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殺之罪惡

暗殺之罪惡
作者：梁啟超
1913年

本作品收錄於《民國經世文篇》

旬日以來，最聳動天下耳目者，為宋君教仁遇刺一事，吾與宋君，所持政見，時有異同，然固確信宋君為我國現代第一流政治家，殲此良人，實貽國家以不可復之損失，匪直為宋君哀，實為國家前途哀也。比聞元兇已就獲，國法所在，當難逃刑，然雖磔蚩剸莽，曾何足償國家之所喪於萬一者，《詩》曰：「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輒為此篇，以寄哀憤。著者識

决鬥與暗殺皆野蠻時代所艷稱為壯烈之舉，而文明時代之大蠹也！然决鬥者如突豬如狂兕，雖復狠戾，其氣象猶有足多者；暗殺者如訓狐如鬼蜮，乘人不備而逞其兇，壯夫恥之！故暗殺為天下莫大之罪惡，且為最可羞之罪惡，此不煩言而可識也。然而近世而此風乃愈盛者，則偏頗之輿論實有以獎之，故其毒乃深中於人心而不易湔拔，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事也。

暗殺之為物，其所暗殺之人約二種：一曰惡人、二曰名士；其暗殺之動機亦二種：一曰沽名、二曰雪恨；其暗殺之目的亦二種：一曰公憤、二曰私仇；其暗殺之方法亦二種：一曰躬親、二曰賄嗾。之數種者，為罪雖有輕重之差，而皆不免於罪。雪公憤而殲惡人，似可以告無罪於天下，雖然，在無國家無法律之社會，此誠足為制裁豪強之一手段，次之則在專制淫威之國，猶曰可以濟法律之窮。若國體既為共和，政體既為立憲，則所謂惡人者，為個人行為之惡耶，自有法庭以執其罰；政治上之惡耶，既有各種監督機關，夫孰克自恣？即自恣以成於惡，猶得有國務裁判以隨其後也，其他一切官僚，受官吏懲戒法之制裁者，又無論矣。故既有國家，既有法律，則癉惡之權，非私人所得而擅，而在共和立憲國為尤甚，此易見之理也。况所謂惡者，就各人主觀名之耳，暗殺者謂此人為惡也而殺之，而善惡之標準，豈彼所能定，所謂公敵者亦然，人人各自謂所敵者為公，而公之形式由何道以表示？不能表示，公於何有？故欲假此名以免於罪，無一而可也。

所暗殺者而為常人，則一普通之謀殺案耳，不足復置論；其有聳動世論之價值者，必所殺為一國知名之士也。無論何國何時代，一國安危所繫，不過在數人或十數人已耳，此數人或十數人者，既以一身任國家之重，其賈怨之多，招忌之深，必倍蓰什伯於恒人，國如有暗殺，則的之所射，必此儕也。然此儕者，大率國家積數百年元氣，然後篤生之，其人又幾經學問，幾經閱歷，然後能成就其才器譽望，以卓立於社會，失一人焉，而欲求一人繼起，以承其乏，非遲之又久不可得，或遲之又久而終不可得。「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蓋謂是也。而暗殺事起，則百年所養，一旦而戕之，即如美之林肯、麥堅尼，日之大久保利通、森有禮、星亨，使其人再假以數年或十數年，其所以盡瘁於彼國當何如者，而彼國之食其賜又當何如者？他勿具論，乃如日之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美之盧斯福，皆遇刺而未殊者也，而其此後之盡瘁於彼國者何如，彼國之食其賜者又何如，以此例彼，則彼害之博，從可識矣，故曰暗殺者貽國家以不可規復之損失，其獲罪國家什伯千萬於他罪而未有已也。

或曰：「其人之身旣足以為國家輕重，則其人亡而政局必為之一變，變而趨下者，固有之矣，變而向上者，亦豈曰無，若是，則暗殺之功，或亦足以稍償其罪耶？」應之曰：「不然！凡政治現象，全由社會勢力所造成，其尤嶄然露頭角之一二人物，不過代表此種社會勢力，而為之領袖。然無論何種社會，緣自然淘汰之結果，其占最高位置者，必其本社會之第一流人物也，其第二流以下，其位置亦以次遞降，而本社會既失其第一流人物，則第二流必繼起而承其乏，使其社會而為良社會也，則失第一流之良領袖，必有第二流之良領袖代興，以賡續其政象，而第二流之良者，其賢明必不如第一流之良者，可斷言也。使其社會而為惡社會也，則失第一流之惡領袖，亦必有第二流之惡領袖代興，以賡續其政象，而第二流之惡者，其污賤必更甚於第一流之惡者，又可斷言也。故所暗殺者而為良社會之良領袖耶，雖不能使良政象隨而消滅，然可以使之减其效力，或遲其進步，例如林肯遇害，美國解奴及南北統一之業，未嘗緣此而挫敗，然使林肯不死，則其建設或更有進焉，未可知耳。大久保利通遇害，日本維新之業未嘗緣此而挫敗，然使其不死，亦或更有進焉，未可知耳。所暗殺者而為惡社會之惡領袖耶，絕不能使惡政象隨而消滅，不甯惟是，而惡必且愈播，證以歷史上數大案而可知也。羅馬該撒之遇刺，謂其將變共和而為帝政也，然該撒死而羅馬之共和豈遂能保存，徒使屋大維乘時而起耳。與其屋大維為帝，何如該撤為帝之能造福於羅馬也。法國革命恐怖時代，安得尼以一弱女子，刺殺馬拉，天下快之，謂暴民之政將自兹熄，實則安能，丹頓、羅拔士比繼起，乃水益深而火益熱耳！由此觀之，良社會失其第一流領袖，而以下彼一流者繼之，則其良分量必減少；惡社會失其第一流領袖，而以下彼一流者繼之，則其惡分量必加增，事理固然，無所逃避也。」夫政象變化，必以社會勢力變化為之樞，社會勢力雖得以一二人代表之，而不得以一二人專之，甲勢力能優於乙勢力，雖不必摧鋤乙之代表而能使之屈伏；甲勢力不能敵乙勢力，雖摧鋤其代表，而甲之不能伸如也。韓人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而已墟之韓社，曷常能復？此勢力不植，暗殺無效之明驗也。其歐美各國無政府黨，屢行兇刺，而無政府主義終不能實現，亦同此理也。我國當清之季，暗殺案屢起：吳樾之於五大臣、徐錫麟之於恩銘、汪兆銘之於載澧、熊成基之於載洵、某某之於孚琦、鳳山，國人莫不敬其志，然謂非此而清命必不能革，識者有以知其不然也。五大臣、載澧、載洵皆不成於殺，恩銘、孚琦、鳳山則螻蟻耳，不足輕重，且皆置不論，其最有價值者，宜莫如良弼之役，然平心論之，當時雖不去一良弼，其力亦豈足以為共和梗？以共和之成，歸功於良弼之死，非論世之公言矣。吾所以縷縷然舉此例證者，凡以見實力不存，雖日日暗殺，決不足以動政局；實力既存，而政局自不得不變，謂暗殺為有益於國人，無論從何方面觀之，終不能得其解也。

暗殺之動機出於義憤者最上已，然君子固已憐其愚；出於沽名者，亦其次也，然斵國家之元氣成一己之名，居心既不可問矣。若乃自挾宿怨，蓄志欲死其人，又憚法網，不敢躬親而賄嗾人以行之，則是合蛇蝎、鬼蜮而為一，不足復齒於人類，而彼之受賄嗾而代人犯科者，則操業更與娼優無異，斯益不足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