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

新史學
作者：梁啟超
1902年

中國之舊史

　　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然則但患其國之無茲學耳，苟其有之，則國民安有不團結，群治安有不進化者？雖然，我國茲學之盛如彼，而其現象如此，則又何也？

　　今請舉中國史學之派別，表示之而略論之︰

史學

• 第一︰正史
  • （甲）官書所謂二十四史是也。
  • （乙）別史如華嶠《後漢書》、習鑿齒《蜀漢春秋》、《十六國春秋》、《華陽國志》、《元秘史》等，其實皆正史體也。
• 第二︰編年
  • 《資治通鑒》等是也。
• 第三︰紀事本末
  • （甲）通體如《通鑒紀事本末》、《繹史》等是也。
  • （乙）別體如平定某某方略、《三案始末》等是也。
• 第四︰政書
  • （甲）通體如《通典》、《文獻通考》等是也。
  • （乙）別體如《唐開元禮》、《大清會典》、《大清通禮》等是也。
  • （丙）小紀如《漢官儀》等是也。
• 第五︰雜史
  • （甲）綜記如《國語》、《戰國策》等是也。
  • （乙）瑣記如《世說新語》、《唐代叢書》、《明季稗史》等是也。
  • （丙）詔令奏議　《四庫》另列一門，其實雜史爾。
• 第六︰傳記
  • （甲）通體如《滿漢名臣傳》、《國朝先正事略》等是也。
  • （乙）別體如某帝實錄、某人年譜等是也。
• 第七︰地志
  • （甲）通體如各省通志、《天下郡國利病書》等是也。
  • （乙）別體如紀行等書是也。
• 第八︰學史
  • 如《明儒學案》、《國朝漢學師承記》等是也。
• 第九︰史學
  • （甲）理論如《史通》、《文史通義》等是也。
  • （乙）事論如《歷代史論》、《讀通鑒論》等是也。
  • （丙）雜論如《廿二史劄記》、《十七史商榷》等是也。
• 第十︰附庸
  • （甲）外史如《西域圖考》、《職方外紀》等是也。
  • （乙）考據如《禹貢圖考》等是也。
  • （丙）注釋如裴松之《三國志注》等是也。

　　都為十種二十二類。

　　試一翻四庫之書，其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者，非史學書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堅，下至畢秋帆、趙甌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數百。茲學之發達，二千年於茲矣。然而陳陳相因，一丘之貉，未聞有能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于國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吾黨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己。其言似稍過當，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實際固不誣也。吾國史家，以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為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聞也。昔人謂《左傳》為相斫書。豈惟《左傳》，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也。雖以司馬溫公之賢，其作《通鑒》，亦不過以備君王之瀏覽。〈其「論」語，無一非忠告君主者。〉蓋從來作史者，皆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也。其大敝在不知朝廷與國家之分別，以為舍朝廷外無國家。於是乎有所謂正統閏統之爭論，有所謂鼎革前後之筆法。如歐陽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鑒綱目》等，今日盜賊，明日聖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爭其甘苦；狙公賦茅，辨其四三，自欺欺人，莫此為甚！吾中國國家思想，至今不能興起者，數千年之史家，豈能辭其咎耶！

　　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歷史者，英雄之舞臺也，舍英雄幾無歷史，雖泰西良史，亦豈能不置重於人物哉？雖然，善為史者，以人物為歷史之材料，不聞以歷史為人物之畫像；以人物為時代之代表，不聞以時代為人物之附屬。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誌銘而成者耳。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於卿魚，而未聞有一人之眼光有見及此者。此我國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發生，而群體終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凡著書貴宗旨，作史者將為若干之陳死人作紀念碑耶？為若干之過去事作歌舞劇耶？殆非也。將使今世之人鑒之裁之，以為經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又不惟正史而己，即各體莫不皆然。故溫公《通鑒)亦起戰國而終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則史不其中絕乎？使如日本之數千年一系，豈不並史之為物而無之乎？太史公作《史記》，直至《今上本紀》，且者記述不少隱諱焉，史家之天職然也。後世專制政體日以進步，民氣學風日以腐敗，其末流遂極於今日。推病根所從起，實由認歷史為朝廷所專有物，舍朝廷外無可記載故也。不然，則雖有忌諱於朝廷，而民間之事，其可紀者不亦多多乎？何並此而無也？今日我輩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來之事實，竟無一書可憑藉，非官牘鋪張循例之言，則口碑影響疑似之說耳。時或借外國人之著述，窺其片鱗殘甲，然甲國人論乙國之事，例固百不得一，況吾國之向閉關不與人通者耶！於是乎吾輩乃窮。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夫陸沉我國民之罪，史家實屍之矣。

　　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余種原質而成者也，合眼耳鼻舌手足臟腑皮毛筋絡骨節血輪精管而成者也。然使採集四十余種原質，作為眼耳鼻舌手足臟腑皮毛筋絡骨節血輪精管，無一不備，若是者可謂之人乎？必不可。何則？無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維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時代之中有小時代，而群與群之相際，時代與時代之相續，其間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鑒既往之大例，示將來之風潮，然後其書乃有益於世界。今中國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遠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響於他事或他日者若何，當得善果，當得惡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讀之徒費腦力。是中國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實數幹年史家學識之程度也。緣此四蔽，復生二病︰

