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統一的途徑
凡梦想“武力统一”的人，大概都是对于别的统一方法都抱悲观了。例如吴景超先生（本刊八十四号）指出三种其他方式的不可能：第一“开放政权”于统一是无补的；第二“联省自治”实际上便是拥护群雄割据的局面；第三“以建设谋统一”也得先设法早日脱离割据的时期。因为吴先生认这几条路都走不通，所以他说：
在群雄割据的时期内，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
又如蒋廷黻先生（本刊八十三号）也指出其他方法的绝不能行：第一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绝不能行；第二是“割据的妥协”也绝不能成立：第三是“再来一次的革命”也行不通。因为这些方法都绝不能行，所以他说“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一些小专制”，是拿更大的武力打倒一切二等军阀。
武力统一的困难，我在上一期（八十五号）已经说过了。其实这种统一方式的困难，蒋吴两先生也都感觉得到。蒋先生说：
中国人的私忠既过于公忠，以个人为中心比较容易产生大武力。
他应该料得到：冯玉祥也曾这样想过，也曾这样做过；张作霖、张学良也曾这样想过做过；现在的许多割据领袖也都在那儿如法炮制，“以个人为中心，产生大武力”。人人都要造成那“更大的武力”，所以武力统一终不可能。蒋先生又说：
这个为中心的个人必须具有相当的资格。
既然说是“必须”，这就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了。我说中国没有能专制的人；蒋先生也只能说：
中国今日有无其人，我也不知道。
那么，蒋先生也不知道今日中国有无具备那“必须”条件的中心人物，他的统一武力论也就很脆弱了。
吴先生的武力统一论也有同样的困难。他也承认：
武力虽然重要，而运用此武力的，还要一个能干的领袖。这位领袖至少应具下列几个条件：
第一，他要有为国为民的声望，这种声望是建筑在领袖的行为上面的。……
第二，他要有知人善用之明，要网罗国内第一流人物，来与他合作。……
第三，他要有开诚布公的胸怀，要使得与他接近的人都觉得他真是“推赤心置人腹中”。……
现在的革命事业有国际背景在内，所以当领袖的人……还应当有现代的眼光，以及一个高明的外交政策。
可是吴先生也不能指出我们现在已有了这样一位领袖。他只能说：
根据时势造英雄的原则，这种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
假如我们大家每夜焚香告天的祈祷终无灵应，这种领袖终不出现，那么，中国又怎么办呢？这样看来，吴先生的武力统一论的希望也是很脆弱的。
总而言之，武力统一的困难，依我们三个人这回讨论的结果，至少有三点：
第一是中国今日的“意态”不容许。（看第八十五号）
第二是中国今日的“物质状况”不容许。（看第八十五号）
第三是中国今日还没有具备那些“必须”条件的领袖。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我上次提出的问题：如何能缩短这个割据时期？如何能在这个割据时期做到建国的大事业？
换句话说，假如此时没有用武力统一全国的希望，我们还有法子建设起一个统一的国家来吗？
我所设想的统一方法，简单说来，只是用政治制度来逐渐养成全国的向心力，来逐渐造成一种对国家“公忠”去替代今日的“私忠”。
中国统一的破坏，由于各省缺乏向心力，就成了一个割据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形成，不完全是这二十多年的事，是太平天国乱后逐渐造成的。清朝盛时，督抚都不用武人，而各地驻军甚少。当时所以能维系住一个统一局面，全靠制度的运用。任官全出于中央，而中央任官有一定的制度；科举是全国一致的，升迁调转是有一定的资格限制的，而文官统辖武官（自中央以至各省）也是一致的。科举制度虽然不切实用，但人人都承认它的公道无私；老生宿儒应考到头发白了，也只能叹口气说“场中不论文！”他不怨那科举制度本身的不公。智识阶级都感觉有“正途出身”：贫家子弟，用了苦工夫，都可以希冀状元宰相的光荣。重名轻武的风气造成之后，武官自觉得他们应该受文人的统治，所以文人管兵部，巡抚掌兵权，人人都认为当然的道理。
