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编辑杜威博士這一次在北京有兩種公開的長期講演：一種是“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一種是“教育哲學”。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學是不用特別介紹的了。我現在且說幾句話，介紹他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
杜威先生這一派的實驗主義，心理學一方面有詹姆士以來的新心理學，名學一方面有杜威和失勒諸人的名學；人生哲學一方面有杜威與突夫茨（Tufts）諸人的人生哲學；教育一方面更不用說了，獨有政治哲學一方面至今還不曾有系統的大著作出世。英國的華拉士（Wallas），美國的拉斯基（Laski）李孛曼（Lippmann）諸人的政治學說都是受了實驗主義的影響的，但是我們至今還不曾有一部正式的“實驗主義的政治哲學”。所以今年杜威先生同我商量講演題目時，我就提出這個題目，希望他借這個機會做出一部代表實驗主義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他很贊成我這個意思，故有這十六次的長期講演。這是杜威先生第次正式發表他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我很希望中國的讀者不要錯過這個很難得的杋會。杜威先生的講演是我翻譯的，是我的朋友高一涵筆記的。這一次所登，都是一涵的記稿。杜威先生現在正要把他的原稿修改成一部書，書成時我要譯成漢文。將來那部書的英文中文可以同時出世。這一次所登載，已經一道口譯，又經一道筆述，一定有許多不很恰當的地方。這是一涵和我都要請讀者原諒的。
八年十一月胡適
（一）
编辑我這回講演的題目是《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換一句話說，就是關於人類共同生活的學說。學說發生本是很遲的，是先有制度然後才有學說，不是先有學說然後才有制度。譬如吃飯，先會消化然後才有生理衛生等學說，譬如說話，先有言語然後才有文法學，修辭學，名學。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也是這樣。人類先有社會的生活，風俗，習慣，遺傳下來，然後才有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發生，所以可斷定思想發生必定在制度習俗成立之後。
人類有一種天性，遇到需要的時候，自然會有一種動作，去應付這種需要。如餓了自然會吃飯，疲了自然會睡黨。最初因為遇到一種特別的事件，發生一種動作，久而久之，養成習慣，自然會照樣做去。也沒有人要問為什麽有這個制度？為什麽要這樣做不要那樣做？如果有人問他，他就說大家這樣做，祖宗傳下來是這樣做，單照習慣做事，並用不著學理的解釋。不但他們不願去問，並且最討厭人家問他。有許多誌士對於現行制度習俗發生疑問，被當時大家仇視，把性命送掉的，歷史上常常看見。最重要的就是希臘的蘇格拉底（Socrates），因為他歡喜問這個為什麽，那個為什麽？後來人家討厭他，說他妖言惑眾，煽動青年，所以把他毒死——這就是最初社會不歡喜學理的證據。照這樣看來，思想既是一種可惡的討厭的東西，大家應該跟著制度習俗走就是，如何還有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發生呢？大概思想發生，必定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平常的人多不肯用思，只願隨便做去，譬如吃飯走路，都是用不著想的，若遇到困難，如走路走不通了，或者距離太遠，還是坐馬車呢？還是坐汽車呢？到這個時候才有問題發生，到了發生問題，才不能不發生思想。人類對社會政治也是這樣。最初的制度習俗，到了不中用的時候，才去研究到底為什麽不中用？既然不中用了，到底有什麽方法補救沒有？所以思想發生必定在社會制度不中用和有病的時候，社會有病，才有社會哲學發生，政治有病，才有政治哲學發生。
