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通鑑/卷000

◄

明通鑑 卷首

► 前編卷一

與朱蓮洋明經論修明通鑑書同治壬戌

前奉來書有石屋注史之役，聞之不禁狂喜，方欲條答，適有催租敗興之事，執筆中止，今更論之。《明史》初稿係萬季野，其後橫雲山人成之。季野當鼎革之際，嫌忌頗多，其不盡者屬之温哂園别成《繹史》。弟年來校證貴池書搜輯明季野史無慮數百種，以《明通鑑》無書，慨然欲輯之。涑水《通鑑》如禍水冰山等語，皆自野史得來。若謂野史不可信，則正史何嘗無采自野史而折衷之者，安見登之正史，遂無傳聞之誤乎？若以恩怨而言，則修史之初半係先朝遺老、亡臣子孫，其中或以師友淵源，或因門戸嫌隙，近閱明季稗史，參之官書，頗有本傳所記錚錚矯矯，而野史擯之不値一錢，亦有野史所記其人之本末可觀，而正史貶抑過甚者，豈非恩怨之由，貴在知人論世者，折中一是耳？執事欲補注，勢不得不兼采稗野，旁及諸家文集說部之書，而同異得失之間，不能無辨，遂有一事非累幅不能了者，莫如擇野史之搉然可信者，參之《明史》及《明史紀事本末》等書，入之正文，而以襍采稗乘疑信相參者，夾行注于其下，是卽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亦卽貴鄉彭文勤公《五代史》補注之例也。拙撰《明通鑑》，采野史者不過十中之一二，而其為世所傳而實未敢信者，俱入之攷異中，其正史有未敢信而刪之者，亦入之攷異中。