　　其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英儒斯賓塞曰:“或有告者曰:鄰家之貓，昨日產一子。以雲事實，誠事實也，然誰不知為無用之事實乎？何也？以其與他事毫無關涉，於吾人生活上之行為，毫無影響也。然歷史上之事蹟，其類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讀書觀萬物，則思過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讀史之方也。泰西舊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國殆更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冊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詔書也，滿紙填塞，皆此等鄰貓生子之事實，往往有讀盡一卷，而無一語有人腦之價值者。就中如《通鑒)一書，屬稿十九年，別擇最稱精善，然今日以讀西史之眼讀之，覺其有用者，亦不過十之二三耳。〈《通鑒》載奏議最多。蓋此書專為格君而作也。吾輩今日讀之，實嫌其冗。〉其他更何論焉！至如《新五代史》之類，以別裁自命，實則將大事皆刪去，而惟存鄰貓生子等語，其可厭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國史學，真有無從下手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鑒》、《續通鑒》也，《大清會典》、《大清通禮》也，《十朝實錄)、《十朝聖訓》也，此等書皆萬不可讀，不讀其一，則掛漏正多。然盡此數書而讀之，日讀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為功矣。況僅讀此數書，而決不能足用，勢不可不於前所列十種二十二類者一一涉獵之〈雜史、傳志、劄記等所載，常有有用過於正史者。何則？彼等常載民間風俗，不似正史專為帝王作家譜也〉。人壽幾何？何以堪此！故吾中國史學知識之不能普及，皆由無一善別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中國萬事皆取述而不作主義，而史學其一端也。細數二千年來史家，其稍有創用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其書亦常有國民思想，如項羽而列諸本紀，孔子、陳涉而列諸世家，儒林、遊俠、刺客、貨殖而為之列傳，皆有深意存焉。其為立傳者，大率皆於時代極有關係之人也。而後世之效顰者，則胡為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紀事而紀制度。制度于國民全體之關係，有重於事焉者也，前此所無而杜創之，雖其完備不及《通考》，然創作之功，馬何敢望杜耶？三曰鄭漁仲。夾漈之史識，卓絕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稱之。其《通志》二十略，以論斷為主，以記述為輔，實為中國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為太史公範圍所困，以紀傳十之七八，填塞全書，支床疊屋，為大體玷。四曰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五曰袁樞。今日西史，大率皆紀事本末之體也。而此體在中國，實惟袁樞創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鑒紀事本末》也，非有見於事與事之相聯屬，而欲求其原因結果也，不過為讀《通鑒》之方便法門，著此以代抄錄雲爾。雖為創作，實則無意識之創作。故其書不過為《通鑒》之一附庸，不能使學者讀之有特別之益也。六曰黃梨洲。黃梨洲著《明儒學案》，史家未曾有之盛業也。中國數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梨洲乃創為學史之格，使後人能師其意，則中國文學史可作也，中國種族史可作也，中國財富史可作也，中國宗教史可作也。諸類此者，其數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學案》，複為《宋元學案》，未成而卒。使假以十年，或且有《漢唐學案》、《周秦學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誠我國思想界之雄也。若夫此六君子以外，〈袁樞實不能在此列。〉則皆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記》以後，而二十一部，皆刻畫《史記》；《通典》以後，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隸性至於此甚耶？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以故每一讀輒惟恐臥，而思想所以不進也。

　　合此六弊，其所貽讀者之惡果，厥有二端:一曰難讀。浩如煙海，窮年莫彈。前既言之矣。二曰難別擇。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讀應讀之書，而苟非有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不能別擇其某條有用某條無用，徒枉費時日腦力。三曰無感觸。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厲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于萬國者。然則吾中國史學，外貌雖極發達，而不能如歐美各國民之實受其益也，職此之由。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然遍覽乙庫中數十萬卷之著錄，其資格可以養吾所欲，給吾所求者，殆無一焉。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

史學之界說

欲創新史學，不可不先明史學之界說；欲知史學之界說，不可不先明歷史之範圍。今請析其條理而論述之。

第一，歷史者，?述進化之現象也。現象者何？事物之變化也。宇宙間之現象有二種：一曰為迴圈之狀者，二曰為進化之狀者。何謂迴圈？其進化有一定之時期，及期則周而復始，如四時之變遷、天體之運行是也。何謂進化？其變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長焉，發達焉，如生物界及人間世之現象是也。迴圈者，去而複來者也，止而不進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天然學"。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而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歷史學"。天下萬事萬物，皆在空間，又在時間，（空間、時間，佛典譯語，日本人沿用之。若依中國古義，則空間宇也，時間宙也。其語不盡通行，故用譯語。）而天然界與歷史界，實分占兩者之範圍。天然學者，研究空間之現象者也；歷史學者，研究時間之現象者也。就天然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一成不變，萬古不易，故其體為完全，其象如一圓圈；就歷史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生長而不已，進步而不知所終，故其體為不完全，且其進步又非為一直線，或尺進而寸退，或大漲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線。明此理者，可以知歷史之真相矣。

由此觀之，凡屬於歷史界之學，（凡政治學、群學、平准學、宗教學等，皆近歷史界之範圍。）其研究常較難；凡屬於天然界之學，（凡天文學、地理學、物質學、化學等，皆天然界之範圍。）其研究常較易。何以故？天然界，已完全者也，來複頻繁，可以推算，狀態一定，可以試驗。歷史學，未完全者也，今猶日在生長發達之中，非逮宇宙之末劫，則歷史不能終極。吾生有涯，而此學無涯。此所以天然諸科學起源甚古，今已斐然大成；而關於歷史之各學，其出現甚後，而其完備難期也。

此界說既定，則知凡百事物，有生長、有發達、有進步者，則屬於歷史之範圍；反是者，則不能屬於歷史之範圍。又如於一定期中，雖有生長發達，而及其期之極點，則又反其始，斯仍不得不以迴圈目之。如動植物，如人類，雖依一定之次第，以生以成，然或一年，或十年，或百年，而盈其限焉，而反其初焉。一生一死，實迴圈之現象也。故物理學、生理學等，皆天然科學之範圍，非歷史學之範圍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誤會歷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亂相嬗無已時，則歷史之象當為迴圈，與天然等，而歷史學將不能成立。孟子此言蓋為螺線之狀所迷，而誤以為圓狀，未嘗綜觀自有人類以來萬數千年之大勢，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觀一小時代之或進或退、或漲或落，遂以為歷史之實狀如是雲爾。譬之江河東流以朝宗於海者，其大勢也；乃或所見局於一部，偶見其有倒流處，有曲流處，因以為江河之行一東一西、一北一南，是豈能知江河之性矣乎！（《春秋》家言，有三統，有三世。三統者，迴圈之象也，所謂三王之道若迴圈，周而復始是也。三世者，進化之象也，所謂據亂、升平、太平，與世漸進是也。三世則歷史之情狀也，三統則非歷史之情狀也。三世之義，既治者則不能複亂，借曰有小亂，而必非與前此之亂等也。苟其一治而複一亂，則所謂治者，必非真治也。故言史學者，當從孔子之義，不當從孟子之義。）吾中國所以數千年無良史者，以其于進化之現象，見之未明也。

