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醒獅周報》三十二期的質難

答《醒獅周報》三十二期的質難
作者：恽代英
1925年7月18日

本作品收錄於《中国青年》

　载《中国青年》第82期，署名：代英

十分對不住讀者與《醒獅周報》諸君，這篇文擱置了這樣久的日子，到現在才發表出來。現在正中國多事之秋，雖好象不是我們從容辯難之時，但革命的行動，必須有革命的理論去引導，現在醒獅諸君正在那裏誣指這次運動是國家主義的運動呢，我們卻不可不在理論上面矯正他們的誤解。

　　《醒獅周報》三十二期，舜生、李璜、愚公、余家菊君等，對於我們紛紛設許多反詰。這些反詰，自然有許多誤會之處，而且有時不顧我們已經解釋了的話，只就很膚淺的幾個觀念，胡子頭發一把抓的發出一些問題；不過我為大家能更明了我們的主張，與我們所以必須反對醒獅派國家主義的理由，亦很願意就他們的反詰來加一番解釋。我的解釋，可分為下列四項：

一　民族解放運動決不是甚麽“國家主義”

　　舜生君引蕭楚女君在重慶作文，“承認在目前的世界，仍然應有國家和政府存在，仍然應當在一種相當的國家主義上從事於救國運動”；又引我為少年中國學會起草綱領，有“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養愛國家保種族的精神”等語；他因此認定我們沒有反對國家主義的道理。談論一個問題，果真這樣容易麽？我亦贊成目前應有國家政府存在，而且仍舊願意全民族自愛自保，但卻絕對的反對他們的所謂國家主義。為甚麽呢？我們心目中的國家，是為抵禦國際資本主義的壓迫而存在的；我們心目中的政府，是為保障無產階級平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我們要全民族自愛自保，是為要使全民族從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壓迫之下解放出來；要求全民族解放，我們自然更要註意力求那些最受壓迫而占人口最大多數的農工階級的解放。我們反對拿一國的歷史文化的偏見，去提倡那種空洞與實際生活無關的愛國精神，更反對想拿這種愛國的空話欺騙無產階級，防害無產階級解放的爭鬥。我們這種主張，亦許蕭楚女君要說是“一種相當的國家主義”，但問醒獅派諸君，你們敢於承認這是國家主義麽？我相信我們與你們不同，是因為你們是為的一個抽象的“中國”，你們因為要為光榮的“中國”而奮鬥，所以顧不了農工平民的凍餒；我們是為的一般“中國人”的實際生活，我們要求全民族解放，自然沒有反轉讓人民中大多數工人、農民受資產階級的壓迫而不求解放的道理。國家主義者總想拿國家觀念來壓倒階級觀念，《醒獅》自出版以來，處處表現這種見解，這與我們為中國人實際生活而奮鬥，自然鑿柄不能相容。李璜君說兩年前在歐洲提倡“神聖聯合”，想聯合全國有誌青年，先打倒軍閥官僚，再談甚麽別的主義，被有些同誌罵他們是紳士想利用群眾，他至今忿忿不平。照李璜君等的意思，一定要大家聯合起來打倒軍閥官僚以後，再談別的主義；在未打倒軍閥官僚以前，李璜君等一定不願有人使工人、農民知道為自己的利益而組織起來，不願意他們有階級爭鬥的事，發展了他們自身的力量，既然如此，將來打倒軍閥官僚，工人、農民自然無力為自己創造一個合宜的政制，而只有受紳士們的統治，這不是紳士想利用群眾是甚麽呢？李璜君說，我們一面說民族獨立，全中國的解放，一面又說就是自衛的國家主義亦不應該有，這是莫明其妙的事情；愚公說，豈有愛國而不講國家主義者耶？其實他們不自己反省一下，他們所謂自衛的國家主義，總含有反對階級爭鬥的意思在內，我們主張民族獨立，全中國的解放，與他們那樣主張反對階級爭鬥的國家主義！如何能混為一談呢？