《四庫書提要》謂温公特創此例自著一書，以明其去取之故，故較之《三國志》裴注又加擇焉。前明一代關係之大事，非《通鑑》不足以經緯之，而庚申建文二事正史多不具，然厯代帝王無以誕生之年得號者，此蓋如讖緯相傳，不知其何所自來而已。當元順帝在位之日，千喙一詞，至于權衡余應皆元末明初人，焉有自述其先朝而妄加誣蠛者？況「庚申君」三字，已明見太祖詔旨，後又著其六更之讖于《通鑑》博論中，此當援錢虞山、萬季野及後來全謝山各家引證之書而補之，一也。建文出亡，從亡致身，二録雖不可信，而明人野史，汗牛充棟，無以惠帝為自焚者。自焚之語，僅見《永樂實録》，蓋卽指后屍為帝屍事也。惠帝之是死是遜，且不必論，而從也之一百餘人，最著者四十餘人，豈皆子虛烏有？其不可信者，如袈裟薙刀，藏於鐵匣，卽有其事，亦從亡諸臣藉神道以聳聽耳。至于復還大內，則楊行祥冒名，被繫錮死獄中，已見《正統實録》。而王弇州諸人亦已辯之，今宜芟其不可信，而信其所可信，此當据《明史紀事本末》遜國之前一段，而參之鄭端簡《朱文肅》之紀載，闕其遜位以後，而補其為僧以前事，二也。英宗北狩，除正史外，如《北使録》、《否泰録》，北狩事蹟，《天順日錄》諸書亦與正史大致符合，惟于忠肅不諫易儲，及薛文清不救忠肅，為後世疑案。不知揆時度勢，人臣有不能得之于其君者，故先主東行，武侯追𫝹法正，蓋自度其不能，而言之徒以僨事。況忠肅當日又安知其無造膝之陳，引裾之泣乎？文清之于忠肅，亦知不可挽回，一經訟冤則寸磔便成鐵案，此正其救忠肅之苦心。通儒如黄南雷尚不能知，何況其它？是宜撿郎氏七修類稿皇史宬一段，及《御批三編》論易儲一條補入之，三也。大禮之議，楊毛未必皆是，張桂未必全非。然張桂之罪，在尊孝宗為皇伯考，浮于逆祀之夏父，而實自楊文忠考孝宗以興獻為皇叔父之二語啟之。世宗之繼統在武宗，禰武宗而祖孝宗，此有三傳魯僖公之鐵案在，何至引宋濮議之不相類者？而令武宗之統絕，孝宗之世紊，至論濮議之涑水伊川，皆當世兩大儒，千秋而下，豈能為之回護？謂其稱濮王皇伯考為有與耶，伯父、叔父，乃天子謂其臣下之詞，而加之于所生則不倫。毛大可大禮一議，酯襍參㸦記事之體，不宜妄下雌黄而言之是非。人之邪正，亦宜稍有斷制，四也。江陵當國，功過不掩，訾之固非，揚之亦非。《明史》所載，似不如《紀事本末》之据事直書為得其實，至于結馮保搆新鄭固不能為之詞，而至援高拱自撰之病榻遺言，則直是死無對證語。高、張二人易地為之，仍是一流人物，今但取正史可信者書之，而閏月顧命等詞，一律刪汰，以成信史，五也。妖書之獄，史不載憂危竑議之大畧，亦似滲漏，至二次妖書全無影響，直是沈一貫門客所捏造以搆歸德江夏者，而㑹審皦生光一案，亦不似挺擊之詳。是宜取酌中志，先撥志始，及毛大可之《彤史拾遺記》，節錄其要，以成信讞，六也。三案本末，後人悉付之疑案，實則挺擊，非疑案也，張差之非風顚，千眞萬確，故《明史》于王之宇一傳，全録供詞，破例載入，此似出四明特筆，而讀者猶不能無疑。及檢孫退谷《春明夢餘録》，則福清當日修《光宗實録》時，曾親質之張司寇〈卽張問達〉，司宼身在局中親讞是獄，又朝邑方訾其為調停風顚者，而其答福清一則曰千眞萬眞，之寀所言，無一不實，又言風顚飾詞，焉有持挺入東官而出自風顚者，据此數語〈竝見《葉文忠集》〉，則當日原奏調停，似出萬不得已，而問達亦以此得罪矣。夫挺擊旣非風顚，則主使之人，鑿鑿可據，光庙寢疾，鄭貴妃在旁，又濟以同惡之李選侍，紅丸一事，安得不令人疑？旣而宫車晏駕，閉門不納羣臣，及至請見東官，又被牽衣阻之，宜楊左移宮之請，不俟終日矣。今敘三案，必須詳明首一案，以間執後世訿訿之口，七也。三案無關于逆奄，而與爭三案之人為仇者，推刃于逆奄以報之，首翻挺擊者，楊維垣也，首翻移宮者，賈繼春也，合三案為一以成要典之誣者，霍維華也。三人之惡，不減崔倪，而奸險過之，乃逆案中概從末減，《明史》所載，亦多不實不盡，〈如以楊為殉難是不實也,賈之本傳叙其前疏而遺其後疏，是不盡也。〉今宜撿兩朝從信錄，撮其三疏之大畧，著之于篇，明正其罪，八也。逆案凡三易而後定，元年大計，一也；南北兩察，二也；爰書定案，三也。倪文正兩疏是隂陽消長之一大關鍵，卒之正不勝邪，長垣見用，華亭、長山被黜，遂使烏程、韓城一輩人，一手障日，翻案之根，實萌于此。此宜博采剝復先撥二書，及《烈皇小識》所載，以昭明季信史，九也。甲申之變，正史語焉不詳，所記殉難諸臣亦多遺漏，宜博采《北畧釋史》、《綏寇紀畧》及甲申以後之野史，必使身殉社稷之大小臣工，悉取而登之簡策，以勸千秋忠義，十也。舉此十事，以概其餘，則執事補注，及鄙人《通鑑》之役，豈可一日緩哉？定本尚俟異日，姑先舉其草創之大畧，為共從事于《明史》者商之，惟鑒不宣。

蓮洋名〈航〉，高安人，中道光戊子副車芷汀孝廉〈舲〉，其從弟也，芷汀之弟茂才〈舫〉號芳洲，俱從事於《明史》，年來所購，凡坊間所未見者，都自其九芝仙館中借鈔，而芳洲同預於校讎之役者。二年又山隂平景孫觀詧〈步青〉時任江西糧儲所輯明季。

國初為增補攷正數十事，其要者，俱入攷異中，竝識之。

義例

正統改元先明授受第。明太祖天下取之於元而非受之於元，與宋太祖之受周禪者異。若論其自至正十四年下滁州，後平江南、江西，平浙閩，與漢高祖之定關中，取齊楚次第略相似。然漢高之即帝位在五年，而元年至霸上。秦王子嬰降則亦有所受之矣。漢時元建元事，乃以子嬰降之年為元年，以繼秦統，此史例也。若明太祖自元至正十二年歸郭子興，越十五年始即帝位，建元又七月始克元都。中間起兵拓地，節目繁多，非洪武元年之下所可追敘者。爰以圖見，立為明前紀。始於元至正十二年，終於至正二十七年。凡此皆以元紀年。非關涉明事者不書。別為卷目以後始入明紀。又自明崇禎十七年甲申五月我大清兵入京師，福王稱號於南京，逾年明亡。三編輯覽仍存宏光年號於二年五月之前。乾隆間複奉詔，坿唐桂二王本末於輯覽後。今謹遵其例列為坿記於大清紀年下。別書曰：「明以存閏位」也。不曰紀以非帝不紀也此即晉書載紀之例。凡此皆取關涉明事者書之亦別為卷目，是為前此通鑑未有之創例。

