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写真实论”

批判“写真实论”
宇文平
1971年12月10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报》

“写真实论”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之一。长期以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挥舞着“写真实论”的破旗，极力在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制造混乱，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观察、反映社会生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指导，妄图用超阶级的“真实性”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政治性，用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取代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使文艺成为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丑化工农兵的反革命舆论工具。

目前，以普及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我国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运动正在深入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写真实论”进行深入的批判，对于文艺界“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余毒，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自觉性，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

承认不承认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实？文艺要不要有真实性？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究竟怎样认识和反映客观真实，却决定于不同阶级的世界观。而只有先进阶级的世界观，才能真正地“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因而，离开无产阶级世界观而侈谈反映客观真实，只能是资产阶级的障眼法。

周扬曾叫嚷什么“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文艺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从来是首先反映一定阶级的政治愿望，并在本阶级的世界观指导下去认识真实和反映真实的。因此，从来没有哪一个阶级的文艺家，在实际上曾遵循了这样一条所谓“写真实”的抽象的“最高原则”。周扬胡诌出这句话来，其目的不过是用“写真实”作幌子，否定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不过是反对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文艺创作，而鼓吹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指导文艺创作罢了。

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还是资产阶级的认识论和历史观？这是在文艺的真实性问题上，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斗争的焦点。一方面，周扬之流否认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必须由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贩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另一方面，他们却鼓吹他们所主张的理性，即以人性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历史观。

周扬之流宣称艺术只是“记忆过去的形象和情感”，并说这个情感“比理智还真”，作家脑子里“完全是形象在活动”。他们闭口不谈认识的阶级性和实践性，而把文艺创作说成个人“记忆”的自我表现，是作者个人的一种直观感觉的活动，理性认识应当排除。这就完全说明了他们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革命文艺所要反映的真实是具体的、感性的真实和本质的、历史的真实的统一。因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社会生活。文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能停留在感性阶段，被动地反映，必须发展到理性阶段，而能动地反映。对文艺创作来说，直接经验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面对着一大堆感性材料，如果象周扬之流说的那样，头脑里“完全是形象在活动”，没有理性活动，那么，也就无法对感性材料进行选择、提炼和改造。须知，感性材料中所反映的东西，是真象和假象、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混杂在一起的。因此，必须经过思考的作用，将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才能构成艺术形象，使文艺创作达到典型化，反映出符合于生活本身发展规律的真实。革命样板戏是无产阶级政治性最强的作品，同时也是历史真实性最高的作品。《沙家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为了突出武装斗争的主题，改变原来的人物关系，突出郭建光，以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修改原来的情节结构，摆正武装斗争和秘密工作的主从关系，使秘密工作从属于武装斗争，这样就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正确地反映了历史。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自觉地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的结果。周扬一伙割裂感性和理性的相互关系，只相信感觉的可靠性，不相信科学的抽象的实在性，抹杀理性认识在创作活动中的指导作用，其结果只能如列宁明确指出的：“遵循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他们公然宣称，作家只根据自己“所感受到、所见到的写”，即使“见错了，感错了也还要这样”；甚至还疯狂地叫嚷：写“自己相信的东西”，“犯错误也值得”。在周扬们看来，我感觉到的、我相信的就“存在”、就“真实”；我感觉不到的、我不相信的就不存在、就不真实。一句话，“万物皆备于我”。这就完全暴露了周扬一伙所主张的就是要沿着唯心主义经验论走向极端反动的唯我论。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居然还说什么“要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云云，那么，他们究竟是要“忠实于”什么呢？周扬一伙说：文艺要写“真人真心”，“追求一种比较有人性的真人”，而不能“只有阶级性”。这种腔调并不是周扬之流的新发明。梁实秋一类的国民党反动派御用文人在反对文艺的阶级性时，就曾叫嚷过：“文学所要求的只是真实，忠于人性”。十分清楚，周扬一伙同国民党反动派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阶级论的死敌。他们要“追求”、“要忠实于”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他们的“写真实论”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只有以历史唯物论作指导的无产阶级文艺，才能具体地历史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达到最高的历史真实。周扬之流背叛历史唯物论，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抹杀两种文艺的真实性的根本区别，就是要使无产阶级文艺演变成为资产阶级文艺。

