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會要/卷008

郊禮配位

洪武元年十一月庚子、冬至，始祀上帝於圜丘。有司議配祀，太祖謙讓不許，親為文告太廟曰：“厯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有未就，政治有關失；去年上天垂戒，有声東南，雷火焚舟、击殿吻，恐無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惟祖，神與天通；上帝有問，願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惡無隱。候南郊竣事，臣率百司恭詣廟庭，告成大禮，以共享上帝之錫福。”(《禮志》。 )

二年五月癸卯，夏至，将祀方丘，羣臣復請。太祖執不允，曰：“俟慶陽平，議之。”八月，慶陽平。十一月乙巳，冬至，羣臣復固請。乃奉仁祖配天於圜丘，(同上。 )

三年五月戊申，祀地於方丘，以仁祖配。

建文元年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配。(已上《本紀》。 )

洪熙元年正月敕曰：“太祖受命上天，肈興皇業。太宗中興宗社，再奠寰區。聖德神功，咸配天地。朕崇敬祖考，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配祀。仍著典章，垂範萬世。”(《通典》。 )

嘉靖九年，給事中夏言上疏言：“太祖、太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當之。”禮臣集議，謂：“二祖配享百有余年，不宜一旦轻改。”帝降敕諭，欲於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祈穀，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閣臣以二祖分配，於義未協；且錄仁宗所撰諭並《告廟文》以進。帝復命集議於東閣。皆以為太廟之祀，列聖昭穆相向，無嫌並列。況太祖、太宗功行並隆，圜丘、大祀殿所祀，均之為天，則配天之祖不宜闕一。臣等竊議，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宜二祖並配。帝終以並配非禮，諭閣臣講求。璁等言：“古者、郊與明堂異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禮行於報，而太宗不與；孟春，禮行於祈，而太祖不與。心實有所不安。”帝復報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報天之祀，止當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豈不可配天？但开天立極，本高皇帝肈之耳！如周之王業，武王實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當時未聞爭辨功德也。”因命寢其議。已而言復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為二，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致唐宋变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望斷自宸衷，依前敕旨。”報曰：“禮臣前引太廟不嫌一堂。夫配帝與享先不同，此說無當。”仍命申議。张璁入言：“郊祀之議，聖見已決，獨臣不忍無言。皇上信以並配之說盡古禮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穀又非大享之禮，則未免有失於古也。皇上信以並配之說非今宜乎？太祖百有余年之神座，豈忍言撤；文皇百有余年配天之報，豈忍言廢，則又未免有失於今也。竊以天地分祀，宜從古禮，彰我皇上善繼善述之孝。祖宗並配，宜從今制，彰我皇上不愆不忘之心。”疏入，帝乃責璁前後变志，非忠爱之道。於是禮臣復上議：“南北郊雖曰祖制，實今日所創。請如聖諭，俱奉太祖獨配。至大祀殿則太宗所創，今乃不得侑享於中，竊恐太宗之心有所未安。宜仍奉二祖並配。既復古禮，又存祖制，禮意人情，两不為失。”遂依拟行之。(《實錄》、《禮志》。 )

萬厯三年，张居正進《郊禮图册》云：“自洪武初，奉仁祖配向配享；建文初，更奉太祖配享；洪熙元年，奉太祖太宗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圜丘方澤，分祀天地，俱止奉太祖一位配享，而罷太宗之配。其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舉行祈穀，奉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启蛰日行祈穀禮於圜丘，仍止奉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九月，詔舉明堂大饗禮於大内之元極寶殿，奉獻皇帝配享。隆慶元年，詔罷明堂配享。”(《通典》。 )

祈穀

嘉靖十年正月辛卯，祈穀於大祀殿，奉太祖、太宗配。(《本紀》。 )

明初，未行祈穀之典。世宗欲更定二祖分配禮，因諸臣固請，乃許於大祀殿祈穀，奉二祖配。至是，始以上辛日舉行。禮畢，帝心以為未當，諭张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並配，決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穀，只奉太祖配，”寻親制祝文，更定儀注，改用惊蛰節。禮視大祀少殺，不設從壇，不燔柴，著為定典。(《三編》。 )