前漢書高祖本紀。高祖起事於秦二世元年之九月，凡三年。紀中皆以秦二世元年、二年、三年為之綱。而於其未為沛公以前稱高祖而已。沛眾立為沛公，則書沛公元年。項羽立為漢王則書漢王。而五年未即位以前不書帝，溫公通鑑書法亦如之，此史例也。若明太祖起自元至正十二年，野史自此以後有但書歲陽歲陰者，有自至正十五年後以宋龍鳳紀年者皆非也，但系干支是無統也。若紀宋號則是時徐壽輝僭號治平，陳友諒僭號大義，張士誠僭號天祐，何獨林兒若以太祖奉其正朔而書之？則秦楚之際，未聞以義帝紀年。義帝立為懷王，在秦二年尊之為帝。在漢元年夫非高祖與項羽之所奉乎？王鴻緒史稾例議定太祖未即位以前概稱太祖，其間封公封王從實錄諸將與羣臣為文，其紀年也不用干支而書至正某年，直至太祖即位則書洪武元年後，修明史亦從其例，今撰明通鑑前紀因之。

溫公通鑑以所受者為正統，故于漢建安二十五年之正月即去漢號，書魏黃初元年是年十月始受漢禪。朱子謂其奪漢太速，予魏太遽。綱目雖以正統予蜀，而用分注例，遂為後世史法。謹按御篹通鑑綱目用一嵗兩繫之例，故洪武元年仍首書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而分注洪武元年于其下，直至閏七月元亡以後，乃以明統為正。又奉聖諭于崇禎十七年甲申五月以後始紀順治元年，其福王立于南都，仍從分注例。踰年五月，始去明統，以示大公。今撰明通鑑謹遵此例，惟通鑑主記事而書法較寬，且是編專記明一代事以命為主，則直書太祖即位于洪武元年正月而以元至正二十八年入分注中。又如英宗天順元年為景泰八年，三編依朱子綱目書唐中宗及分注睿宗例，大書景泰八年而分注天順元年于其下，今亦稍變通之，于天順元年正月丙戌英宗即位之日始入英宗後紀，而于正月丙戌以前別書景泰八年存其年號，此又一月兩繫之例，凡以便紀事之稱號也。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書泰昌元年，出自當時所定，以存光宗之統。三編謂與前一嵗兩繫之例不同者是也，此為明一朝通鑑之專例。

通鑑之例，自即位以後皆書「上」，間有書「帝」者，又有甫即位而書其謚號者，此沿舊史傳寫，未及更正耳。今所紀明各帝事，即位以後書「上」崩則書「帝」，上謚號。以後則某宗某帝隨事書之，以歸畫一。宰相七卿以下皆書，其官連事類記者亦但書其名省文，無義例也。惟涑水通鑑于公侯大臣之薨卒皆冠官爵封諡于上，而明初文臣無賜謚者，文臣有謚自王禕始，其後如劉文成宋文憲等，皆追謚也，封贈亦多在後，故明本紀但書卒書官而己。今循其例而封謚之等，但于本事下終書之。

綱目三編于姚廣孝之卒特書，曰死惡而貶之也。通鑑義不主褒貶，故勲戚大臣宰輔七卿亦多繫其官于姓名之上。若權奸誤國之諸臣及庸祿無所表見者，或罷或卒，雖不書其官無嫌也。今于廣孝及楊士奇、張居正諸人，例所必書者省文而已。明史本紀所記則于宰輔之等多用此例。

宰相除罷，自唐以後本紀皆備書之，明史亦然。按明自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設四輔官，十五年仿宋置殿閣大學士，二十八年詔嗣後，無得置丞相，然曰「四輔」曰「大學士」，實則宰相，惟品秩無一定耳。永樂初，簡翰林、直文淵閣、預機務，自此多以「輔臣」「閣臣」稱之，故明史統列之宰輔年表是也。明初罷中書省，歸其職于六部，尋罷御史大夫，設左右都御史，所謂七卿者是也。本紀七卿除罷有故則書，然既列為表，則俱有年月可稽，今据書之。若侍郎以下及府寺之等，則不勝書，惟或以事著或以人重，則自科道部曹以下亦間書之，然非例也。封王則書，自侯以下有故則書之。