從歷史上看來，人如果沒有病，一定不會發生醫學解剖學的。醫學和解剖學發生，都是因為人有了傷，染了病，逼著人不能不研究為什麽有病？為什麽要死？想一想看有法子救沒有？到這個時候，醫學和解剖學等才會發生。社會政治也是如此。社會的生活有了病了，不得不去研究研究，看這種病根到底在什麽地方？到底要想出什麽補救的方法？這樣一來，所以才有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發生。
我們且看一看歷史，無論東洋西洋，學說發生的原因大概都是從社會紛亂不安而起的。譬如希臘古代，社會政治起很大的動搖，所以才有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的哲學出現。如果我的觀察不錯，那麽中國的學說發生也應該如此。老子孔子也生在中國社會政治紛亂的時代，因為社會不安寧，所以才有老子孔子兩派的哲學發生。
以上講的是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發生的原因，現在再講學說發生以後，對於社會和政治制度上有什麽影響。學說發生既然在社會有病的時候，那麽學說的用處，還是僅僅說明病狀？還是真能治病呢？譬如醫學，只是空說病狀的脈案，還是真能治病的藥方呢？又如蒸汽只是鳴鳴的放氣，還是能鼓動各種機的動力呢？這個問題就是“學理在實際上有什麽影響”？就是“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在社會和政治的實際上有什麽用處”？
關於這個問題大概有兩個極端的學說，相互爭論：
（1）是極端的理想派，這派哲學家極端偏重理想，他們說無論什麽東西都由學理發生的。因為他們極端崇拜理想，所以把非智識方面的種種勢力看輕了。所以這一派的斷語，就是一切制度習慣，都是學說的結果。依他們的眼光看來，這回歐洲的大戰，完全是兩種思想學說互相沖突的結果。至於物質方面的影響他們是不大承認的。
（2）是極端的唯物派，這派哲學家說理想是果不是因，是由別的東西發生的，並不能發生的別的東西，這回歐戰全是物質生活沖突的結果。他們以為世界上大事不外爭生活上的種種利益，不但說政治和經濟是這樣，就連美術也是由生活發生的。依這派唯物歷史觀的眼光看來，這回歐戰可以完全作經濟競爭解釋，不是學理上的沖突，完全是物質上的沖突。德國在歐戰以前，國內的出產已超過一定的程度，所以不能不找出銷路，向海外發展。英國方面的經濟發展，全靠海上貿易，德國要爭海上的利權，劈頭就和英國海上利權相沖突，所以這次歐戰可說完全是物質競爭的結果。
照他們的眼光看來，英德兩國開戰並不是理想的沖突，說理想沖突都是假的，都是拿出好名詞欺騙小百姓的。德國資本家軍閥派要想利用德國的小百姓，故意提出幾個哄人的名詞，如“文化”“法律”“服從”等，來號召一般人民，協約國方面也提出什麽“自由”“正義”“人道”等好聽的名字，叫許多人民替他們送死。這都是資本家和軍閥派作偽騙人的手段，撿幾個動聽的名詞，做他們保全自己物質上利益的工具，那裏真有什麽理想的沖突呢
我提出這兩派極端相反的學說，並不是想批評它，不過想引起人家研究，知道社會和政治的哲學在人生實際上到底有什麽影響罷了。現在我也用不著和這兩派辯論，姑且提出第三派的學說來。
這第三派學說，說思想學理起初都是事實的結果，並不是事實的原因，不過發生之後，和事實合在一起又可變成別種事實的原因。思想本是遇到困難才發生的，發生之後，於文化上制度上總要生出變遷的。思想無形的傳播出去，傳到人的身上去，就把人變得和從前不同，所以思想發生以後，他的影響可以傳到人生行為品性習慣上去。英法德三國哲學，如果從抽象上說，並沒有什麽意思，若從實際上看來，因為三國的哲學不同，所以在人生日用上發生的行為品性也不同了。我們如知道思想怎樣影響於人生的行動，就可知道思想有什麽效果。既然知道思想可以影響人生行動，那麽那種思想是好的，那種是壞的，正是我們應該討論的。
思想學理的第一個功用：就是把本來暫時的變成永久的，本來變動的變凝固的，比方有一件東西，若沒有學理的補助，不久就會消滅了，若是得了學理的補助，把他變做抽象的學說和主義，這件東西便可以固定，便可以永遠存在。但是這種效果是很危險的。從歷史上看來，如天主教徒把亞裏土多德的學說拿來做他們的正宗哲學，這就是一個例。為什麽天主教徒要把非天主教的學說拿來做正宗哲學呢？就因為他們知道學理的作用可以把不凝固的東西凝固起來，一旦凝固起來，得了學理的保障，就可以永遠不朽。這個例在中國更是顯而易見的。有許多制度因為有孔子的學說替他們作保障，所以幾千年都不容易改變，可見得學理的功用實在有點可怕。