十一年正月辛未，祈穀於圜丘。始命武定侯郭勋摄事。(《本紀》。 )

給事中叶洪言：“祈穀、大報，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無不親郊。成化弘治間，或有故，宁展至三月。盖以郊祀禮重，不宜摄以人臣。請俟聖躬痊，改卜吉日行禮。”不從。(《禮志》。 )

《文彬》按：世宗釐正祀典，皆能折衷於古。顧郊祀更定後，三十余年間，祀南郊者七祀方澤者一；議行祈穀大饗諸典，仅初舉時一躬親，以後皆遣代。所為纷纷制作，徒崇虛文以饰观瞻而已。

十八年二月丁未，祈穀於元極寶殿，不奉配，遂為定制。(《禮志》。 )

隆慶元年正月，禮臣言：“先農親祭，遂耕田，即祈穀遗意。今二祀並行於春，未免煩數。且元極寶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罷祈穀，止先農壇行事。”從之。(同上。 )

崇祯十四年正月辛巳，祈穀於南郊。(《本紀》。 ) 十五年正月，行祈穀禮。上辛即在朔日，辛未，禮部以朝贺不便，疏請改十一日辛巳為中辛。得旨：“改中辛日行禮。”(《五禮通考》。 ）

大雩(禱雨附。 )

明初，凡水旱灾伤及非常变異，或躬禱，或露告於宫中，或於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廟陵寢及社稷山，無常儀。

洪武二年，太祖以春久不雨，祈告諸神祇，中設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凡五，帝親行禮。(已上《禮志》。 )

三年六月戊午朔，以久旱禱雨，互服草履，徒步至山種壇露宿，凡三日。(《本紀》。 )

七年五月，大雩。(《吾学編》。 )

宣德八年六月乙酉，禱雨不應，作《閔旱詩》示羣臣。

景泰六年五月己巳，禱雨於南郊。成化六年二月丁丑，禱雨於郊壇。

八年四月、旱，遣使禱於郊社、山川、淮瀆、東海之神。(已上《本紀》。 )

弘治十七年五月，畿内山東久旱，遣官祭告天壽山；分命各巡抚祭告北嶽、北鎮、東嶽、東鎮、大海。

嘉靖八年，帝諭禮部：“去冬少雪；當春，雨澤不降；當親祭南郊、社稷、山川。”尚书方獻夫等具上儀注。二月，親禱南郊，山川同日，社稷用次日；不除道。冠服浅色，羣臣同。文五品、武四品以上，於大祀門外；余官於南天門外；就班陪祀。

九年，帝欲於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禮。夏言請筑雩壇。每風孟春祈穀後，雨時若，則雩祭遣官摄行；如雨澤愆期，則躬行禱祝。

十一年，乃建雩壇於圜丘壇外泰元門之東，風旱則禱，奉太祖配。(已上《明會典》。 )

十二年，夏言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乐正習《盛乐》、舞《皇舞》；盖假声容之和，以宣阴陽之气。請於三獻禮成之後，九奏乐止之時，乐奏《雲門之舞》。仍命儒臣括《雲汉詩》词，制《雲門》一曲，使文、武舞士並舞而合歌之。”(《禮志》。 )

十七年四月，大雩。時将躬禱郊壇，帝諭禮部：“禱雨乃修省事，不用全儀，不奉祖配。”(《實錄》。 )

二十二年七月丙午，以久旱，親禱雩壇。(《大政记》。 )

二十四年四月丙申，上禱雨於神祇壇。(《實錄》。 )

三十七年五月，大雩。(《大政记》。 )

四十三年四月，大雩，(同上。 )

四十五年六月，親禱雨於凝道雷轩。

萬厯十三年二月，旱。庚午，大雩。三月甲申，大雩。四月丙午，大雩。崇祯元年五月辛巳，禱雨。

四年四月庚戌，禱雨。五月甲戌朔，步禱於南郊。(已上《本紀》。 )