日食星變，前史遇有修救者書之。然記一代之事，宋史書之最詳。明史本紀日食必書，偶軼一二，乃漏脫也野史日食多誤，俱經明史推厤改正。三編仿綱目例，紀月不紀日，而日食則書朔書干支，其不及一分不救護者不書。陰雲不見，仍据書之，蓋實食也。星變則本紀但載災異修省下詔之月日，餘皆見天文志中。亦有志所不載而見之傳者。通鑑兼參志傳，則遇有修救及陳時政見于列傳中者，亦擇而書之，餘則仿溫公通鑑目錄七政著上方例，別詳所撰目錄月分下。

溫公通鑑彙正史之本紀志傳合而成書，朱子因之修綱目，以法春秋，「綱」則孔子之經，「目」則丘明之傳也。然其所謂綱者，大都筆削本紀之書法，而其目則傳志中語也。通鑑因事書之，而綱目竝見，然其編年之例則稍異矣。蓋綱目以書法為主，而于其時事之不甚相遠者，多彙著之「目」中，中間繫以「先是」「至是」及「初」字「尋」字之等，其又遠者則遞著其年月而統繫之一綱下，故其書法嚴而年月稍寬矣。通鑑則主于記事，而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于是有特書、分書、不一書者，皆按其年月之先後，更有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者，皆本左氏之例。杜氏所謂「紀遠近別同異」者是也。溫公攷異一書，首辨年月，其後續通鑑者往往以攷證之失詳致年月之多舛。今撰明通鑑，以此為第一事，蓋繫月繫日編年之專例，然也。

年經月緯，此史例之大綱，而月內紀日之干支動輒謬戾。溫公病之，乃屬劉義叟先推朔閏，排入長編，因据以攷證月中之日分，合者從之，疑者闕之日分不合則改繫「是月」下。其有干支不在是月而灼知其誤者，則于攷異中辨之。若王氏陳氏薛氏諸家所續宋元事，則有本月干支淆入前月或後月者，推之于厤，本月實無此干支也，更有傳鈔舊史漏去上下文而以次年同月之干支當之者，更有所記干支竝非是月之朔而誤以為朔者，又于「子午」「乙已」等字往往以形似淆譌。徐畢二家，雖有攷異而不先推厤，遂不得其致誤之由。夫記事之體，偶差旬日，不足為病，而干支一誤遂至此後之朔閏大小建皆不可推則，關係非細也。明史紀志所載干支較為詳核，然予偶撿天文志「成化五年九月丙子朔，太白犯軒轅左角，甲午、庚子，俱犯左」，執法推厤五年九月壬午朔，而丙子乃八月之下旬，甲午庚子雖在五年九月，而史中有金星連犯之文，則亦非五年九月事也。乃以成化六年之厤推之則正九月之朔在丙子，及再撿薛氏憲章錄、孫氏二申野錄，六年金星四犯，皆在九月，而丙子所犯既是軒轅左角，乃知志中書五年掩犯事下漏去「六年」二字也。又如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無入不知是日乃丁未，亦見紀中，而上文書「三月庚寅朔」，則十九日豈非戊申？然以是年四月戊午朔上推之，則三月之朔為已丑，而所書庚寅大，同事在三月二日見甲乙，紀中是衍「朔」字也。舉此二事它可概推。今撰明通鑑，先推厤而後繫事，其大小建偶有不詳者，闕其朔而已。要知大小建之偶差即明人自以大統法推之亦多互異，如洪武三年封劉基汪廣洋為伯，本紀書十一月乙卯，潛菴史稿十二月乙卯，蓋以十一月則晦以十二月則朔，干支同而大小建異也。南渡後之朔閏，有粵中厤有海上厤，同用大統而所推各別，則從蓋闕者得之。

明史本紀多据實錄，故其月日干支最詳，然稽之傳志，則多不合。蓋實錄所記攻戰勦撫及克復郡邑等，事多据奏至京師之月日，而傳中記事本之原奏者多据交綏月日，故有近者數十日，遠者數月不等。然準繫月繫日之例，則原奏中如有事繫寉鑿之月日，俱宜考證書之，方為紀實。若但据奏至月日，則敘事參錯而先後之次第不明。又如災異修省蠲振等事，本紀多据頒詔月日，其星變雷震地震水火之等，見于天文五行志者，具有月日，而告災請振亦有因事之書，不得僅据頒詔一語以終之。上徽號、冊皇后有行禮之月日，有下詔之月日，定郊祀、更廟制，有議禮之月日，有諏吉之月日，其有事可紀，及有關于廟堂之興革者，不得但以詔中之月日終之。皇子皇孫之生，有誕生之月日，有詔告之月日，實錄中分書之，而見之本紀者，大都据頒詔月日，故往往與本帝紀中月日不合。光宗生于萬曆十年八月丙申，見明史稿。明史系之九月丙辰者，下詔之月日。故三編据實錄改入八月。熹宗生于萬曆三十三年，史稿、明史書是年十二月乙卯，而證之天啟四年孫承宗入賀萬壽則十一月十四日，故三編据實錄改入十一月。凡此之類，有月日可紀不得但据頒詔書之，蓋諸帝之誕崩皆大節目也。宰輔七卿有蒞任之月日，有起召之月日，其卒也有在朝赴告之月日，有里居奏報之月日，故往往與傳狀中不合。凡此苟無事可紀者，仍据本紀月日，無義例也。

