文正公家書別有一番氣味。又後來讀到文襄公年譜，讀到文襄公詩文集，對於文襄公，認識也漸多，那詩文集是在武昌冷攤發現的。民二十六年，抗戰軍興，我從上海而杭州，而南京，而南昌，撤退到長沙。一天晚上，有一個偶然的機會，見到了文襄公的遺宅。那地方就是南宋詞人辛棄疾練兵所在，寨名飛虎，橋名司馬。這使我興奮，我想再讀些文襄公的書。第二天，徧訪十多家書肆，知道有一部文襄公全集，是一部一百數十冊的巨著。因為去了香港，沒有買。從香港回到長沙，住了幾時，終於在將到漢口的前兩天，買了下來，還買得了一部影印的文襄公給陳湜的手札。可是纔到漢口，又要撤退，來不及翻檢。二十七年秋天，撤退到重慶，方得開始閱讀。為了客中獨居無俚，就把閱讀所得，隨手記出，作為消遣。已而發生了一個野心，想編成一本記敘文襄公的書。二十八年夏天，又到了香港，仍不斷做這消遣工作。三十年冬天，總算把全書寫成，包括年表、敘傳、嘉言錄、軼事篇和集外文等五部分。更幸見到文襄公一位曾孫，承他允許我再向他家中找些材料。不料太平洋戰爭爆發，倉皇步行至東江回國，只得把這部十多本稿子和數百本苦心搜集的參考書，丟在香港。在桂林過了半年，得知這部稿子已承一位朋友想法運到上海，不覺喜出望外。這是我和文襄公之緣。

我有一位伯父，在蘭州住上八九年，起先在他老師甘肅學政葉菊裳先生昌熾的幕府，後來進了他友人陝甘總督升吉甫先生允的幕府。他曾寄給我們果丹皮、菊花乾、杏仁、杏脯。那時，我年七八歲。這是我第一次喫到西北的物。在我十五歲上，伯父回來了，帶著兩個當差的，其中一個是回教徒，還有一個丫頭，都是甘肅的土著。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西北的人。我祖母在我祖父棄養后，也遠遊到了蘭州，這時康強無恙的重返家門，他常在飯後茶餘，告訴我們許多西北的情形，當時最感興趣的是：羊皮筏子，黃河冰橋，土炕燒馬糞。伯父跟著老師按試各屬，走徧了甘肅各府廳州，他說有幾處不通的文章令人看了笑歪嘴。他又說什麼“金張掖銀武威”是甘肅最富的地方。這是我第一次聽到西北的風土人情。伯父和他老師都是研究碑版的，在他行裝中，有許多名貴的拓本，還有一位六朝婦人的墓碑，石色紅潤如瑪瑙；更有一塊白石，有兩塊煤磚大小，說是和闐進來，中含寶玉。這又是我第一次賞鑒到西北的珍異。升督在任，做得不少事業，有些叫伯父託人在南中代辦。記得一次採辦了大批圖書，其中包含著嚴復的《天演論》、《羣學肄言》等，梁啟超的飲冰室書，林紓的譯本小說。蘭州官錢局的鈔券，是上海時中書局印的，記得印錯了一個字，有十幾麻袋的廢鈔運存在吾們家裏。蘭州文廟的樂器，是在蘇州照那邊夫子廟的規模特製的，記得那佾生穿的藍袖袍子，又是在我們家裏雇裁縫做的。這一切使我對於甘肅，覺得不是一個陌生的地方。於是民三十一年秋天，承沈君怡先生招我到甘肅水利林木公司服務，我就很高興地接受。有些朋友說：那邊路太遠不便，生活太苦，不要去吧。但是我想到祖母以六十五歲的高年，在四十年前交通艱阻情形下，還能作萬里壯遊，為甚我就不能呢，我決心走了。這是我和西北之緣。

一、左公是怎樣一個人

（甲）家世

清仁宗嘉慶十七年七月初七日，湖南湘陰東鄉左家塅，有年將八十的老婦，夢見一神人從天空降落他家院子裏，自稱是“牽牛星”，不禁一嚇醒來，聽說他媳婦又生下一個孩子。同時，只見產婦房中一片白光，頓把燈燭形得暗淡不明，不多一會，天就亮了。這在神話中產生的孩子，便是五十五年後，在西北幹下一番偉大事業，結束了中華民國以前經營西域史，名宗棠，字季高的左文襄公。

文襄公有兩個哥哥，三個姊姊。但惟有他是祖父、祖母、父親、母親的寵物。在四歲時，從祖父上山遊玩，採了一把栗子回來，分給哥哥、姊姊，自己卻沒有吃。祖父便歡喜道：“這孩子從小能分物均勻，又能不貪，不自私，將來必能成一人物。”母親特別歡喜他，說他有萬里封侯的希望；至於那兩個哥哥，只能做教書先生。這些預言，六十年後都應驗了。

祖父和父親都是秀才，平日教幾個學生，有些少束脩收入，也有幾十畝田，每年可收租榖四十石。自己也種一些莊稼。這就是吾們在蘭州郊外常看見人家門上貼著“耕讀第”一類半耕半讀的人家了。可是這清苦的收益，決不能養活一個有兩個五口之家庭。有一年田畝歉收，只好把糠屑充飢了。文襄公生下來時，當然雇不起乳母。母親又乳水不足，只好嚼米成汁來飯他。這是一件苦事，而這孩子還吃不飽，只是哭，把肚臍眼哭得突出。文襄公自己說，以後年長，就這樣腹大而臍不深。母親，父親病重時，沒錢買貴重的藥品，只買得幾錢的西洋參、高麗參，蒸得一羹匙。死後喪葬費用，極力張羅，只有二百幾十兩銀子。這筆債，還還了三五年纔償清。他受了這種深刻的刺激，在二十九歲自題畫像的第四首，表示深切的沉痛：“十數年來一鮮民，孤雛斷腸是黃昏。研田終歲營兒哺，糠屑經時當夕飧。五鼎縱能隆墓祭，隻雞終不逮親存。乾坤憂痛何時畢，忍屬兒孫齩菜根。”（詩集三頁）所以後來他雖飛皇騰達，生活仍很儉約。論喫，除非宴客，不用海味；論著，平常只穿布袍。他念著父母的貧苦，不忍過分的享受，更不許子孫有過分的享受。在他生了四個女兒以後，得了第一個兒子，沒有雇乳母，這第一個兒子，得了第一個兒子，就是文襄公的第一個孫子，他也不許雇乳母，這時他已經在做浙江巡撫了。

（乙）家風

襄公的家世，固是清寒的家世。文襄公的家風，卻又是孝義的家風。文襄公的曾祖父，是一個至性過人的書生，當他的祖父病在牀上多年，幇同父親早夜服侍，祖父換下的衣服，由他親自攜到河邊洗濯，望著祖父骯髒的衣服，想起祖父疾病的痛苦，便嗚咽流涕，使行路的人見了也感動。文襄公這位曾祖父還在平日節省家用，在高華嶺施茶，供人家解渴；逢荒年，又典去衣服在袁家鋪施粥，供人家充飢。文襄公的祖父自己捐榖來倡辦一個族倉；父親自己捐錢來倡建一所宗祠。他們都在貧苦生活中，做著慷慨的義舉。在這樣熏陶中長成的文襄公，也就成為一位孝義的典型人物。像上面所說對於父母的深切戀念，便可說是大孝終身；而就以後從刻苦自勵造成的一番功業說，更是孝經上所稱道的顯親揚名的孝。文襄公的二哥早就亡故，他便把祖傳的田地送給了孤姪。文襄公的大姊，婿家窮得沒有飯喫，那時文襄公正要上京會試，沒有盤川，文襄公的夫人給他在自己奩產中設法了一百兩銀子，文襄公卻全數送給了姊姊。家鄉兩次水災，文襄公捐出他教書的收入，更到處向親友勸募，散米煮粥，救濟難民。他的夫人也出來親自照料，還典去他的衣飾，配藥施送病人。他們盡一家的人力和財力來做這種慈善事業。但這都還是文襄公做寒士時的故事。及至他得意後，依然樂於幫助親族，幫助師友，幫助僚屬，幫助地方義舉。這樣，就常揮霍去了他廉俸所入的百分之九十五。他有一句意義深長、千古不朽的名言，教訓子孫，便是“惟崇儉乃能廣惠。”

（丙）師友淵源

文襄公幼時，只從祖父和父親讀書。到十九歲上，纔在長沙城南書院，從山長賀熙齢（字庶農。湖南善化人。）問學。熙齡很喜歡這個學生，曾做詩誇獎他說：“開口能談天下事，讀書先得古人心”。還加著註“季高談天下大勢，瞭如指掌”。（寒香館詩抄）同時，卻教文襄公讀漢宋先儒的書，要他在“致敬”上用工夫。所以十分豪放的文襄公，在早年有一時期，很埋首研究程朱理學，手抄陸隴其讀朱隨筆一本，力行“寡言”和“養靜”二點。後來文襄公在醴陵淥江書院，根據朱子小學，定學規；在蘭州重刻張伯行正誼堂全書，鼓勵士子參加校讎；在蘭州，刊布吳榮光（字荷屋。廣東南海人。）吾學錄，勸人民學禮；可說都是受這位山長的影響。文襄公得子很遲，在他大兒子出世後，老師很高興，便把自己的小女兒許配這小孩子。於是，從前的師生，變成今日的親家，這是一段佳話。