大饗

明初，無明堂祀上帝及配位之制。嘉靖十七年，前扬州府同知丰坊上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為‘宗’，以配上帝。”下禮部會議。尚书嚴嵩言：“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東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饗之禮，即此可行，不必更建。至侑饗之禮，昔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傳以為萬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自汉武迄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至錢公輔、司马光等之議，則主於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論，則宜配文皇；以親親論，則宜配獻皇。至稱‘宗’之禮，則未有稱‘宗’而不太廟者，臣等不敢妄議。”帝降旨：“明堂秋報大禮，宜於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稱‘宗’何為不可？”命再議。户部侍郎唐胄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有聖人之德，制作禮乐，而文王固其父，故引以证聖人之孝，答曾子問而已。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不然，周公輔成王践阼，其禮盖為成王而制，於周公為嚴父，於成王為嚴祖矣。然周公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及康繼成，亦未聞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後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誤《孝經》之義，而违先王之禮。昔有問於宋儒朱熹者，曰：‘周公之後，當以文王配耶？當以時王之父配耶？’朱熹曰：‘祗當以文王配。’又問：‘繼周者如何？’熹曰：‘只以有功之祖配之，後来第為嚴父之說所惑耳！’由此观之，明堂之配，不专於父，明矣。皇上繼統之初，廷臣執為人後之說，於是力正大伦，惟张孚敬席书諸臣。及何渊有建廟之議，陛下嘉答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顧今日乃惑於丰坊之言耶？臣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於禮為宜。若獻皇帝得聖人為之子，不待稱宗議配，而专廟之享，百世不迁矣。”疏入，帝怒，下胄詔狱。嵩乃再會廷臣議，請奉獻皇帝配明堂，而文皇帝配祀於孟春祈穀。帝從獻皇配帝之請，却文皇議不行。已復集文武大臣於東閣，議獻皇帝宜稱“宗”。帝以疏不言“廟”，留中不下，乃設為臣下奏对之词，作《明堂或問》，以示輔臣。大略言：“文皇远祖，不應嚴父之義，宜以父配。稱‘宗’雖無定說，尊親崇上，義所當行。既稱‘宗’則當廟，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具之禮？”帝既排正議，崇私親，心念太宗永無配享，無以谢廷臣，乃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而改稱太宗號成祖。時未建明堂；迫季秋，遂大饗上帝於元極寶殿，奉睿宗配。(《禮志三編》。 )

二十一年四月丙辰，建大饗殿，諭禮部曰：“周之明堂與郊祀並重。曩以季秋享地未定，特祭於元極寶殿，朕心歉焉。兹朕自作制象立為殿，恭存名曰‘泰亨’，用昭寅奉上帝之意。”乃定：歲以秋季大饗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禮如南郊，陈設如祈穀。(《通典》。 )

《通典》云：“明堂之禮，明初未議。及嘉靖中，丰坊首創嚴父配天之說，迎合上意，由是特舉斯禮，追崇所生。元極既配之後，明年幸承天，享帝下於龙飞殿，亦奉獻皇帝配。其後自定規制，更建泰享殿，三年而後成。然大享之禮終未舉行，内殷荐亦止遣官摄事。盖帝之排羣議，崇私親，雖矫强於一時，終有然不自安者。故禮臣敦請，屡諭缓行，非仅耽奉元修，惮乘舆之一出也。先聖所云：‘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不成者，’豈不信哉！”

二十四年八月辛丑，大饗殿成。禮部請行秋享於新殿，上命是秋仍於元極寶殿行禮。自是，歲遣官行之以為常。(同上。 )

隆慶元年，禮臣言：“我朝大饗之禮，自皇考舉行，追崇睿宗以昭嚴父配天之孝。自皇上視之，則睿宗為皇祖，非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義。於是帝從其請，罷大享禮，命元極寶殿仍改欽安殿。(《禮志》。 )

朝日夕月

洪武三年，禮官言：“古者祀日月之禮有六：然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從祀之禮，非正祀也。《大宗伯》：‘肆煩於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观禮》：‘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此因事之祭，非常祀也。惟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秋分，夕月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盖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阴陽之義，春分陽方永，秋分阴气始长，故祭以二分。今宜設壇专祀。朝日壇筑於城東門外，夕月壇筑於城西門外。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則祭於月壇。”從之。(《春明夢餘錄》。 )

七年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是日春分。禮官奏：“朝日禮用己亥。”制曰：“可。”(《典汇》。 )