明史紀志之文皆本之實錄正史，而列傳則兼采野史，如鐡鉉下閘、程濟祭碑，不必實有其事，取以為致身從亡之左證而已。至于建文遜國、英宗北狩、正德南巡、萬曆妖書、明季三案、甲申殉節，正史之所不備者，苟事有鑒于得失義有關于勸懲，雖稗官外乘亦宜擇而書之。溫公取淖方成禍水之語抑亦史例之所不可無者。若夫惠帝重返大內，薛方山入之編年，宣宗託體建文，王守溪形之筆記，甚至雙溪瑣綴筆下操戈病榻遣言夢中說鬼，此豈足備信史之采擇？它如傳狀歸美之詞、禁廷奏御之語，正史亦多据之，然其不可信者亦十中之二三，後修明史頗有翦裁，似勝初稿。今撰明通鑑，所購明人紀載無慮數百種，而稗販野獲未敢濫收，其有為世所傳而實未敢信者，亦于攷異中辨之。

野史易辨。而野史之原于正史，正史之本于實錄。明人恩怨料纏，往往藉代言以侈懟筆。如《憲宗實錄》邱濬，修郄于吳陳謂吳興弼陳獻章；《孝宗實錄》焦芳，修郄于劉謝謂劉健謝遷；《武宗實錄》董玘，修郄于二王謂王瓊王守仁。而正史之受其欺者遂不少。弇州所辯十之一二耳。至如《洪武實錄》再改而其失也誣；《光宗實錄》重修而其失也穢。當明史開局時，草創之稾，多不能辨。率以竄改之實錄，闌入其中，殊非信史。惟明史蔵事于六十年後，故其所擇精。三編重修于乾隆四十年間，故共取裁當。今悉据二書為藍本，有從蓋闕者，則于攷異詳之。溫公于四皓諫易太子事，辯五史記數百言，因自撰攷異一書，以明其去取之故。四庫書提要謂為特創之例，不揣僭妄，竊願取法焉。

建文遜國一事，為明初一大疑案。然宮中自焚之事，惟見《永樂實錄》。而僅以帝后自焚一語，朦朧敘過。蓋指后屍為帝屍，此實事也。明人野史汗牛充棟，無主自焚之說者。若夫楊行祥下之詔獄，己具爰書見《正統實錄》中。惠帝之葬在西山，無非疑冢。故明之朱睦㮮撰革除遺史，竝其為僧事亦辨共必無。然其書法猶記宮中火起帝遜位為傳疑之詞，亦可見所焚之是后而非帝，明矣。遜位一事，明人不諱，乃至四百餘年後修前代史者為之力白共誣，此不可解。且不必論建文之是死是遜，而其時從亡之一百數十人豈能盡付之子虛烏有，後修《明史》，結以帝不知所終一語，最得存疑之體。更增入牛景先一傳初稿雖有景先傳不及兩行，存帝為僧出亡之或說，遂及從亡之程濟以下，以逮河西傭補鍋匠之屬，悉坿入傳中。始稍稍有所表見，《明史》成後，重修三編，及《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奉旨將建文諸臣悉準專謚通謚之例，坿入卷末。而入祠之職官葉希賢以下九人，及入祠之士民燕山衛卒以下，無姓各可考者九人，悉坿錄之。復命于三編大書帝不知所終，而坿從亡諸臣于質實中。援司馬遷、程嬰、公孫杵臼之例，揭日月而闡幽潛。御批謂忠貞之氣，屈極而伸，竊謂似此己成定案。今遵書之，不曰自焚，亦不曰崩，仍從遜位為詞。而遜位以後之事悉闕焉，庶幾紀實存疑為兩得之。