思想學理的第二個功用：就是能在危急的時候，維持一般人心，叫他們拼著生命財產不要，去做很重大的事體，譬如這回歐戰用幾個“公理”“正義”“人道”等好聽的名詞，就可轟動無數的人民拼命去打仗。就依極端唯物派的見解，承認這些名詞是資本階級用來騙人的，他們既然承認好聽的名詞可以號召人民，就是他們承認人類的行為不單受物質的影響，也還受許多學理的影響。所以到了危急的時候，只有幾個抽象的名詞可以轟動一世，連那金錢勢力也都喪失作用了，這還不是學理的功用嗎？
以上說的理想兩種功用，是很普通的。是很顯而易見的，不但好的思想可以發生影響，就是壞的思想盡職盡責可以發生影響的，並連那迷信幻想也都可以發生效果的。現在我們且討論學理怎樣發生影響和現在的時代是否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
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的派別，大概和人類性質的區別一樣，簡單來說，可分兩派，人類性質有急進保守兩種，理想也有急進保守兩派。
（1）根本解決派 這派人的思想總不滿意於現在的社會制度，一味的批評，說這個也不好，那個也不好，一方面攻擊現行制度，一方面設一個理想中的“鳥托邦”。對於現在制度不想逐漸改良，只想根本推倒。必定要把現在所有的制度一齊拿來根本推翻，另外建設一個“烏托邦”，才可以稱心稱意。
這派人對於現在制度，完全不睬，只想有一個超出現在的社會政治。他們的學說全是破壞的，不是建設的。照學說發生的次序看來，激進一派往往在在先，保守一派往往在後。例如希臘，先有柏拉圖，後來亞裏士多德。柏氏所著的《共和國》，完全和當時社會所斷絕關系，憑他一人的理想，想出一個共產共妻的烏托邦。有這種根本破壞論在先，才有亞氏保守論在後。中國也是這樣，先有老子破壞的學說，然後才有孔子保守的學說。
因為這派人不承認現代制度，要求理想的制度，所以特別註重個人，註重我的良知。以為如果個人到了明心見性的地步，就可以做人生的監督，可以組成理想的“烏托邦”。
（2）保持現制派 這派人的思想也是不滿意於現行制度，但他們以為制度原來是有道理的，後人不照著他原來的意思做去，所以才變壞了。比方政府本是一件好東西，政府原來的意思本不壞，所以壞者，不過是執政的人不照著原來的意思做罷了。因為抱這種觀念，所以只要找出制度原來的意思，並不必把所有的制度根本推到。希臘的亞裏土多德就屬於這一派，他以為理想就在這社會制度之中，不要離開社會去找“烏托邦”。法國革命以前，所有的思想大概多是激進的，多是想把現行制度根本推翻的，到了十九世紀拿破侖失敗後，又起了一層反動，漸漸趨於保持現行制度一邊。孔子也是這樣，他以為制度都有個理想的標準，我們只要照那理想的標準做去就夠了，用不著根本推翻的。
以上所說的兩派，第一派總相信自己，註重個人的理想，自已以為是就是，自已以為非就非。第二派對於個人不相相信，以為個人的知識很容易錯誤，只有前言往行是很可靠的。一是不承認現在的制度，只想創造理想的制度，一是承認現在制度，只想找出他原來的真意，一靠自己，一靠古人，一註重個人的反省，一註重考察研究，這兩種思想的結果，於社會政治上都發生種很大的影響。
歷史上雖然有許多學派，但歸總起來不外上說的兩大派。我形容這兩種學說容或有太過的地方，但我的目的，原不在於批評，只想表示社會政治的背景，好引出第三派的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出來。人類有個通弊，不是太過就是不及，不是太偏於激進就是太偏於保守，不是說什麽都是好的，就是說什麽都是不好。幾千年來的人類大概多吃過這種虧的。要知道人類的生活並不是完全推翻現制可以解決，也不是完全保持現制可以解決。人類最需要的是對於事實的判斷力，能判斷在某時間某環境之中，應該找出某種方法來解決某種問題，隨時隨地找出具體的方法來對付具體的問題，這便是第三種哲學。
以上說過的兩派同犯了一個籠統的毛病。一派說現在什麽制度都不好，不怕立刻就要造出一個天堂出來；一派又說現在什麽制度都好，只要照著理想的標準去做就完了。可是因為犯這個籠統的毛病，把具體的問題都拋在九霄雲外去了。