賀熙齢的哥哥長齡（字耦耕），家中藏書很多。文襄公家貧無力買書，常向長齡借書。他也很喜歡文襄公，以為是當今國士，并勸文襄公說：“目前國家正苦缺乏人才，應志求遠大，萬勿苟且小就，限制了自己的前途”。文襄公每次去借書，長齡必親自上樓取給文襄公，不以為麻煩；同時把上次借的書，和文襄公討論一番。長齡便是皇朝經世文編的主編者，而這部皇朝經世文編便是清代嘉慶以前名臣鉅儒關於國計民生的論文的結集。文襄公也把這書丹黃滿紙的圈讀過，批評過。長齡還著一部書，叫區田說，後來文襄公留心經濟和研究農事，并想作成一部廣區田制圖說，也可說都是受長齡的影響。長齡做雲貴總督時，曾邀文襄公去進他的幕府。

嘉慶，道光間，赫赫有名的疆吏，要算陶澍（字雲汀。湖南安化人。）和林則徐（字少穆。福建候官人。）陶澍做兩江總督時，一次在他入覲下來，回返他故鄉的小淹，經過醴陵，文襄公剛在那邊淥江書院做山長，知縣給陶澍預備公館，請文襄公做了幾副門聯，其中一副是：“春癜語從容，十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上聯是道著仁宗皇帝問起陶澍家中有一塊印心石，并題給“印心石屋”四個字一張匾額的故事。陶澍見了大為賞識，問知是文襄公的手筆，便請來相見，一見又許為奇才，特地多留了一天，和文襄公長談。到文襄公第三次入京會試落第回來，和陶澍有姻婭之誼的賀熙齡，就要文襄公給陶澍的年方九歲的孤子教讀，同時照料陶澍家事。以後，又要文襄公把大女兒嫁給了這位陶公子。於是從前的師生，成為今日的翁婿，這也是一段佳話。

林則徐是陶澍所賞投，曾奏保他才能可以擔當兩江總督的重任。林則徐在雲貴總督任，曾邀文襄公參加他的幕府。文襄公因為要教育陶澍的兒子，沒有就。過後，林則徐辭官回鄉，路經長沙，特約文襄公在湘江舟中一見，則徐極口稱許他是非常之才。當日一面喝酒，一面談天，直到天色黎明，纔悵惘而別。則徐死後，文襄公寫信給則徐兒子，描寫這僅有一次的會談的回憶說：“江風吹浪，舵樓竟夕有聲，船牕人語，互相響答”。（書牘一卷五十三頁）啊！這是何等美妙，令人神往的一幅“瀟湘夜話圖”啊！啊！橘洲之濱，嶽山之麓，又何幸而留得這兩位偉人的鴻爪啊！

陶澍做了十多年的兩江總督，最著的政績，是試辦漕糧海運的成功；是整頓兩淮鹽政，首創改引為票；是興辦全省河工。則徐在東河總督，兩江總督，湖廣總督任，對於河工也有巨大的貢獻。陶澍做兩江總督時，則徐先做江蘇布政使，以後升了江蘇巡撫，上面所說的賀長齡就補了江蘇布政使。長齡的經濟學問，為陶林兩公所推服，凡有河、漕、鹽等大政，都要請教他。三人同心，就造成了當日江蘇的治績，這也是值得一提的。則徐生平還有幾件大事：第一便是大眾所知，在廣東的禁煙；其次是在雲南的處理回事。則徐在謫戍伊犁時期，開鑿伊拉克坎井，教人民紡紗織布；被赦回來，又在甘肅平過一次番亂。文襄公一生景仰陶林二公，以後一切設施，可說很慕倣這兩人。他在平定陜甘後，變更建制，控制形勢，便是則徐在雲南處理回事的善後辦法；在新疆開渠和教民飼蠶繅絲，也便是追蹤則徐在伊犁的往事；在兩江積極辦河工，發動導淮入海，推行改引為票的鹽政，也都是依仿陶林二公的規模。至於文襄公在陜甘嚴厲禁種罌粟，禁販鴉片，更可說是要貫徹則徐禁煙的主張。文襄公後在江寧省城，特地給陶林二公建一座祠堂，并題上一副楹聯道：“三吳頌遺愛，鯨浪初平，治水行鹽，如公誠不朽；卌載接音臺，鴻泥偶踏，湘間邗上，今我復重來。”（聯語五頁）分明表白他繼承陶林二公的志事。如果有好事的人，該把文襄公加入兩公祠堂，合成陶、林、左三公詞，以為鐘阜，石頭生色。

則徐當時，更有兩個真是大膽的議論，無疑的對於文襄公的事業，有重大的影響，至少和文襄公的懷抱或思想契合。如今大家都知道林則徐是鴉片戰爭中的主角，由於這一戰爭的失敗，便使中華民族挨了帝國主義一百年的蹂躪，受了不平等條約一百年的束縛。於是有責備林則徐鹵莽滅裂的。其實則徐早就認識沒有大礮和輪船，不能和外國戰爭，因此主張運用粵海關的收入，也來造大礮，造輪船。可惜當日朝野沒有響應，以致孤掌難鳴。後來文襄公在則徐故鄉的福州，創辦福建船政，保舉則徐的女婿沈葆楨（字幼丹。福建候官人。）充船政大臣，並且進一步倡議擴充鑄造大礮，差不多就是要給則徐出氣。再從鴉片戰爭以後，英法各國的勢力都從西洋大海湧上東亞大陸，則徐回答人家今後大勢的問題，卻說英法不足慮，只有俄羅斯將是中國的大患。然而，那時俄羅斯和中國，正是和好無間。後來俄羅斯果然無理侵據伊犁，而文襄公定欲收付新疆，和俄羅斯周旋，或許也是受著則徐這一番話的啟誘。

則徐那裏有三個奇材異能之士：一是黃冕，（字南坡。湖南長沙人。）為則徐任兩江總督時的屬吏。則徐謫戍伊犁時，黃冕也因案被發遷在伊犁，便協助則徐辦水利。到兩人被赦釋回時，則徐奉命留甘肅平番亂，黃冕又便給則徐造砲應用。黃冕對於造砲，很有經驗，在當日是一位專家。太平軍興文襄公襄助湖南巡撫戎幕，黃冕主持造砲，文襄公常和他往來研究，發明一種劈山砲。黃冕有三個兒子都奉文襄公為師，其中一人後來在四川做官，便給文襄公幫採西征軍米。一是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是幫助賀長齡編纂皇朝經世文編的。則徐做兩廣總督，魏源在他的幕府。則徐曾教人翻譯四洲志和造砲圖說。後來魏源便根據這些材料，再加上旁的中外記錄，在清文宗咸豐二年，編成一部一百卷的《海國圖志》。這是一個中國講外國情形破天荒的大著作，其中包括四個部分：一是記述西洋、南洋和東洋各國歷史、地理，和當時政治情形；二是記述鑄造和使用西洋大礮的方法；三是記述製造西洋水雷，還有各種西洋實用技藝的方法；四是輯錄當時朝野人士和魏源本人應付西洋各國的方略。魏源主張“以夷攻夷，師夷長技以制夷”，又主張“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據說這部書傳入日本，為明治維新諸要人奉為枕中鴻寶；而魏源以夷制夷和守勢的海防的議論，差不多也只配了中國在鴉片戰爭後幾十年中朝野要人的思想或政策。魏源又諳熟西北掌故，主張新疆建省。文襄公和魏源交遊，所以他在福建創設船政局和收復新疆後壹意設置行省，也可說有些受魏源的影響。而魏源的族孫魏光燾（字午莊），後來從文襄公西征，為協助建設西北的一個中堅分子。還有一個是王柏心（字子壽。湖北監利人。）和文襄公在張亮基（字石卿。江蘇銅山人。）湖廣總督幕府，後來又入則徐雲貴總督幕府。他貫通歷代興亡成敗得失的源委，并會同陜甘各郡縣，認識回、蒙、藏各民族習俗性情。他是一個在野的有心人，寫過一本樞言，發抒他的政事主張。文襄公的勇於西征，就是受柏心的鼓勵；而文襄公在西北興屯等事，也可說有些受柏心政論的影響。

