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文學觀念論

 歷史的文學觀念論
作者:胡適
1917年5月1日
本作品收錄於《新青年

  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注重“歷史的文學觀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啟後之關係,而決不容完全抄襲;其完全抄襲者,決不成爲真文學。愚惟深信此理,故以爲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至於今日之文學與今後之文學究竟當爲何物,則全係於吾輩之眼光識力與筆力,而非一二人所能逆料也。惟愚縱觀古今文學變迁之趨勢,以爲白話之文學種子已伏於唐人之小詩短詞。及宋而語錄體大盛,詩詞亦多有用白話者(放翁之七律七絕多白話體。宋詞用白話者更不可勝計。南宋學者往往用白話通信,又不但以白話作語錄也)。元代之小說戲曲,則更不待論矣。此白話文學之趨勢,雖爲明代所截斷,而實不曾截斷。語錄之體,明、清之宋學家多沿用之。詞曲如《牡丹亭》、《桃花扇》,已不如元人雜劇之通俗矣。然昆曲卒至廢絕,而今之俗劇(吾徽之“徽調”與今日“京調”、“高腔”皆是也)乃起而代之。今後之戲劇或將全廢唱本而歸於說白,亦未可知。此亦由文言趨於白話之一例也。小說則明、清之有名小說,皆白話也。近人之小說,其可以傳後者,亦皆白話也(筆記短篇如《聊齋志異》之類不在此例)。故白話之文學,自宋以來,雖見屏於古文家,而終一綫相承,至今不絕。

  夫白話之文學,不足以取富貴,不足以邀聲譽,不列於文學之“正宗”,而卒不能廢絕者,豈無故耶?豈不以此爲吾國文學趨勢,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愚以深信此理,故又以爲今日之文學,當以白話文學爲正宗。然此但是一个假設之前提,在文學史上,雖已有許多証據,如上所云,而今後之文學之果出於此與否,則猶有待於今後文學家之實地証明。若今後之文人不能爲吾國造一可傳世之白話文學,則吾輩今日之紛紛議論,皆屬枉費精力,決無以服古文家之心也。

  然則吾輩又何必攻古文家乎?曰,是亦有故。吾輩主張“歷史的文學觀念”,而古文家則反對此觀念也。吾輩以爲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而古文家則以爲今人作文必法馬、班、韓、柳。其不法馬、班、韓、柳者,皆非文學之“正宗”也。吾輩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學之趨勢而强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說不破,則白話之文學無有列爲文學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將猶鄙薄之以爲小道邪徑而不肯以全力經营造作之。如是,則吾國將永無以全副精神實地試驗白話文學之日。夫不以全副精神造文學而望文學之發生,此猶不耕而求獲不食而求飽也,亦終不可得矣(施耐庵、曹雪芹諸人所以能有成者,正賴其有特别胆力,能以全力爲之耳)。

  吾輩既以“歷史的”眼光論文,則亦不可不以歷史的眼光論古文家。《》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必及乎身。”(朱熹曰:反,復也。)此言復古者之謬,雖孔聖人亦不贊成也。古文家之罪正坐“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古文家盛稱馬、班,不知馬、班之文已非古文。使馬、班皆作《盤庚》《大誥》“清廟生民”之文,則馬、班決不能千古矣。古文家又盛稱韓、柳,不知韓、柳在當時皆爲文學革命之人。彼以六朝駢儷之文爲當廢,故改而趨於較合文法,較近自然之文體。其時白話之文未興,故韓、柳之文在當日皆爲“新文學”。韓、柳皆未嘗自稱“古文”,古文乃後人稱之之辭耳。此如七言歌行,本非“古體”,六朝人作之者數人而已。至唐而大盛,李、杜之歌行,皆可謂創作。後之妄人,乃謂之曰“五古”,“七古”,不知五言作於漢代,七言尤不得爲古,其起與律詩同時(律詩起於六朝。謝靈運、江淹之詩,皆爲駢偶之體矣,則雖謂律詩先於七古可也)。若《周頌》《商頌》則真“古詩”耳。故李、杜作“今詩”,而後人謂之“古詩”;韓、柳作“今文”,而後人謂之“古文”。不知韓、柳但擇當時文體中之最近於文言之自然者而作之耳。故韓、柳之爲韓、柳,未可厚非也。

  及白話之文體既興,語錄用於講壇,而小說傳於窮巷。當此之時,“今文”之趨勢已成,而明七子之徒乃必欲反之於漢、魏以上,則罪不容辭矣。歸、方、劉、姚之志與七子同,特不敢遠攀周、秦,但欲近規韓、柳、歐、曾而已,此其異也。吾故謂古文家亦未可一概抹煞。分别言之,則馬、班自作漢人之文,韓、柳自作唐代之文。其作文之時,言文之分尚不成一問題,正如歐洲中古之學者,人人以拉丁文著書,而不知其所用爲“死文字”也。宋代之文人,北宋如歐、蘇皆常以白話入詞,而作散文則必用文言;南宋如陸放翁常以白話作律詩,而其文集皆用文言,朱晦庵以白話著書写信,而作“規矩文字”則皆用文言,此皆過渡時代之不得已,如十六七世紀歐洲學者著書往往并用己國俚語與拉丁两種文字(狄卡兒之《方法論》用法文,其《精思錄》則用拉丁文。倍根之《雜論》有英文、拉丁文两種。倍根自信其拉丁文書勝於其英文書,然今人罕有讀其拉丁文《雜論》者矣),不得概以古文家冤之也。惟元以後之古文家,則居心在於復古,居心在於過抑通俗文學而以漢、魏、唐、宋代之。此種人乃可謂真正“古文家”!吾輩所攻击者亦仅限於此一種“生於今之世反古之道”之真正“古文家”耳!

  民國六年五月

  (原載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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