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第173卷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經濟彙編 第一百七十三卷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一百七十三卷目錄

　漕運部總論一

　　杜佑通典〈漕運總論〉

　　冊府元龜〈漕運總敘〉

　　大學衍義補〈漕輓之宜〉

　　荊川稗編〈論上供〉

食貨典第一百七十三卷

漕運部總論一

杜佑通典

漕運總論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 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眾有饑色。」孫武曰： 「千里餽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 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糶之處受害。

按《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米。」 則物重而粗者為近賦，物輕而精者為遠賦。若數千百里漕運，其費百倍。

冊府元龜

漕運總敘

「昔《周官》挈畚以令糧，楚師振廩而同食自雍及絳，汎 舟之役是興；率鍾致石，負海之輸攸出。蓋漕運之舉 舊矣，利害之論詳矣。若乃京師大眾之所聚，萬旅百 官之仰給邦畿之賦，豈足充用。逮於奉辭伐叛調兵 乘鄣，或約齎以深入，或贏糧而景從，曷嘗不漕引而 致羨儲，飛輓而資宿飽乃有穿渠鑿河，乘便利之勢」 創法立制，極機巧之思，斯皆賢者之心術，古人之能 事。至於成敗之殊致，勞逸之異宜，亦一開卷而可見 也。

大學衍義補

漕輓之宜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 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沿 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 南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 渭，亂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臣按：《禹貢》于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于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然敘水路于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四百里粟，五 百里米。」

臣按：《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于五百里，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朴，而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賦于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 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眾有飢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于千里遠輸不出五百里，乘輿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戰國以來，行師千里間行漕輓，然事已兵休，猶未至于甚困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薦飢，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 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臣按：「汎舟」 以輸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

《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臣按：「開渠」 以通糧道已見于《春秋》之世。

《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臣按：古者出師往往因糧于敵而兵不久暴，糧不遠饋，非若後世興久出之師、饋至遠之糧也。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腄、瑯邪 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輓始于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蓋通計其飛輓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 十萬石。

臣按：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講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輓以為國都之給，然是時也，凡事艸創，所以給中都官者僅數十萬石，不啻足矣。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 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遂調均 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 將繇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 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 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 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為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所謂「一錢之賦而用數十錢之費始能致」 ，豈特秦人海運然哉？凡遠地之輸將無不然者，人君觀之，其尚思物之難致如此，其祿賜于人非真有功勞者，烏可以輕予之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 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徒之眾擬西南夷。又擊匈 奴，取河南地，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 山東咸被其勞。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璀璨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捐有用之財而易無用之地，豈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 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 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 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 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臣按：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徒役眾，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所謂官多徒役眾，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官多而不切于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眾而無益于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則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漕數日省則國用日舒、民力日寬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于此。」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眾，而下 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 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臣按：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 ，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雖然，與其致之有道而積粟于國之多，孰若用之有節而藏粟于民之多之為愈哉？蓋粟資民力以種種成而不得食，而輸于官以為之食，官食之而自取之可也，而又資民「力以輸將之焉，造作舟車之費，疏通溝渠之勞，跋涉河流之苦，鞭撻陪償之慘，百千萬狀，乃達京師。使其所養者皆有功于國、有益于民之人，不徒費也。不然，何苦苦吾有用之民，而養此無用之人，為此無益之事哉？」 嗚呼！人主授一官，興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為念而痛為之撙節焉，非決不可，不已必已也。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詔 曰：「民被水災頗匱于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歲漕六百萬石之後，一歲而減其半，又一歲而併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內虛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從賢良、文學言，罷征榷之課，是時霍光輔政，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為國用哉？吁，國用之贏縮在用度之侈儉而不在漕運之多少也。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 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 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臣按：壽昌此議，遇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 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臣按：充國此議，邊方無事，遇歲豐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 車驪駕，轉輸不絕。

臣按：自古輸運皆以「轉」 為名，是以漢、唐、宋之漕輓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而長運之法始見于本朝。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

臣按：河即黃河，汴乃汴渠也。《史》稱明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至是明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蓋昔河、汴隄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廣而為兗、豫民害；今隄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故跡也。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 治斜谷邸閤，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臣按：牛馬之制不可考，蓋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亮不得已而為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 南有事，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 害。

臣按：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而此則自北而運於南。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