胡林翼（字詠芝。湖南益陽人。）和文襄公是同年生。兩家父親原是好友，又同時產生了一對偉人。林翼就是陶澍的女婿，後來林翼的妹子嫁給了文襄公的侄子；又後來林翼的嗣子娶了陶澍的孫女，也就是文襄公的外孫女。陶澍做兩江總督，林翼在他任上，遨遊於甥館；便在這時，認識了則徐的偉大，要求他老丈重用。後來則徐做雲貴總督，林翼正在貴州做知府，於是林翼又做了則徐的屬吏。也便在這時，把文襄公介紹給則徐，因此有則徐邀請文襄公贊襄幕府的一回事。林翼和文襄公兩人情投意合，每次相見，必聯牀夜話，上下古今，談個不休。那時的清代，正當經過一個極盛時期而走下坡路，內有川楚白蓮教之亂，外有鴉片戰爭，雖在事定之後，還能彌縫於一時，然而政治的腐敗，民生的憔悴，都是一天深刻一天，真是危機四伏。於是林翼和文襄公談話時，常歸結到一點，就是怕天下將有大亂，而文襄公以一個書生，常想怎樣尋找一個深山來避亂。後來張亮基由貴州巡撫調任湖南巡撫，林翼又把文襄公介紹於亮基。這時太平軍已攻入湖南，他們兩人往日所憂慮的天下大亂，不幸而言中了，並且面臨在故鄉的大門前了，而文襄公卻早已帶領家眷親屬，深隱在本鄉的白水洞，不肯出來。經亮基的竭誠禮聘，林翼的責以大義，文襄公纔挺身而出。不久，林翼也帶兵回鄉，超授湖北巡撫。於是林翼在武昌，文襄公在長沙，林翼在陣前，文襄公在幕後，左提右契，在以後數年內，造成洞庭湖流域一個穩固的局面，據長江上游，和太平軍爭一日之短長。而後任湖南巡撫駱秉章（字籲門。廣東花縣人。）舉劾永州鎮總兵樊燮（湖北恩施人），就是晚清一代文人樊樊山（增祥）的父親的案子，不幸挑起了湖廣總督官文（字秀峯，漢軍旗人。）因素不滿意於文襄公，想借此傾陷文襄公的野心，文襄公只得退出秉章幕府。仗義憐才的林翼多方給文襄公營救，最後和曾國藩策劃，於是又使文襄公以運籌帷幄的書生，一躍而為決勝疆場的大將，這是後話。總之，林翼最能認識文襄公，知道文襄公脾氣太大，所以向不和他抬槓，遇事爭執，總是退讓三分。

我在以上說了許多話，只想表明一點，便是文襄公的師友淵源，對他以後一生事業的關係；更想表明一點，由於這種淵源，文襄公一生在歷史上的地位，是別成一個系統，和國藩及其餘同時名人不同。

（丁）學問

在幾千百個讀書人大家都在咿唔咕嗶，鑽研八股文和五言八韻詩的時候，獨有三、五人在講典章文物的破紙堆中討生活，豈不要驚世而駭俗呢！然而文襄公這三五人中的一人。他在潛心研究著驚世駭俗的學問。這些驚世駭俗的學問是什麼呢？吾們可以把他分做三部份說。

一部份是地學。文襄公在十八歲上，就閱讀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齊道南的水道提綱，分別做成扎記。他還自己繪地圖。他的計劃：橫的方面，先繪一張全國的圖，分開來再成各省的圖；縱的方面，先繪成一張清代的圖，推上再成明代的圖，成元代、宋代乃至禹貢的圖。以外更把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和歷代兵事的關係，做成說明。他又摘抄各省通志和西域圖志，把山川、關隘、驛道遠近，分門別類，訂成十幾大本，題名眘餘閣鈔本史部或經部。文襄公這些著作，都沒有刊布。但是後來胡林翼作成的讀史兵略，和詳細註著水道、海疆、道里、都邑、關隘的大清一統圖，就含有文襄公所想做的工作的意味。鴉片戰爭的發生，文襄公專門閱讀關係海防記載的圖書，同時寫成幾篇建設海防的意見書。這樣，文襄公於地學自然很高明的了。有一位俄羅斯人叫做索思諾福齊的，以後訪問文襄公於陜甘總督衙門。這位外賓，帶了一張康熙輿圖，常誇稱他對於中國地理的熟悉。文襄公卻拿出乾隆輿圖來，向他考問了一番。這位自以為中國通的俄人，從此不敢再在文襄公前吹牛了。不過這還只是一件有趣的小事。實在文襄公一生在軍事上的成功，全靠他對於地理的精熟。

文襄公的第二部份學問是農學。他讀徧了歷代講農事的著作，也是分門別類的抄起來，計劃編成一部僕存閣農書。他很注意“區田”一個問題，畫成圖樣，做成說明。還在柳莊親自試驗這種區田的方法，結果是滿意的成功。文襄公對於農事，有特殊的嗜好，因此又種桑、養蠶、種茶、種竹、種其他花木。湘陰原沒有種茶的，文襄公實開風氣之先。他自稱“湘上農人”，在有一封給賀瑗（字仲肅。湖南善化人。）的信上說：“兄東作甚忙，日與傭人緣隴畝，秧田初茁，田水琮琤，時鳥變聲，草新土潤，別有一番樂意。”（書牘二卷二頁）又在一首催楊紫卿（名季鸞。湖南寧遠人。）梅畫梅的詩上說：“柳莊一十二梅樹，臘後春前花滿枝。”（詩集五頁）這真是仙源境界，文襄公大可終老是鄉吧！然而文襄公到底不是桃花源中的陶靖節，卻正是他自比的臥龍崗上的諸葛孔明，這只是他躬耕隴畝之時，而由於這些閱歷，出山以後，到處歡喜教兵士種田，教人民歸耕，說得很在行。

中國自古是一個農業國，老百姓的生命線在水，同時又在天。要使天公不做美，就來一個荒年，也就要官家來救命。官家的財政，主要是田賦和鹽，而田賦的盈絀又要看年成的豐歉。於是水利、荒政、田賦、鹽政四門，構成了舊中國政治上國計民生的一個環，也就是構成了文襄公的第三部份學問。陶澍收藏這種圖書最多，在那時要算全國第一。文襄公在教讀陶澍兒子的八年中，便飽讀可這些圖書，也就是精熟了這一部份的學問。以後煊赫的政績，更就是運用了這一部份的學問。

文襄公完成了這三部份學問，已是快四十歲的人了。而文襄公恰如淳于髡口中的大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四十一歲起，文襄公就作驚人之鳴了，一直鳴到七十五歲。鳴的資料，就是這三部份學問。文襄公家書給他的大兒子說：“古人經濟學問都在蕭閒寂寞中練習出來，積之既久，一旦事權到手，臨時舉而措之，有一、二樁大事辦得妥當，便足名世。”（家書上卷六十五頁）這就是諸葛亮“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兩句話的註腳，也就是“夫子自道”吧！於是我們可以作一小小結論：從文襄公四十歲回溯到十八歲的二十三年中的素養，正是從四十一歲到七十五歲的三十五年中的事業的基礎！

（戊）性行

文襄公志大言大，自小有誇大狂。每寫成一篇文章，必自鳴得意，誇示同學。在他二十多歲，正是窮得不了，依居妻家時，還做了一副對聯張掛起來，道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聯語一頁）這種狂態，現在吾們讀他所作奏摺、函札、詩文，仍可覺得不時流露在字裏行間。文襄公早年誇大的趣事很多，後來做了父親，要管教子女了，於是他的夫人常把文襄公的笑話來羞他。他怪不好意思，只得掩著耳朵，裝作不聽見。真是俗話所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文襄公從陜甘回來，每和人家談話，還是總要誇張他經營西北的功業。這一點很使人家不喜歡。相傳文襄公新到軍機處，恭親王把一個海防的摺子請教他，文襄公每看一頁，因海防而說到塞防，表白他在西北措施之妙，看了幾天，還沒有完。又有蘇州一位紳士見文襄公於兩江總督任上，要談公事，見了三次，沒有談成，因為一見，文襄公就自己談他西北的事，使人無從插嘴。這又是文襄公晚年誇大的趣事，可惜夫人這時已死，沒人再來羞他了。

從一般來說，湖南人的個性特別強吧！文襄公也不例外，而且格外剛直矯激。心上一不以為然，就可以和人家決裂；並且由於他的誇大狂，也就可以說得人家壞。因此一方不易容於人，又一方也不能容人。有些總角之交，患難之交，都弄得凶終隙末。像他和曾國藩的故事，那是大家知道的了。其次則像他和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和沈葆楨，雖不至決絕，到底感情上總存在著不可彌縫的裂痕。他和李鴻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始終是話不投機的，卻還勉強維持著同寅之誼。文襄公的個性，實在太強，真不好和他相處。就是他最所親信的老友劉典（字克庵。湖南寧鄉人。）在陝西的當兒，也弄成一個督撫不和的局面，雖經吳大廷（字桐雲。湖南沅陵人。）調解，不至鬧翻，但是劉典不久就告歸，文襄公也允許他告歸，或許仍不免有芥蒂於心吧。至於劉典的後來又到蘭州幫忙，已隔三、五年，那時大家又心平氣和了。再就是他所倚重的健將劉錦棠（字毅齋。湖南湘鄉人。）在新疆的當兒，也有一度幾至分手。又再像文襄公和吳可讀（字柳堂。甘肅皋蘭人。）忽合忽離，是何原因，終成疑案。但只要使文襄公以為是好人時，他便可以始終認定是好人，又是發揮他的誇大狂，必至說得過分的好，例如他對於駱秉章和王鑫（字璞山。湖南湘鄉人。）的推崇，實在這兩個人都不是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不過駱秉章能重用文襄公，相處得這樣好，確是一個意外的奇蹟。