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指导，周扬一伙疯狂地反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他们胡说什么：“作家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可以真实地反映生活”。不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要资产阶级世界观作指导，只会歪曲现实的本来面貌，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真实地反映生活”！在反动影片《兵临城下》中，人民战争被歪曲得不成样子，周扬却恬不知耻地胡说剧中的“情节观点”、“每个故事”，都是“合情合理”。周扬所谓的“合情合理”，只不过是“合”了反革命的“情”，“合”了修正主义的“理”。可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世界、观察文学艺术，同无产阶级就会迥然不同，一切都会颠倒过来，真假莫辨，善恶不分，美丑无别。

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世界，首先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破资产阶级世界观，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思想符合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使文艺创作达到政治性和真实性、主观认识和客观真实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两种根本对立的创作方法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既然在对生活的认识上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那末，在怎样反映生活的问题上也必然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创作方法。创作方法是文艺工作者选择、提炼和表现社会生活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归根结底是由作者的世界观决定的。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无产阶级文艺规定的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发展。这种创作方法，要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识社会生活，并运用与此相适应的艺术方法能动地反映社会生活，以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毛主席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我们的现实主义是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的浪漫主义是深深扎根于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能把对于现实生活的集中概括和革命的崇高理想结合起来，把对于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优秀品质的热烈歌颂和对于阶级敌人反动、腐朽本质的深刻揭露结合起来，把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乐观主义结合起来。它是世界文艺史上最科学、最完美的创作方法，而同一切资产阶级的创作方法，如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等等彻底划清了界限。

周扬一伙鼓吹的“写真实”，其实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搬用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以此取代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用以歪曲和攻击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两种创作方法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要不要写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周扬一伙抱怨我们“追求作品的教育作用”，说我们不“严格地忠实于生活”，不顾及“生活本身究竟是什么样子”。甚至狂叫：谁要对作家所创造的人物用“时代的‘理想’的标准”来要求，谁就是用的“‘空想’的标准”。总之，在周扬之流看来，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是写不得的，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是提不得的，否则就是“空想”，就违背了“生活本身”的“样子”。

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我们时代的理想是共产主义。如果描写我们伟大的时代而不表现燃烧在千百万革命人民心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就休想反映出历史的本质的真实，就不能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前进。那些感人肺腑的无产阶级艺术珍品，没有一部不闪耀着共产主义理想的灿烂光辉。不朽的《国际歌》，由于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紧密地结合，由于充满了强烈的共产主义理想，就使得它的战斗性以及能动地改造现实的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什么样的理想才是“空想”呢？被周扬一伙标榜为“有崇高的理想”的十九世纪美国资产阶级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以及田汉妄想实现复辟资本主义梦想的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之类，才是周扬一伙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空想”的艺术标本。他们只能提出一些和历史进程相违背的虚幻的空想，或者不过是沉湎于对已经失去的“天堂”的怀念。可见，周扬一伙并不是不要“理想”，只是不要共产主义的理想，反对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而要资本主义的“理想”，妄想按照资产阶级的“理想”改造世界。

要不要写无产阶级的理想人物？

周扬鼓吹：“不写缺点是不能想象的。我很不赞成写完美无缺的人物。”甚至公开煽动作家要大写“共产党员、工人、贫农”“品质上的缺点”，要“把他们当作批判的对象”。这只能说明周扬之流是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的反革命文艺家。

千百年来的文艺史告诉我们，文艺总是在一定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理想下，对生活进行提炼、加工、集中、概括的。历来的剥削阶级无一不是以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政治理想为标准，来塑造本阶级“完美无缺”的理想人物，并按照这种理想人物的面貌来改造世界的。《奥德赛》中的奥底修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鲁滨逊飘流记》中的鲁滨逊等等，对于这些剥削阶级的“理想人物”，周扬之流从来是赞不绝口，而唯独对于无产阶级的理想人物指责不已，足以暴露出他们反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罪恶用心。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的风流人物，必然而且只能属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只能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理想为标准。革命样板戏中灿若群星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就是江青同志率领革命文艺战士冲破文艺黑线的层层阻挠和破坏，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依照无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塑造出来的。他们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他们是“集众美于一身”的更高大的典型，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些英雄典型的出现，使得旧文艺中的各种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黯然失色，也把周扬“不赞成写完美无缺的人物”的谬论击得粉碎！

