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 (70回本)/序
水滸傳 (70回本) 序 作者:施耐庵 |
宋史斷 |
序一
编辑原夫書契之作,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於結繩,而其盛殽而為六經。其秉簡載筆者,則皆在聖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有其權而知其故,則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者,導之使為善也;《禮》者,坊之不為惡也;《書》者,縱以盡天運之變;《詩》者,衡以會人情之通也。故《易》之為書,行也;《禮》之為書,止也;《書》之為書,可畏;《詩》之為書,可樂也。故曰《易》圓而《禮》方,《書》久而《詩》大。又曰《易》不賞而民勸,《禮》不怒而民避,《書》為廟外之几筵,《詩》為未朝之明堂也。若有《易》而可以無《書》也者,則不復為《書》也。有《易》有《書》而可以無《詩》也者,則不復為《詩》也。有《易》有《書》有《詩》而可以無《禮》也者,則不復為《禮》也。
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知其故,則知《易》與《書》與《詩》與《禮》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廢也。有聖人之德而又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其權,而後作《易》,之後又欲作《書》,又欲作《詩》,又欲作《禮》,鹹得奮筆而遂為之,而人不得而議其罪也。無聖人之位,則無其權;無其權,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無聖人之位,而有聖人之德;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此《春秋》是也。
顧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書,以天自處學《易》,以事系日學《書》,羅列與國學《詩》,揚善禁惡學《禮》:皆所謂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不能已於作而遂兼四經之長,以合為一書,則是未嘗作也。夫未嘗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春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後世巧言之徒,無不紛紛以作。紛紛以作既久,龐言無所不有;君讀之而旁皇於上,民讀之而惑亂於下,勢必至於拉雜燔燒,禍連六經。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終不已於作,是則仲尼所為引罪自悲者也。或問曰:然則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無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輒有所作,於是因史成經,不別立文,而但於首大書「春王正月」。若曰:其舊則諸侯之書也,其新則天子之書也。取諸侯之書,手治而成天子之書者,仲尼不予諸侯以作書之權也。仲尼不肯以作書之權予諸候,其又烏肯以作書之權予庶人哉!是故作書,聖人之事也。非聖人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
作書,聖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何也?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破道與治,是橫議也。橫議,則烏得不燒?橫議之人,則烏得不誅?故秦人燒書之舉,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燒而始皇燒者,仲尼不但無作書之權,是亦無燒書之權者也。若始皇燒書而並燒聖經,則是雖有其權而實無其德;實無其德,則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盡燒矣。故並燒聖經者,始皇之罪也;燒書,始皇之功也。無何漢興,又大求遺書。當時在廷諸臣,以獻書進者多有。於是四方功名之士,無人不言有書,一時得書之多,反更多於未燒之日。
今夫自古至今,人則知燒書之為禍至烈,又豈知求書之為禍之尤烈哉!燒書,而天下無書;天下無書,聖人之書所以存也。求書,而天下有書;天下有書,聖人之書所以亡也。燒書,是禁天下之人作書也。求書,是縱天下之人作書也。至於縱天下之人作書矣,其又何所不至之與有!明聖人之教者,其書有之;叛聖人之教者,其書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書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書亦有之。夫誠以三代之治治之,則彼明聖人之教與申天子之令者,猶在所不許。何則?惡其破道與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於叛聖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為其書也?