第二，歷史者，?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進化之義既定矣。雖然，進化之大理，不獨人類為然，即動植物乃至無機世界，亦常有進化者存。而通行歷史所紀述，常限於類者，則何以故？此不徒吾人之自私其類而已。人也者，進化之極則也，其變化千形萬狀而不窮者也。故言歷史之廣義，則非包萬有而並載之，不能完成；至語其狹義，則惟以人類為之界。雖然，歷史之範圍可限於人類，而人類之事實不能盡納諸歷史。夫人類亦不過一種之動物耳，其一生一死，固不免於迴圈，即其日用飲食、言論行事，亦不過大略相等，而無進化之可言。故欲求進化之跡，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獨立，則進化終不可期，而歷史終不可起。蓋人類進化雲者，一群之進也，非一人之進也。如以一人也，則今人必無以遠過於古人。語其體魄，則四肢五官，古猶今也；質點血輪，古猶今也。語其性靈，則古代周、孔、柏（柏拉圖）、阿（阿裏土多德）之智識能力，必不讓於今人，舉世所同認矣。然往往有周、孔、柏、阿所不能知之理，不能行之事，而今日乳臭小兒知之能之者，何也？無他，食群之福，享群之利，借群力之相接相較、相爭相師、相摩相蕩、相維相系、相傳相嬗，而智慧進焉，而才力進焉，而道德進焉。進也者，人格之群，非尋常之個人也。（人類天性之能力，能隨文明進化之運而漸次增長與否，此問題頗難決定。試以文明國之一小兒，不許受教育，不許蒙社會之感化。沐文明之恩澤，則其長成，能有以異于野蠻國之小兒乎？恐不能也。蓋由動物進而為人，已為生理上進化之極點。由小兒進為成人，已為生理上進化之極點。然則，一個人，殆無進化也：進化者，別超於個人之上之一人格而已，即人群是也。）然則歷史所最當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關係人群者，雖奇言異行，而必不足以入歷史之範圍也。

疇昔史家，往往視歷史如人物傳者然。夫人物之關係於歷史固也，然所以關係也，亦謂其於一群有影響雲爾。所重者在一群，非在一人也。而中國作史者，全反於此目的，動輒以立佳傳為其人之光寵。馴至連篇累牘，臚列無關世運之人之言論行事，使讀者欲臥欲嘔，雖盡數千卷，猶不能於本群之大勢有所知焉，由不知史之界說限於群故也。