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 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閤， 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臣按：「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此亦良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 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 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置黎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 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 師。

臣按：「隋于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于衛、陝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粟以給京師，蓋于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注而或發或留也。」

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 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 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轉輸。 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沚水南達于北河， 通郡。

臣按：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

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臣按：國家以得民心為治本，倉廩之積雖多不足恃也，其多適足以為盜賊之資耳。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 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臣按：創業之君以兵戎得天下，所與共成王業者，將帥士卒耳，其賜予之駢蕃、周給之優裕，固其所也。況宮室未備、城池未固，凡百乘輿、什器當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須一一刱置而經營之，宜其用度之廣也。然漢、唐之初，歲漕不過一二十萬，及夫繼世之君，往往歲漕至百倍其數，何也？《史》所謂「用物有節而易贍」 ，一言足以盡之矣。斯言也，豈難為哉！繼世而有天下者，誠能以祖宗之心為心，一切用度俱從撙節，其復祖宗之治功不難矣。

元宗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于河口置武牢倉，鞏縣 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 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 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 于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

臣按：耀卿此奏，元宗不省，在當時雖未行，然其所謂「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 ，此法亦良便。

二十一年，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于河陰 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 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 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 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 百萬石。

臣按：自漢以來至于今日，漕運之數無有踰于此數者。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 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 子，升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 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造「歇艎，支江船二 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 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斗米減錢九十；江 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 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 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爾，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為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 ，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于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 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斗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于窄淺之漕渠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加兌浮于

「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政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為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澀，暫舁岸上，過淺而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至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 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護以竹簟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為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筏，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為省矣。

德宗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 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 米給禁軍。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于道，上憂之。會韓 滉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 矣。」置酒相慶。

臣按：人君之處國亦當如富民之處家，有富人焉而城居負郭無半畝田而惟遠外之是資，其無遠圖可知矣，一旦為道梗所隔，將何以度日哉？是以人君於豐足之時恆為關絕之慮，撙節用度必使有餘，而於畿甸之閒墾田務農，不顓顓待哺於遠漕也，唐德宗事可鑒也已。當是時也，上用且乏六軍，百姓又何賴焉。

周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 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約新物，尚破雀耗，況路所般，豈 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臣按：「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曲盡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來，況於轉輸糧斛載以舟車，經涉艱險，積以歲月之久，行於道路之閒，霖雨、風波、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無」 ，立法以防姦不可不嚴，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而運糧者亦給斗耗，用是故也。既名為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計算俾其償焉，是何理也？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 荊河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 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 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 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漢、唐建都於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於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地，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

宋朝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為本，故 置「三轉般倉」於真、楚、泗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 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 其家。汴船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摺運，無復留 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

臣按：「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於真、泗、楚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 臣竊以謂宋人都汴，漕運比漢唐為便易，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河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於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閘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澀則費」 推移，沿途為將領之科率，上倉為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運糧士卒，其艱苦萬狀有如此者，食此糧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於《鹽法》條下，既已歷陳宋人轉船載鹽之法於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於今日少寬士卒之一分，寬一分則受一分賜矣，況其所賜，非止一分哉。

真宗景德三年，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 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 水埶極淺，雖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磧之險，罷之。

臣按：汴水入河之故跡，「自漢明帝時王景修汴渠而河與汴分流，至晉安時，劉裕伐秦，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隋煬帝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 蓋汴河舊自滎陽縣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水東注泗州入於淮，今蔡河湮沒不知所在，而汴河則自中牟縣入於黃河。今歸德、宿州、虹縣、泗州一帶，汴河故隄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絕，所謂入泗達淮者，今無復有矣。是則漢以來漕路所謂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經泗州入於淮，而呂梁之險，未有以之為運道者。惟晉謝元肥水之役，堰呂梁。

「水，以利運漕，蓋瀦水以漸用耳，非通運也。」 宋真宗時，趙守倫建此議，又以歷呂梁險而竟罷。由是觀之，呂梁之險，用之以為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於泗，經二洪，下會沂河，至清口以匯於淮，合於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綿山，舊自武陟縣入於河，隨河達海。自河南徙之後，沁水乃別自武陟縣界東流，經原武、祥符、歸德等處，至徐州城東北與泗水合，以為今運道云。