要不要表现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主流，即把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放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典型环境中来描写？

周扬一伙把作品表现革命力量强大和取得胜利责之为“廉价的乐观主义”。他们污蔑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忽视消极现象和反面人物，冲淡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周扬一伙所说的“斗争”是抽去阶级内容的所谓“新旧斗争”，“矛盾”指的是超阶级的“人物的内心矛盾和人物间的矛盾”，他们竭力回避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有时也说几句要揭露“社会阶级的矛盾”，却只字不提新生的、革命的阶级应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并必将战胜反动的、腐朽的阶级。

列宁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个英明的论断，仅仅要求在文艺作品中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那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主张，而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文艺主张；只有在承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同时，强调表现出新生的、革命的阶级必然要战胜反动的、没落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导致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主张。因此，无产阶级文艺必须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充分表现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必然取得胜利这个历史主流，必须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统一。《智取威虎山》所以那样光彩照人，正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背景下，我人民解放军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的胜利进军，杨子荣只身闯龙潭探虎穴，以无产阶级的大智大勇压倒了敌人，保证了我军剿匪计划的胜利完成。《智取威虎山》在阶级斗争的典型环境中成功地塑造了杨子荣这样的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典型。

对于反面人物，我们是重视的。其所以重视他们，是为了“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从而鼓舞革命人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正是在同反面人物的拚死搏斗中显示英雄性格，斗出革命威风的。革命样板戏以座山雕、鸠山、南霸天的愚而诈陪衬了杨子荣、李玉和、洪常青的智而勇，以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被斗的窘态困境陪衬了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节节胜利，以剥削阶级世界观的腐朽丑恶陪衬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万丈光芒，这样处理，绝不是周扬污蔑的什么“廉价的乐观主义”，而是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所要求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写真实论”的出笼和演变的历史启示我们：每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反革命逆流中，“写真实论”总要紧紧配合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登台表演一番。四十年代初，正当抗日战争处于极端艰苦的时期，周扬一伙政治骗子追随王明、刘少奇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路线，在革命圣地延安，打出了“暴露文学”的黑旗，公然狂吠：要揭破“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身上”的“肮脏与黑暗”，而显示“剥削者压迫者阶级”的“光明与纯洁”。毛主席对周扬这种颠倒光明与黑暗、偷换歌颂与暴露的阶级内容的“暴露文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彻底的清算，明确指出：“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并规定了以写光明为主，暴露黑暗“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的根本原则。周扬之流对毛主席对他们的批判一直怀恨在心，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进行反扑。当我国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随着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修正主义逆流的泛滥，周扬一伙配合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叫嚣，接过苏修的口号，把“暴露文学”的变种——“解冻文学”抛了出来，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发起了猖狂进攻，反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甘心失败的一小撮剥削阶级的垂死挣扎和复辟妄想。到我国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周扬一伙与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遥相呼应，又居心险恶地提出了写“愤怒文学”的反动口号，号召作家要以“海瑞上本的精神”，大写“有愤怒的作品”，煽动和策划一小撮牛鬼蛇神起来翻案，起来夺权。从四十年代的“暴露文学”，到五十年代的“解冻文学”，到六十年代的“愤怒文学”，揭示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暴露人民”的一条黑线。它们的口号虽有不同，但共同的理论基础却都是以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基础的这个“写真实论”。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写真实论”虽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群众运动的猛烈打击，却依然阴魂不散。在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导演下，不是曾经还出现过象《新时代的狂人》这类肆意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拚命美化反革命小丑的“写真实”的代表作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由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存在，在文艺领域内，资产阶级是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思想武器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决不能忽视或放松文艺领域中的革命大批判。要识别和抵制周扬之流的谣言和诡辩，而不上他们的当，就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认真地刻苦地学习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著作，真正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地、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