第三，歷史者，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學問必有客觀、主觀二界。客觀者，謂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觀者，謂能研究此事物之心靈也。亦名"所界"、"能界"、"能"、"所"二字，佛典譯語，常用為名詞。）和合二觀，然後學問出焉。史學之客體，則過去現在之事實是也；其主體，則作史、讀史者心識中所懷之哲理是也。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無魂，謂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觀而略於客觀者，則雖有佳書，亦不過為一家言，不得謂之為史。）是故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於是有所謂歷史哲學者出焉。歷史與歷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有斷然也。雖然，求史學之公理公例，固非易易。如彼天然科學者，其材料完全，其範圍有涯，故其理例亦易得焉。如天文學，如物質學，如化學，所已求得之公理公例不可磨滅者，既已多端；而政治學、群學、宗教學等，則瞠乎其後，皆由現象之繁賾而未到終點也。但其事雖難，而治此學者不可不勉。大抵前者史家不能有得於是者，其蔽二端：一曰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類以來全體之史也。或局於一地，或局於一時代。如中國之史，其地位則僅述本國耳，於吾國外之現象，非所知也（前者他國之史亦如是）。其時代，則上至書、契以來，下至勝朝之末止矣；前乎此，後乎此，非所聞也。夫欲求人群進化之真相，必當合人類全體而比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觀察之。內自鄉邑之法團，（凡民間之結集而成一人格之團體者，謂之法團，亦謂之法人。法人者，法律上視之與一個人無異也。一州之州會，一市之市會，乃至一學校、一會館、一公司，皆統名為法團。）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質學家從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進化之跡，號曰石史。）下至昨今之新聞，何一而非客觀所當取材者。綜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雖未克完備，而所得必已多矣。問疇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二曰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他學之關係也。夫地理學也，地質學也，人種學也，人類學也，言語學也，群學也，政治學也，宗教學也，法律學也，平准學也（即日本所謂經濟學），皆與史學有直接之關係；其他如哲學範圍所屬之倫理學、心理學、論理學、文章學，及天然科學範圍所屬之天文學、物質學、化學、生理學，其理論亦常與史學有間接之關係，何一而非主觀所當憑藉者。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鉤距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問疇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來者焉。歷史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者也。吾輩食今日文明之福，是為對於古人已得之權利；而繼續此文明，增長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對於後人而不可不盡之義務也。而史家所以盡此義務之道，即求得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無疆也。史乎史乎，其責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難。中國前此之無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無真史家，亦即吾國進化遲緩之一原因也。吾願與同胞國民，篳路藍縷以辟此途也。以上說"界說"竟。作者初研究史學，見地極淺，自覺其界說尚有未盡未安者，視吾學他日之進化，乃補正之。著者識。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何以故?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实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夫群与群之互有所排也，非大同太平之象也，而无如排于外者不剧，则结于内者不牢;结于内者不牢，则其群于不可得合，而有能占一名誉之位置于历史上。以故世界日益进步，而种族之论亦日益昌明。呜呼!后乎此者，其有种界尽破万国大同之那治乎?吾不敢知。若在今日，则虽谓人种问题为全世界独一无二之问题，非过言也。有历史的人种，有非历史的人种。等是人种也，而历史的非历史的何以分焉?曰，能自结得，为历史的;不能自结者，为非历史的。何以故?能自结者则排人，不能自结者则排于人。排人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駸駸焉垄断世界历史之舞台。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扩张于外，而且澌灭于内，寻至失其历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台为他人所占。故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近世言人种学者，其论不一。或主张一元说，而以为世界只有一人种。或主张多元说，而区分为四种(康德)，为五种(布曼伯)，为六种(巴科安)，为七种(韩特)，为八种(亚加智)，其多者乃至十一种，十五种，十六种，二十二种，六十种，其最多者分为六十三种(巴喀)，甚者以言语之分，而区为一千乃至二千余人种。然今所通行，则五种之说，所谓黄色种、白色种、棕色种、黑色种、红色种是也。或以南洋群岛太平洋群岛纽西仑诸土人，及中亚美利加之土人，合于黄种，以澳洲、南印度之土人合于黑种，而成为三大种。今勿具论。要之，缘附于此抟抟员舆上之千五百兆生灵，其可以称为历史的人种者，不过黄、白两族而已。今条其派别如下:历史的人种（一）黄种(甲)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暹罗人其他亚细亚东部之人（乙）蒙古人鞑靼人鲜卑人(即今西伯利亚人)其他亚细亚北部中部之人（丙）土耳其人匈加利人其他在欧洲之黄种人（二）白种(甲)哈密忒人种Hamitic埃及人里比亚人哥士人(居阿刺伯及埃及之南) （乙)沁密忒人种Semitic西亚里亚人巴比伦人腓尼西亚人希伯来人(犹太及以色列)亚刺伯人(丙)阿利安人种Aryan亚细亚之部（一）印度（二）伊兰人Irannic米底亚人波斯人（一）欧罗巴之部希腊人罗马人法兰西人伊大利人西班牙葡萄牙人（二）峨特忒人Celtic郜卢人白里敦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二）条顿人那威人瑞典人丁抹人德意志人荷兰人英人（三）斯拉夫人俄罗斯人波兰人波西米亚人塞尔维亚人（多居奥大利）其他同为历史的人种也，而有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的之分。何谓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之境域，不仅传本国之子孙，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是名为世界史的人种。吾熟读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关系，而求其足以当此名者，其后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则吾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中之阿利安种。