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夏丏尊先生

悼夏丏尊先生
作者：鄭振鐸
1946年

我從重慶郊外遷居城中，候船返滬。剛才遷到，接得夏丐尊老師逝世的消息。

記得三年前，我從遵義遷重慶，臨行時接得弘一法師往生的電報。我所敬愛的兩位教師的最後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傯的時候傳到。這偶然的事，在我覺得很是蹊蹺。

因為這兩位老師同樣的可敬可愛，昔年曾經給我同樣寶貴的教誨；如今噩耗傳來，也好比給我同樣的最後訓示。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與警惕。

我早已確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確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樣。但料不到如此其速。

八年違教，快要再見，而終於不得再見！真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猶憶二十六年秋，蘆溝橋事變之際，我從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車，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滿面憂愁，說一句話，嘆一口氣。我因為要乘當天的夜車返杭，匆匆告別。我說：“夏先生再見。”夏先生好像罵我一般憤然地答道：“不曉得能不能再見！”同時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門口目送我。

我回頭對他發笑。因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總是笑他多憂。

豈知這一次正是我們的最後一面，果然這一別“不能再見了”！

後來我扶老攜幼，倉皇出奔，輾轉長沙、桂林、宜山、遵義、重慶各地。夏先生始終住在上海。初年還常通信。自從夏先生被敵人捉去監禁了一回之後，我就不敢寫信給他，免得使他受累。勝利一到，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見他回信的筆跡依舊遒勁挺秀，我很高興。字是精神的象徵，足證夏先生精神依舊。當時以為馬上可以再見了，豈知交通與生活日益困難，使我不能歸；終於在勝利後八個半月的今日，在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說是“抱恨終天”的事！

夏先生之死，使“文壇少了一位老將”，“青年失了一位導師”，這些話一定有許多人說，用不著我再講。我現在只就我們的師弟情緣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與李叔國先生（弘一法師），具有同樣的才調，同樣的胸懷。不過表面上一位做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

猶憶三十餘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趣。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的深解文藝的真諦，故能引人入勝。夏先生常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學等更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這好比一尊佛像，有靈光，故能令人敬仰。“這話也可說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監，後來教國文。但他也是博學多能，只除不弄音樂以外，其他詩文、繪畫（鑑賞）、金石、書法、理學、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遊，因此能得學生的心悅誠服。

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個諢名，叫夏木瓜。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蒙、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諢名。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綽號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凡學生有所請願，大家都說：“同夏木瓜講，這才成功。”他聽到請願，也許暗嗚叱吒地罵你一頓；但如果你的請願合乎情理，他就當作自己的請願，而替你設法了。

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後，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准講空話，要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他：“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發牢騷，贊隱遁，說要“樂琴書以消憂，撫孤松而盤桓”。夏先生厲聲問他：“你為什麼來考師範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