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第173卷

經濟彙編 食貨典 第一百七十二卷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經濟彙編 第一百七十三卷
經濟彙編 食貨典 第一百七十四卷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一百七十三卷目錄

 漕運部總論一

  杜佑通典漕運總論

  冊府元龜漕運總敘

  大學衍義補漕輓之宜

  荊川稗編論上供

食貨典第一百七十三卷

漕運部總論一编辑

杜佑通典编辑

漕運總論编辑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 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眾有饑色。」孫武曰: 「千里餽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 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糶之處受害。

按《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米。」 則物重而粗者為近賦,物輕而精者為遠賦。若數千百里漕運,其費百倍。

冊府元龜编辑

漕運總敘编辑

「昔《周官》挈畚以令糧,楚師振廩而同食自雍及絳,汎 舟之役是興;率鍾致石,負海之輸攸出。蓋漕運之舉 舊矣,利害之論詳矣。若乃京師大眾之所聚,萬旅百 官之仰給邦畿之賦,豈足充用。逮於奉辭伐叛調兵 乘鄣,或約齎以深入,或贏糧而景從,曷嘗不漕引而 致羨儲,飛輓而資宿飽乃有穿渠鑿河,乘便利之勢」 創法立制,極機巧之思,斯皆賢者之心術,古人之能 事。至於成敗之殊致,勞逸之異宜,亦一開卷而可見 也。

大學衍義補编辑

漕輓之宜编辑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 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沿 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 南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 渭,亂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臣按:《禹貢》于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于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然敘水路于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四百里粟,五 百里米。」

臣按:《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于五百里,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朴,而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賦于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 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眾有飢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于千里遠輸不出五百里,乘輿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戰國以來,行師千里間行漕輓,然事已兵休,猶未至于甚困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薦飢,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 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臣按:「汎舟」 以輸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

《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臣按:「開渠」 以通糧道已見于《春秋》之世。

《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臣按:古者出師往往因糧于敵而兵不久暴,糧不遠饋,非若後世興久出之師、饋至遠之糧也。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腄、瑯邪 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輓始于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蓋通計其飛輓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 十萬石。

臣按: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講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輓以為國都之給,然是時也,凡事艸創,所以給中都官者僅數十萬石,不啻足矣。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 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遂調均 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 將繇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 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 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 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為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所謂「一錢之賦而用數十錢之費始能致」 ,豈特秦人海運然哉?凡遠地之輸將無不然者,人君觀之,其尚思物之難致如此,其祿賜于人非真有功勞者,烏可以輕予之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 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徒之眾擬西南夷。又擊匈 奴,取河南地,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 山東咸被其勞。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璀璨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捐有用之財而易無用之地,豈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 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 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 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 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臣按: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徒役眾,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所謂官多徒役眾,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官多而不切于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眾而無益于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則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漕數日省則國用日舒、民力日寬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于此。」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眾,而下 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 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臣按: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 ,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雖然,與其致之有道而積粟于國之多,孰若用之有節而藏粟于民之多之為愈哉?蓋粟資民力以種種成而不得食,而輸于官以為之食,官食之而自取之可也,而又資民「力以輸將之焉,造作舟車之費,疏通溝渠之勞,跋涉河流之苦,鞭撻陪償之慘,百千萬狀,乃達京師。使其所養者皆有功于國、有益于民之人,不徒費也。不然,何苦苦吾有用之民,而養此無用之人,為此無益之事哉?」 嗚呼!人主授一官,興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為念而痛為之撙節焉,非決不可,不已必已也。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詔 曰:「民被水災頗匱于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歲漕六百萬石之後,一歲而減其半,又一歲而併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內虛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從賢良、文學言,罷征榷之課,是時霍光輔政,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為國用哉?吁,國用之贏縮在用度之侈儉而不在漕運之多少也。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 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 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臣按:壽昌此議,遇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 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臣按:充國此議,邊方無事,遇歲豐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 車驪駕,轉輸不絕。

臣按:自古輸運皆以「轉」 為名,是以漢、唐、宋之漕輓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而長運之法始見于本朝。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

臣按:河即黃河,汴乃汴渠也。《史》稱明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至是明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蓋昔河、汴隄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廣而為兗、豫民害;今隄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故跡也。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 治斜谷邸閤,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臣按:牛馬之制不可考,蓋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亮不得已而為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 南有事,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 害。

