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評論編輯後記(1937年)

獨立評論編輯後記(1937年)
作者: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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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是继续去年11月29日出版的第二二九期的。我们这一次停刊了四个多月(共十七期),劳各地的朋友来信慰问,我们不能一一答谢,只好在这里深深道谢。

  △张印堂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地理学教授。他的《绥东形势》一文是去年11月底写的,我们把它搁到今天,很感觉抱歉。我们深信这篇文字在今日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前线战场的形势。

  △我们十分诚恳的盼望国内外爱护《独立》的朋友照旧陆续投寄文稿。《独立》还是原来的《独立》,我们当然盼望各位老朋友的热心赞助。

  (原载1937年4月18日《独立评论》第2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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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景超先生讨论中国工业化问题的长文,是近日最重要又最有趣味的著作,我们读了可以增加不少的知识,不少的勇气。可惜原文登在《行政研究》的一月号里,得读的人恐怕不很多,所以我们转载在这里。

  △陈序经先生又来讨论“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了。去年济宁的新乡建运动成立以来,这个运动很像转了一个新的方向。我们希望陈先生和其他关心这问题的朋友能考察这个新试验,记载出来,给我们发表。

  △陈之迈先生在《独立》第二二七号的《漫游杂感》里,曾提到萧县的土地陈报,误记为前任县长王公玙办的,其实此事是新任姚雪怀县长自廿四年办起的。陈先生要我们在这里替他更正。

  △《独立》复刊之后,我们收到了各地朋友的贺电贺函,不能一一奉复,只好在这里向大家深深道谢。

  (原载1937年4月25日《独立评论》第2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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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之迈先生的《从国民大会的选举谈到中国政治的将来》(这题目是我改定的,来不及征求作者的同意了,要请他恕罪)是一篇很恳切的,善意的批评。此次国民大会的组织法和选举法有了重交立法院的机会,我们很盼望立法院的诸位先生索性利用这个机会彻底修改一次。例如陈先生指庄的“宣誓”两种,看来似是小事,其实在我们书呆子的心眼里是有关人格的大事。(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学说里曾有一章专论宣誓,可见他也把此事看作大事。)假使我要宣誓,我得先想想誓词是不是我的理智所能完全承认的。假使我得说“从此去旧更新”,我要先问问:去什么旧?更什么新?我的“旧”包括我个人的信仰主张等等,是不是都得丢去?又假如说“接受孙先生之遗教”,我也得问问:孙先生遗著有几十万字,那一部分的“遗教”是我可以接受的?那一部分是我不能接受的?孙先生的政治主张有早年晚年的不同,而全是遗教,是不是我们全得接受?——以上举的例,是很浅近的,然而都是有关个人操守的事。如果我良心上不能随便宣誓,我岂不是就做不成“公民”了吗?号称“国民大会”,而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不是很不对的吗?

  四月廿五日

  (原载1937年5月2日《独立评论》第2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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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其昀现在是浙江大学的史地系主任,他在《独立》上发表过好几篇文字,是《独立》的一个老朋友。

  △陈序经先生现在搁下乡村建设运动的问题,来和我们谈谈他去年南游时看见的“进步的暹罗”。

  △吴承禧先生是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研究的,最近在浙江省考察农村状况,对于合作事业有些感触,所以有这篇《通盘计划》的提议。

  △《独立》第一期是民国甘一年五月廿二日出版的。这一期出版(5月23日)正当《独立》五周岁的日子,只因为中间“虚度”了四个多月,这孩子只好等到第二百五十期再吃生日糖果了。

  (原载1937年5月23日《独立评论》第2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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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期张佛泉先生讨论宪法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所以我也写了一篇短文做他的文章的跋尾。我相信,我们两人提出的一个观点虽然很浅近平易,是值得大家想想的。

  △蔡鼎先生是杭州之江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曾在《独立》上发表过文字。这一次他寄来的长文提出一个根本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案,应该可以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讨论。

  △我们要谢谢清华大学的葛庭燧先生记录萨本栋先生这一篇很有价值的讲演。

  △顾正本先生从上海中学寄来一篇通信,指出我们爱发议论人的一个毛病,我们很感谢他的指教。

  (原载1937年5月30日《独立评论》第2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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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书琴先生是中央政治学校的教授,是研究国际法及条约问题的专家。他的《英日谈判与华北》一篇论文里的主张是我们大体赞同的。