而于其中复分为两大时期，前期为阿利安种与哈密沁、沁密忒两种合力运动时代，后期为阿利安种独力运动时代。前期之中，复分为三小时期:一、哈密忒全盛时代;二、沁密忒全盛时代;三、阿利安与哈密沁融合时代。于后期之中，亦分为三小时期:一、希腊罗马人时代;二、条顿人时代;三、斯拉夫人时代〔所谓各时代者，非此时代终而彼时代乃始也，其界限常不能甚分明，往往后时代中仍抱前时代之余波，前时代中己含后时代之种子，不过就其大势略区别之，取便称呼耳。观下文自明)。试略论之。夫以狭义言之，欧罗巴文明实为今日全世界一切语文明之母，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欧罗巴文明何自起?其发明光大之者，为阿利安民族，其组织而导引之者，为哈密忒与沁密忒之两民族，若世界文明史而有正统也，则其统不得不托始于哈密忒人。代表哈密忒者，曰埃及。埃及文明之花，实现于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于金字塔观其工艺之伟大(金字塔者，埃及古王之坟陵也。其最大者，容积七千四百万立方英尺，底阔七百六十四英尺，侧袤四百八十英尺，世界最大之石碑也。其能运如许重大之石材，上举于数百丈之高处，则其时工械力之大可想)。于木乃伊想其化学之发明(木乃伊者，埃及古王之尸体，以药物浸裹之，使其不朽，至今犹有存者，则当时之人已明化学，可以概见》，尼罗河畔，实历史上最荣誉之纪念场哉。自摩西为埃及王女所收养，遍学其教术，吸取其智识，既乃率同族以开犹太(详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是沁密忒文明出于埃及之明证也(其余巴比伦、叙利亚文明，亦得力于埃及不少，史家能言其详)。希腊古哲，如德黎Thales，如毕达哥拉Pythagoras，如梭伦Solon，如德谟吉来图Democritus，如柏拉图Plato,皆尝受教于埃及僧侣，而德谟吉来图、柏拉图二氏，且躬自游历埃土，而遏狄加人（希腊四大族之一)之宗教，及其群治制度，多承埃及之遗迹，是阿利安文明出于埃及之明证也，故今日欧洲文明，以希腊为父，以沁密忒为祖，以哈密忒为祖之所自出。虽然，哈密忒人，能创造之以待人取法者也。沁密忒人，能创造之且能传播之者也。阿利安人，能创造之能传播之且最能取法于人者也。故三族之优劣胜败于此判焉矣。哈密忒于世界文明，仅有间接之关系，至沁密忒而始有直接之关系。当希腊人文未发达之始，其政治学术宗教，卓然有牢笼一世之概者，厥惟亚西里亚(或译作亚述)、巴比伦、腓尼西亚诸国。沁密忒人，实世界宗教之源泉也，犹太教起于是，基督教起于是，回教起于是。希腊古代之神话，其神名及祭礼，无一不自亚西里亚、腓尼西亚而来。新旧巴比伦之文学美术，影响于后代，其尤著者也。腓尼西亚之政体，纯然共和政治，为希腊所取法。其商业及航海术亦然。且以贸易之力，传播其文明，直普及于意大利，作罗马民族之先驱。故腓尼西亚国虽小，而关系于世界史者最大。若希伯来人之有摩西、耶稣两教主，其势力浸润全欧人民之脑中者，更不待论矣。故世界史正统之第二段在沁密忒人，而亚里西亚、巴比伦、希伯来为其主脑，腓尼西亚为其枢机。其在第三段，为世界史之上人翁者，则希腊也。希腊代表阿利安种之一部。其民族则土著之“毕拉士治”Pelasgi人与西迁之阿利安人(阿利安分亚洲之部、欧洲之部，两者已详前表。希腊之阿利安，则自伊兰高原西来者也)混合而成者也，阿利安族之所长，在贵自由，重考验，务进步。惟贵自由，故其于政治也，不甘压制而倡言平等。惟重考验，故其于学问也，不构现象而探求原理。惟务进步，故其于社会一切事物也，不泥旧例而日事革新。阿利安族所以亘数千年至今常执全世界之牛耳者，皆此之由，而希腊人其最初之登场者也。希腊之代表，惟雅典与斯巴达。雅典右文，斯巴达尚武，两者虽不调和，而皆足以发挥阿利安族之特性，故史家或以今世欧罗巴，为古代希腊之放影，以古代希腊，为今世欧罗巴之缩图，非过言也。然其民族之团结力，只能建设市府政治，不能成就国家政治，故虽握霸权于历史上者七百年，卒服属于他国以致灭亡。其在第四段，为世界之主人翁者，则罗马也。罗马位于古代史与近世史之过渡时代，而为其津梁。其武力既能挥斥八极，建设波斯以来梦想不及之绝大帝国，而其立法的智识，权利的思想，实为古代文明国所莫能及。集无量异种之民族，置之中央集权制度之下，为一定之法律以部勒之，故自罗马建国以后，而前此之旧民族，皆同化于罗马，如蜾蠃之与螟岭。自罗马解纽以后，而后此之新民族皆赋形于罗马，如大河之播九派。今日欧洲大陆诸国，其言语、文学、宗教风俗，各不相远，皆由其曾合并于罗马一统之下，浸润于同种之泽使然也。故希腊能吸集哈密忒、沁密忒两族之文明，纳诸阿利安族中，以成一特色。而罗马则承希腊正统，举其所吸集者、所结构者、以兵力而播之于世界。虽谓罗马为希腊之一亢宗子可也。虽然，罗马文明，其传袭希腊者固多，其独自结构者亦不少。如法律之制定，宗教之传播，其尤著也。自希腊罗马以后，世界史之主位，既全为阿利安人所占，及于罗马末路，而阿利安族中之新支派，纷纷出现。除拉丁民族〔即罗马族)外，则峨特民族、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其最者也，峨特民族在阿利安中，以战胜攻取闻。其人为印度阿利安之一派，自西历纪元前二世纪，即已侵人欧洲，发韧于小亚细亚，越今之瑞典、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诸地，直至爱尔兰之西岸，苏格兰之高原，皆有足迹焉。后乃自中部欧罗巴，蹂躏希腊、马基顿，蔓延全陆，所至竞争斗恣杀掠，使人战栗。故峨特人在世界史上，其影响所及亦不鲜。虽然，其人能冒险而不能忍耐，故战胜之结果，无一可表见，而其血气之勇，终不足以敌罗马节制之师，卒被征服。及罗马亡后，遂服属于条顿人之轭下。今之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及法兰西人之一部，实峨特民族性质之代表也。条顿民族之移住欧洲也，在拉丁、峨特两族之后，而其权力之影响于历史则过之。自中世以后，欧罗巴历史之中心点，实条顿人也。其民族移动之原因及其年代，虽不可确考，要之，自西历纪元二三世纪，始出现于欧罗巴东部，而其中有势力于历史上者，复分四派:其在东欧者曰高特族Goth，其在西欧者曰福伦喀族Frank，其在北欧者曰撒逊族Saxon，亦称日耳曼族，其在南欧者曰阿里曼族Alemanni。兹将千余年前条顿民族之位置列表如下:(见下页)由是观之，世界文明史之第五段，实惟阿利安族中罗马人与条顿人争长时代，而罗马人达于全盛，为日中将昃之形，条顿人气象方新，有火然泉达之观。峨特人虽奋血气之勇，偶耸动一世耳目，而其内力不足以敌此两族，昙花一现，遂为天演所淘汰，归于劣败之数。自六世纪以后，而全欧文明之霸权，渐全归条顿人矣。摄条顿人之迹而有大势力于历史上者，斯拉夫人也，以冒险之精神，道义之观念论之，条顿人迥非斯拉夫人所能及。若夫坚实耐久，立于千苦万难之中，毅然终始不失其特性者，则斯拉夫人殆冠宇内而无两也。彼等好战之心，不如条顿人之盛，若一旦不得已而跃马执剑，则无论如何之大敌，决不足以摄其前。彼等个人自由之观念，视条顿人虽大有所缺乏，至其注意公益，服从于一定主权之下，听其指麾，全部一致，其为国民的运动，又远非条顿人所能几也。故识者谓世界史之正统，其代条顿人以兴者，将在斯拉夫人，非虚言也。论正统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千余年来，陋儒断断于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是不可以不辩。统字之名词何自起乎?殆滥觞于《春秋》。《春秋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即后儒论正统者所援为依据也。庸讵知《春秋》所谓大一统者，对于三统而言，《春秋》之大义非一，而通三统实为其要端。通三统者，正以明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与后儒所谓统者，其本义既适相反对矣。故夫统之云者，始于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惧民之不吾认也，乃为是说以籍制之曰：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吾生而有特别之权利，非他人所能几也。因文其说曰：“亶聪明，作父母。”曰：“辨上下，定民志。”统之既立，然后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蛮野，而不得谓之不义，而人民之稍强立不挠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无道诸恶名，以锄之摧之。