文襄公才氣縱橫，精力充沛，就不免予智自雄，事事喜歡專斷，事事要躬親。因此他雖當了三十多年大權，但部下極少出類拔萃的人物。吾們讀了薛福成（字叔耘。江蘇無錫人。）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就顯得文襄公幕府黯然無色。文襄公部下人才在哪裏呢？因為同是有才氣，有懷抱的人，必不甘只處於唯唯諾諾，隨人俯仰的地位；但是要有其主張，或有其表顯，便易和文襄公衝突。於是文士像吳觀禮（字子儁。浙江仁和人。）和施補華（字均甫。浙江歸安人。）都見機而作，托故而行。更像嚴咸（字秋農。湖南溆浦人。）是湖外人才，在文襄公處因鬱鬱不得志而自殺；李雲麟（字雨倉。漢軍旗人。）是八旗名士，本是文襄公招去，卻不歡而散。武人像蔣益澧（字薌泉。湖南湘鄉人。）一次幫了文襄公的忙，就再也不肯為他所用；鮑超（字春霆。四川奉節人。）也不肯從文襄公西征。當然這些人的所以不能和文襄公相處，也有在他們方面的缺點；但是文襄公的氣度不夠大，實在是一個遺憾。還有文襄公遇可用之才而意氣飛揚的，歡喜先給他一些挫折，然後再給他發展，希望他樂為己用。不過這個手法，對於已有名位，或已有年紀的人，是不適用的；換句話，文襄公這個庸人方式，遇到鮑超和李雲麟而失敗了。說得太遠，再說文襄公的作風吧！事事專斷，怕只能施之於軍事，那末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或許倒是要的；施之於政事，就未必然。事事躬親，怕只能在壯健之時，那末，目營八表，手揮五絃，儘可應付裕如；要不然，精神一有不能顧到，就難保不出亂子。這樣文襄公以七十多歲高齡，當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繁劇的重任，便在發行鹽票案內，發生了一個幕府中的黑幕。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陽人。）奉命查辦，在覆奏中雖還為他老友和要一起去打外國人的同志彌縫，卻不媿他“剛直”的說法，很不客氣地請求皇太后，皇上訓斥文襄公，要“廣求人才，以為輔佐；采納直言，以通下情。”（彭剛直公奏稿三卷）。實在文襄公自己未嘗不覺得這些缺點，譬如他在陜甘總督任的末年，就在給幫辦甘肅新疆善後的楊昌濬（字石泉。湖南湘鄉人。）信上說：“弟近來於營務處視同虛設，亦覺食少事繁，得良才劻勖，寧非至願。”（書牘二是二卷八頁）所惜文襄公性情太剛，氣度太窄，到底不能容人才；真是人才，不願常為文襄公所用；能夠留下的，就餘子碌碌不足數了。越是沒有得力可靠的人，越是只得自己關心，自己動手。在最初，文襄公或許還有幾個較好的腳色，但是經過二三十年，得意的獨當一面去了，不幸的中道喪亡了，於是文襄公到晚年，真可說手下無人了，這是一個慘痛的局面。

諸葛亮自比管樂，文襄公自比諸葛亮。諸葛先生的自比管樂，自有他的心事。文襄公的自比諸葛亮，起先原只是和朋友們打趣。至於在一般人心目中，怕只是為他們用兵如神，看作“軍師”樣子吧！其實諸葛先生還是吾國第一流的政治家，只看他“開誠心，布公道”兩句標語，已夠吾們尋味。如今也不多談，光數他的美德：一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二是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在太平軍初起時期，曾國藩為文襄公籌餉有功，要保文襄公知府，文襄公不很高興，對人說：“滌公何以定要用藍頂花翎來換他的綸巾羽扇”；他要做官，不是州縣，便是督撫，只有這兩種官，還有事可做，可是他不願做官，他只想在身前自謚“忠介先生”，於願已足。這些，也都是一時的詼諧。不過，按之文襄公一生，“忠介”兩個字的自謚，實在要比“文襄”兩個字的官謚要好得多。文襄公在陶澍家，教他兒子教了八年，至於成立；在駱秉章那邊當幕府，當了六年，把湖南放在一個安定的地位；及至出山，幫同平定了太平軍，平定了捻軍，又獨力平定了西北，垂暮之年還督師來打法國人，終於客死在福州省城。所說“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就是諸葛先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至於文襄公的介節，可以深信無疑，不用說得。帶了二十多年的兵，做了二十多年的督撫，傳給四個兒子的財產，每人只有幾千兩銀子。文襄公晚年自己算算，每人可派五千兩。一片夫人和兒媳的墓田，一所在長沙的不很大的住宅。這個住宅，還是當初文襄公在湖南巡撫幕府時，胡林翼看見他家眷在本鄉，照顧不便，和秉章湊了五百兩銀子買來送給他的，後來他的第二個兒子花了千把兩銀子，擴充一下，還大受他老人家的申飭。文襄公在日，常喊著一個“不欲以一絲一粟，自污素節”的口號。他是能實踐其言的。綜括說來，文襄公的軍工，大於諸葛；文襄公的政績，不如諸葛；文襄公的忠和介的美德，至少和諸葛相當。

（己）功名

自從滿清開國，文襄公一家也曾產生過十幾輩秀才。文襄公本人卻不是秀才。他在二十歲上，捐了一個監生，和他大哥參加本省鄉試，便同榜中了舉人，哥哥是第一名，俗稱解元，弟弟是第十八名。文襄公的卷子本已給同考官擯除，後由主考檢出，認是佳作，要求同考官補薦。那位同考官倒是一個硬漢，堅定不肯，他說：“中不中由你，薦不薦由我”。經過好久的勸說，纔勉強薦了。起先大家還疑主考和這分卷子有甚情幣，及至發表，認得是在湘水校經堂書院課考過七八次第一名的左宗棠，纔信服主考是有眼光的。這位主考是陝西涇陽的徐法績（字熙庵）。事隔三十七年，文襄公西征，經過涇陽，這位老師早已墓有宿草。文襄公追懷青服之感，特令把墓道修葺一新，立碑紀念。法績的孫子又把當時他老人家記述這件事的家書，檢給文襄公看，文襄公做了一個跋，一併鐫木，以傳後世。文襄公既中了舉人，當然北上會試，可是去了三次，都沒有中，於是文襄公的功名，也就終止於此了。

（庚）到西北前的事業

清宣宗道光三十年八月，太平軍在廣西的金田村舉事了，這就寫成了文襄公以後三十五年煊赫的歷史。就如上面所說，咸豐二年四月，太平軍攻入湖南，文襄公接受了湖南巡撫張亮基的邀請，幫同防守長沙省城。太平軍自從起事，到處勢如破竹，只在長沙纔算遇到第一個勁敵。相持了三四個月，毫無進展，只得放棄湖南，向北竄過湖北，直下長江。次年五月，亮基調署湖廣總督，文襄公隨到武昌，幫同佈防田家鎮，阻遏太平軍向上游回竄。團風鎮一仗，把太平軍殺得落花流水，他們的首領自認是出兵以來第一次狼狽的大敗。不久，亮基去職，文襄公返回他的白水洞，仍做他的隱士。這是駱秉章回任湖南巡撫，也請文襄公參贊戎機。他老是不肯。知道明年三月，太平軍又竄過湖北而再入湖南，經大家勸說，纔又出來，從此一直到咸豐九年底，差不多有六年之久。他幫助秉章的策略，只有八個字：外援五省，內清四境。那時廣東、廣西、貴州、湖北、江西都有湖南的援兵，並且都由湖南給餉。這樣，太平軍就被迫限制在長江下游。所說：駱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用郭嵩燾和王闓運語）“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用潘祖蔭語）實在是很公平的評論。

咸豐十年五月，文襄公奉命襄辦曾國藩軍務，在長沙金盆嶺募練楚軍五千人。八月中，帶往景德鎮。浮梁、德興一帶，和太平軍健將綽號黃老虎的黃文金等，幾番盪決，就給他在徽州、饒州兩府，站定了腳跟。朱子故鄉，絃歌詩禮之邦的婺源，一時成為文襄公緩帶輕裘，雍容坐鎮之地。本來胡林翼和曾國荃（字沅甫）在攻安慶省城，國藩獨守祁門，大局岌岌可危。自從得了文襄公這一枝生力軍，便形勢好轉。卻不幸杭州省城又失陷了。咸豐十一年十一月，文襄公奉命督辦浙江軍務。十二月，受任浙江巡撫。同治二年四月，又受任閩浙總督，仍兼浙江巡撫。他一方面向浙江進發，一方面仍防守徽州、饒州後路；一方面收復各郡縣，一方面就刷新政治。同治三年八月，浙江全省底定。這時國荃已把太平天國的天京——江寧省城攻下，李鴻章也已光復蘇州省城，太平軍在沿江勢力，掃蕩無餘。文襄公被封為第一等恪靖伯。於是太平軍殘部向江西南部分竄福建、廣東；文襄公親往追剿，奉命節制福建、江西、廣東三省部隊，直到廣東的鎮平駐節。同治四年十二月，把建國十三年、略地十一省的太平軍，結束在嘉應州的黃沙嶂。