  △最近我们接到周恩来先生从西安寄来的《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虽然没有月日,我们看其中的说话,可以知道此文是在本年4月底立法院修正国民大会两法规之前发表的。现在修改这两法规的机会虽然已成过去了,周先生那篇文字里有一些主张至今还是值得讨论的。我们现在发表陶希圣先生的《论开放党禁》一篇文字,其中讨论的就是周君的主张的一部分。这是周君文中所谓“陕甘宁苏区改成边区后”我们第一次公开的和平的讨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一个政治主张。我们希望这样开始的政论新风气能得着全国舆论界的同情和赞许。

  △卢广绵先生是在河北省主办棉业改进事业最有成绩的,他来谈“合作事业”,当然最亲切有味。

  △上期登出顾正本先生的一篇通信,其中有批评张佛泉先生的话,我们匆匆的不曾送给张先生作答,现在接到张先生来信,我们摘抄其中的一段:

  在上一期本报,有一位顾正本先生批评我的《从政治观点论我国教育问题》一文没有指出具体办法。其原因在我的那篇文章写得太简括。像那样的题目,总要一两万字方能将意思开展出来。这样比较长的文字,我曾写过几篇,登在前几年的《国闻周报》上。我在《从政治观点论我国教育问题》文中曾建议添设一“整个教育目标研究委员会”,这是很具体的办法。我在署名的文字中早就建议此点,在某大报的社论中也建议过此点,并且曾与教育部长王雪艇先生面谈过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大问题没有费过思索的,自然难见到那建议的具体性。我清清楚楚地指出了,从政治观点看,我国的教育有如何的缺欠,而未能借基础教育尽量养成建国的力量。

  △张佛泉先生的答辨使我今天又去读他在二三三号的论文。我读了之后,也觉得张先生的答辨是对的。他所谓“政治观点”就是“使教育成为一种救国的力量”一个观点。他的具体办法就是要“由学界的重镇组成一个整个教育目标研究委员会”,“用几年的工夫,比较详细的订定一个基础教育哲学系统”。至于那个教育哲学系统是什么,那当然不是今日所能具体推测的;即使张先生发表了他的主张,那也只是一个人的私见,而不是他所期望的“学界重镇”共同长期研究的方案。

  (原载1937年6月6日《独立评论》第2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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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衡先生是政治思想的专门学者,他来响应张佛泉先生和我的宪政论,使我们对于中国政治思想的前途发生无限的乐观。君衡先生提出补充的几点,我都充分接受。我在八年前(《人权论集》页二七)曾说过:

  民治制度的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民治制度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训练。这便是中山先生说的“行之则愈知之”;这便是中山先生说的“越行越知,越知越行”。

  这正是君衡先生特别注意的用宪政作“学习的过程”的意思。

  △君衡先生指出,我们的识字读书阶级现在还没有守规则(法治就是守规则)的程度。这一点也不足使我们悲观。我们需要的训练还只是民治的训练。中山先生当时把会议规则叫做“民权初步”,真是一种远见!我常想,中学大学里都应该废止“党义”一科,都应该用“民权初步”来替代“党义”。我相信,凡能精通“民权初步”的青年人,都有实行法治的准备。

  △明生先生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他讨论“会考”制度的失败,和如何替代“会考”的方法,我们都十分赞同。我们十分诚恳的盼望教育部能把近年视察高等教育的精神逐渐转移到视察中学的路上去。中学是大学学生的来源。中学办不好,大学是无法办好的。我们不信教育部没有视察中学的权力。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曹康伯先生寄来的论文,是报告青岛的乡村建设工作的。青岛市的乡村建设工作,据各方面的观察,都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一个新方式”。

  △“絮如”先生来信指摘现在最时髦的“看不懂的新文艺”。这个问题确是今日最值得大家注意一个问题。明朝的文学大家李东阳曾说:

  作诗必使老妪听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亦何故耶?(《麓堂诗话》)

  这句话说的最公平。我们觉得,现在做这种叫人看不懂的诗文的人,都只是因为表现的能力太差,他们根本就没有叫人人看得懂的本领。我们应该哀怜他们,不必责怪他们。

  △“絮如”先生举的三个例子,我们不能不说,他的第一个例子有点冤枉。《第一盏灯》是看得懂的,虽然不能算是好诗。其余的两个例子,都是我们所谓应该哀怜的例子。

  △金名苏先生鉴:我们不能发表没有真姓名与真住址的文字。投稿和通信都可以用笔名发表,但我们必须知道作者的真姓名和住址。

  (原载1937年6月13日《独立评论》第2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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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熙若先生刚从四川讲学回来,他的第一篇文字就要拿我的政治理论来开刀!他是政治思想史的专门学者,他的钢刀高高举起,我如何敢喊一声“刀下留人”!