歸總一句話，現在哲學的問題，就是怎樣可使人類的知識智慧可以指揮監督人生的行為？想出什麽工具來應付現在所處的環境？這是第三派社會政治哲學的問題，且待下回再講罷。
（二）
编辑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有個共同的趨勢：就是都想創造社會的科學 —— 關於人生的科學。把從前適用於自然科學的律今，漸漸用到人生社會方面去，拿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社會科學，這便是科學的精神對於人生社會上發生的影響。今天我要講的就是第三派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怎樣受科學精神的影響。
近世科學的起原是先從人生關系很少很遠的地方來的。
最初發現的是天文學，再進一步，便是無生機的物理化學，更近便是有生機的生物學。到了現在才覺得人生社會的問題也許可以拿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所以和人生關系很少很遠的科學，也漸漸和人生接近，科學的方法也漸漸適用到人生社會事件上來了。結果就生出許多關於人生社會的科學，如研究人種起源進化及生活情狀的叫做人類學，研究人類生計的叫做經濟學，研究人生在國家內一切組織的叫做政治學，研究人類信仰的叫做宗教學，研究人類過去的情狀叫做歷史學，研究人類交通意思的工具叫做言語學。這都是用自然科學的律令方法來解釋人生社會事件的社會科學。
剛才所說各種科學，無論他有功效無功效，是成功是失敗，但總有一句話可說：就是自打這些科學發生之後，人類心理上態度上生出一大變遷。從前的人都以為只有自然科學如數學物理化學有天然的律令可說，至於人類的生活最難得有條理有律例的，應當列在科學範圍之外。到了現在大家也覺得人生的事業，心理的活動，也是有條理的有律例可尋，也可以用解釋自然現狀的方法來解釋他，這便是科學發生影響於人生問題的地方。
但是社會科學家雖然發明了許多社會科學，對於社會哲學總是看不起。他們以為哲學是玄想，不是根據事實的不像自然科學有一定的規律，有可憑的事實，這樣空中樓閣的玄想，是很不值得研究的。
我對於社會科學家的見解，原不想去批評的，但有一點我們應該特別註意，就是社會科學的原理通則往往本來是從特別地方特別情形之中找出來的，預備為某時代某種人民應付某種環境的，後來方才被社會科學家推廣出來，要想變成“建諸萬世而不悖”，“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科學律令。我們且拿經濟學做個例，經濟學原是十八九世紀才發展的，他的原理通則都根據西歐一部分地方的經濟狀況，怎樣才能夠出產？怎樣才能夠分配？怎樣才能夠使銷路發達？這都不過是十九世紀歐洲一個地方經濟的情況，不想那些經濟學家拿這種情狀來做成通例，說是古今中外一定不變的經濟原理，說是經濟學中天經地義，全世界都可以適用的！
且就十九世紀經濟學發生的事實說：那時候經濟狀況大概有三種特別的所在
（1）經濟組織是大資本制度，出產很多，銷路很遠。
（2）經濟發展的方法是競爭的，不是互助的。
（3）經濟組織的目的全在發財賺錢，不在圖謀社會公共利益。
那個時候經濟原則都是根據這些事實發生的，發生之後，他們就奉為金科玉律，以為人生經濟的活動一定要照這些定律做去，例如需要供給等律，不論什麽時候什麽地方都可應用，人類只能遵守這些定律，絕不能改造這些定律的。所以後來嘉來爾（Carlyle）辣斯金（Ruskin）諸人很攻擊這種經濟學，說是愁慘的科學，要想把他根本推翻。所以後來才有歷史派經濟學出來，根據歷史的事實，考求歷史的制度，才知道原理原則是根據歷史上特別事實發生的定律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一時一地的特別律今不能推行到各時各處去的。
照歷史家的眼光看來，某種通例是根據某種事實發生的，歷史上的事實是變遷不息的，事實變了，通例也跟著改變。譬如歐洲的國家，當初從市府制度時代漸變到封建制度時代，再從封建制度時代到實業制度時代。市府時代的通例，到封建時代當然不能用了，封建時代的通例，到實業時代當然又成了廢物了。一代有一代的情形，即一代有一代的通例，不能說某種通例是絕對的定律，永遠不能修改的。
