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辦學

漫談辦學
作者:傅斯年 1946
原載1946年8月4日北平《經世日報》


  現在全國學校在病態中,是無可諱言的。造成這個苦境的因素,當然原因不一,有的屬於政治,有的屬於經濟,有的屬於時代的動蕩,但也有不少由於教育行政和學校當局的措施。誠然,在政治不上軌道、經濟瀕於崩潰的情況中,辦學是很不容易的,但這並不能作為學校當局不努力、不盡責的理由。因為天下太平,便不需要人的特別努力,越困難越要努力。人類的進步正在此!文化的積累都是由苦難中創設起來的。凡辦一件事,要辦好,只好不問它的大前題。只有哲學家好問大前題,所以事情就在大前題的思考中停住,辦事的人若先問這個時代辦這個事是不是合宜,是不是可以為環境使得全功盡棄,那只好不辦好了。天下事都是從大處盲目中努力出來的。這時候辦學的困難,誠然是極難,但也不能因辦學難就不辦。要想糾正現在的頹風,我想,要是從下列四項著手,也不是得不到結果的。   第一,政府應盡政府所當盡的責任。現在政府對於教職員的待遇,每月的收入,高級的不過可以夠小家庭一家吃青菜淡飯之用,衣、住、疾病、子女教養,完全不在話下;低級的不過夠十天二十天的吃飯。這樣情形,希望他們能抖起精神來教書,實在是不合情理的。又如既辦一個學校,必需有它的最低限度的設備,尤其是理、農、工、醫各科。前幾年抗戰期中,在後方新辦的學校,有時它的設備就是一張招牌而已。教員是災官,學生是難民,衣食無著,又無課本可讀,希望它不鬧事,實在是不近情理的事。老子說:“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現在竟是“實其心,虛其腹,強其志,弱其骨。”這樣文化膏藥,是玩不靈的,政府在今天必需調整教職員之待遇,不要視之如草芥,這道理尤其應該請行政院院長宋公明白。此外又必需給各學校以最低限度的設備,否則名不副實,實在誤人子弟,而且鬧起事來,更自誤了。我們北京大學的教授,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後來沒有為鬧待遇而罷課、而發宣言,這是我們的自尊處,但若宋公或他人以為這樣便算無事,可就全不了解正治的意義了。   第二,學校當局應盡學校當局的責任。現在的學校當局,實在等於幾千人或幾百人的家長,一天到晚,油盤柴米,囉嗦不窮,面對面黃肌瘦的教員,慘劇層出不窮,實在是難過的生活。雖然如此,校長與教授仍然必須拿出他們為青年、為人類的服務心來,如其不然,學校是假的。一個學校,不能名副其實,不如不辦,免得誤人子弟。所以學校當局在一切事上應盡最大的努力,苟利於學校,雖無所不為可也。對於學生,應存愛惜而衿憫的態度,他所要求,有理的,不必等他要求,就可以做;無理的,開導他,訓誡他,乃至懲罰他,都可因事情之輕重而定,但決不可以疏遠他,怕他。一怕,事情便顛倒了;一疏遠,便不能盡教育的責任了。   第三,學校必有合理的紀律。這些年來,學校紀律蕩然,不知多少青年為其所誤,風潮鬧到極小的事,學生成了學校的統治者。這樣的學校,只可以關門,因為學校本來是教育青年的,不是毀滅青年的。大凡學生鬧事可分兩類,一、非政治性的,非政治的風潮,每最為無聊,北大向無此風。二、政治性的風潮,政治性的必須要問是內動的或外動的。去年年底我到昆明去處理學潮,在最緊張中,老友馮芝生笑對我說:   “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這因為我是五四運動之一人,現在請人不鬧風潮,故芝生以為可笑也。當時我對朋友說,五四與今天的學潮大不同。五四全是自動的,五四的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著大旗,直赴趙家樓,所以我深知其中的內幕,那內幕便是無內幕。現在可就不然了,某處廣播一下,說要求美軍撤退,過了幾天,學生便要求美軍撤退。請問這是“為誰辛苦為誰忙?”這樣的學生運動,我是很不願意他和五四相提並論的。我們不當禁止青年作政治運動,但學校應該是個學校,應該有書可讀。若弄得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豈不失了學校存在的意義?青年人多是不成年的人,利用他們,豈不是等於用童工?教員有他的職業的本份,就是好好教書。若果志不在此,別有所圖,豈不是騙人?騙人者不可為人師。受騙者,應該先開導他,開導不成,必需繩之以紀律。今人皆知五四趙學樓之一幕,而忘了護校之一幕,甚為可惜。   第四,學校必有良好的學風。這個良好的學風,包括自由的思想,規律的行動,求學的志願,求真的信心,師生相愛的誠意,愛校愛國愛人民的願心。沒有自由的思想,便沒有學術的進步;沒有規律的生活,便沒有學校的安寧;沒有求學的志願(兼括師生),便是一個死症;沒有求真的信心,一切學術皆無安頓處;沒有師生相愛的誠意,那裡還會發生任何作用?寬博的胸襟,愛人的氣度,堅貞的風節,樂善嫉惡的習慣,都是造成良好的學風所必需要的。我這幾個月負北京大學的責任,實在一無貢獻,所做都是些雜務的事,只有一條頗堪自負的,便是“分別涇渭”,為北京大學保持一個乾淨的記錄。為這事,我曾對人說,“要命有命,要更改這辦法決不可能”,所以如此,正是為北大將來的學風著想。學風一事,言之甚長,今姑止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