太平天国之乱，把那个“纸老虎”打破了。政府的军队不能平乱，而平乱的大功全靠新起的乡兵与募兵。湘军虽然多数遣散了，淮军继续存在，成为新式军队的起点。平乱之后，各省督抚虽然仍是文人，可是这些封疆大吏多是带过兵立过战功的，又往往负一时盛名，他们的声望远在中央政府的一班庸碌大官之上。从此以后，“内轻外重”的局势已造成了。到了庚子年（1900），宫廷与政府迷信拳匪，造成了国际大祸，内旨令沿江沿海各省督抚招集义和团攻打洋人，北方有山东巡抚袁世凯不受命，南方两江总督刘坤一与两湖总督张之洞也都不奉诏，并且提倡保障东南的政策。当时端王与刚毅都主张要严厉的惩罚刘张，但想不出执行的有效方法来。这是各省对中央独立的起点。十年之后，辛亥（1911）革命起来，各省相继响应，主其事的虽有文人，但反正的新军将领往往成为实际上的领袖。南北统一之后，北方政权渐归北洋的将领；南方各省的有力军人也渐渐成为各省的领袖。民国三四年以后，虽有军民分治的试验，而各省大权都移归军人，就成割据的局面。
辛亥革命以后，从前所有一切维系统一的制度都崩坏了。中央政府没有任官权，没有军权，没有赋税权；而各省的督军都自由招兵，自由作战，自由扣留国税，自由任命官吏。到了后来，有力的督军还要干预中央的政治，中央政府就变成军人的附属品了。离心力的极端发展，造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
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当时的主要旗帜是民族主义，对外是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统一的中心在国民党，要以党治军，以党当政：党权高于一切。这一套的新组织与新纪律，在当时真有“无坚不摧”的威风。无主义又无组织的旧势力，都抵不住这新潮流的震撼。不到三年，就做到了统一全国的大事业。
但这一回的新统一里也含有不少的离心势力。政权属于党，而党不幸先分裂了。党中本有从极右到极左的成分，后来一分为国共，再分为国民党内的各派，三分为以个人为中心的各系。党中又因为原来没有计划到分派的处理方法，从没有准备怎样用和平法律手段来移转政权的方法，所以一到分裂时就不能不互相斗争，而斗争的方法又有时各各倚靠一部分的军人，用机关枪对打。党争要倚靠军队，觉就不能治军了。新起的军事领袖，虽然比旧日北洋军阀高明的多了，然而其中始终没有出一个像刘邦那样“恢廓大度”或像刘秀那样“推赤心置人腹中”的伟大人物。所以党争之外，又加上了领袖与领袖的斗争。其中虽有比较优胜的领袖至今还能保持最优胜的势力，然而那分裂的局势终无法收拾：第一是党争无法解决，第二是私怨无法消灭，从党争变到个人恩怨，从党中心变到个人中心，越变离心力越大了。
在这个割据局势之下，有什么法子可以逐渐减除各省的离心力，而逐渐养成全国的向心力呢？有什么法子可以逐渐造一种对国家的“公忠”来替代今日的“私忠”呢？
我们要认清，几十年来割据的局势的造成是因为旧日维系统一的种种制度完全崩坏了，而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什么可以替代他们的新制度。当日“以党治国”的制度，确是一个新制度，如果行得通，也许可以维系一个统一的政权。但民国十六年国共的分裂，就早已显示这个制度的自身无法维持下去了，因为党已不能治党了，也不能治军了，如何还能治国呢？党的自身已不能统一了，如何能维系一国的统一呢？
古人说的好：“时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旧制度已崩坏了，我们就应该研究新的需要，建立新的制度去替代那无法挽回的旧制度。今日政治上的许多毛病，都只是制度不良的结果。即如蒋廷黻先生指出的：
中央政府的各部，无论在北京时代，或在现在的南京，部长是那一省的人，部中的职员就以他同省的人居多，甚至于一部成为一省的会馆。
他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头脑里有省界。其实省界是人人有的，并不限于中国人。美国国会的议员，那一个不替他的选举区争权利？不过他们的国家有较好的制度，所以他一旦做了部长，他决不能把他的贵部变成他的同乡会馆。蒋先生指出的笑柄，只消一点点制度上的改革就可以消灭了。
回到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主张，今日必须建立一个中央与各省互相联贯的中央政府制度，方才可以有一个统一国家的起点。