雍熙中，轉運使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維 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臣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閘至新莊一帶是也。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泝淮險惡，乃尋喬維岳所開故道，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閘以通漕，又於沿河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以為利。

徽宗重和元年，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楊楚使，高郵 運河隄岸，舊有斗門水閘七十九座，限節水埶，常得 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討復修。

臣按：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隄之險則天也，天無常變，雖若非人力可為，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惟今高郵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始於湖之東直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牽路》。〉「在宋時，又有斗門水閘。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磚。永樂十九年，加以磚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樁，實以磚土，以備風浪。綱運之上下，舟楫之往來，皆沿隄行人以牽百丈。方其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如行鏡中然。一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頃刻之間，檣楫傾沈，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計者往往欲於舊隄之外、河泊之旁，別為長隄一帶，約去舊隄一二十丈許，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樁以固其埶，就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磚包砌，一如舊隄。其中舊有減水閘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洞，引湖水於內以行舟楫，仍於外隄造減水閘以節水勢。如此則人力足以勝天。天雖有奄欻之變，人則有持循」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為利益，實亦非小。

《元史食貨志》：「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 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 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 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 非一代良法歟。」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稉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 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 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 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恆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不使臨事而悔。」 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為傭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為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 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

「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 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嶕。故製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 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為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于巳時即止，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則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蕃航海之人，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貫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津遣。既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舶式樣，造為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 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為幖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於此收貯，照「依見式，造為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 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飄，故宜重。假如每艘載八百石，則為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於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為歲造船料之費。」 其糧既從海運，腳費比漕河為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為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若於運河窄「淺，舳艫擠塞，腳費倍於物直，貨物所以踊貴，而用度為艱。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於北，空船南回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於南矣。」 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廢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兌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荊河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 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見，非敢以為決然可行，萬無弊也。念此乃國家千萬年深遠之慮，姑述此嘗試之策，請試用之。試之而可則行，不可則止。

順帝至正十九年，先是，汝、潁盜起，方國珍、張士誠據 浙東西之地，海運之舟不至。至是，遣伯顏帖木兒徵 海運於江、浙，詔士誠輸粟，國珍具舟。二賊互相猜疑， 伯顏帖木兒與行省丞相多方開諭之，始從命，得粟 十有一萬石。二十三年，遣官往徵，拒命不與。

臣按：元朝承平之時，歲運幾至四百萬石，至其末年也，哀丐於叛臣僅得十有餘萬石，最後升斗皆無焉，是時也斗米至銀六兩，一時勳戚權貴衣錦繡、袍珠玉而枵腹忍饑以為餓殍者何限？嗚呼，可歎也哉！是以為國遠圖者睹未形之患為先事之謀，恆思於心曰：「吾之家國今雖富盛，異日吾之子孫安知其不馴」 致於此乎？矧今建國於燕，而又承其後，雖天祚國家，祖宗基業隆厚，非元可比，然意外之事，亦不可不深長思也。《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 站，陸運至淇門一百八十餘里，入御河，以達於京。後又自任城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 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 沽。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 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 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 建閘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 河。」

臣按：「會通河」 之名始見於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寧在城閘，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而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樂初，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東、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塌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閘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將百年於茲矣。臣惟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 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勢。中閒雖或少假人力，然多因其勢，而微用人為以濟之，非若「會通」 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刱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為之而未至於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是故開創之功，雖在勝國，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則有待於聖朝焉。前元所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踰四百萬焉，蓋十倍之矣。宋人論汴水，謂「大禹疏鑿，隋煬帝開甽，終為宋人之用，以為上天之意。」 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而謂天意顓在於宋，臣不敢以為然。若夫元之為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為我朝之意，其意彰彰然明矣。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至大都 河道，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 玉泉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為積水潭，出文明門至通 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 處，置壩閘二十座，節水通漕為便。」明年，河成，賜名「通 惠。」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民不勝其悴， 至是皆罷之。