（辛）賢內助

說罷文襄公的英雄事業，再描寫文襄公的兒女風光。文襄公的夫人周氏詒端，號筠心，家裏是很有錢的。訂婚時，文襄公還是一個貧窮的孤兒。於是他在二十歲上鄉試完畢，就入贅周家。鄉試發榜，雖然中了一名舉人，生活還是不能解決。過了一兩年，纔向那位孀居的岳母，在另外一個院落，借所房子，自立門戶。那地方在湘潭辰山，那屋子叫做西樓。周夫人博通書史，還繼承家學，長於吟詠。有一時，文襄公關在西樓上，潛研地學，打好圖底，周夫人給他摹繪。文襄公忘了一個典故，就由周夫人在某書某函某卷檢出。又過了十二年，文襄公積了一些教書的收入，在湘鄉東鄉柳莊，買了七十畝田，於是和周夫人等搬往居住，這纔算是他們自有之家了。文襄公種田，周夫人育蠶，文襄公詩有句：“婦女七齡初學字，穉桑千本乍堪蠶，不嫌薄笨妻能逸，隨分藍鹽婢尚諳。”（詩集五頁）周夫人和詩有句：“清時賢俊無遺逸，此日溪山好退藏，樹藝養蠶皆遠略，由來王道重農桑。”又是尋梁鴻光的韻事。周夫人閒常總是一碗茶，一爐香，端坐著讀書，或做詩。文襄公在外教讀，周夫人怕他客館淒涼，做一個枕頭寄給文襄公，繡的是“漁村夕照圖”，題的是一首七絕：“小網輕舠繫綠煙，瀟湘暮景個中傳，君如鄉夢依稀候，應喜家山在眼前”。文襄公懷才未遇，不免時形消極，周夫人常安慰他，還記得在秋夜偶書寄外七律一首中有這樣兩句說：“書生報國心常在，未應漁樵了此生。”（周夫人詩並見《慈雲閣詩鈔》、《飾性齋遺稿》）像這樣兒女深情，怕也是只有英雄的文襄公消受得起吧！然而，周夫人還是文襄公的知己。周夫人很能了解文襄公的心情，在文襄公沒有發跡時，從沒把世俗富貴利祿的話來絮聒他。在文襄公已經得意後，也從沒有把家庭生計瑣碎的事來麻煩他。還有在吾們覺得周夫人的可敬的：當夫婿名位漸隆之日，正母族家業式微之時，然而周夫人從沒為自己弟姪輩要求文襄公的幫助或提拔。這些都是文襄公坦白地道出的。吾們讀周夫人詠史詩，洋洋數十篇，從秦始皇帝批評到明代的張居正，足見周夫人還不是一個平凡的女子。但是他對於文襄公的治軍施政，從不過問。至多只問問糧餉夠不夠。當然文襄公也決不把軍國大事，謀及婦人。更難得的，周夫人初先嫁了一個寒士的文襄公，並不因為自己是一個富室千金而覺得辱沒了；到得文襄公開府封爵，也並不因為自己做了一位一品伯夫人而覺得了不起。周夫人始終保持他一種幽嫻貞靜的態度，給文襄公盡其內助之責。自從文襄公督師離家，周夫人只在文襄公閩浙總督任上去過短短的六個月，其餘時間都沒有隨行。到五十九歲上，周夫人一病身亡在長沙里第，文襄公卻在數千里外的平涼軍次，“珍禽雙飛失其儷，繞樹悲鳴凄以厲。”（用文襄公作周夫人墓志銘語）往事追尋，不堪回首，難怪文襄公也要一掬英雄老淚了。

在我正要到蘭州以前，中央發動建設西北，於是埋沒了六十三年的文襄公的事功，引起人們的回憶，大家爭著研究文襄公。我到了蘭州，因君怡先生的介紹，見過甘肅政府谷主席紀常先生，主席留心文襄公的志業，知道我寫過關於文襄公的一本書，要我對於文襄公生平，作幾個有系統的講演。自覺短於口才，不願使文襄公這樣一個偉人，在我笨拙的辭令下，說成一個庸人，所以敬謝不敏。後來相商把文襄公在西北的一段事蹟寫成一本小冊子，供給一般的參考。實在拙筆也不夠負起這個使命，不過要我把對於文襄公一些認識，表白出來，自問手寫比口說要便利些，不妨勉力試為之。於是在把體裁和要目大體議定後，就於三十二年四月開始工作，每一篇脫稿，先商承君怡先生指示修正，再請紀常先生核定。甘肅建設廳張廳長心一先生也常殷勤地給我指導。由於他們不斷的鼓勵和協助，使我不得不奮力為之，幸得於十月完功。這又是我寫成左文襄公在西北之緣。

我在以往寫左文襄公敘傳，已極感資料的缺乏。這時，得紀常先生借給我一部《左文襄公全集》，甘肅教育廳楊視導拔英先生借給我一部《文襄公家書》，又得趙敦甫先生給公司搜購的陝、甘、寧、青、新五省地方志和還有一些於我有用的書，再憑我過去編輯前書所記憶的多少事實，纔得整理出一個頭緒。我到蘭州，原希望能多少得些關於文襄公在西北的資料，以備日後補正我的舊稿。不料為本書開始搜集時，很使我失望。雖然有些資料，為我以前所沒有知道，或雖知而有錯誤的；但也有在我以前所知而這裏竟找不到；至於我所未知而欲知的，這裏也是沒有。因為在我伯父的文集中，見過一篇代升督擬的甘肅新通志序，我早知道這新通志修成於光宣之間，料度其中必有許多文襄公在西北事業的記錄。不料一經檢查，未免感覺詫異。譬如文襄公變更甘肅兵制，我知道有大概章程十條，外辦章程四條，我渴欲得到這兩種章程，但在新通志中，只載著一篇空論的奏疏，對於那些具體辦法，反隻字未載。又如文襄公創辦甘肅織呢總局，是西北建設上的一件大事，但在新通志中，竟絲毫沒有提到。當時新通志的主纂，正是文襄公賞識的弟子安維峻，卻對於文襄公有價值的事業，不能作有價值的記載，不免辜負文襄公一番知遇了。就是文襄公用機器治涇水上源，無論成功失敗，總是很有意義，然而找了許多書，沒有發現一些資料，問人家也不知道。

文襄公經營西北，雖說武功多於文治，實在文襄公對於文治也很有一番作為。如今就只是關於文治的資料最不完備。我現在只把零星記載，排比成篇，不能認為滿足。希望以後續有所得，再為補充。并求讀者見有脫漏錯誤之處，盡量指示，使文襄公在西北的一番事業完全和準確地傳佈於後人。

文襄公家書有有一段說：“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而任事，但求無愧此心，不負所學。名之傳不傳，聲稱之美不美，何足計較。吁嗟沒世名，寂寞身後事，古人蓋見及矣。爾母在日曾言：我不喜華士，日後恐無人作佳傳。我笑答云：自有我在，求在我，不求之人也。”（家書下卷三十六頁）。那末，我如今寫這本書，文襄公有知，必覺得小子多事。不過我想以文襄公的豐功偉業，該有一本寫得十分精采的傳記，可惜沒有見到。除了羅正鈞編的年譜，除了《清史稿》中一篇官式的列傳和還有幾篇簡略的別傳小傳，只有一位美國人W. L. Balee給文襄公寫過一本全傳。作者是軍人，所寫偏於武功，且搜采資料範圍太窄。陳君其田用英文寫過一本傳，考證精詳，可惜只限於福建船政局和甘肅織呢總局等幾樁當初所說洋務的建設。此外卻又見到兩部小說：一部是左公平回，當然是荒誕不經，不知作者為甚拈取這樣一個題材；一部是曾左彭，其中講文襄公的故事很多，可是有些是顯然的錯誤或不可相信，不知怎樣在那美國人的書中，也引了幾段。在我寫這一本書時，纔知戴慕真君新編了一本左宗棠評傳，雖作者自言“粗俗疏略，在所難免”，總是空谷足音，可以欣慰。我很希望由此能引起多方的研究文襄公的興趣，多方的搜求文襄公的資料，在不久的將來，更能讀到一部和這偉大的人物配合的傳記，那末，作者之緣更是非淺了。

最後須得聲明的：本書的編輯，只為滿足下列幾種旨趣：（一）表揚左公經營西北的功業；（二）闡發左公認識西北事實；（三）喚起今人研究西北的興趣；（四）鼓勵今人建設西北的精神；並不預備寫成一部謹嚴的史傳。