我為什麽要提到十九世紀社會科學家種種的見解呢，這裏卻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可分作兩方面說：
（1）消極的方面 在說明社會遠在長近的時代，歷史是人類創造的，正在天天進行。我們應該拿哲學來幫助解釋現狀，應該拿思想來指導現狀。自然科學全是物觀的，只能描寫記載自然現象，即不能拿理想去指揮他改變他。至於社會科學不是僅僅描寫記載便能了事，必定要有思想的理解來指導他，所以不能不帶一點玄想。
2）積極的方面 社會科學發生以後，人類的心理態度都生出一大變遷，也把人類的活動看作有法則有條理的，不當作一種紊亂無紀的東西。社會科學能把科學的精神介紹到社會哲學上來，使那種空中樓閣的哲學也降下來和人類生活接近。因為如此，所以發生幾種影響：a、註重事實，不去空想，b、求出證據，不尚武斷，c、把絕對的態度變作試驗的態度，d、把一切定律都看作假設，不看作天經地義。所以自從有了社會科學以後，社會的哲學也變作帶科學精神哲學了。
第二層意思，是說自從科學精神介紹到社會哲學裏邊去之後，因而發生第三派哲學。這派哲學有三個重要的特點：
（1）註重實驗 從前的學說都是理想的，守舊的，自己成一個世界，不欲根據事實。這第三派的哲學處處想拿應用的結果來證明學理的功效，試驗他到底是真是假。試驗有效，就拿這種學理來指揮人類的行為。
（2）註重個體的研究 從前的哲學家不是完全推翻現制，就是完全保持現制。這第三派的哲學不說這樣，籠統的話，只註意個體，研究特別情形，絕不承認有包醫百病的藥方和百世不易的定理。
（3）註重隨時補救的知識這派哲學的目的不在完全改革，也不在完全保守，只想養成知識能力，隨時隨地補救特種毛病，解決特種問題。
科學本分為兩種：（A）純粹科學；（B）應用科學。純粹科學是專說明事實的，事實是怎樣，就該怎樣說，一點不能加人人的意誌欲望的。應用科學是純粹科學的律例應用到人的意誌欲望上去，不但可以加入人的意誌欲望，並且要用學理幫助來滿足人的意誌欲望，使人的意誌欲望不受痛苦，不朝邪路上去。
純粹科學只能拿旁觀的態度來研究事實，譬如研究天文學，看月圓月缺，月出月落，只能說明圓缺出落的道理，不能加入人的意誌欲望，叫月亮不要缺只要圓，不要落只要出，應用科學便不然。因為我們就是這種科學中一分子不是和我們不相於的，所以要拿主觀的興趣來研究它，不能純取旁觀的態度。譬如講醫學，醫生自己也是所研究的一部份，怎樣治病是學理，要活不要死是人的意誌欲望，必定要滿足這種意誌欲望，才算達到目的，才算學理成立。講社會科學也要這樣，必定要定個方向，叫它朝這個方向走，是要它怎樣便怎樣，不能隨它怎樣便怎樣。社會科學都是應用科學，所有的學理應該可以幫助人生行為，指導人生方向，使達到人生希望的目的。這便是工具主義的態度，便是實驗的態度。
社會的哲學不是純粹科學，乃是應用科學，所以不單是說明事實的現象就算了事，必定達到一定的目的才是。
譬如經濟學不單是說明經濟現狀就算完事，必定要從經濟現狀中找出一個方向，叫人照這方向走去，得到最大最多的幸福。譬如政治學，也不是單記載政治現狀就算完事，必定要想出醫治現狀的方法，找出修補現狀的工具，使大家得到安寧幸福才對。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等都是一種技術，所以必定要社會哲學來指導他們，批評他們，告訴他們那種是好的，那種是壞的，這便是社會哲學和社會科學的關系。
技術本來有許多種，有好的，有壞的，所以必定要選擇。就拿醫學做個例，醫學也有兩種：一是畫符念咒的，用手術幻術的；一是用科學的解剖，化學的應用，幫助他的技術，使人得到健康的。社會科學也是這樣。譬如政治學，從前的時候，沒有學理指導人類種種行為，所以萬事都聽天由命，全看所碰的機會如何，有了好皇帝、好長官政治就好，不然就不好，這都是沒有科學的知識、科學的方法來指導他們行為的原故。人類行為如果想不靠天，不靠運氣，不靠機會，必定要有一種科學的智慧知識來指揮引導才成。
我們為什麽要把社會哲學當作科學來研究呢？這裏卻有兩層意思
