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濱大同學校
丙申，余年十五，余父遺余偕譚賡（譚發之弟）同肄業于東京曉星學校。校為法國天主教會所立，以法文為主，英、日文副之，生徒約二百人，旅橫濱歐美兒童占三分之二，餘為日人，華人則余二人而已。西童因吾國人少，以為可欺，恒歌中國人污穢Chinese people，too much dirty一語，以示侮辱，且於運動場中屢向余等尋釁毆擊，余不能堪，為自衛計，嘗以爪傷西童，致為校長懲罰。因是西童多呼余為貓，對余等益恣狂毆。余二人不得已每於休息期間，匿於廁所附近之小院避之。西童凶者求余不得，乃揚言華人多患腹瀉。余在此校四月，卒以不堪西童帝國主義之壓迫，退學歸橫濱。余父乃托陳少白力勸余回校，余有苦難言，但云不願習法文而已。丁酉冬，大同學校成立，余遵父命入學，徐勤（號君勉）任校長，專以救國勉勵學生，每演講時事時，恒慷慨激昂，聞者莫不感動。教室上黑板及課本書面皆大書標語曰：“國恥未雪，民生多艱，每飯不忘，勖哉小子"十六字，師徒每日罷課時必大呼此十六字口號始散。又編短歌曰：“亡國際，如何計；願難成，功莫濟。靜言思之，能無恧愧！勖哉小子，萬千奮勵！”使學生逐日誦之。事為日本報紙所知，乃將大同學校標語揭載報端，謂支那人覺悟國恥，即於日本不利，喚起彼國人注意。時學生受此興奮教育之薰陶，咸具救國思想。余為校中高材生，每試均列前茅，因而志大言大，有扶危定傾舍我其誰之概。嘗榜一聯於書室左右曰：“大同大器十七歲，中國中興第一人”，為余父所見，斥余為大言不慚。余有和同學方慶周詩云：“漫天陰雨夕陽沉，一片弦歌萬木森。七十門人聞大道，三千諸佛聽梵音。眾生普渡師尊志，社稷匡扶弟子心。同學少年多努力，我言時事淚沾襟。”徐勤於講學之暇複承康有為命，以振興孔教為務，每星期日，生徒須對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禮。有基督教學生趙子彬因拒絕拜跪，被教員陳蔭農迫令退學，因此與華僑基督教徒大生惡感。徐聞帝國大學文學院長根本通明博士為日本孔教徒領袖，乃盤辮發于頂，易西服，赴東京訪之，使學生方慶周任譯事。根本為日本第一流漢學家，素蓄長髮，效漢代裝束，見徐易西服而來，大異，肅然曰：“貴國崇奉孔聖人者，亦效夷狄之服乎？”徐赧然不能對，遂於此協商中、日共同闡揚儒道之法，橫濱僑商亦多和之。遂於戊戌年（一八九八）孔子誕日，假中華會館大舉慶祝，日本名士蒞會者數十人。會場孔子像旁懸一聯曰：“同種同文複能同教相聯未許西歐逞虎視；大清大日從此大成併合遙看東亞慶麟遊。”自茲而後，康徒在橫濱之勢力益根深蒂固矣。是年夏間，清帝下令變法，康、梁俱特受知遇，言新學者咸以為中國中興在此一舉。大同學校教師亦沾沾自喜，所出課題，均屬歌頌聖君譽揚新政之作。余早列名興中會籍，居家複飽聆總理、少白、衢雲諸人革命排滿論調，至是乃於論文中痛言非我種類其心必異之理。略謂清主愈英明有為，則漢族愈不利，彼之厲行新政，實一種愚民政策，吾人有志救國，應從根本設想云云。徐勤讀余文，深滋不悅，乃傳余大加申斥，並再三誡余勿為邪說所惑。無何，清帝變法頓挫，康、梁同亡命日本，校中更採用戊戌政變記康梁詩集為教材。己亥（一八九九年）春，康有為將赴加拿大，徐勤以余略諳英語，爰商諸余父，欲使余隨行。余知康為人專制怪僻，故謝絕之。是年夏，梁啟超擬向橫濱僑商集款創設高等大同學校于東京，特於大同學校選優級生數人，至其小石川寓所講學，余與馮斯欒、曾廣勷、鄭雲漢預焉。時章炳麟初至東京，亦下榻梁宅，余之識章自此始。九月高等大同學校成立，余遂轉學該校。橫濱大同學校自是永為康黨根據地。直至民國十二年遭遇大地震之厄，始無形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