二、為甚來到西北

（甲）糜爛之局

清穆宗同治紀元，史家以為實啓中興機運。那時，太平軍在東南已有十年，捻軍在中原已有八年，文襄公正規復浙江。在這十多年之中，西北原是比較一個乾淨土，一個安樂土，卻不幸發生了漢回肇釁的變局。“東南萬里紅巾擾，西北千羣白帽來”。黃藥禪師的預言未必可靠，而這兩句歌詞恰可引來描寫當日的情形。可是發動這個變局的，還是太平軍和捻軍。變局的起點，誠然是在陝西，後來卻蔓延到了甘肅，擴大到了新疆，更從新疆波動到了陝甘。陝西的變局發生於同治元年，結束于八年；甘肅的變局也發生於同治元年，結束於十二年；新疆的變局，發生於同治三年，結束于德宗光緒四年。文襄公是在同治五年奉命西征的，六年纔到達西北在東方的第一重門戶的潼關。吾們就把同治五年作一個界劃，先把同治五年以前，就是文襄公未到以前的西北糜爛之局，概括的敘述一下：

這裏先說太平軍和捻軍。

同治元年四月，太平軍因為眼看安徽的廬州府城又失掉，在大江以北沒有立足之地；就由扶王陳得才結合捻軍，想在西北另闢出路，從河南闖入陝西武關，一度直逼西安省城，一度竄陷渭南縣城，這是一方面。在先，翼王石達開既給文襄公幫助湖南巡撫駱秉章逐出湖南，便經過廣西、貴州、雲南，竄入四川，也想在西北另闢出路。石達開被人以後雖在大渡河的老鴉漩地方——這渡口據說便是民二十五年中國共產黨的紅軍二萬四千里長征通過之處——給那時已調任四川總督的駱秉章所擒殺，而石達開的別部藍大順和藍二順兄弟等卻早已在同治元年八月中，從四川闖入陝西洋縣、商州（今商縣）、山陽，和商南等地；而更有一枝繞道河南南陽，闖入陝西雒南，他們又一度進攻潼關，一度包圍鳳翔達十四個月之久，這又是一方面。自從楊秀清和韋昌輝互相殘殺，這兩枝太平軍原已分家；這時異地重逢，又互相呼應搭救。這樣，陳得才一枝便常出沒陝西、河南和湖北之間，也曾先後襲據荊紫關，攻陷興安府城（今安康縣），漢中府城（今南鄭縣）和城固縣城，聲勢很盛。藍大順一枝又曾竄入甘肅，先後攻陷兩當縣城和秦州（今天水縣）的三岔分州城。同治二年十月，藍大順陷據盩厔縣城；三年五月，藍二順撲西安省城，翼王餘部的勢力，似乎還比扶王為強。

這裏再說西捻。

上面所說捻軍的竄擾陝西，還是附和太平軍而被動的，太平軍既失去天京，陳得才隨於同治三年七月，在僧格林沁（蒙古人）追擊之下，自盡於河南和湖北的邊界，餘眾都投降，捻軍也散夥。至於藍大順一股，先已於五月間全被撲滅。及至同治五年秋天，捻軍給李鴻章截為兩段，那綽號小閻王張總愚的一股纔再竄陝西，這就是史家所稱西捻，盤旋於陝南而還往來於河南和湖北。

太平軍和埝軍在西北的情形交代過，可以說到西北變局中之回事了。為方便起見，先說陝甘後說新疆。陝甘兩省漢和回，伊斯蘭教中老教和新教，偶有紛爭，本只是雙方械鬭性質。這一次，不幸特別擴大了。在陝西方面，最初發生於渭源。這是同治元年五月的事。接著就影響到鳳翔、涇陽、三原、同州（今大荔縣）、朝邑、鄜州（今鄜縣）和延安（今膚施縣）等處。同時，各地土冦也紛紛竊發。概括當時大勢：捻軍在陝南，土冦在陝北，其餘地方為陜回。在甘肅方面，最初發生於固原州（今月固原縣）的預望城，這是同治元年間的事。接著影響到秦安、寧夏、河州（今臨夏縣）、狄道（今臨洮縣）、西寧，最後到了肅州（今酒泉縣）。兩省的變局，起先是沒有多大關涉，後來竟互相結合了。而比較下來，甘肅局勢格外嚴重，全省先後被陷落的郡縣城池，約有三十個；先後被圍攻的郡縣城池，也有十多個。平涼府城三度陷落，原來平涼是陝甘交通要道，勢在必爭，而固原正是古時的蕭關，所以掩護平涼。狄道州城，河州城和洮州廳（今臨潭縣）城也都是三次陷落。因此，三面和河州接壤的蘭州省城也曾兩度被攻，常在戒嚴狀態之下。當時甘肅有三個地帶，幾等於淪陷區：由平涼而北至寧夏，南至秦安，這是一個；由河州而西至西寧，東至狄道，這又是一個；肅州以東的河西走廊，這又是一個；河西走廊是陝、甘、新交通要道，寧強一帶為左翼，河湟一帶為右翼，這幾個地方也都是中華民族在過去爭生死存亡的據點。沒有河西走廊，不能保新疆，也不易保陝甘，沒有寧強和河湟，也不能或不易保河西走廊。那麼，整個西北不是等於全丟了麼？

這樣一個滔天大禍，足足歷時十二年，纔算平定。不但西北元氣大傷，大受摧殘，就是東南財賦，也為接濟西北，很受損失。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說：“陝西據天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為天下雄，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陝西之為陝西，固天下安危所係也，可不畏哉！”顧氏時代所說的陝西，還包括甘肅在內。我們看到由於赤眉和李闖的發難，漢明兩朝就此傾覆，他們始起，便在陝西。吾們又看到五胡十六國，倒有十一國在陝甘。吾們又看到西夏在陝甘之交，竟立國達一百九十六年之久。這就可證實顧氏之言，陝甘兩省雖在西北偏隅，而一治一亂關係中國太大了。當時幸得文襄公來負責收拾，不然，糜爛之局，怕還不止於此吧！

說起西北變局，或許大家以為凡是回人都參加的。其實大大不然。秦州和徽縣的回人，在這樣一個十多年的大混沌的時期中，始終沒有動。因此，在平涼沒有收復以前，虧得秦州一線交通，使蘭州省城和陝西省外各方，還有保持聯絡的機會。此外，各地回人表顯他們忠良的態度的，也很多。姑舉幾個例子：張保隆幫同官軍設法收復固原州城。法守愚發覺丹噶爾（今青海省湟源縣）回人陰謀，先任調解，調解不成，協助城守。更像涼州（今武威縣）回人舉事，回籍游擊米殿標，其弟把總馬殿清不願附從，一家眷屬四十餘口，闔門自殺。便是在形同割據一方的回人中，馬桂源在西寧修葺孔廟，又把藏人所用方法教漢人改良畜牧，增加生產和收益；馬化隆在金積堡（今寧夏省金積縣），派回目馬占魁做靈州（今寧夏省靈武縣）知州，卻教他：少殺人，重農事；又因糧食不夠，聽任漢人入山采髮菜充飢。這些都不失為賢明的舉動，也是不容一筆抹殺的。

新疆的變局，似乎該分為三部份說，較為清楚。

第一，是新疆南路。同治三年四月，庫車（漢龜茲國。回語：庫謂此地，車謂眢井；便是說此地有眢井）。漢回首先舉事，阿克蘇（漢溫宿國。回語：阿克謂白，蘇謂水，便是說其地河水白色）。隨即響應，推黃和卓為首領，於是東取喀喇沙爾（漢焉耆國，今焉耆縣。回語喀喇謂黑，沙爾謂城，便是說黑城）。西倂烏什（漢尉頭國。回語烏什謂峯巒飛峻，便是說此地有高山），新疆南路東四城，完全淪陷。六月，葉爾羌（漢莎車國，今莎車縣。回語葉爾謂土地，羌謂廣大，便是說其地廣大）。漢回也舉事，推阿布都拉門為首領。八月，喀什噶爾（漢疏勒國，今疏勒縣。回語：喀什謂各色，噶爾謂磚屋，便是說其地富庶，多磚屋）。回目金相印，和闐（漢于闐國，漢任尚棄其部屬於此地，回人稱漢人為于闐，便以為地名）。回目馬福迪等都響應，於是南路西四城，除了英吉沙爾，（漢依附國，今英吉沙縣，回語：英吉謂新，沙爾謂城，便是說其地有一新城。）也都陷落。這時，喀什噶爾境外又一個叫浩罕的小國，就是張騫西征的終點，出產汗血馬的大宛，以前也曾歸隸清朝，給俄羅斯吞滅其三部，光剩下安集延一部還在。金相印想利用安集延人，便迎他的帕夏——安集延稱將軍——叫做阿古柏的進來，幫同抵抗清軍。阿古柏居然攻陷了英吉沙爾，但也奪據了喀什噶爾。安集延是一個伊斯蘭教國家，南路纏回認阿古柏為同族，多附和他，還擁護他。阿古柏就不費多大力量，又趕走了葉爾羌的阿布都拉門，和闐的馬福迪，東四路的黃和卓，統一南路而獨立，自稱為畢條勒特汗。