明成祖于建文所修之《太祖實錄》，一改再改，其用意在適出一事。蓋懿文太子薨，則其倫序猶在秦、晉。若洪武之末，則秦、晉二王已薨，自謂倫序當立。藉以文其篡逆之名也，竝引周王為五人同母者，蓋燕、周本同母也。《明史·黃子澄傳》曰：「周王，燕王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此初修本之僅存者。解縉奉詔再修，盡焚原草而獨存此數語者，蓋縉等欲取媚成祖，遂謂懿文太子、秦、晉二王皆諸妃出，惟燕、周二王同為高后生，以證立適立長，禮之所宜是。則縉之所謂同母，乃母高后，與子澄傳中同母之語，詞同而意異矣。縉之得罪,在永樂九年,時必有譛之于成祖者,謂懿文庶出之語，駭人聽聞，修實錄者留此罅漏，以滋天下後世口實。于是成祖竝疑李景隆茹瑺等心術不正語見沈氏野獲編，乃于九年復命姚廣孝、夏原吉等，為三修之役。而楊士奇等主之，因自懿文太子以下五人悉繫之高后所出，遂為定本，而忘卻子澄同母一語，自相矛盾未及追改。又入之《永樂實錄》中，而燕、周二王之為庶生，反成鐵證。是目論而不自見其睫者也。夫誣太祖以易儲之亂命，又誣太祖以適出之周王降為孽子謂令吳王為孫貴妃行慈母服，吳王後徙封周王。成祖之罪，擢髮難數，且以此欲蓋而彌彰矣。南都亡時，錢謙益、李清于太庿中啟出碽妃一主，見《三垣筆記》。惜修明史者未及詳攷，仍以五人同出自高后，受前史之欺，則甚矣攷證之難也。

家臧《永樂實錄》係京師所購之鈔本全帙，撰通鑑時詳加校閲。成祖自受封燕王，以及防邊之命，靖難之由，無不與所改之《太祖實錄》。先後同符，《永樂實錄》中，有皇考本欲立朕語，則預改《太祖實錄》東閣門召諭羣臣增入「國有長君，吾欲立燕王」。又增入劉三吾對置「秦、晉二王于何地語」。以肅清沙漠為一人之功，則預于《太祖實錄》中竄入「晉王無功及欲搆陷成祖」之語。三十一年，防邊與遼王竝命。成祖欲以節制之師，為易儲之券，則于《太祖實錄》中，增入「五月命楊文、郭英從遼王備禦開平，俱聽燕王節制」之語原文命楊文聼燕王節制，郭英聼遼王節制，不謂遼王亦同在燕王節制中也。。「太祖不豫遣中使召王至淮而返」語，具《永樂實錄》。復又于《太祖實錄》中，竄入「敕符召燕王還京師至淮安，用事者矯詔卻還。及帝臨崩猶問燕王來未」之語。種種僞撰，無非欲以《太祖實錄》為之張本，此再修三修之所由來也。王氏史稿，不察其偽，据以入之二祖本紀及齊黃諸人傳中，而至于東閣門召對所云欲立燕王者，明人野史皆知其為偽，而刪之。史稿乃于三吾傳中，据《成祖實錄》又增入「燕王神武似朕」之語。凡此之類，後修明史，大半刪去，可謂謹嚴之筆。今一依之，其有刪之未盡者，竝坿著于攷異中，以存信使。史稿例議于建文、永樂事，辯正累幅，今悉不從。故著其改正之由于前例中，餘皆詳攷異各條下。

《明史》記我大清事始于萬曆十一年討尼堪外蘭克圖倫城以後，遇大清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事，皆跳行頂格書之，此亦溫公記五代宋太祖及元史記明太祖例也。當修輯覽時，奉純庿諭嬗代崛起之際，稱開創之君而繫以我者，亦非體例。今欲盡去厯朝臣私其君之習，而歸之正見輯覽御製序中，仰見聖意淵深一秉大公無我之見。竊以臣民箸書，自稱其國與君為我者，乃《尚書》、《春秋》以來之通例。惟是編專記，明事則，其中所謂我者，多屬之明。若併為一詞，轉致立言淆混，今仍從涑水通鑑，例但跳行書大清太祖太宗而自崇禎十七年五月始見我字，書法謹識于此。

自我大清定鼎燕京，踰年明社既屋。其時奏報章疏，見之《東華錄聖武記》者，俱書明為偽王，將吏為偽官，更有直斥為賊者。後因輯唐、桂二王本末，荷純庿指示，謂二王及其臣子末可遽從僭僞之例。君則正其位號，臣則目以原官。惟孫可望、李定國等本獻賊義子。自王師定蜀，即南走滇中，旋附桂王，受其爵號，必應示以區別。以彼身為賊黨，其所稱平東安西等號，皆獻忠偽授。自宜重加貶絕，書賊、書偽，以正其罪。仰見書法權衡尺寸不越。今謹遵其例，于明自福王以後，魯益諸王亦從例概不書僞。而諸臣將吏，亦不沒其殘明所授之官。惟李定國自附桂王後，盡瘁邊陲，訖無異志。而鄭成功竊據一方，猶擁明號，即李成棟父子託名反正，終于一死，亦似較之金聲桓王體仁差勝一籌。今革其爵號，書其姓名，仍繫之殘明下。若孫可望附賊叛明，罪無可宥。而金王之等目為叛將，亦複何詞，蓋通鑑取記事而已。固不敢操筆削之權，亦取與綱目之例稍別也，敢以質諸當世之論史者。