原其繇來,實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經營既久,才思溢矣。夫應詔固須美言,自娛何所不可?刻畫魑魅,詆訕聖賢,筆墨既酣,胡可忍也?是故,亂民必誅,而「遊俠」立傳;市儈辱人,而「貨殖」名篇。意在窮奇極變,皇惜刳心嘔血,所謂上薄蒼天,下徹黃泉,不盡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當其初時,猶尚私之於下,彼此傳觀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見之,稍稍見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書,至於上不復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豈其復有忌憚乎哉!其作者,驚相告也;其讀者,驚相告也。驚告之後,轉相祖述,而無有一人不作,無有一人不讀也。於是而聖人之遺經,一二篇而已;諸家之書,壞牛折軸不能載,連閣復室不能庋也。天子之教詔,土苴之而已;諸家之書,非縹緗不為其題,非金玉不為其籤也。積漸至於今日,禍且不可復言。民不知偷,讀諸家之書則無不偷也;民不知淫,讀諸家之書則無不淫也;民不知詐,讀諸家之書則無不詐也;民不知亂,讀諸家之書則無不亂也。
夫吾向所謂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者,不過憂其附會經義,示民以雜;測量治術,示民以明。示民以雜,民則難信;示民以明,民則難治。故遂斷之破道與治,是為橫議,其人可誅,其書可燒耳;非真有所大詭於聖經,極害於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書,則豈復蒼帝造字之時之所得料,亦豈復始皇燔燒之時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誅不足以蔽其辜,一燒不足以滅其跡者。而禍首罪魁,則漢人詔求遺書,實開之釁。故曰燒書之禍烈,求書之禍尤烈也。燒書之禍,禍在並燒聖經。聖經燒,而民不興於善,是始皇之罪萬世不得而原之也。求書之禍,禍在並行私書。私書行而民之於惡乃至無所不有,此漢人之罪亦萬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燒聖經,而聖經終大顯於後世,是則始皇之罪猶可逃也。若行私書,而私書遂至災害蔓延不可復救,則是漢人之罪終不活也。
嗚呼!君子之至於斯也,聽之則不可,禁之則不能,其又將以何法治之與哉?曰:吾聞之,聖人之作書也以德,古人之作書也以才。知聖人之作書以德,則知六經皆聖人之糟粕,讀者貴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櫛比字句,以為從事於經學也。知古人之作書以才,則知諸家皆鼓舞其菁華,覽者急須搴裳去之,而不得捃拾齒牙以為譚言之微中也。於聖人之書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敢於《易》之下作《易》傳,《書》之下作《書》傳,《詩》之下作《詩》傳,《禮》之下作《禮》傳,《春秋》之下作《春秋》傳也。何也?誠愧其德之不合,而懼章句之未安,皆當大拂於聖人之心也。於諸家之書而誠能搴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肯於《莊》之後作廣《莊》,《騷》之後作續《騷》,《史》之後作後《史》,《詩》之後作擬《詩》,稗官之後作新稗官也。何也?誠恥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襲,是真不免於古人之奴也。夫揚湯而不得冷,則不如且莫進薪;避影而影愈多,則不如教之勿趨也。惡人作書,而示之以聖人之德,與夫古人之才者,蓋為遊於聖門者難為言,觀於才子之林者難為文,是亦止薪勿趨之道也。
然聖人之德,實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則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猶夫人之能事;猶夫人之能事,則庶幾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莊周有莊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馬遷有馬遷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於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為言材也。淩雲蔽日之姿,其初本於破核分莢;於破核分莢之時,具有淩雲蔽日之勢;於淩雲蔽日之時,不出破核分莢之勢,此所謂材之說也。又才之為言裁也。有全錦在手,無全錦在目;無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見其領,知其袖;見其襟,知其帔也。夫領則非袖,而襟則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後相合,離然各異,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謂裁之說也。
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構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構思以後;徒知有人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立局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琢句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安字以後。此茍且與慎重之辯也。言有才始能構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嘗矜式於珠玉,內未嘗經營於慘淡,隤然放筆,自以為是,而不知彼之所為才實非古人之所為才,正是無法於手而又無恥於心之事也。言其才繞乎構思以前、構思以後,乃至繞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後者,此其人,筆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筆不安換右筆,用右筆不安換左筆;用正墨不現換反墨;用反墨不現換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聖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
夫文章至於心手皆不至,則是其紙上無字、無句、無局、無思者也。而獨能令千萬世下人之讀吾文者,其心頭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搖搖有局,乃鏗鏗有句,而燁燁有字,則是其提筆臨紙之時,才以繞其前,才以繞其後,而非陡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謂才,則是文成於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謂才,則必文成於難者,才子也。依文成於易之說,則是迅疾揮掃,神氣揚揚者,才子也。依文成於難之說,則必心絕氣盡,面猶死人者,才子也。故若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書,是皆所謂心絕氣盡,面猶死人,然後其才前後繚繞,得成一書者也。莊周、屈平、馬遷、杜甫,其妙如彼,不復具論。若夫施耐庵之書,而亦必至於心盡氣絕,面猶死人,而後其才前後繚繞,始得成書,夫而後知古人作書,其非茍且也者。而世之人猶尚不肯審己量力,廢然歇筆,然則其人真不足誅,其書真不足燒也。
