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頒行程序與元首

法律頒行程序與元首
作者：李大釗　1913年

1913年10月1日

　　近者政府與國會，以手揮五弦目送飛鴻之態，蓄項庄舞劍志在沛公之謀，以求攖得憲法頒布權。叨叨絮絮，演為法理的論爭，乃牽及於法律頒行程序與元首之關系。此實政革以來，循轍蹈軌饒有趣味之政治的活劇，頗助吾人以研索之興。鄙陋不敏，敢征各國憲法而略論之。

　　法律為物之產生，其程序凡三：曰提案，曰議決，曰公布。提案權各國多命議會與元首各有之（美元首無之），議決則概屬之議會，獨至公布權，雖亦皆屬之元首，而公布之前，元首對於該法案，有足生死之者，有可與以可否者，其權之輕重又至不同。無論憲法頒布權與法律頒布權不可同日而語，即令憲法可與法律一例視者，公布權縱力爭得之（實則憲法頒布權仍當屬之憲法團體，而法律公布權則在憲法上元首當然獨有之），亦非即大權憲法下之所謂裁可權者，可借以換法律之生命，此不可不辨也。

　　（一）裁可權 裁可原語為SANCTION，乃積極與生命於議會所可決之法案不可缺之作用。在元首膺有斯權之憲法下，其法律之成立，乃基於二種相異之行為，一為決定一定之法案，一為以一定之法案，為法律是也。元首於議會不同意之法案，雖不能裁可之使成為法律，而於議會同意之法案，非必裁可之使成為法律，且得裁可之使不成為法律。蓋使之成為法律與否，純為元首之自由，其意而採取之也，斯成為法律，其意而不欲其為法律也，斯不為法律，且終不得為法律焉。然則是權也，實具有取舍之勢力，價值且超乎議會之議決而上之，則議會之議決，不過為其成立之准備。法律之所以為法律，乃端在元首之裁可，若是者則有日本、普魯士。日本憲法第六條有“天皇裁可法律命其公布及執行”之明文，普雖未有如斯之明文，而其元首實握有裁可之權。徵之事實，確無可掩，其所以不昭示於其憲法者，則更有故。其憲法第六十二條有“立法權君主與議會共同行之”之明文，若更以裁可權另條規定其中，懼有沖突之嫌，故闕文以避之。德儒羅邦德嘗釋之，謂“其共同非對等之共同，乃參差之共同。法律之實質，雖依議會之議決而定，法律之效力，則緣元首之裁可始生。”斯立見其國法之奧微已。第日若普，胥君主國，其元首之膺有是權，原無足怪，共和元首之於公布法律，絕無裁可之余地無俟論也。

　　（二）批行權 批行原語為PROMULGATION（或譯為批宣，又有譯為親署者），是亦消極之作用。僅於公布前舉証明該法律為履憲法所定之正當程序而議決者之儀式，絕弗克如上述之裁可權之得生死議會可決之法案。果其法律為遵履憲法正軌，則僅受其檢查，不受其可否，是又不克如不裁可權之得有所可否於議會咨達之法案而咨請其覆議。德意志聯邦帝國之行政首長，蓋有是權。考德意志立法，由聯邦議會及帝國議會行之，隻此二體之議決一致，法律即告成立﹔行政首長於業既成立之法律，僅行其批行之儀式而已，批行而外，更無所謂裁可權與不裁可權也。他如日、普等國，其元首既擁有裁可權矣，批行自納於裁可之中，裁可而外，無所謂批行也。又如法、美等國，其元首既具有不裁可權矣，批行亦自函於不裁可之中，不裁可而外，亦無所謂批行也。

　　（三）不裁可權 VETO BOMER “違投”VETO字源出臘丁，訓為“我阻”（PHORLICL）。凡議會議決之法律案，咨請元首公布，元首不置允諾，得於公布期內，聲明理由，咨回議會，請其復議，是即不裁可權也。英倫國王實握有完全獨立之不裁可權，威廉三世時曾行使之，雖后此迄未一試，而其權要仍存於國王之手而未滅也。法蘭西大總統初未嘗有立法權，故僅得不裁可權以求議會之復議，而美亦然。凡康格雷（CONGRESS）所通過之法案，須提交其元首，可之即署名公布，否則附以理由書咨回康格雷，俾復議之。若經一院復議，仍以該法案為然，則並其理由書提交他院，倘他院亦如之，該法案斯不待元首之署名，徑成為法律，是謂制勝“違投”之通過（BASSINGA BILL OVERVETO）。若該法案經一院三分二之否決，則其生命遂立斃於復議之下，不復成為法律矣。故VETO權之於美，當其康格雷竭力通過以制勝VETO時，非至高無上，此其異於英倫者也。斯制特色有三：對於同一法案，行使不裁可權，可一而不可再，其一也﹔對於議會可決之法案，僅能為暫時之妨害，不能廢抑之，使永不為法律，其二也﹔不裁可權之行使，不僅於檢查其蹈憲法正軌與否，並得於其內容，指摘其不諧，其三也。推斯制之精神，一以為行政部保其憲法上之權力，俾其意思得表示於法律﹔一以防有時遭政治的激昂易為躁妄惡之立法，而以救其敝。實憲法上最完善之規定也。

　　至所謂公布權者，毫弗與於法律成立之影響。蓋法律成立，乃內部之事實，法律公布，乃對於外部使發生效力之要件，俾人民以遵守之准。其實法律之成立，因不待公布始然也。公布權不問國體之何若，多操之國家元首。日本天皇裁可法律而公布之，普國國王命公布法律，德意志行政首長批行法律而公布之，法、美大總統須於一定期間公布法律，要皆殊途同歸。一以公布權操於元首，罔或自外此成例者，於吾民國又何疑乎？

　　綜上所述，裁可權雖無使議會否決之法案成為法律之力，而有使議會可決之法案終不成為法律之力﹔不裁可權則有使議會可決之法案暫不成為法律之力，而無使議會復議仍行可決之法案終不成為法律之力 ﹔批行權則又不過檢查其是否蹈憲法之正軌，而無斟酌法案內容之余地。此其大較也。証以《民國臨時約法》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第三十條之規定，大總統之當有法律公布權，法律之公布權亦惟在大總統也，彰彰明甚。更証以憲法草案第二十條、第九十三條之規定，大總統不容有裁可權，然亦不僅有批行權，又無庸置惑者。則政府??自持之理由，固已圓滿無缺，然以僅公布權，固無生死法律之能力，而頒行法律之程序，尤非所論於憲法。政府而知此也，當亦爽然自失矣！

　　1913年10月1日

　　《言治》月刊第1年第5期

　　署名：李大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