此统之名所由立也。《记》 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若是乎，无统则已，苟其有统，则创垂之而继续之者，舍斯民而奚属哉？故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借曰君而有统也，则不过一家之谱碟，一人之传记，而非可以冒全史之名，而安劳史家之哓哓争论也。然则以国之统而属诸君，则固已举全国之人民，视同无物，而国民之资格所以永坠九渊而不克自拔，皆此一义之为误也。故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以作史，史虽充栋，徒为生民毒耳。 统之义已谬，而正与不正，更何足云。虽然，亦既有是说矣，其说且深中于人心矣，则辞而辟之，固非得已。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朱子《通鉴纲目》所推定者，则秦也，汉也，东汉也，蜀汉也，晋也，东晋也，宋、齐、梁、陈也，隋也，唐也，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也。本朝乾隆间《御批通鉴》从而续之，则宋也，南宋也，元也，明也，清也。所谓正统者，如是如是，而其所据为理论，以衡量夫正不正者，约有六事：一曰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也。凡混一宇内者，无论其为何等人，而皆奉之以正，如晋、元等是。二曰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其正不正也。虽混一宇内，而享之不久者，皆谓之不正，如项羽、王莽等是。三曰以前代之血胤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蜀汉、东晋、南宋等是。四曰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因汉而正魏，因唐而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是。五曰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而其余为伪也。如因唐而正隋，因宋而正周等是。六曰以中国种族为正，而其余为伪也。如宋、齐、梁、陈等是。此六者，互相矛盾，通于此则窒于彼，通于彼则窒于此，而据《 朱子纲目》 及《 通鉴辑览》 等所定，则前后互歧，进退失据，无一而可焉。请穷谙之。夫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则混一者固莫与争矣。其不能混一者，自当以最多者为最正，则符秦盛时，南至邛僰，东抵淮泗，西极西域，北尽大碛，视司马氏版图过之数倍。而宋金交争时代，金之幅员，亦有天下三分之二，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则如汉唐等之数百年，不必论矣。若大拓跋氏之祚，回轶于宋齐梁陈；钱鏐、刘隐之系，远过于梁唐晋汉周；而西夏李氏，乃始唐乾符，终宋宝庆，凡三百五十余年，几与汉唐埓，地亦广袤万里，又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前代之血胤而定，则杞宋当二日并出，而周不可不退处于篡僭。而明李槃以宇文氏所臣属之萧岿为篡贼，萧衍延苟全之性命而使之统陈；以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勖，不知所出之徐知浩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统分据之天下者，将为特识矣。而顺治十八年间，故明弘光、隆武、永历，尚存正朔，而视同闰位，何也？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前代旧都所在而定，则刘、石、慕容、符、姚、赫连、拓跋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故宅也；女真所抚之众，皆汉唐之遗民也，而又谁为正谁为伪也？如以后代所承所出者为正，则晋既正矣，而晋所自出之魏，何以不正？前既正蜀，而后复正晋，晋自篡魏，岂承 汉而兴邪？唐既正矣，且因唐而正隋矣，而隋所自出之宇文，宇文所自出之拓跋，何以不正？前正陈而后正隋，隋岂因灭陈而始有帝号邪？又乌知夫谁为正而谁为伪也！若夫以中国之种族而定．则诚爱国之公理，民族之精神，虽迷于统之义，而犹不悖于正之名也。而惜乎数千年未有持此以为鹄者也。李存勖、石敬塘、刘智远，以沙陀三小族，窃一掌之地，而靦然奉为共主。自宋至明百年间，黄帝子孙，无尺寸土，而史家所谓正统者，仍不绝如故也。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于是乎而持正统论者，果无说以自完矣。大抵正统之说之所以起者，有二原因：其一，则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温公所谓“宋魏以降，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人汴，比之穷新（原注：唐庄宗自以为继唐，比朱梁于有穷篡夏，新室篡汉），运历年纪，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 资治通鉴》 卷六十九），诚知言矣。自古正统之争，莫多于蜀魏问题。主都邑者以魏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为宗子，而其议论之变迁，恒缘当时之境遇。陈寿主魏，习凿齿主蜀，寿生西晋，而凿齿东晋也。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凿齿时则晋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说，而仍沿都邑，则刘、石、符、姚正，而晋为僭矣。凿齿之正蜀，凡亦以正晋也。其后温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温公生北宋，而朱子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与晋之篡魏宅许者同源。温公之主都邑说也，正魏也，凡以正宋也。南渡之宋与江东之晋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说也，正蜀也，凡亦以正宋也。盖未有非为时君计者也。至如五代之亦靦然目为正统也，更宋人之讆言也。彼五代抑何足以称代？朱温盗也，李存勖、石敬塘、刘智远沙陀犬羊之长也。温可代唐，则侯景、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华之主，则刘聪、石虎可代晋也。郭威非夷非盗，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业无闻，乘人孤寡，夺其穴以篡立，以视陈霸先之能平寇乱，犹奴隶耳。而况彼五人者，所掠之地，不及禹域二十分之一，所享之祚合计仅五十二年。而顾可以圣仁神武某祖某皇帝之名奉之乎？其奉之也，则自宋人始也。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为所自受，因而溯之，许朱温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以上采王船山说）。其正五代也，凡亦以正宋也。至于本朝，以异域龙兴，人主中夏，与辽金元前事相类，故顺治二年三月，议历代帝王祀典，礼部上言，谓辽则宋曾纳贡，金则宋尝称侄，帝王庙祀，似不得遗。骎骎乎欲伪宋而正辽金矣，后虽惮于清议，未敢悍然，然卒增祀辽太祖、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金太祖、太宗、世宗、章宗、宣宗、哀宗。其后复增祀元魏道武帝、明帝、孝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 宣武帝、孝明帝，岂所谓兔死狐悲，恶伤其类者耶？由此言之，凡数千年来哓哓于正不正，伪不伪之辩者，皆当时之霸者与夫霸者之奴隶．缘饰附会，以保其一姓私产之谋耳。而时过境迁之后，作史者犹慷他人之慨，龂龂焉辩得失于鸡虫，吾不知其何为也。其二，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也。陋儒之说，以为帝王者圣神也，陋儒之意，以为一国之大，不可以一时而无一圣神焉者，又不可以同时而有两圣神焉者。