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夏丏尊先生

悼夏丏尊先生
作者:鄭振鐸
1946年

我從重慶郊外遷居城中,候船返滬。剛才遷到,接得夏丐尊老師逝世的消息。

記得三年前,我從遵義遷重慶,臨行時接得弘一法師往生的電報。我所敬愛的兩位教師的最後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傯的時候傳到。這偶然的事,在我覺得很是蹊蹺。

因為這兩位老師同樣的可敬可愛,昔年曾經給我同樣寶貴的教誨;如今噩耗傳來,也好比給我同樣的最後訓示。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與警惕。

我早已確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確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樣。但料不到如此其速。

八年違教,快要再見,而終於不得再見!真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猶憶二十六年秋,蘆溝橋事變之際,我從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車,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滿面憂愁,說一句話,嘆一口氣。我因為要乘當天的夜車返杭,匆匆告別。我說:“夏先生再見。”夏先生好像罵我一般憤然地答道:“不曉得能不能再見!”同時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門口目送我。

我回頭對他發笑。因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總是笑他多憂。

豈知這一次正是我們的最後一面,果然這一別“不能再見了”!

後來我扶老攜幼,倉皇出奔,輾轉長沙、桂林、宜山、遵義、重慶各地。夏先生始終住在上海。初年還常通信。自從夏先生被敵人捉去監禁了一回之後,我就不敢寫信給他,免得使他受累。勝利一到,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見他回信的筆跡依舊遒勁挺秀,我很高興。字是精神的象徵,足證夏先生精神依舊。當時以為馬上可以再見了,豈知交通與生活日益困難,使我不能歸;終於在勝利後八個半月的今日,在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說是“抱恨終天”的事!

夏先生之死,使“文壇少了一位老將”,“青年失了一位導師”,這些話一定有許多人說,用不著我再講。我現在只就我們的師弟情緣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與李叔國先生(弘一法師),具有同樣的才調,同樣的胸懷。不過表面上一位做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

猶憶三十餘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趣。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的深解文藝的真諦,故能引人入勝。夏先生常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學等更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這好比一尊佛像,有靈光,故能令人敬仰。“這話也可說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監,後來教國文。但他也是博學多能,只除不弄音樂以外,其他詩文、繪畫(鑑賞)、金石、書法、理學、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遊,因此能得學生的心悅誠服。

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個諢名,叫夏木瓜。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蒙、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諢名。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綽號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凡學生有所請願,大家都說:“同夏木瓜講,這才成功。”他聽到請願,也許暗嗚叱吒地罵你一頓;但如果你的請願合乎情理,他就當作自己的請願,而替你設法了。

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後,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准講空話,要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他:“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發牢騷,贊隱遁,說要“樂琴書以消憂,撫孤松而盤桓”。夏先生厲聲問他:“你為什麼來考師範學校?”

本作品的作者1958年逝世,在兩岸四地、馬來西亞以及新西蘭屬於公有領域。但1946年發表時,美國對較短期間規則的不接受性使得本作品在美國仍然足以認爲有版權到發表95年以後,年底截止,也就是2042年1月1日美國進入公有領域。原因通常是1996年1月1日,作品版權在原作地尚未過期進入公有領域。依據維基媒體基金會的有限例外,本站作消極容忍處理,不鼓勵但也不反對增加與刪改有關内容,除非基金會行動必須回應版權所有者撤下作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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