第二是新疆北路。同治三年八月，陝西回人妥得璘——一名妥明——突然襲踞烏魯木齊（今迪化縣。回語：謂格鬪，便為準回兩部曾在這裏格鬪）。妥得璘在先販賣其星命之術，往來金積堡、河州和西寧之間。及陝西變局發生，就出關到烏魯木齊，住在烏魯木齊提標參將索煥章（甘肅固原人）家裏。索煥章的父親索文做過甘肅提督。索煥章向有野心，奉妥得璘為師，這時便聯合舉事。烏魯木齊既陷落，哈密（漢伊吾廬），吐魯番（漢車師前王庭），呼圖壁（準噶爾語：謂其地有鬼。）和庫爾喀喇烏蘇（漢烏孫國，今烏孫縣。準噶爾語：庫爾謂雪，喀喇謂黑，烏蘇謂水，蓋其地產煤油，故雖為雪水，其色多黑。）等地都響應。妥得璘自稱清真王。十月，妥得璘派人聯絡纏回邁孜木雜特在伊犁（漢烏孫國。今伊犁縣）自立。四年正月，塔爾巴哈臺（漢匈奴右地，今塔城縣）也陷入回目伊瑪木等之手。

第三是安集延人侵入新疆北路。同治五年正月，阿古柏遣安集延人奪得伊犁。安集延人的勢力從此侵入新疆北路，妥得璘也給阿古柏所脅服，這是後話。原來浩罕素稱強悍，故俗語道是：“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

從以上所說幾個變局來看，陜、甘、新一片大地，早非清政府所有。而文襄公卻已把太平軍做最後的收束，東南半壁仍歸之清政府。這又可算得收之東隅，失之桑榆了。誰料這桑榆也要文襄公來收呢！

（乙）癥結所在

吾們如還記得郭子儀單騎見回紇一個故事，便可知道回紇一族人居中國西北，還在一千兩百年以前的唐代。其在陝甘兩省的，語言文字早和土著同化。他們也考科舉，做文武官吏，實在已是一家。伊斯蘭教傳入中國西北，還在六百六十年以前的元代。吾們讀馬哥孛羅遊記，就得知在如今甘肅的河西一帶，早有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佛教一同存在。事實上，回人也有少數不奉伊斯蘭教的，而漢人和蒙人也儘有奉伊斯蘭教的。那末，雙方還為甚不能完全“耦居無猜”呢？當然由於宗教教規造成的若干生活上很不同的習慣，使他們不易通婚，使他們不易雜居，都不失為一種癥結；但是最大的癥結，怕還在清政府在西北的政治不良。

甘肅原是邊地。自從清政府收服了蒙古、青海和新疆，甘肅卻早已成為腹地。可是清政府的設施，還著重在軍事。高級官吏大抵都是用文襄公所謂“豐鎬世家”的滿人（包括漢軍旂和蒙軍旂）。我們看寧夏將軍，寧夏副都統，涼州副都統，莊浪（今永登縣）城守尉。這都是八旂駐防，照例用滿人；辦理青海事務大臣駐紮西寧，管理蒙、番、回，也照例用滿人。至於各省總督，巡撫人選，雖沒有滿漢限制，可是在甘肅卻也常用滿人。在同治以前，甘肅巡撫共有四十人，其中滿人倒有三十人；陝甘總督共有四十一人，其中滿人倒有三十四人。這般滿洲官吏，可說多數都是紈绔子弟，不知政治軍事為何物。他們只知道弄錢耍樂。譬如咸豐晚年的陝甘總督樂斌（字彥亭，滿洲正黃旂人）。西墎正在鬧番亂，他還是選色徵歌，胡帝胡天，實踐他貴姓的樂字。並且甘肅地處偏遠，交通不便，許多人不願意到這裏做官。可是也有很希望的，那只為“天高皇帝遠”，容易弄錢。由於這些原因，甘肅的吏治向來很不清明。例如乾隆朝，王亶望由甘肅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撫，認捐修理海塘工款五十萬兩。高宗皇帝一想，不是大家都說甘肅是苦地方麼，這王亶望做了三年一任布政使，那裏便有這麼多錢呢？一查便查出王亶望“侵吞賑糧，冒銷公帑”的罪案，通同舞弊的還有大小官吏十多名，他們的贓款，也是少則數千兩，多則數萬兩。試想乾隆朝的政治，總算好的，而還有王亶望一班人的在植黨營私；那末，乾隆朝以後，那些貪官污吏，沒有發覺的，必然不少，實在可以推想而知。就在西北變局發生后，還有烏魯木齊提督成祿（字子英），逗留高臺七年，不出玉門一步，苛索民間供應三十萬兩；最是“豈有此理”的，誣良為盜，殘殺二百多命。這三十萬兩一個數目，看似不大，但要在兵荒馬亂，地瘠民貧的高臺搜括起來，已極剝膚吸髓的能事。經文襄公據實參劾，并引起吳可讀十可斬五不可緩的一篇震動一時的奏疏。然而可讀還因此落職。這種政治的黑暗，真不能想象。再像甘肅這樣一個漢、回、蒙、番雜處的地方，怎樣調和融洽，使大家安居樂業，一般官吏也向少注意。對於漢人和回人的糾紛，對於伊斯蘭教徒中新舊兩派的爭執，更是向來很少衡情酌理，秉公判斷解決。不是雙方彌縫，便是偏袒一方；不是顢頇辦不了，便是任意武斷。所以這一次變局，實在積有許多政治上的因素，並不是憑空爆發。

清政府自把新疆南北路收入版圖，雖曾想好好經營，實在沒有好好經營。政治上的組織，差不多還是採取軍府制度。有伊犁將軍，有喀什噶爾，塔爾巴哈臺等地參贊大臣，有烏魯木齊都統。其餘較大的地方，設辦事大臣；較小的地方，設領隊大臣。重重疊疊，職權也很不分明。總之，目的是在鎮壓，不是在撫治。各種大臣之下，還有各級章京和筆帖式。這些職員，照例都是滿人。於是可說新疆完全變為滿洲的殖民地。他們貪財納賄，過他們豪奢的生活。看見回籍婦女有姿色的，便劫去做姬妾。像伊犁這樣一個極邊地方，安置罪人的處所，可是伊犁將軍一缺，要算全國將軍缺份中第一個優缺。每一位伊犁將軍卸任，無不滿載而歸。這般滿洲官員的作威作福，可想而知。烏魯木齊以東，本已設置郡縣，就是把鎮迪一道劃歸陝甘總督管轄，可是這地區的官員，事實上還在烏魯木齊都統控制下，直到文襄公纔揭穿這個黑幕說：要不是他在文書中見到一兩個姓名，正還不知誰是那邊的地方官吏。這般滿洲官員的操縱政治，也就可想而知。在滿洲官員之下，以回官治理回民，叫做伯克。這般伯克也多是不良份子，壓迫回民，榨取財物，窮凶極惡，無所不至。他們和滿洲大員狼狽為奸。滿洲大員以伯克為鷹犬，伯克靠滿洲大員為泰山。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談不到政治清明。就是武備，也因那般滿洲官員的顢頇，無形廢弛。吾們儘可以說新疆的幾次事變，差不多沒有一次不是貪官污吏違法殃民所造成。例如嘉慶道光間，張格爾之案，起因便是為南路參贊大臣斌靜荒淫無度，有失眾心。安集延人為甚常到西路滋擾，為的是硬不許他們通商，在通商上受許多壓迫。而這一次妥得璘在北路舉事，也為烏魯木齊都統平端（字祥齋，滿洲正黃旂人）藉口籌劃防餉，濫征畝捐。

（丙）上下窮於應付

甘肅既認是一個軍事要區，而陝西當然也有相當武備，何以事變一起，就無以措手足呢？原來自從太平軍興，這兩省兵隊抽調出征的，也很不少，兵力自然不足。還有甘肅是靠各省協餉的，也為太平軍興，各省自顧不暇，就無力再協濟甘肅。宣宗皇帝總算有遠見，在道光七年，特命甘肅布政使庫封存銀二百萬兩，以備不時之需。可是到咸豐中，已經花完，只得發鈔紙，鑄鐵錢。其時每餉銀一兩，只照時價發八錢五分，還要緩發兩成。河西各郡，搭放一半麥子。財政上的窮態如此，原有的兵已常怕餓潰，怎樣再能添兵；而挨到咸豐十年，還被迫只好裁兵。所以兩省變局發生，本身實在沒有實力應付。