二十一年二月，增修南郊壇。於大祀殿丹墀内叠石為台四，東西相向，以為日月星辰四壇。其朝日、夕月、星之祭悉罷之。(《通典》。 )

嘉靖九年二月，帝諭张璁曰：“日月照臨，其功甚大。太歲等神歲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從祭，於義未安。當並建東、西郊與南、北郊而四。”遂定春、秋分之祭，如常儀；而建朝日壇於朝陽門外，西向；夕月壇於阜成門外，東向。(《禮志三編》。 )

時改郊壇禮，朝日、夕月等壇玉爵，各用其方之色。因詔求红黄玉於天方、哈密諸國，不可得。有回回館通事撒文秀者言：“二玉產在阿丹，去吐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為雌雄，或自鸣。請如永乐、宣德時，赍重賄往購。”帝從部議，已之。(《外國傳》。 )

十年，夕月壇以鐵炉置於坎上焚燎，不必造燎壇，以稱祭月於坎之義。(《图书編》。 )

二月庚辰，上親祀大明於朝日壇。八月癸未，親祀夜明於夕月壇。(《大政记》。 )

隆慶元年，禮部議定：東郊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車駕親祭。餘歲，遣文大臣摄祭朝日壇，武大臣摄祭夕月壇。(《禮志》。 ) 三年，禮部上朝日儀，言：“正祭遇風雨，則設小次於壇前，駕就小次行禮。其升降奠獻，俱以太常寺執事官代。”制曰：“可。”(《會典》。 ) 天启六年二月己亥，祭日於東郊。(《本紀》。 )

星辰

洪武三年，帝謂中书省臣：“日月皆专壇祭，而星辰乃祭於月壇，非禮也。”禮部拟於城南諸神享祭壇正南向增九間，日月及周天星辰皆於是行禮。朝日、夕月用春、秋分；祭星辰則於天壽節前三日。從之。

四年九月，帝躬祀周天星辰，儀如朝日。二十一年，以星辰既從祀南郊，罷星之祭。 先是元年，太常司奏：請以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為壇於城南。從之。二年，從禮部尚书崔亮奏：每歲聖壽日祭壽星，同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八月望日祀靈星，皆遣官行禮。至三年，罷壽星等祀。(已上《禮志》。 )

太歲風雲雷雨之祀

洪武初，以太歲、風、雷、雨師從祀圜丘，增雲師於風師之次。(《會典》。 )

二年，以太歲風雲雷雨諸神合祀城南，享祀之所，未有壇，非尊神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奏：“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城隍諸神，宜合為一壇，春、秋专祀。”從之。遂定以惊蛰、秋分日祀太歲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嶽瀆諸神。(王圻《续通考》。 )

六年，命天下祀風、雲、雷、雨之神。(《通典》。 )

七年，令春秋上旬择日祭太歲。未几，以諸神從祀南郊，遂省春祭。(《春明夢餘錄》。 ) 嘉靖九年，改定風、雲、雷、雨神牌次序，曰“雲、雨、風、雷”。(《日下舊聞》。 )

十年，何孟春言：“國初，定祭太歲於山川壇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将分祀两庑。或謂‘月将’非經見者；按《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太歲實統四時，而月将四時之候，寒暑行焉。古人有‘時’與‘寒暑’之祭。今祭太歲、月将，則固時與寒暑之神，孰謂非經見耶？”(《春明有夢餘錄》。 )

是年，建太歲壇於正陽門外之西，與天壇对。中、太歲殿；東庑，春、秋月将二壇；西庑，夏、冬月将二壇。帝親祭於拜殿中。每歲孟春享廟、歲暮祭之日，遣官致祭。(《禮志》。 )

十一年，釐正祀典，改叙雲、雨、風、雷祭期。每歲仲春、秋上旬，择日行事，並同社稷儀注。(《通典》。 )

社稷

吴元年八月癸丑，建社稷壇於宫城西南，北向，異壇同。(王圻《续通考》。 )

洪武元年二月戊申，祀社稷；太社以句龙配，太稷以周弃配。是日，上親禮社稷，服皮弁服，省牲祭服，通天冠、绛纱袍，行三獻禮。初，上命中书省、翰林院議創屋備風雨。学士陶安言：“天子太社必受風雨霜露。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建屋非宜。若遇風雨，則請於齋宫望祭。”從之。(《春明夢餘錄》。 )