是編于明一代朝廷紀綱、禮樂刑政、天文厤法、河道漕運以及營兵練餉、折色加賦，有關于一朝治亂之源者，靡不詳稽傳志，參之《明會典》、《一統志》、王弇州史料《朱氏大事記》、徐氏《典彚》、孫氏《春明夢餘錄》以及王氏《續文獻通攷》、秦氏《五禮通攷》，薈萃折衷，務使脈絡分明，條理綜貫，亦溫公通鑑例也。

明一代之郡邑沿革、山川分隸、以及村莊鎮堡之等，《地理志》所不備者，重修三編，博采羣書，證明出處。而于繙譯地理、塞外河源，為前史所未有者，悉著之質實中。今欲逐條攷證分注之本事下，而未暇及也。人名字里《明史》著之列傳中，而坿見諸人，亦多書某縣某入及某人字某，三編輯覽，則更于一人二名及數人同名者，分析證明，以資攷覆。《通鑑》主于記事，間一及之，不能盡載。然此等地名人名之書法，撿之《明史》三編，亦可開卷得之。

明史所載青海朵顏等人名，俱循舊譯，鄙倍相沿，訛謬特甚。前奉詔修遼金元三史語解，悉用三合音改正。會奉諭修輯覽三編，亦令將滿洲蒙古文字，概從新譯，仍注明舊譯于下，以便省覽。今謹遵改，惟三史語解蒙古源流等書，猝不及購，多据輯覽三編書之。其二書所不具，偶從舊譯者，不過百中之一二耳。

明史忠義一傳，于封疆死事，及甲申前後殉節諸臣，詳加采摭，著其事實，中間牽連坿錄，多至數十人百餘人不等。會書成，復詔修通鑑輯覽，重修三編。又奉《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自《明史》外，凡見之大清實錄，及《一統志》、各省通志，采訪參稽多至三千六百餘人。而散著于三編輯覽，遂多《明史》所不具者，三編重修，已較輯覽增多數倍。及續輯唐、桂二王本末，則又較前修之輯覽以漸加詳，遂有《殉節錄》所遺，而續補者，如三編載甲申殉難之巡視中城御史趙譔雲南人罵賊被殺，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愍。《殉節錄》無其人錄中，通諡四等無忠愍名目，則又似專謚，而前卷亦不及也据原進簽內言，乾隆四年允延臣之請《殉節錄》之修在後，疑修時尚未奉旨，故遺之。。又輯唐、桂二王事，所記順治二年廣信殉難之都司劉芳伯以下十三人，四年記太湖先後阻兵之鎮南伯金公王以下十五人，俱賜謚入祠有差，而殉節錄亦佚其姓名，然則湮沒而不彰者，可勝道哉。今所記明季死事諸臣，以《明史》輯覽三編為主，參之《殉節錄》，旁稽野史，凡正史所不具者，俱坿著攷異下。又三編記崇禎事終于十七年三月，而保定殉難統入之京師陷目中，故所載稍畧。今詳稽《明史》何邵諸人傳，旁參《釋史北畧》《綏寇紀畧》諸書，大半坿入攷異中，凡此皆仿三編質實補載例也 。 是編所載明季殉難諸臣，其書贈諡者皆明之䘏典。若《殉節錄》所載皆出自本朝追賜專諡通謚者，以非明事，故不入，亦史例也。至死封畺而一時傳聞之誤，遂為䘏典所不及者。如賀世賢之戰沒，有疑其叛降者，遂不予贈諡。孫傳庭沒于陣，或言其未死，帝疑之故不予贈諡。而二人死事之烈，具見《明史》本傳中，如此之類，皆入正文，而坿著我朝追諡于攷異中，然非例也。南都贈謚，去取未公，不足為重，而以係明事，故于正祀祔祀之等，亦見坿記中。