  △但是张先生这篇文字实在还不曾搔着痒处。他引他的《智识的数量与政制的关系》的议论,和丁在君先生的一百五十万专家论,都和我的议论丝毫无关。我说的只是那代议式的民主“政制”(注意!这里说的是政制)并不需要很高的知识程度,是一种幼稚园政制,只要我们肯进去学,包管拿得到幼稚园毕业文凭。至于一个现代的“政府”(注意!这里说的是政府)当然需要专门技术人才,当然需要领袖人才。这一点我从来不否认。换句话说,我说的是:做那英美式的代议政制下的选民阿斗,是不难学到的幼稚园程度。做那独裁政制下的三五百万的血脉偾张的专政诸葛亮,是最难的事,是研究院的程度,现在没有一个民族配做这事;将来大概也不会有一个民族配做这事!

  △好在张先生还要“随后再说”我们的幼稚经验如何能实行民主政治,我很耐心的等候他的“理论与事实两方面的道理”。我相信他的结论一定会和我的差不了多少。

  △现在的文明国家之中,没有举行国势普查的,恐怕只有我们这个古国了!我记得前几年世界统计学会副会长威而各克斯(W. F. Wilcox)到中国来游历,在上海的中国统计学会招待席上,一班中国统计学者和他讨论中国人口数目问题,他推算中国人口不过三万五千万,而中国当时的调查是四万五千万。究竟那一个数字对呢?谁也没有真可靠的统计来解答。人口如此,其他必须依据人口为基础的死亡率,人口增加率,文盲百分比,等等,当然都没有确实数字了。现在政府决定试行“国势普查”了,如果准备不充分,人员训练不完备,普查的结果还是靠不住的。我们感谢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调查所的刘南溟先生寄给我们的《论准备中之国势普查》,我们希望这篇讨论可以引起大家对于这件大工作的注意。

  △梁实秋先生是不用介绍的。我们欢迎他第一次为《独立》作文,并且诚恳的希望这一篇《关于读经》不过是许多文章的第一篇。

  △陶希圣先生在《独立》第二三七号写过一篇《论开放党禁》,这一次他继续讨论那个很有趣味的问题。

  △我们特别感谢陈之迈先生给我们写这篇介绍英国社会科学泰斗韦贝夫妇的一千一百多页的大著《苏维埃共产主义》的书评。这几天苏俄国内清党清军的惊人消息又占据了世界报纸的首页地位,又使我们心里不能不重新估计这个新国家的巨大试验究竟有多大的稳固性。在这个时候,一部有权威的批评更是值得大家看看的。

  (原载1937年6月20日《独立评论》第2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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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1日和6日的上海《字林西报》登载:3月28日广东阳江地方的军队把当地的麻疯病人捉去五六十人,全开枪打死了!这是当地美国教会办的麻疯区的报告,4月初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开会时曾为此事通过议案,向中央政府请求惩办凶手,并保护麻疯病人。——不料5月初北平上海各报又登出4月25日广州市警察当局枪毙麻疯病人男女二百十五名的消息。当时广州当局即有否认的话。但5月5、6两日的北平《晨报》(香港《珠江日报》同)登出很详细的广州航讯,说访员于4月27日亲身到枪毙麻疯病人的地方——登峰路锣鼓坑——探访,亲见“腥血满地,纵横有十余丈”,并检得死者遗物遗书,并亲见埋葬的三个新冢,并访问收殓尸首的仵工吴岳,一切都证实4月25日确有广州市警察局长李洁之主持枪毙麻疯病人二百十五人的事!但6月11日《申报》登出中央社的南京电,还说广东省政府呈复监察院,说“报载枪杀之说系属谣传”!

  △我们对于这两件最野蛮的惨杀案子,曾持很慎重的态度,曾托朋友访问,不愿意轻易评论。现在监察院已得着广东省政府的呈复了,我们还不能相信这两件事全属谣传。我们收到了评论此事的文字不少,我们现在发表岭南大学心理学教授周信铭先生的一篇最平实,最恳切的文字。我们为人道起见,要求监察院不得以“查系谣传”四字轻轻放过;我们要求监察院派监察委员多人亲到阳江广州调查事实,传讯人证,切实勘问这两件关系三百条人命的案子!