臣按: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而此則自北而運於南。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

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 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閤, 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臣按:「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此亦良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 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 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置黎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 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 師。

臣按:「隋于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于衛、陝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粟以給京師,蓋于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注而或發或留也。」

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 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 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轉輸。 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沚水南達于北河, 通郡。

臣按: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

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臣按:國家以得民心為治本,倉廩之積雖多不足恃也,其多適足以為盜賊之資耳。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 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臣按:創業之君以兵戎得天下,所與共成王業者,將帥士卒耳,其賜予之駢蕃、周給之優裕,固其所也。況宮室未備、城池未固,凡百乘輿、什器當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須一一刱置而經營之,宜其用度之廣也。然漢、唐之初,歲漕不過一二十萬,及夫繼世之君,往往歲漕至百倍其數,何也?《史》所謂「用物有節而易贍」 ,一言足以盡之矣。斯言也,豈難為哉!繼世而有天下者,誠能以祖宗之心為心,一切用度俱從撙節,其復祖宗之治功不難矣。

元宗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于河口置武牢倉,鞏縣 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 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 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 于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

臣按:耀卿此奏,元宗不省,在當時雖未行,然其所謂「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 ,此法亦良便。

二十一年,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于河陰 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 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 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 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 百萬石。

臣按:自漢以來至于今日,漕運之數無有踰于此數者。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 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 子,升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 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造「歇艎,支江船二 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 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斗米減錢九十;江 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 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 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爾,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為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 ,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于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 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斗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于窄淺之漕渠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加兌浮于

「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政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為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澀,暫舁岸上,過淺而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至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 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護以竹簟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為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筏,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為省矣。

德宗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 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 米給禁軍。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于道,上憂之。會韓 滉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 矣。」置酒相慶。

臣按:人君之處國亦當如富民之處家,有富人焉而城居負郭無半畝田而惟遠外之是資,其無遠圖可知矣,一旦為道梗所隔,將何以度日哉?是以人君於豐足之時恆為關絕之慮,撙節用度必使有餘,而於畿甸之閒墾田務農,不顓顓待哺於遠漕也,唐德宗事可鑒也已。當是時也,上用且乏六軍,百姓又何賴焉。

周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 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約新物,尚破雀耗,況路所般,豈 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臣按:「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曲盡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來,況於轉輸糧斛載以舟車,經涉艱險,積以歲月之久,行於道路之閒,霖雨、風波、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無」 ,立法以防姦不可不嚴,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而運糧者亦給斗耗,用是故也。既名為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計算俾其償焉,是何理也?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 荊河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 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 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 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漢、唐建都於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於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地,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

宋朝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為本,故 置「三轉般倉」於真、楚、泗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 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 其家。汴船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摺運,無復留 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

臣按:「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於真、泗、楚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 臣竊以謂宋人都汴,漕運比漢唐為便易,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河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於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閘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澀則費」 推移,沿途為將領之科率,上倉為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運糧士卒,其艱苦萬狀有如此者,食此糧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於《鹽法》條下,既已歷陳宋人轉船載鹽之法於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於今日少寬士卒之一分,寬一分則受一分賜矣,況其所賜,非止一分哉。

真宗景德三年,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 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 水埶極淺,雖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磧之險,罷之。

臣按:汴水入河之故跡,「自漢明帝時王景修汴渠而河與汴分流,至晉安時,劉裕伐秦,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隋煬帝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 蓋汴河舊自滎陽縣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水東注泗州入於淮,今蔡河湮沒不知所在,而汴河則自中牟縣入於黃河。今歸德、宿州、虹縣、泗州一帶,汴河故隄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絕,所謂入泗達淮者,今無復有矣。是則漢以來漕路所謂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經泗州入於淮,而呂梁之險,未有以之為運道者。惟晉謝元肥水之役,堰呂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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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以利運漕,蓋瀦水以漸用耳,非通運也。」 宋真宗時,趙守倫建此議,又以歷呂梁險而竟罷。由是觀之,呂梁之險,用之以為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於泗,經二洪,下會沂河,至清口以匯於淮,合於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綿山,舊自武陟縣入於河,隨河達海。自河南徙之後,沁水乃別自武陟縣界東流,經原武、祥符、歸德等處,至徐州城東北與泗水合,以為今運道云。