十二月己丑，颁社稷壇制於天下。郡邑皆建於本城西北，右社、左稷。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禮志》。 )

三年，於社稷壇北建享殿，又北建拜殿五間，以備風雨。(《通典》。 )

十年八月癸丑，太祖以社稷分祭，配祀未當，下禮部議。尚书张筹厯引《禮經》及汉唐以来之制，請改建於午門外之右，社稷共為一壇；罷句龙、弃配位，奉仁祖配享。遂升為大祀。(《紀事本末》，《明史张筹傳》。 )

文彬按：社稷升為大祀，始於唐天寶三载。至於同壇合祭，奉祖配享，自周以来二千余年，未之聞。初，陶安議禮，謂社稷之“社”與郊社之“社”異。社與郊对舉，則天地分祭之本義也。社與稷異名，則社稷異壇之本義也。故据古禮分祀，而以句龙配社，后稷配稷。今张筹迎合上意，改為合祀，改為配祖，說多强為傳會。且既以仁祖配南郊合祭之社，又以配五土之社，混淆無别，於尊祖、親地之道雨失之。此與改天地合祀，同一变禮之过也。

十一年，禮臣言：“太社、稷既同壇合祭，王國、各府、州、縣亦宜同壇，稱國社、國稷之神，不設配位。”詔可。十三年九月，復定制，两壇一如初式。(已上《禮志》。 )

建文元年二月，祀社稷，奉太祖配，撤仁祖位。(《太常紀》。 )

永乐十九年正月，北京社稷壇成，制如南京。奉安神位，遣太孫行事。(《實錄》。 )

洪熙元年二月，祭社、稷，奉太祖、太宗同配，命禮部永為定式。(《通典》。 )

宣德二年二月，祀社、稷，仍用上戊日。是日适當萬壽節，禮官以祭期妨慶典，請改用中旬。帝以祖宗定制不可改，至日，行禮如常。(《實錄》。 )

正統二年，令應天府建社稷壇，春秋祈報，以守臣行事。(《會典》。 )

嘉靖九年，諭禮部：’天地至尊，次則宗廟，次則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此禮官之失也。宜改從皇祖舊制：太社以句龙配，太稷以后稷配。”(《禮志》。 )

十年，上命於西苑空闲地开垦為田，樹藝五，改土、壇為帝社、帝稷壇。每歲仲春、秋上戊之明日，祭帝社、帝稷。(《春明夢餘錄》。 )

十八年三月，帝至承天，秩於國社、國稷。(《本记》。 )

隆慶元年，禮部言：“帝社、稷之名，自古所無，嫌於煩數，宜罷。”從之。(《禮志》。 )《通典》云：“按汉书郊祀志有太社、矿產稷，又别立官社。《臣瓒注》所謂‘王社’是也。自魏、晋至唐皆有帝社，相沿已久。嘉靖時，帝社稷之名，不為無据。隆慶禮臣謂‘自古所無’，未免失考，以為煩數而罷之，則可矣。”

嶽鎮海瀆山川

國初，建山川壇於天地壇之西，正殿七間，祭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钟山之神。東西庑各十五間，祭京畿山川、春夏秋冬四季月将及都城隍之神。(《會典》。 )

洪武二年，太祖以嶽鎮海瀆諸神合祭城南，未有壇，非隆敬神祇之道，命禮官議。禮官言：“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宜合為一壇，與天神埒，春秋专祀。”遂定祭日，以清明、霜降。(《春明夢餘錄》。 )

是年，命官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禮志》。 )

三年六月癸亥，詔曰“嶽鎮海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厯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英靈之气，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今宜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川本名稱其神。”(《日知錄》。 )

是年，奏准：自今遣官祭山川壇諸神，春用惊蛰後三日，秋用秋分後三日。(王圻《通考》。 )

七年，令禮部颁祭嶽鎮海瀆儀於所在有司。(《图书集成》。 )又令春、秋仲月上旬，择日祭山川壇。

九年，復定山川壇制，凡十三壇。正殿：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钟山七壇。東庑，京畿山川，夏、冬月将；西庑，春、秋月将，京都城隍；各三壇。

