祿隱
孔子敘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敘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為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跡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為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固欲為之同,則是所同者,跡也,所不同者,道也。跡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為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不可一跡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其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途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跡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系累於跡,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跡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於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為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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