当其无圣神也，则无论为乱臣为贼子为大盗为狗偷为仇雠为夷狄，而必取一人一姓焉，偶像而尸祝之曰：此圣神也！此圣神也！当其多圣神也，则于群圣群神之中，而探阄焉，而置棋焉，择取其一人一姓而膜拜之日：此乃真圣神也！而其余皆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雠夷狄也。不宁惟是，同一人也，甲书称之为乱贼偷盗仇雠夷狄，而乙书则称之为神圣焉。甚者同一人也，同一书也，而今日称之为乱贼偷盗仇雠夷狄，明日则称之为神圣焉。夫圣神自圣神，乱贼自乱贼，偷盗自偷盗，夷狄自夷狄，其人格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一望而知，无能相混者也，亦断未有一人之身，而能兼两途者也。异哉！此至显至浅至通行至平正之方人术，而独不可以施诸帝王也。谚曰：“成即为王，败即为寇。”此真持正统论之史家所奉为月旦法门者也，夫众所归往谓之王，窃夺殃民谓之寇。既王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堕而为寇。既寇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升而为王，未有能相印焉者也。如美人之抗英而独立也，王也，非寇下，此其成者也。即不成焉，如菲律宾之抗美，波亚之抗英，未闻有能目之为寇者也。元人之侵日本，寇也，非王也，此其败者也。即不败焉，如蒙古蹂躏俄罗斯，握其主权者数百年，未闻有肯认之为王者也。中国不然，兀术也，完颜亮也，在《宋史》则谓之为贼为虏为仇，在《金史》则某祖某皇帝矣。而两皆成于中国人之手，同列正史也。而“诸葛亮入寇”、“丞相出师”等之差异，更无论也。朱温也，燕王棣也，始而曰叛曰盗，忽然而某祖某皇帝矣，而曹丕、司马炎之由名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更无论也。准此以谈，吾不能不为匈奴冒顿、突厥颉利之徒悲也，吾不能不为汉吴楚七国、淮南王安、晋八王、明宸濠之徒悲也，吾不能不为上官桀、董卓、桓温、苏峻，侯景、安禄山、朱泚、吴三桂之徒悲也，吾不得不为陈涉、吴广、新市平林、铜马赤眉、黄巾、 窦建德、王世充、黄巢、张士诚、陈友谅、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之徒悲也。彼其与圣神，相去不能以寸耳，使其稍有天幸，能于百尺竿头，进此一步，何患乎千百年后赡才博学正言谠论倡天经明地义之史家，不奉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钦明文思、睿哲显武、端毅弘文、宽裕中和、大成定业、太祖高皇帝”之徽号，而有腹诽者则曰大不敬，有指斥者则曰逆不道也。此非吾过激之言也。试思朱元璋之德，何如窦建德？萧衍之才，何如王莽？赵匡胤之功，何如项羽？李存勖之强，何如冒顿？杨坚传国之久，何如李元昊？朱温略地之广，何如洪秀全？而皆于数千年历史上巍巍然圣矣神矣。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幸不幸而已。若是乎，史也者，赌博耳！儿戏耳！鬼蜮之府耳！势利之林耳！以是为史，安得不率天下而禽兽也？而陋儒犹嚣嚣然曰：此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伦也！国之本也！民之坊也！吾不得不深恶痛绝夫陋儒之毒天下如是其甚也。然则不论正统则亦已耳，苟论正统，吾敢翻数千年之案而昌言曰：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也。第一，夷狄不可以为统，则胡、元及沙陀三小族，在所必摈，而后魏、北齐、北周、契丹、女真，更无论矣。第二，篡夺不可以为统，则魏、晋、宋、齐、梁、陈、北齐、北周、隋、后周、宋，在所必摈，而唐亦不能免矣。第三，盗贼不可以为统，则后梁与明在所必摈，而汉亦如唯之与阿矣。止统当于何求之？曰：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必不获已者，则如英、德、日本等立宪君主之国，以宪法而定君位继承之律。其即位也，以敬守宪法之语誓于大众，而民亦公认之。若是者，其犹不谬于得邱民为天子之义，而于正统庶乎近矣。虽然，吾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何处有此？然犹齗龂于百步五十步之间，而曰统不统正不正，吾不得不怜其愚，恶其妄也。后有良史乎！盍于我国民系统盛衰强弱主奴之间，三致意焉尔。论书法新史氏曰：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也？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能事也？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果据何主义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而敢嚣器然以书法自鸣也？史家之言曰：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柄，褒贬百代者也。书法善，则为良史；反是，则为秽史。嘻！此誓占也。《春秋》之书法，非所以褒贬也。夫古人往矣，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孔子岂其为惮烦，而一一取而褒贬之？《春秋》 之作，孔子所以改制而自发表其政见也，生于言论不自由时代，政见不可以直接发表，故为之符号标识焉以代之。书尹氏卒，非贬尹氏也，借尹氏以识世卿也。书仲孙忌帅师围运，非贬仲孙忌也，借仲孙忌以识二名也。此等符号标识，后世谓之书法。惟《春秋》可以有书法。《春秋》，经也，非史也，明义也，非记事也。使《春秋》而史也，而记事也，则天下不完全、无条理之史，孰有过于《春秋》者乎？后人初不解《春秋》之为何物，胸中曾无一主义，撅拾一二断烂朝报，而规规然学《春秋》 ，天下之不自量，孰此甚也！吾敢断言曰：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书法，无《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书法。问者曰：书法以明功罪，别君子小人，亦使后人有所鉴焉，子何绝之甚？曰：是固然也，以然，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故善为史者，心无暇龂龂焉褒贬一二人，亦决不肯龂龂焉褒贬一二人。何也？褒贬一二人，是专科功罪于此一二人，而为众人卸其责任也。上之启袅雄私天下之心，下之堕齐民尊人格之念，非史家所宜出也。吾以为一民族之进化堕落，其原因决不在一二人。以为可褒则宜俱褒，以为可贬则宜俱贬。而中国史家，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团体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群治所以终不进也。吾非谓书法褒贬之必可厌，吾特厌夫作史者以为舍书法褒贬外，无天职无能事也。今之谈国事者，辄日恨某枢臣病国，恨某疆臣殃民。推其意，若以为但能屏逐此一二人，而吾国之治即可与欧美最文明国相等者然，此实为旧史家谬说所迷也。吾见夫今日举国之官吏士民，其见识与彼一二人者相伯仲也，其意气相伯仲也，其道德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先有无量数病国殃民之人物，而彼一二人乃乘时而出焉，偶为其同类之代表而已。一二人之代表去，而百千万亿之代表者，方且比肩而立，接踵而来，不植其本，不清其源，而惟视进退于一二人，其有济乎？其无济乎？乃举国之人，莫或自讥自贬，而惟讥贬以一二人，吾不能不为一二人呼冤也。史者也，求有益于群治也，以此为天职为能事，问能于群治有丝毫之影响焉否也。且旧史家所谓功罪善恶，亦何足以为功罪善恶？其所纪载，不外君主与其臣妾交涉之事。大率一切行谊，有利于时君者，则谓之功，谓之善，反是者则谓之罪，谓之恶。其最所表彰者，则列节之臣也，其最所痛绝者，叛逆及事二姓者也，夫君子何尝不贵死节？虽然，古人亦有言，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苟不己死而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若是乎，死节之所以可贵者，在死国，非在死君也。试观二十四史所谓忠臣，其能合此资格者几何人也。