（一）現在文化進到了這樣地步，交通也便利，調查也容易，又沒有一個地方一種民族未發現的，要想調查觀察各種社會政治的情形，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倘再不用作科學研究，拿研究的結果來指導人類行為，設偶然有一事發生，也許把幾千年辛辛苦苦創造出來的文化一齊推翻了。我們要想免除人類的危險，所以不能不作科學研究，利用可能的機會，把它研究出來，做指導人類行為的工具。
（二）社會哲學的方法，從前是籠統的，抽象的，理想的，或想出一個籠統的名詞，如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是籠統說政府無用，就是籠統說政府有用，不然就籠統說私有財產制是怎樣壞。現在社會哲學的方法便不同了，研究個體，研究特別事實，註意個體和通則的關系，想怎樣從個體中找出通則，怎樣使這通則適用到個體上去？說那些籠統不分，囫圇吞棗的話，不是現在的哲學家，現在的哲學家是要從個體上做分別研究苦工的。
這都是我們所以要把社會哲學當作科學研究的原因，再舉出幾個例，說一說抽象的、籠統的、理想的毛病。
譬如鐵路工程，我們要想造鐵路，不能定下一個抽象的理想的路線，必定要分別研究，看河流地勢山脈的情形怎樣，看出產的貨物怎樣，看貨物的銷場在什麽地方，然後才可以決定路線，應該從什麽地方到什麽地方。設若定下個抽象的路線，沒有山也要開山洞，沒有水也要架鐵橋，豈不是白費氣力嗎？
再從歐洲思想史上舉出一個例來講，當十七世紀時代，歐洲各國都是連年擾亂，不是宗教戰爭，便是異族戰爭，不然便是爭王奪霸的戰爭。因為當時政治情形，四分五裂，所以發現一種需要。需要什麽？就是統一的國家，要想造出一個統一的國家，所以把主權法律秩序種種觀念講得異常的尊嚴，所以十七世紀歐洲政治學說，大概都註重國家主權法律秩序。提倡這些學說的人，以為凡是國家都是這樣，這種籠統的理論出來，就養成了崇拜國家主權法律秩序種種習慣，甚至到了二十世紀還受這種影響，收了很不好的效果。我們要知道，國家主權法律秩序的極端推重都是十七世紀特別需要的東西，我們把他拿來到別的時候別的地方當做“萬應錠”、“百效膏”用，當然生出許多不好的結果。
到了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期，蒸汽發明，機器漸漸出來代替人工，於是生計的狀況，生出一大變遷。變遷的結果，有許多法律都不適用了，比如幹涉的政策，最妨礙實業發展，於是才有極端放任的學說發生，主張縮減國家權力，讓個人去自由發展。這也不過是反對一時的現狀，並不是天經地義，後來也成了籠統的理論，結果便使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被資本家利用，只看見有錢有勢的人競爭，把那些無錢無勢的勞動家都壓到第四層社會去了。可見得離開當時的環境，把救濟一時的方法，拿來做百年大計，是最危險的一樁事。
所以第三派哲學不像從前的哲學對於現行制度不是總攻擊，便是總辯護，知道用力去辯護攻擊，不如用力造成進步的觀念。這種進步，不是自然的進步，也不是籠統的進步，是今天一點，明天一點，從各方面各個體進步的，是拿人力補救它，修正它，幫助它，使它一步一步朝前去。所以進化是零賣的，不是批發的，是雜湊的，不是整包的。
現在世界有許多野心家，高談闊論，一張口就說要改造社會，我想改造社會絕不是一件籠統的事，絕不是一筆批發的貨，是要零零碎碎做成功的。中國常有人問我：“改造社會應當從何處下手？”我的答案必說應該從一事一事上下手，如家庭、學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沒有一處不應改的，在這個時候，大家只有各做各的事，那種籠統的議論最容易被人利用，是沒有用的。社會上的事不能開口就說全對，或開口就說全不對，要知道進化不是忽然打天上掉下來的，是零零碎碎東一塊西一塊集合湊攏起來的。
因為各方面問題太多，太復雜，常常不易下手，即下手也容易生出許多錯誤，所以必須研究個體，把一件一件的事體分析出來，然後一件一件的做去，才能免掉錯誤。
今天聽講的大概多是學生，學生應該格外知道這個道理。世間零碎事體可以幫助做的很多，做零碎的事初看很覺得不能滿足我們的理想，但是各方面如果都以個人的能力知識來幫助做各種事體，到了結果那一天，也許做到我們理想中的大改革。若是先從理想做起，恐怕終久不能達這個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