陝西變局發生前，最初情形比較複雜嚴重，所以清政府起先也只顧到陝西。調荊州將軍多隆阿（字禮堂，蒙古正白旂人）補西安將軍，督辦陝西軍務。多隆阿原在安徽一帶，攻剿太平軍。因為這時廬州府城已經收復，不再需要大軍，就教多隆阿入陜，一面命直隸提督成明（滿洲鑲藍旂人）帶素稱精銳的京兵，從山西馳援。不料成明纔渡黃河，便喫了一個打敗仗，僅僅退保朝邑，使京兵英名掃地。多隆阿部隊也給太平軍和捻軍在隨縣和棗陽一帶牽住，沒法迅速西進。於是清政府又派勝保（字克齋，滿洲鑲白旂人）督辦陝西軍務，先代替多隆阿入陜。這位勝保，以前在江南征討太平軍，常喫敗仗，所以曾國藩戲稱他做“敗保”。不料勝保到了陝西，不把兵事放在心上，還作威作福起來，種種驕恣不法，人民怨聲載道。於是清廷就把“賜令自盡”的處分，結束了他的一生。無論如何，這時清政府還能維持綱紀。一面仍命多隆阿督辦陝西軍務。多隆阿不愧為健將，帶了十八營，從潼關西進，把陜境冦氛，掃蕩無餘，只剩一個盩厔縣城給太平軍藍大順佔領，圍攻好久不能下。清政府既嚴厲詰責，多隆阿也覺丟臉，一天命令大舉進攻，決心非攻下不可。果然城給攻下了，多隆阿頭部卻受了槍子傷，一命嗚呼。這是同治三年四月間事。陜回和太平軍受了多隆阿的壓迫，在陜不能存身，都竄入甘肅。甘肅本省正苦甘回鬧得不了，何堪再加上這一批外來的暴力，當然格外難以應付。於是多隆阿又受命督辦甘肅軍務，準備俟盩厔事了，再向西攻剿。可惜“志決身殲”，不但救不得甘肅，便是陝西也更起了變化。

甘肅的變局，清政府起先只命當地官吏負責收拾。陝甘總督熙齡（字挹雲，滿洲鑲黃旂人）沒有到任以前，由甘肅布政使恩麟（字仁峯，滿洲鑲黃旂人）護理；寧夏將軍是慶瑞；辦理青海事務大臣是玉通（滿洲鑲黃旂人）。這四位都是所說“豐鎬世家”，卻又都是很怯懦。他們的政策只是“撫”。原來，撫不失為弭亂的一種辦法。可是總要靠自己有實力，庶幾可撫則撫，不可撫則勦，撫勦之權在自己。不然，反給人家所愚弄。當時局面的越撫越壞，就是這個道理。不過實在講求，他們的撫，誠然多半由於苟且偷安的心理；可是就像前面所說，無兵可用，無餉可籌，實在也是最大的原因。這一點，恩麟是明白的，所以對於撫，自認是一時權宜之計。不過玉通和慶瑞是一味畏葸，只想省事。眼看光是撫不中用了，那末，只得勦。恩麟也練起了宣武三軍，可惜全部是監犯，怎樣能有力量。現在就東路說：熙齡行抵慶陽，向平涼進攻，便在半途失利。多隆阿死後的部隊，歸穆圖善（字春嚴，滿洲鑲黃旂人）接統。穆圖善補了寧夏將軍。都興阿（字直夫，滿洲人）補了西安將軍，督辦甘肅軍務。雷正綰（字緯堂。四川中江人）幫辦。雷和曹克忠（字藎臣，直隸天津人）和陶茂林（字鶴亭，湖南長沙人）也是多隆阿部將。他們於是帶了接著家眷的部隊，分批入甘。他們確曾收復了若干城池，不是全不中用。可是雷軍一潰於寧夏，再變於涇州（今涇川縣）；陶軍一潰於通渭，再變於安定（今定西縣）；曹軍也敗退於金積堡，都軍也失利於花馬池（今寧夏省鹽池縣）。再就西路說：安肅道黎獻（湖南人），用兵河西，起先很得手，不料戰勝而驕，打敗於肅州，一蹶不振。上面所說的烏魯木齊提督成祿——原是勝保舊部——過河西出關，清政府命他順便平亂，反以擾民，不料亂平不得，卻就此盤踞高臺，不肯出關，實在也是不敢出關。文襄公曾說：“甘肅之軍，不能衛民，反以擾民，甘肅之官，不能治民，反激民為亂。”（批札二卷六十二頁）擺在眼前的事實，確是這樣。

這時，各地人士也紛紛練團自衛。因為沒有賢明的領袖督導組織，不能發生巨大的實力，結果只成為烏合之眾。有的還借團練為名，自相魚肉。有的團練，由官收編，雖力量可用，而管理不行。所以文襄公批評他們：“似兵非兵，似勇非勇，似團非團。”（批札二卷六十二頁）

清政府看著陝甘情勢，不免著急，明知那班官軍和民團，除了多隆阿外，都不中用，就想到利用到那時天之驕子的湘軍。可是太平軍還沒有肅清，不便抽調。可巧劉蓉（字霞仙，湖南湘鄉人）在做四川布政使，川境太平軍已結束，便先就近擢遷陝西巡撫，命他帶著湘軍和也照湘軍組織訓練的川軍入陜。劉蓉曾參贊曾國藩和駱秉章軍務，和文襄公同樣有著諸葛孔明的雅號。當初清政府破格重用漢人，文襄公由一舉人而便做巡撫，劉蓉由一秀才而便做布政使，便是一對有趣的例子。及江西境內的太平軍就要結束，又調楊岳斌（字厚庵，湖南善化人）來做陝甘總督，帶著所部湘軍西征。岳斌原從國藩督帶水師，和彭玉麟不是很合得來的。文襄公保他也能陸戰，於是一度奉命督辦江西皖南軍務。可是岳斌到了甘肅，也弄得左支右絀。他撤去思麟的宣武軍，用督標兵來擔任蘭州城守。因為湘軍和督標兵待遇不同，一天在岳斌督師鞏昌（今隴西縣）途中，督標兵便作亂，戕殺了好多岳斌的幕府中人。岳斌回來，把督標兵大加懲創，又株連了許多無辜。同時和曹克忠發生意見，克忠因此引退。劉蓉在陜，起先勦太平軍等，也很是得手，後來西捻蜂擁而至，灞橋一戰，劉蓉指揮的部隊差不多全軍覆沒。岳斌自己辦不了，請招湘軍大將鮑超，可是鮑超已有在中原勦捻的使命，不能西來。只有曾國藩派了劉松山（字壽卿，湖南湘鄉人）帶了一批湘軍西上，協助他的兒女親家劉蓉支持危局。這一批軍隊和文襄公後來規復西北最有關係，留待以後再說。

現在放過陝甘，再看新疆怎樣呢？烏魯木齊都統平端，提督業布沖額，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奎英，庫車辦事大臣薩凌阿，阿克蘇辦事大臣富珠哩，葉爾羌幫辦大臣武臣布，英吉沙爾領隊大臣文藝等，都在變亂中殉職。伊犁連死了兩個將軍，常清（滿洲鑲藍旂人）和明緒（滿洲鑲黃旂人）；塔爾巴哈台連死了兩個參贊大臣，錫霖（滿洲正藍旂人）和武隆阿（滿洲正藍旂人）。可說已成群龍無首之局。清政府的佈置：派了榮全（字潤庭，滿洲正黃旂人）做伊犁將軍，就是上邊所說的成祿做烏魯木齊提督，德興阿做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庫克吉泰（字仁庵）以西安將軍督辦新疆北路軍務，德興阿幫辦。可是肅州淪陷，河西一帶盡是荊棘，要不是打開一條路，怎樣能出嘉峪關呢？只好無形放棄了。況且給庫克吉泰的使命，分明只是督辦新疆北路的軍務；那末，對於南路，分明更是有心放棄的了。

（丁）最後由左公來收拾

正在西北緊張之時，僧格林沁勦捻軍陣亡，於是清政府調曾國藩北上勦捻。不久，文襄公也奉調陝甘總督，挽回西北危局。曾國荃奉調湖北巡撫，擔當中原的一面，又不久，國荃參了湖廣總督官文，李鴻章調補遺缺；未到任以前，由他哥哥李翰章（字筱荃）代理。原來清政府是不輕易把軍權放在漢人手中的。太平軍興，最初督師的，像賽尚阿、烏蘭泰和勝保等都是滿人或漢蒙旂人。因為他們辦不了，纔重用了國藩兄弟，鴻章兄弟，胡林翼和文襄公一輩人。這是說江南方面，至於江北方面，也是這樣，就像前面所說，勦捻的中心是僧格林沁；勦太平軍的中心是官文；勦回的中心是多隆阿等。現在僧格林沁又死了，官文撤了，於是湘軍和淮軍首領全部在江北登臺。官文本是一個庸才，文襄公叫他做“媼相”。官文常恨文襄公在湖南巡撫幕府辦公事，不給他面子，一次為了樊燮的案子，就想傾陷文襄公，已在前面表過。這時，官文既罷職，清政府便命把官文所帶欽差大臣關防交與文襄公。林翼當初曾對文襄公說：“吾輩也要做些事業出來，使他們滿洲人知道吾們漢人不全是不中用的。”於今林翼的話兌現了。文襄公旌旂所指，從西南的長沙，直到東南的嘉應州；更從東南的嘉應州，直到西北的喀什噶爾。而文襄公在西北的一番建樹，尤為偉大，所以國藩表示十分敬佩，以為不但他自己辦不到，就是林翼於九原也趕不上。文襄公曾說：“一個人受了人家知遇，而做出來的事，不能滿足這人的期望，這是最為負心的。”像文襄公這一番建樹，可說無負於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