《明史》敘事詳核，用筆謹嚴，自歐陽公《五代史》後罕有其比，惟所記甲申以後事頗畧。而張煌言不為立傳，未免如劉道原所譏韓通者。煌言流離海上，與宋之陸秀夫相似；就刑杭城，與宋之文天祥相似。若其身膏斧鑕，距我大清定鼎已二十年。疾風勁革，足以收拾殘明之局。為史可法以後之一人，列之忠義傳猶非其例，況無傳乎。至如太湖義旅，但載雲間，山寨殷頑，不登隻字。以及沈嘉民不坿黃道周傳中，顧杲不列吳應箕傳後，此則不無可議者耳。三編終于福王以後，不得不畧。然福王南渡，則于唐王釋罪、魯王徙封、以及桂端王卒于梧州，皆于目中終書其乙酉以後事，則本末固完具也。輯覽所續謂唐、桂二王事，仍從綱目，撮要之書。野史如林，率多燕郢傳訛之說。今坿記殘明事，于溫氏《繹史》、計氏《南畧》外，兼采國初黃顧侯魏諸家之書，以及李世熊之《寒支集》、錢澄之之《所知錄》、王夫之之《永曆實錄》，雖非盡信之書，抑亦正史之亞也。若夫魯藩事軼，而黃南雷表章于前，全謝山掇拾于後，江干海嶠之役，皆足備徵文考獻之資，坿記之例，亦有取焉。

修史必取徵實錄。明克元都，兵迫史庫危，素往告鎮撫吳勉輩，出之十三朝實錄，得無失，因据以修元史。我大清定京師，兵不血刃，明實錄貯之皇史宬者，固無恙。然卷帙浩繁，撿尋未易，頻年從事《明史》，反覆推究，似尚未覩明實錄之全，重修三編，始盡得之建文崇禎皆無實錄，景泰坿入英宗，光、熹二朝亦似佚之。。又復親稟聖裁，折中至當，故其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卷內增入各條多有《明史》野史所不具者，心知其出自實錄而未敢定。吾友楊素園觀察于宜黃，故家得三編鈔本，授而校之，乃當日夾簽進呈原書，皆標明出處于上方，而所增益出自實錄者十之六七。予所得實錄僅五朝，而首尾完具者，永樂、正德、嘉靖三朝而已。今得見原簽證其來歷，則雖不覩實錄之全，亦可無蓋闕之憾矣。三編更正之處，往往据實錄，旁及野史、明諸家文集奏議如福王莊田減二萬頃，据《葉向高集》改正，羅從彥、李侗從祀据孫慎行奏議改正。而所輯明季事更，謹遵我大清實錄，訂其譌舛如李自成竝無遷明太祖神主事，是又集綱目之大成，讀史者可無不足徵之患矣。

是編攷年月以定事繫。一年之朔望既準，乃攷定于支日，分排入月緯中。擇其事之宜繫者，提之為網。日之所不能定者，則繫以是月；月之所不能定者，則繫以是春、是夏之等；又不能定，則繫以是嵗，凡此仍編年例也。通鑑既成，乃即其提為網者，義取簡明，不主褒貶，撰為目錄，亦仿溫公例，標明紀中卷數，以便閲者撿尋。惟溫公不繫月年經國緯，著其朔閏于上方，此則以朔閏為主，仍依年經月緯例，取天文五行之見于志傳者，按日分繫，以此攷證明。紀中月日朗若列眉，其大小建偶有參差，則闕其朔，義主記事，即精要語，亦不盡載也，此則例之稍為變通者。

是編攷異俱依胡身之注。通鑑例散，著本事下，惟篇幅所限，不得不刪繁就簡。而二十餘年精力實始于參證羣書，攷其同異，有疑則闕，擇善而從，去取既明，然後敢下筆編次，原槀加詳。有不盡入之攷異中者，別成攷證十二卷，不嫌重複也。

史家之例，敘而不斷，然直書其事，而得失勸懲寓焉。故考其事之本末，則其事之是非自見；聼其言之公私，則其言之誠偽自見；觀其人之與居與游，則其人之清流濁流自見。若必欲臧否而短長之，非史事也。史評自有專書，四庫書別為一類。班、范以後，所有論次，皆入贊中。溫公臣光云云繫之本事下，間采它人評論，是編亦仿其例。而恭錄御批及明鑑後按三編發明居多，其他論列，及啚見所及者，亦坿入之。

《史記》、《漢書》皆有後序自明其著書之義例。溫公通鑑無序，以宋神宗御製序在前也。錢大昕答馮集梧書，謂古來紀傳編年之書，祇有本人自序，未有它人代為之序者。蓋史以寓褒貶，其用意所在，惟著書人可以自言之。按溫公通鑑，原有釋例，凡三十六事，出于其曾孫伋之所輯。見四庫書提要中，釋例即著書用意之所在，不須自序，亦更不敢求它人作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