  △在几个月之前,我读程沧波先生的先父景祥先生的行实,其中一段说:“府君从宜兴徐公质初读律习度支。徐公久游浙中,持躬谨严,公牍疏稿,只字必求核实;然待诸生严,相见不赐坐,行步不许著声,所以督责困练其弟子者备至。府君刻苦力学,前后七年。”我读了这一段,很感觉兴趣,就写信给沧波先生,请他用景祥先生年谱里的材料写一篇《四十年前一个读律学生的生活》。沧波先生现在把这篇文字写了寄来了,这是一篇富于历史兴趣的文字,其中泛论的部分也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当日专掌刑名钱谷的幕客在过去的政治制度里的地位。其中记载那位徐师爷教育读律学生的方法,不但是刑名学的史料,并且是教育史的好材料。

  △前一期(二三八号)我们登出一封讨论《看不懂的新文艺》的通信,引出了知堂先生和沈从文先生的两篇很有趣味的通信。他们都是最富于同情心的文人,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值得我们平心考虑的。

  △从文先生表示很盼望听听我对这问题的意见。我对这问题,将来很想写一篇文字,现在只能简单表示一个意见。干脆说来,我十分同情于“有他自己表现的方法”的作家,更同情于“对文字过于注意”的努力。但我的同情有两个条件:第一,“有他自己”可不要忘了他人,文字的表现究竟是写自己以外的“他人”的事业,如果作者只顾“有他自己”而不顾读者,又何必笔之于书,公布于世呢?第二,世间自有“过于注意”而反不如“不过于注意”的。过犹不及,是一句老话;画蛇添足也是一个老寓言。知堂先生引的霭理斯的话:“若从天才之职来说,那么表现失败的人便一无足取”,这句话是很公平的。如果我说的“表现能力太差,根本就没有叫人看得懂的本领”一句话使从文先生感觉不平,至少我可以说:有表现能力而终于做叫人看不懂的文字,这也未免是贤智之过罢?

  △从文先生的通信里说起“嘲笑明白易懂为平凡”的风气,这正是我说的“贤智之道”。我的愚见总觉得“明白易懂”是文字表现的最基本的条件。作家必须先做到了这个“平凡”的基本条件,才配做“不平凡”的努力。今日“越来越难懂”的文学,似乎总不免受了“不甘平凡”一念的累罢?

  △对于从文先生大学校应该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提议,我当然同情。从文先生大概还记得我是十年前就请他到一个私立大学去教中国现代文艺的。现代文学不须顾虑大学校不注意,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

  △第二三九期里论“国势普查”的刘南溟先生是中央大学统计学教授,我在《编辑后记》里误记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员,敬此更正。

  (原载1937年7月4日《独立评论》第2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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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国家总预算,上月25日才通过立法院。陈岱孙先生的分析与批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重要的问题。

  △张忠绂先生去年休假出国,在美国住了半年,又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住了几个月,最近才回国。他对于“英日谈判的前途”的推测,当然是我们最愿意知道的。我们特别赞同他在这篇文字里建议我国政府对于英日谈判应该提出积极的主张来。我们盼望我国的外交当局不要忽视了这个应该明白表示积极主张的机会。

  △陶希圣先生在《独立》上发表了两篇开放党禁的文字,今回又提出一个有趣味的问题来:论“不党者的力量”。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赵迺抟先生写了一篇《写在庐山谈话之先》,我们因为篇幅关系,发表了全文的第一部分,题为《经济计划与统制》。这篇短文提出的都是大问题,我们很希望他将来能有机会对这些问题一一都有更详细的发挥和更具体的主张。

  △任鸿隽先生此次坚决的辞去了国立四川大学校长职务,是我们关心高等教育的人都很惋惜的。他在川大的两年,真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建立了一个簇新的四川大学,我们深信他这两年努力种下的种子不久一定可以显现出很好的结果。这一次他寄来了一篇《进步的基础》的讲演稿子,是一篇很平恕的对四川的观察和期望。

  (原载1937年7月11日《独立评论》第242号)

  1. 编者按:《编辑后记》原在《独立评论》每期后面,现将本年度胡适写作的《编辑后记》放在一起,按时序排列,编号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