雍熙中,轉運使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維 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臣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閘至新莊一帶是也。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泝淮險惡,乃尋喬維岳所開故道,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閘以通漕,又於沿河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以為利。

徽宗重和元年,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楊楚使,高郵 運河隄岸,舊有斗門水閘七十九座,限節水埶,常得 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討復修。

臣按: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隄之險則天也,天無常變,雖若非人力可為,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郵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始於湖之東直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牽路》。「在宋時,又有斗門水閘。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磚。永樂十九年,加以磚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樁,實以磚土,以備風浪。綱運之上下,舟楫之往來,皆沿隄行人以牽百丈。方其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如行鏡中然。一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頃刻之間,檣楫傾沈,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計者往往欲於舊隄之外、河泊之旁,別為長隄一帶,約去舊隄一二十丈許,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樁以固其埶,就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磚包砌,一如舊隄。其中舊有減水閘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洞,引湖水於內以行舟楫,仍於外隄造減水閘以節水勢。如此則人力足以勝天。天雖有奄欻之變,人則有持循」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為利益,實亦非小。

《元史食貨志》:「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 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 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 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 非一代良法歟。」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稉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 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 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 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恆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不使臨事而悔。」 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為傭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為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 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

「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 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嶕。故製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 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為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于巳時即止,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則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蕃航海之人,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貫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津遣。既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舶式樣,造為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 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為幖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於此收貯,照「依見式,造為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 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飄,故宜重。假如每艘載八百石,則為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於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為歲造船料之費。」 其糧既從海運,腳費比漕河為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為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若於運河窄「淺,舳艫擠塞,腳費倍於物直,貨物所以踊貴,而用度為艱。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於北,空船南回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於南矣。」 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廢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兌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荊河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 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見,非敢以為決然可行,萬無弊也。念此乃國家千萬年深遠之慮,姑述此嘗試之策,請試用之。試之而可則行,不可則止。

順帝至正十九年,先是,汝、潁盜起,方國珍、張士誠據 浙東西之地,海運之舟不至。至是,遣伯顏帖木兒徵 海運於江、浙,詔士誠輸粟,國珍具舟。二賊互相猜疑, 伯顏帖木兒與行省丞相多方開諭之,始從命,得粟 十有一萬石。二十三年,遣官往徵,拒命不與。

臣按:元朝承平之時,歲運幾至四百萬石,至其末年也,哀丐於叛臣僅得十有餘萬石,最後升斗皆無焉,是時也斗米至銀六兩,一時勳戚權貴衣錦繡、袍珠玉而枵腹忍饑以為餓殍者何限?嗚呼,可歎也哉!是以為國遠圖者睹未形之患為先事之謀,恆思於心曰:「吾之家國今雖富盛,異日吾之子孫安知其不馴」 致於此乎?矧今建國於燕,而又承其後,雖天祚國家,祖宗基業隆厚,非元可比,然意外之事,亦不可不深長思也。《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 站,陸運至淇門一百八十餘里,入御河,以達於京。後又自任城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 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 沽。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 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 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 建閘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 河。」

臣按:「會通河」 之名始見於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寧在城閘,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而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樂初,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東、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塌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閘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將百年於茲矣。臣惟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 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勢。中閒雖或少假人力,然多因其勢,而微用人為以濟之,非若「會通」 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刱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為之而未至於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是故開創之功,雖在勝國,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則有待於聖朝焉。前元所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踰四百萬焉,蓋十倍之矣。宋人論汴水,謂「大禹疏鑿,隋煬帝開甽,終為宋人之用,以為上天之意。」 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而謂天意顓在於宋,臣不敢以為然。若夫元之為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為我朝之意,其意彰彰然明矣。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至大都 河道,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 玉泉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為積水潭,出文明門至通 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 處,置壩閘二十座,節水通漕為便。」明年,河成,賜名「通 惠。」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民不勝其悴, 至是皆罷之。