臣按：「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閒置閘壩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況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閘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今積水潭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啟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請，欲復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見，陸輓與河運利害略亦相當。必欲復舊，須於城東鑿為大潭，如積水比，以為停泊之處，引水自城西入壕，由北轉東，瀦於此潭。又於分水入城處築閘，以司啟閉。仍於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為巨閘，蓄禁中水，非滿溢不啟。自慶豐閘以東，每閘之旁，皆為月河，以容挨閘之舟，如此庶幾良便。若恐勞民動眾，又不若依舊陸輓之為便。」 但道路之閒，每遇霖雨泥淖，車輪陷沒，牛騾踣斃，腳價踊貴，漕卒舟行數月，始得抵陸。而久留多費，艱苦不勝。此建議者憫之，所以咸欲復舊河道。然自永樂乙未開運以來，經今六十餘年，率由此路。況其腳費支兌之初，已有加耗，晴「乾之時，所費良亦不多。為今之計，請於都城之東，官路之旁，擇便利處，再闢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約廣十丈以上。其舊道專以為官民往來之路，止行小車。其新開者一道專以通行輦運。大車下而往者從左，道上而來者從右，不許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許夾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許於道旁百步之外面東西以居，近道賣酒食者惟許作浮鋪，如此則民居既遠，軌轍散行，水易涸而泥易乾，運道自然不致深陷。」 又於中道設一提舉司，視衛河例置官一二員，每年委工部官一員提調，將慶豐等閘原設閘夫編為甲乙，專一修理道途。大車入門，免其納鈔，就俾於提舉司出修路錢若干，收貯在官，以為買甎石傭工作之費。又俾有司拘集車戶及牙行人等，從公量定腳價，分為三等，「晴乾每石若干，陰雨若干，泥濘若干，必使兩不相虧，具數奏聞，永為定例。」 如此則輸輓通利，所費者不過民田數十頃，可將官地償之，或給以價，或為之開豁糧租，其視開河之費，減數十倍。況河道

狹而運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啟閉，動經旬日，有妨嗣歲之計。且又每閘設官聚夫，官俸民糧，日有所費。歲歲遣官吏起民丁開挑上源，疏滌壅塞，修築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時耕穫，文移工作，歲無寧月。愚言萬一有可採者，乞下有司計議，其於國計，未必無補。

至正十六年，董摶霄建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惟可 陸運。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 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袋盛之， 用印封識，人不息。負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 回，計路二十八里，日可運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給 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臣按：董摶霄人運之法誠有如胡粹中所評者，「用兵遠道決不可行，惟施於救荒，就用饑民接運因以哺之，借其力以達粟於無食之地，蓋亦兩得其濟。與夫漕黃河者，其於三門底柱之險，其間一帶似可用此法，然亦可暫而不可常。」

以上論漕輓之宜。臣按：「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關、陜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為我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由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 、呂二洪，泝沁、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閘者，即《元史》所謂會源閘也。泗、沂、洸、汶諸水畢會於此，而分流於南北。北至安民山，入於新河，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此蓋居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自是而南，至於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清口而入於海；亂流而渡，由邗溝渡江而達於南京；自是而北至於漳。御，順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於海；泝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於北京。迤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之沁，有自瑯邪來之沂，迤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論》諸閘，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國家都北而仰給於南，恃此運河以為命脈。濟寧居腹裡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閘於此乎盡，眾流於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為國家深長之思者，寧有而棄，毋無而悔。書生過慮，請跨河為城，兩際各為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閘在於其中，設官以司啟閉，屯兵以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臣愚以杞人之智，過為」 天慮，惟聖明矜其愚而察其心，不勝大願。

荊川稗編

論上供

止齋陳氏曰：「國初上供，隨歲所入，初無定制，而其大 者在糧帛銀錢、《諸路米綱》。《會要》：開寶五年，令汴、蔡河 歲運江、淮米數十萬石赴京充軍食；太平興國六年， 制歲運三百五十萬石；景德四年，詔淮南、江、浙、荊湖 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終十年，酌中之數， 定為年額。上供六百萬石，米綱立額始於此。」銀綱自 大中祥符元年詔「五路糧儲已有定額，其餘未有條 貫」，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為多者為額，則銀綱 立額始於此。錢綱：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請立定 錢額，自後每年依此額數起發，則錢綱立額始於此。 絹綿綱雖不可攷，以咸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數，則亦 有年額矣。然而前朝理財，務在寬大，隨時損益，非必 盡取。上供增額，起於熙寧，雖非舊貫，尤未為甚。崇寧 三年十一月，始立上供錢物新額，於是益重。方今版 圖，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過宣和之數，雖曰饟軍，出 不得已，要非愛惜邦本之道。此寬民力之說，所以為 最先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