十年，太祖親祀山川壇諸神於殿中，功臣分祀两庑。命官十八人分祀嶽鎮海瀆，賜之制。(已上王圻《通考》。 )

二十一年，增修大祀殿諸神壇。乃敕十三壇諸神並停春祭，每歲八月中旬择日祭之。命禮部更定山川壇儀，與社稷同。(《禮志》。 )

永乐十八年，建山川壇於正陽門南之右，位置陈設悉如南京舊制，惟正殿钟山之右，增祀天壽山神。(《明會典》，《春明夢餘錄》。 )正統九年三月，雨雪愆期，遣官祭嶽鎮海瀆。

弘治十七年，畿内、山東旱，分命各巡抚祭告北嶽、北鎮、東嶽、東鎮、東海。(已上《禮志》。 )

大学士邱浚云：“厯代東海南海，皆臨海而祭，西海北海則望祀。在宋都汴梁，無由至遼蘇之域，出國門而北望祭之可也。今建都於燕，望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按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沦海之地，於此立祠而祭，於理為宜。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陇，西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宜於此处望祀之。”今祭北海仍在讓慶，祭西海仍在蒲州，是邱之說終明世末用也。(《春明夢余錄》。 )

嘉靖八年，今凡親祀山川等神，皆用皮弁服行禮，以别於郊廟。先是改山川為中祀。嘉靖中，凡由川皆天子親祀。國有大事，則遣官祭告。(《會典》。 )

十一年，大学士李時等以聖嗣未降，請廷臣詣嶽鎮名山祝壽。禮部尚书夏言言：“輔臣所請，止於嶽鎮；竊以山川海瀆发祥效靈，與嶽鎮同功，祈壽之禮皆不可缺。”遂命大臣詣壇分祀。(《吾学編》。 )

是年，改山川壇名為天地神祇壇。天神壇在左，南向，改序雲雨風雷凡四壇。地只壇在右，北向，五嶽、五鎮、五陵山、四海、四瀆凡五壇。從祀：京畿山川，西向；天下山川，東向。以辰、戌、丑、未年仲秋，皇帝親祭。余年，遣大臣摄祭。(《明會典》。 ) 隆慶元年，禮臣言：“天神、地只已從祀南、北郊，其中秋神祇之祭，不宜復舉。”今罷之。(《禮志》。 )

先農

吴元年十一月，太祖欲舉行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田千亩，所以供粢盛，備馈膳。自經丧乱，其禮遂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劝。夫欲财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莫先務農。”遂命以来春舉田禮。(《大训记》。 )

初，御史寻适請行耕享先農禮。上命禮官錢用壬等議，謂：“先農與社異，當以耕日祭之。《國语》：‘農正陈禮，’卫昭《注雲》：‘祭其神，為農祈也。’汉以田之日祀先農，其禮始著，由晋至唐、宋相沿不廢。政和間，命有司享先農，止行親耕禮；南渡後，復親祀；元雖議耕，竟不親行。其祀先農，命有司摄事。今議：耕之日，皇帝躬祀先農；禮畢，躬耕田，以仲春择日行事。”從之。(《春明夢余錄》。 )

洪武二年二月，帝建先農擅於南郊，在田北。親祭先農，以後年轻化配。祀畢，行耕禮。御耒耜二具，韬以青绢；御耕牛四，被以青衣。禮畢，皇帝还大次。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宁两縣令率庶人終亩。是日，宴劳百官耆老於壇所。(《禮志》。 )

八年，遣應天府尹祭先農，不設配(《春明夢余錄》。 )

十年二月，遣官享先農，命應天府官率農民耆老陪祀。(《禮志》。 )

二十年二月，上躬耕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明通紀》。 )二十一年，更定祭先農儀，不設配位。(《禮志》。 )

永乐中，建壇京師，如南京制，在太歲壇西南。每歲仲春上戊，顺天府尹致祭。後凡遇登極之初，行耕禮，則親祭。(同上。 )

宣德元年，禮部進春耕田儀注。上观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田以供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贵有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通典》。 )

