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学院式研究”的框框

打破“学院式研究”的框框
广州市化工研究所
1971年3月4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是由生产所决定的，同时，又反过来促进生产的发展。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走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坚持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

但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科技部门的代理人，却大肆鼓吹科研与生产实践相脱离的“学院式研究”，严重地妨碍着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发展。

我们广州市化工研究所是一个小型地方工业科研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所的领导大权被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持，他们忠实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建所九年，耗费了国家上百万元资金，研究过一百六十一个项目，真正成功的只有一项。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所的革命群众，从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手中夺回了领导权，粉碎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在实行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坚持狠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继续肃清“学院式研究”的种种余毒。

突破“学院式研究”的框框

“工人只会动手劳动，不会动脑研究。”这是所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轻视工人、轻视生产实践，妄图维护“学院式研究”的一种借口。过去，我们所长期把工人排斥于科研大门之外，即使是有的项目让一些工人参加了，但也只是被当作劳动力使用。因之，科研单位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工人对科研根本无权过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狠批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技路线，破了“科研神秘论”，并且广泛地组织起有工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科研人员参加的三结合科研小组。工人参加了“三结合”小组以后，完全突破了“学院式研究”的框框，改变了过去“半年查资料，半年准备，二年小试，二年扩试，半年鉴定”的“三脱离”的状况，实现了科研和生产的紧密结合。工人发挥了对科研工作的积极性，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同时，科技人员在同工人结合中，比较虚心地接受了再教育，这样就使我所的科研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三年多以来，我们所研究的二十个课题，每个课题都取得了成果，其中有七项还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

经验证明，科学来自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广大工农兵，因之，科研只有充分发挥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才能打破“学院式研究”的框框，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多快好省地取得成果。

生产实践是科研的基础

“工厂条件差，搞科研不行。”这是企图从研究条件方面寻找借口，否定科研必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一种错误论调。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所谓科研所条件好，无非是指洋书本多、洋资料多、洋设备多。这些条件固然是从事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但最重要的条件是人，不是物。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贫下中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的实践是科学技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是在研究所的实验室里无法得到的最重要的条件。“洋书本多，洋资料多”，我们固然可以从中吸取外国的一些经验，但那些书本、资料对我国科研工作者来说都是间接的知识。而且，这些资料由于出自资产阶级学者之手，难免充满着剥削阶级的偏见。同时，资产阶级出于垄断技术的需要，不可能把他们的科研成果毫无保留地公布出来。在他们公布的资料中，有的也被加以歪曲，甚至弄虚作假。如果一味迷信这些东西，就会上大当，吃大亏。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洋为中用”的教导，在研究过程中，把别人的知识和成果在生产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才能创造出自己的成果。例如，有一种新工程塑料“聚氯醚”，某些资产阶级“专家”曾邀请十几个大专院校的教授关起门来搞了七、八年，毫无结果。现在我们把它拿到工厂去与工人一起研究，只花了一年时间就搞成功了，创造了外国还没有的新工艺。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工厂、农村也是科研工作者的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把“小试验”和“大试验”联系起来

“科研要在小范围内搞”、“在实验室里干”。这是否定科研必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又一种借口。有这种思想的人，只愿坐实验室，只满足于在实验室里所取得的资料，不愿意到工厂去扩大试验。究竟怎样看待小试验与扩大试验的辩证关系？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小试验是大试验的基础，大试验是小试验的继续。小试验取得的数据是从实践中取得的认识，这是第一个飞跃。但更重要的还须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用工厂的大试验来检验和发展小试验的数据，看它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不管小试验数据如何完善，但它终究是在一个小设备和仪器内产生的，而一当放到大于它成千成万倍的大试验中，就必不可免地产生差异，部分改变或全部改变的事是常有的。

因此，小试验取得一定的主要数据以后，就应当大胆地拿到工厂去进行大试验，以实现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飞跃。那种不敢到工厂去搞大试验，怕出丑的思想，是违反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我们所研究的一种机械强度高、耐高温、耐腐蚀的新型工程塑料“聚砜”，在小实验室里认为取得了完整的数据，有百分之百的准确性的，但一拿到工厂去搞大试验，就暴露了它的不适用性。

例如，原来小试验以酒精作溶剂，从粗单体到精单体要用酒精提炼三次，每公斤粗单体一次用量二十公斤。这样，一个年产五十吨的“聚砜”车间，就要有一个年产三千吨的酒精厂为它服务。这当然不能适应发展生产的需要。但参加这一项目研究的同志不怕失败，反复试验，虚心向工人请教，工人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效果好、用量仅及酒精的五分之一，又易于回收的另一种溶剂，并革新了“聚砜”工艺，创造了投产的条件。

所以只有敢于到工厂去搞扩大试验，使它经受生产实践的检验，才能使研究数据更臻准确和完善，并使之迅速投入生产。

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是毛主席指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坚决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必将使我国社会主义科研事业更加朝气蓬勃地发展起来，并且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