夫身為庶人,無力以禁天下之人作書,而忽取牧豬奴手中之一編,條分而節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書不敢復作,已作之書一旦盡廢,是則聖嘆廓清天下之功,為更奇於秦人之火。故於其首篇敘述古今經書興廢之大略如此。雖不敢自謂斯文之功臣,亦庶幾封關之丸泥也。
序二
编辑觀物者審名,論人者辨志。施耐庵傳宋江,而題其書曰《水滸》,惡之至,迸之至,不與同中國也。而後世不知何等好亂之徒,乃謬加以「忠義」之目。嗚呼!忠義而在《水滸》乎哉?忠者,事上之盛節也;義者,使下之大經也。忠以事其上,義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與人之大道也;義者,處己之善物也。忠以與乎人,義以處乎己,則聖賢之徒也。
若夫耐庵所雲「水滸」也者,王土之濱則有水,又在水外則曰滸,遠之也。遠之也者,天下之兇物,天下之所共擊也;天下之惡物,天下之所共棄也。若使忠義而在水滸,忠義為天下之兇物、惡物乎哉!且水滸有忠義,國家無忠義耶?夫君則猶是君也,臣則猶是臣也,夫何至於國而無忠義?此雖惡其臣之辭,而已難乎為吾之君解也。父則猶是父也,子則猶是子也,夫何至於家而無忠義?此雖惡其子之辭,而已難乎為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義予《水滸》者,斯人必有懟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
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則何為而至於水滸者乎?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壯,皆殺人奪貨之行也;其後,皆敲樸劓刖之餘也;其卒,皆揭竿斬木之賊也。有王者作,比而誅之,則千人亦快,萬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終亦幸免於宋朝之斧锧?彼一百八人而得悻免於宋朝者,惡知不將有若干百千萬人,思得復試於後世者乎?耐庵有憂之,於是奮筆作傳,題曰《水滸》,意若以為之一百八人,即得逃於及身之誅僇,而必不得逃於身後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
而又妄以忠義予之,是則將為戒者而應將為勸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麐威鳳之目,殺人奪貨而有伯夷、顏淵之譽,劓刖之餘而有上流清節之榮,揭竿斬木而有忠順不失之稱,既已名實牴牾,是非乖錯,至於如此之極,然則幾乎其不胥天下後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為高山景行,其心向往者哉!是故由耐庵之《水滸》言之,則如史氏之有《梼杌》是也,備書其外之權詐,備書其內之兇惡,所以誅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後人未然之心也。由今日之《忠義水滸》言之,則直與宋江之賺入夥、吳用之說撞籌無以異也。無惡不歸朝廷,無美不歸綠林,已為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為盜者讀之而為盜也。
嗚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書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削忠義而仍《水滸》者,所以存耐庵之書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雖在稗官,有當世之憂焉。後世之恭慎君子,茍能明吾之志,庶幾不易吾言矣哉!
序三
编辑施耐庵《水滸》正傳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今與汝釋弓。
序曰:吾年十歲,方入鄉塾,隨例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書,意惛如也。每與同塾兒竊作是語:不知習此將何為者?又窺見大人徹夜吟誦,其意樂甚,殊不知其何所得樂,又不知盡天下書當有幾許,其中皆何所言,不雷同耶?如是之事,總未能明於心。
明年十一歲,身體時時有小病。病作,輒得告假出塾。吾既不好弄,大人又禁不許弄,仍以書為消息而已。吾最初得見者,是《妙法蓮華經》。次之,則見屈子《離騷》。次之,則見太史公《史記》。次之,則見俗本《水滸傳》。是皆十一歲病中之創獲也。《離騷》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記其一句兩句吟唱而已。《法華經》《史記》解處為多,然而膽未堅剛,終亦不能嘗讀。其無晨無夜不在懷抱者,吾於《水滸傳》可謂無間然矣。
吾每見今世之父兄,類不許其子弟讀一切書,亦未嘗引之見於一切大人先生,此皆大錯。夫兒子十歲,神智生矣,不縱其讀一切書,且有他好,又不使之列於大人先生之間,是驅之與婢僕為伍也。汝昔五歲時,吾即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十歲,便以此書相授者,非過有所寵愛,或者教汝之道當如是也。
吾猶自記十一歲讀《水滸》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之勢。吾實何曾得見一書,心知其然,則有之耳。然就今思之,誠不謬矣。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學者誠能澄懷格物,發皇文章,豈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讀《水滸》,而已為其人綽綽有餘也。
《水滸》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夫以一手而畫數面,則將有兄弟之形;一口吹數聲,斯不免再吷也。施耐庵以一心所運,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無他,十年恪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筆而寫百千萬人,固不以為難也。格物亦有法,汝應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為門。何謂忠?天下因緣生法,故忠不必學而至於忠,天下自然,無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見忠,鐘忠,耳忠,故聞無不忠。吾既忠,則人亦忠,盜賊亦忠,犬鼠亦忠。盜賊犬鼠無不忠者,所謂恕也。夫然後物格,夫然後能盡人之性,而可以贊化育,參天地。
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緣生法。不知因緣生法,則不知忠。不知忠,烏知恕哉?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謂其妻曰:眉猶眉也,目猶目也,鼻猶鼻,口猶口,而大兒非小兒,小兒非大兒者,何故?而不自知實與其妻親造作之也。夫不知子,問之妻,夫妻因緣,是生其子。天下之忠,無有過於夫妻之事者;天下之忠,無有過於其子之面者。審知其理,而睹天下人之面,察天下夫妻之事,彼萬面不同,豈不甚宜哉!