弘治元年二月丁未，耕田。禮畢，宴羣臣，教坊杂伎進。都御史马文或厉声曰：“新天子當知稼穑艰难，豈宜以此瀆乱宸璁？”即斥去之。耕之禮，自成祖以後，唯登極一行之。至是，始定於每歲仲春，上躬自行禮，定為制。(《三編》。 )

嘉靖元年，命終亩農夫照例引見。人赏布一疋。(《图书編》。 )

九年二月，禮部上耕儀，帝以其过煩，命来歲别議。(《實錄》。 )

十年正月，更定耕儀。(同上。 )又命恳西苑隙地為田，建殿曰無逸；亭曰豳風，又曰省耕，曰省敛；置仑曰恒裕。贮田之所入，以供祀事。(《會典》。 )

十六年諭：凡遇親耕，則户部尚书先祭先農；皇帝至，行三推禮。三十八年，罷親耕，惟遣官祭先農。(已上《禮志》。 )

四十一年，遣顺天府尹祭先農，免乐舞。(《图书編》。 )

降慶元年，罷西苑耕種。諸祀皆取之田。(《禮志》。 )

二年二月己亥，耕田。以禮部言，增上中下三等農夫各十人於耆老之後，如弘治中例。(《通紀》。 )

崇祯十五年二月，親祭先農，行田禮。科臣沈迅言：“教坊承應歌词俚俗，宜改正。”上諭閣臣：以後耕，宜歌《豳風無逸》之詩。教坊俚俗之词，斥令改正。(《春明夢余錄》。 )

先蠶

洪武二年二月，命皇后率内外命婦，蠶於北郊。(《通紀》。 )

嘉靖九年正月丙午，作先蠶壇於北郊。(《本紀》。 )

初，給事中夏言請皇后親蠶；以為耕、蠶禮本並行，不宜偏廢。帝召禮官详考古制。大学士张璁等，請於安定門外建先蠶壇。從之。三月丁巳，皇后親蠶於北郊。禮畢，親詣采桑壇，公主及内外命婦從之。賜宴畢，还宫。逾月，蠶事告成，復行浴茧禮。(《三編》。 )

十年，改筑先蠶壇於西苑仁壽宫側。四月丁巳，皇后行親蠶禮於西苑。十六年，詔罷之，仍命進蠶具如常儀，遣女官祭先蠶。三十一年，罷親蠶禮。四十一年，並罷所司奏請。(《通典》。 )

高

嘉靖九年，张璁疏：“顷者生员李時扬，监生张岑各疏請舉祀高之禮，以祈聖嗣。夫古后稷之生，祈於郊；孔子之生，禱於尼山。乞禱之說，古禮有之。雖《大雅既醉》之詩曰：‘公尸嘉古。’曰：‘君子萬年，永錫祚允。’曰：‘釐尔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錫福也。願值兹慎選淑女之時，以广求嗣续之誠，告於太廟、世廟，以祈祖考之，以慰聖母之心。”上嘉其請，於是建木台於皇城東永安門北震方，择十二月二十四日行禮。夏言充祈嗣醮壇监禮使。(《春明夢余錄》。 )

十一年十一月，復於欽安殿建祈嗣醮。以夏言充监禮使，湛若水、顧鼎臣充迎嗣导引官。(《實錄》。 )

城隍

洪武二年，封京師及天下城隍。(《图书編》。 )

是年，以城隍止合祀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非隆敬神祇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言：“國家开創之初，尝以京都城隍及天下城隍祀於城南享祀之所，即非专祀，又室而不壇，非禮所宜。今宜以城隍及太風雨等合為一壇，春秋祀之。”詔可(《春明夢余錄》。 )

三年，詔去封號，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命從祀於山川壇。(《會典》。 )

九月戊子，京師城隍廟成，改東嶽行祠為之。(《大政记》。 )

永乐中，建廟都城之西，曰大威靈祠。(《禮志》。 )

弘治中，倪嶽疏：“歲以五月十一日為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有前項祭告，煩瀆無据，俱各罷免。”(王圻《通考》。 )

嘉靖九年，罷山川壇從祀，歲以仲秋祭旗纛日，並祭都城隍之神，凡聖誕節及五月十一日神誕，皆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禮。國有大灾則告廟。在王國者，王親祭之；在各府、州、縣者，守、令主之。(《禮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