从前的帝国时代，中央与各省的联贯，全靠任官权之在中央：不但督抚蒲臬是由中央派出的，州县官也是由中央分发到省的；外官可以回中央去做京官，京官可以派出去做外官；江苏人可以做甘肃的官，云南人也可以做山东的官。自从割据的局势形成以后，割据的区域里中央不能任官，至多只能追认原有的官吏，加以任命而已。任官权分在各省之后，中央与各省就没有联贯的方法了。省与中央越离越远，所以只有小割据，而没有统一国家的形态了。
我们相信有许多的政治方法可以逐渐挽回这种分裂的趋势。这篇短文里不能详细多举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国会”一个制度来做一个最重要的例。国会不是蒋廷黻先生所嘲笑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国会的功用是要建立一个中央与各省交通联贯的中枢。它是统一国家的一个最明显的象征，是全国向心力的起点。旧日的统一全靠中央任命官吏去统治各省。如今此事既然做不到了，统一的方式应是反其道而行之，要各省选出人来统治中央，要各省的人来参加中央的政治，来监督中央，帮助中央统治全国。这是国会的根本意义。
蒋廷黻先生一定不赞成这个主张，他曾说：
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过是话而已。中国近二十年的内争是任何议会所能制止的吗？假若我们能够产生国会，而这国会又通过议案，要某军人解除兵柄，你想这个议案能发生效力吗？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
这些话都是过虑，有成见的过虑。第一，人民最不要纳租税，然而他也居然纳租税，岂非怪事？所以蒋先生也不必过虑人民不要选举代表。第二，议会能有多少权力，如今谈不到。不过我们前几天还看见报上记载着，立法院“在悲愤中”勉强通过了一万万元的公债案。一个确然“不代表什么人”的立法院也会“悲愤”，蒋先生也许可以看见一个代表全国的议会发起大“悲愤”来制止内战，谁敢保没有这一天呢？第三，一连兵诚然可以解散国会，正如一个警察可以封闭你我的《独立评论》一样容易。然而曹锟要做大总统，他用一连兵也就可以包围国会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呢？马君武先生曾说：曹锟肯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正可以使我们对于民主宪政抱乐观，因为那个国会的选举票在曹锟的眼里至少还值得四十万元的代价。况且有了贿选的国会，也就可以有贿不动的国会；有了一连兵解散得的国会，也就可以有十师兵解散不了的国会。
不过这都不是眼前的话。现在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只是要一个连贯中央与各省的国家机关，要建立一个象征全国全民族的机关。各省要捣乱，就请到国会里来大家一块儿捣乱。各省要建设，就请到国会里来大家一块儿建设。无论如何，总比“机关枪对打”要文明一点。让各省的人到中央来参加全国的政治，这是养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的一步。
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贝尔克（Burke）曾说，“若要人爱国，国家须要可爱”。若要全国人拥护国家，国家也须要全国人拥护。现在最奇怪的现状是把党放在国家上面。这样如何能养成“公忠”？国会是代表全国的议会，是一个有形的国家象征，人民参加国会的选举，就是直接对那个高于一切的国家尽义务。现在全国没有一个可以代表整个国家的机关，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使人民有参加干预的机会，人民又从何处去报效他的“公忠”呢？
我只举这一个国会制度，已占了这许多篇幅了。我的意思只是要说明今日需要这种挽救全国离心力的政治制度，国会不过是一实例而已。其他促进统一的制度，将来有机会再谈。
二十三，一，十六晨
（原载1934年1月21日《独立评论》第8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