事二姓者，一奴隶之不足，而再奴隶焉，其无廉耻不待论也。虽然，亦有辩焉：使其有救天下之志，而欲凭借以行其道也，则佛肸召而子欲往矣，公山召而子欲往矣。伊尹且五就汤而五就桀矣，未见其足以为圣人病也。苟不尔者，则持禄保位富贵骄人以终身于一姓之朝，安用此斗量车载之忠臣为也！《纲目》书莽大夫扬雄死，后世言书法者所最津津乐道也。吾以为扬雄之为人，自无足取耳，若其人格之价值，固不得以事莽不事莽为优劣也。新莽之治，与季汉之治，则何择焉？等是民贼也，而必大为鸿沟以划之曰：事此贼者忠义也，事彼贼者奸佞也，吾不知其何据也。雄之在汉，未尝得政，未尝立朝，即以旧史家之论理律之，其视魏征之事唐，罪固可未减焉矣。而雄独蒙此大不韪之名，岂有他哉？李世民幸而王莽不幸，故魏征幸而扬雄不幸而己。吾非欲为懁薄卑靡之扬雄讼冤，顾吾见夫操斧钺权之最有名者，其衡量人物之论据，不过如是，吾有以见史家之于人群渺不相涉也。至于叛逆云者，吾不知泗上之亭长，何以异于渔阳之戍卒；晋阳之唐公，何以异于宸濠之亲藩；陈桥之检点，何以异于离石之校尉。乃一则夷三族而复被大憝之名，一则履九五而遂享神圣之号，天下岂有正义哉！惟权力是视而已。其间稍有公论者，则犯颜死谏之臣时或表彰之是已。虽然，然所谓敢谏者，亦大率为一姓私事十之九，而为国民公义者十之一。即有一二，而史家之表彰之者，亦必不能如是其力也。嘻！吾知其故矣。霸者之所最欲者，则臣妾之为之死节也。其次则匡正其子孙之失德而保其作也。所最恶者，臣妾之背之而事他人也。其尤甚者，则发难而与己为敌也。故其一赏一罚，皆以此为衡。汉高岂有德于雍齿而封之？岂有感于丁公而杀之？所谓为人妇则欲其和我，为我妇则欲其为我詈人耳。而彼等又知夫人类有尚名誉之性质，仅以及身之赏罚而不足以惩劝也，于是鼎革之后，辄命其臣妾修前代之史，持此衡准以赏罚前代之人，固以示彼群臣群妾曰：尔其效此，尔其毋效彼。此霸者最险最黠之术也。当崇祯、顺治之交，使无一洪承畴，则本朝何以有今日？使多一史可法，则本朝又何以有今日？而洪则为《国史·贰臣传》之首，史则为《明史·忠烈传》之魁矣。夫以此两途判别洪、史之人格，夫谁曰不宜？顾吾独不许夫霸者之利用此以自固而愚民也。问二干年来史家之书法，其有一字非为霸者效死力乎？无有也。霸者固有所为而为之，吾无责焉，独不解乎以名山大业自期者，果何德于彼，而必以全力为之拥护？也故使克林威尔生于中国，吾知其必与赵高、董卓同诉；使梅特涅生于中国，吾知其必与武乡、汾阳齐名。何也？中国史家书法之性质则然也。吾非谓史之可以废书法，顾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而必不可妄学《春秋》，侈衮钺于一字二字之间，使之后读者，加注释数千言，犹不能识其命意之所在。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吾侪宜尔，吾侪宜毋尔。而必不可专奖励一姓之家奴走狗，与夫一二矫情畸行，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君不读龙门《史记》乎，史公虽非作史之极轨，至其为中国史家之鼻祖，尽人所同认矣。《史记》之书法也，岂尝有如庐陵之《新五代史》，晦庵之《通鉴纲目》，咬文嚼字，矜愚饰智，龂龂于绍小功之察而问无齿决者哉！论纪年或问新史氏曰：子之驳正统论，辩矣。虽然，昔之史家说正统者，其意非必皆如吾子所云云也。盖凡史必有纪年，而纪年必借王者之年号，因不得不以一为主，而以余为闰也。司马温公尝自言之矣（《资治通鉴》卷六十九）。新史氏曰：审如是也，则吾将更与子论纪年。纪年者何义也？时也者，过而不留者也。立乎今日以指往日，谓之去年，谓之前年，谓之前三年，前十年，再推而上之，则词穷矣。言者既凌乱而难为之名，听者亦瞀惑而莫知所指矣。然人生在世，则已阅数十寒暑，其此年与彼年交涉比较之事，不一而足。而人之愈文明者，其脑筋所容之事物愈多，恒喜取数百年数千年以前之事，而记诵之讨论之。然而年也者，过而不留者也，至无定而无可指者也：无定而无可指，则其所欲记之事，皆无所附丽，故不得不为之立一代数之记号，化无定为有定，然后得以从而指名之，于是乎有纪年。凡天地间事物之名号，其根原莫不出于指代，而纪年亦其一端也。凡设记号者，皆将使人脑筋省力也。故记号恒欲其简，不欲其繁。当各国之未相遇也，各自纪年，盖记号必不能暗同，无可如何也。及诸国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共代数记号，各参差不相符，则于人之脑筋甚劳，而于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据其义曰：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后改元。所以齐万而为一，去繁而就简，有精意存焉也（孔子前皆各国各自纪元。详见《纪年公理》）。既明纪年之性质及其公例矣，然则一地之中，而并时有数种纪年，固为不便，百年之内，而纪年之号屡易，其不便亦相等明矣。何也？一则横繁，一则竖繁也。是故欲去繁而就简者，必不可不合横竖而皆一之。今吾国史家之必以帝王纪年也，岂不以帝王为一国之最巨物乎哉！然而帝王在位之久，无过六十年者（康熙六十一年，在中国数干年中实独一无二也）。其短者，或五年，或三年，或二年一年乃至半年。加以古代一帝之祚，改元十数，瞀乱繁杂，不可穷诘。故以齐氏《纪元编》所载年号，合正统膺伪计之，不下千余。即专以史家所谓正统者论，计自汉孝武建元（以前无年号），以迄今光绪，二千年何，而为年号者，三百十有六。今试于此三百十六之中，任举其一以质诸学者，虽极淹博者，吾知其不能具对也。于是乎强记纪元，遂为谈史学者一重要之学科，其糜脑筋于无用亦甚矣。试读西史，观其言几千几百年，或言第几世纪，吾一望而知其距今若干年矣。或有译本以中国符号易之，而曰唐某号某年，宋某号某年，则棼然不知其何指矣（译西书而易以中国年号，最为无理。非惟淆乱难记，亦乖名从主人之义。若言中国事而用西历，其谬更不待辩矣）。夫中国人与中国符号相习，宜过于习他国矣，然难若天渊焉者何也？一极简，一极繁也。苟通此义、则帝王纪年之法，其必不可以久行于今日文明繁备之世，复何待言！西人之用耶稣纪元，亦自千四百年以来耳。古代之巴比伦人，以拿玻纳莎王为纪元（在今西历纪元前747年），希腊人初时，以执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年纪之，其后改以和灵之大祭为纪元（当纪元前767年）。罗马人以罗马府初建之年为纪元（当纪元前753年）。回教国民以教祖摩哈麦德避难之年为纪元（当纪元前622年）。犹太人以《旧约· 创世记》所言世界开辟为纪元（当纪元前3761年），自耶稣立教以后，教会以耶稣流血之年为纪元。至第六世纪，罗马一教士，倡议改用耶稣降生为纪元，至今世界用之者过半。此泰西纪年之符号逐渐改良，由繁杂而趋于简便之大略也。要之，苟非在极野蛮时代，断无以一帝一号为纪年者，有之，其惟亚洲中之中国、朝鲜、日本诸国而已（日本近亦以神武天皇开国为纪元）。曰：然则中国当以何纪？曰：昔上海强学会之初开也，大书孔子卒后二千四百七十三年。当时会中一二俗士，闻之舌挢汗下色变，曰：是不奉今王正朔也，是学耶稣也。而不知此实太史之例也。《史记》于《老子列传》大书孔子卒后二百七十五年，而其余各国世家，皆书孔子卒，此史公开万世纪元之定法也。近经学者讨论，谓当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纪，不如以孔于生纪。至今各报馆用之者既数家，达人著书，亦往往采用。此号殆将易天下矣。用此为纪，厥有四善：符号简，记忆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贼，纷争正闰，二也。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孔子以后，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者，则用西历纪元前之例，逆而数之，其事不多，不足为病，四也。有此四者，则孔子纪元，殆可以侯诸百世而不惑矣。或以黄族鼻祖之故，欲以黄帝纪；或以孔子大同托始故，欲以帝尧纪；或以中国开辟于夏后故，欲以大禹纪；或以中国一统于秦故，欲以秦纪。要皆以事理有所窒，于公义无所取，故皆不足置辩；然则以孔子生纪元，殆后之作史者所宜同认矣。纪元之必当变也，非以正统闰统之辩而始然也。然纪元既不以帝号，则史家之争正统者，其更无说以自文矣。不然，以新莽之昏虐，武后之淫暴，而作史者势不能不以其始建国、天凤、地皇、光宅、垂拱、永昌、天授、长寿、延载、天册、登封、神功、圣历、久视、长安等年号，厕之于建元之下，光绪之上，其为我国史污点也，不亦甚乎！况污点国史者，又岂直新莽、武后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