忠恕,量萬物之斗斛也。因緣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氣質、形狀、聲口者,是猶小試其端也。若其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又何異哉!吾既喜讀《水滸》,十二歲便得貫華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鈔,謬自評釋,歷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如此者,非吾有讀《水滸》之法,若《水滸》固自為讀一切書之法矣。
吾舊聞有人言:莊生之文放浪,《史記》之文雄奇。始亦以之為然,至是忽咥然其笑。古今之人,以瞽語瞽,真可謂一無所知,徒令小兒腸痛耳!夫莊生之文,何嘗放浪?《史記》之文,何嘗雄奇?彼殆不知莊生之所云,而徒見其忽言化魚,忽言解牛,尋之不得其端,則以為放浪;徒見《史記》所記皆劉項爭鬥之事,其他又不出於殺人報仇、捐金重義為多,則以為雄奇也。若誠以吾讀《水滸》之法讀之,正可謂莊生之文精嚴,《史記》之文亦精嚴。不寧惟是而已,蓋天下之書,誠欲藏之名山,傳之後人,即無有不精嚴者。
何謂之精嚴?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夫以莊生之文雜之《史記》,不似《史記》,以《史記》之文雜之莊生,不似莊生者,莊生意思欲言聖人之道,《史記》攄其怨憤而已。其志不同,不相為謀,有固然者,毋足怪也。若復置其中之所論,而直取其文心,則惟莊生能作《史記》,惟子長能作《莊子》。吾惡乎知之?吾讀《水滸》而知之矣。
夫文章小道,必有可觀,吾黨斐然,尚須裁奪。古來至聖大賢,無不以其筆墨為身光耀。只如《論語》一書,豈非仲尼之微言,潔凈之篇節?然而善論道者論道,善論文者論文,吾嘗觀其制作,又何其甚妙也!《學而》一章,三唱「不亦」;「歎觚」之篇,有四「觚」字,餘者一「不」兩「哉」而已。「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其文交互而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法傳接而出。山水動靜樂壽,譬禁樹之對生;「子路問聞斯行」,如晨鼓之頻發。其他不可悉數,約略皆佳構也。彼《莊子》《史記》,各以其書獨步萬年,萬年之人,莫不歎其何處得來。若自吾觀之,彼亦豈能有其多才者乎?皆不過以此數章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者也。
《水滸》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綠林,其事不出劫殺,失教喪心,誠不可訓。然而吾獨欲略其形跡,伸其神理者,蓋此書七十回,數十萬言,可謂多矣,而舉其神理,正如《論語》之一節兩節,瀏然以清,湛然以明,軒然以輕,濯然以新,彼豈非《莊子》《史記》之流哉!不然,何以有此?如必欲苛其形跡,則夫十五《國風》,淫汙居半;《春秋》所書,弒奪十九。不聞惡神姦而棄禹鼎,憎《梼杌》而誅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曉矣。
嗟乎!人生十歲,耳目漸吐,如日在東,光明發揮。如此書,吾即欲禁汝不見,亦豈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舊所批釋,脫然授之於手也。夫固以為《水滸》之文精嚴,讀之即得讀一切書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經業既畢,便以之遍讀天下之書,其易果如破竹也者,夫而後歎施耐庵《水滸傳》真為文章之總持。不然,而猶如嘗兒之泛覽者而已。是不惟負施耐庵,亦殊負吾。汝試思文,吾如之何其不鬰鬰乎哉!
皇帝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