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論/卷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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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文若之於曹公，則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為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為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算略，以摧滅群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复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為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眾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併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乾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蹙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馮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以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群帥皆欲戰，智莊子、範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用兵之難，蓋有怵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為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強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泛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誇示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詡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未苻堅擁百萬之眾，恥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釁。謝安乘苻堅之敗，知中原之盪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苻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恥不若人，怵於外之患也。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於荊州。吳乘其敝，羽以敗死。先主欲為羽報仇，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季漢君臣之分，締交相親，與魏為敵，則報仇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事羽之怨，則為失所先後矣。先主之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仇魏之重，俯而從之，義無不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至於奮不慮害，兵敗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之遺念，則未為得矣。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自以伐吳為失計矣哉。
任人莫難於托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虐用其民，厚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托國於霍光。光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榷酤，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發李嚴、楊儀，援蔣琬、費禕而授之。雖後主之不明，而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吳遠甚。吳大帝方其屬任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喜諸葛恪之勁悍，越眾而付以後事。闥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於外，既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既以喪其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至於托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屬之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畔，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徵畔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為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眾，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畔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托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為得之邪？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复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其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為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事。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幸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奸雄為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群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惠，以為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為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善為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者為，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為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範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則凌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卻，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弒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扶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範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群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眾，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為未可取也。羊祜為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勖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疏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範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為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臥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範文子遠矣。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為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闢。三者俱，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
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承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慾，惡禮法之繩其奸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佚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婚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辟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偽，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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