臣按:「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閒置閘壩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況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閘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今積水潭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啟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請,欲復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見,陸輓與河運利害略亦相當。必欲復舊,須於城東鑿為大潭,如積水比,以為停泊之處,引水自城西入壕,由北轉東,瀦於此潭。又於分水入城處築閘,以司啟閉。仍於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為巨閘,蓄禁中水,非滿溢不啟。自慶豐閘以東,每閘之旁,皆為月河,以容挨閘之舟,如此庶幾良便。若恐勞民動眾,又不若依舊陸輓之為便。」 但道路之閒,每遇霖雨泥淖,車輪陷沒,牛騾踣斃,腳價踊貴,漕卒舟行數月,始得抵陸。而久留多費,艱苦不勝。此建議者憫之,所以咸欲復舊河道。然自永樂乙未開運以來,經今六十餘年,率由此路。況其腳費支兌之初,已有加耗,晴「乾之時,所費良亦不多。為今之計,請於都城之東,官路之旁,擇便利處,再闢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約廣十丈以上。其舊道專以為官民往來之路,止行小車。其新開者一道專以通行輦運。大車下而往者從左,道上而來者從右,不許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許夾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許於道旁百步之外面東西以居,近道賣酒食者惟許作浮鋪,如此則民居既遠,軌轍散行,水易涸而泥易乾,運道自然不致深陷。」 又於中道設一提舉司,視衛河例置官一二員,每年委工部官一員提調,將慶豐等閘原設閘夫編為甲乙,專一修理道途。大車入門,免其納鈔,就俾於提舉司出修路錢若干,收貯在官,以為買甎石傭工作之費。又俾有司拘集車戶及牙行人等,從公量定腳價,分為三等,「晴乾每石若干,陰雨若干,泥濘若干,必使兩不相虧,具數奏聞,永為定例。」 如此則輸輓通利,所費者不過民田數十頃,可將官地償之,或給以價,或為之開豁糧租,其視開河之費,減數十倍。況河道

狹而運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啟閉,動經旬日,有妨嗣歲之計。且又每閘設官聚夫,官俸民糧,日有所費。歲歲遣官吏起民丁開挑上源,疏滌壅塞,修築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時耕穫,文移工作,歲無寧月。愚言萬一有可採者,乞下有司計議,其於國計,未必無補。

至正十六年,董摶霄建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惟可 陸運。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 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袋盛之, 用印封識,人不息。負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 回,計路二十八里,日可運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給 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臣按:董摶霄人運之法誠有如胡粹中所評者,「用兵遠道決不可行,惟施於救荒,就用饑民接運因以哺之,借其力以達粟於無食之地,蓋亦兩得其濟。與夫漕黃河者,其於三門底柱之險,其間一帶似可用此法,然亦可暫而不可常。」

以上論漕輓之宜。臣按:「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關、陜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為我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由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 、呂二洪,泝沁、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閘者,即《元史》所謂會源閘也。泗、沂、洸、汶諸水畢會於此,而分流於南北。北至安民山,入於新河,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此蓋居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自是而南,至於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清口而入於海;亂流而渡,由邗溝渡江而達於南京;自是而北至於漳。御,順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於海;泝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於北京。迤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之沁,有自瑯邪來之沂,迤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論》諸閘,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國家都北而仰給於南,恃此運河以為命脈。濟寧居腹裡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閘於此乎盡,眾流於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為國家深長之思者,寧有而棄,毋無而悔。書生過慮,請跨河為城,兩際各為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閘在於其中,設官以司啟閉,屯兵以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臣愚以杞人之智,過為」 天慮,惟聖明矜其愚而察其心,不勝大願。

荊川稗編编辑

論上供编辑

止齋陳氏曰:「國初上供,隨歲所入,初無定制,而其大 者在糧帛銀錢、《諸路米綱》。《會要》:開寶五年,令汴、蔡河 歲運江、淮米數十萬石赴京充軍食;太平興國六年, 制歲運三百五十萬石;景德四年,詔淮南、江、浙、荊湖 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終十年,酌中之數, 定為年額。上供六百萬石,米綱立額始於此。」銀綱自 大中祥符元年詔「五路糧儲已有定額,其餘未有條 貫」,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為多者為額,則銀綱 立額始於此。錢綱: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請立定 錢額,自後每年依此額數起發,則錢綱立額始於此。 絹綿綱雖不可攷,以咸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數,則亦 有年額矣。然而前朝理財,務在寬大,隨時損益,非必 盡取。上供增額,起於熙寧,雖非舊貫,尤未為甚。崇寧 三年十一月,始立上供錢物新額,於是益重。方今版 圖,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過宣和之數,雖曰饟軍,出 不得已,要非愛惜邦本之道。此寬民力之說,所以為 最先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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