　　李璜君不了解我們既鼓吹階級爭鬥，既認定資產階級怕革命而沒有戰鬥力，為甚麽又要主張各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加入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我很奇怪李璜君何以認國民黨為“資產階級的”呢？我們相信國民黨至少包含有各階級分子，我們加入國民黨，主張各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本刊七十三期已經說過，是因為無產階級單獨的力量，還不夠去打倒帝國主義的原故。我在七十三期，說到中國各階級對於革命運動的關系，曾經說幼稚的工業資本家與地主，要與外國資本主義及其走狗相勾結，以共同剝削中國的農、工、平民；小資產階級要在不犯革命的危險，而能在外國資本主義之下，覓取比較安定的職業生活；我用這證明中國的革命是不能希望他們太多的。但是自然不是說他們中間便絕對沒有要革命的分子。他們在無產階級革命勢力強大時，都可以減少怕革命危險的心理，而參加國民革命（七十三期已說過這話，可惜李璜君不曾註意）。而且工業資本家與地主固然可以要求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相勾結，以共同剝削農、工、平民，但在他們勾結不上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時候，他們會要革命；在他們可以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而謀單獨剝削農、工、平民的時候，他們亦會要求革命。小資產階級固然可以要求不犯革命之危險而覓取比較安定的生活，但在他們的生活已經象今日之陷於貧乏搖動，非革命不能覓取比較安定的生活時，他們亦會要求革命。我們所以要與各階級合作，乃因為各階級中可以有革命分子的原故，但我們雖然與各階級合作，究竟不能不防他們的畏怯妥協的心理；對於他們畏怯妥協的地方，究竟不能不加以攻擊；對於這種易於畏怯妥協的各階級，究竟不能把革命的主要責任放在他們的身上。這果然是甚麽矛盾不好懂的道理麽？我們很熱誠的與各階級中革命的分子相聯合，與國民黨中革命的左派共同努力國民革命運動，但我們相信只要是一個真正要求革命的人，一定不至於反對我們為革命而註意發展下層階級勢力。至於那些反革命的上層階級與國民黨右派，我們為甚麽不應當罵？他們既然不肯同我們一路進行革命，而且專謀在內部妨害無產階級的發展，這種人為甚麽亦要與他們聯合敷衍呢？我說上層階級沒有戰鬥力，便是指的這般人；我說不應犧牲無產階級利益，去博那些反革命或怕革命危險的士商階級的同情，亦是指的這般人；我們不應與這般人合作，這是很明顯的事。但我們並不曾一筆抹煞上層階級中間可以有參加革命運動的人，我們為甚麽為了這便不應加入國民黨，便不應主張聯合各階級的國民革命呢？

　　我奉勸醒獅派諸君，倘若沒有理由與我們辯論，盡可以從此閉口不談國家主義，不要胡纏歪扯，甚至於專憑你們的主觀胡亂為我們造些主張。請問舜生君，你在甚麽地方看見我們主張以階級觀念，消滅國家觀念的呢？請問愚公，誰曾主張在今天打破國界，誰曾主張國民革命僅限於共產黨所領率的工人革命呢？李璜君要講綜合法，我勸你們，先要加一番分析功夫才好。反對國家主義果然便是不愛國家、不保種族麽？與世界革命勢力聯合果然硬是打破國界麽？與反革命或怕革命危險的上層階級爭鬥，果然便是否認一切上層階級的革命性麽？認無產階級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便是主張國民革命只限於共產黨所領率的工人革命麽？“矛盾！”“百思不得其解！”象你們這樣胡纏歪扯，如何會不感覺矛盾，而且便“千思”“萬思”，如何又會“得其解”呢？

二　誰能擔保革命者不“出賣”救國事業

　　舜生君沒有法子反駁我所說的士大夫時時有機會出賣救國事業，他於是說，現在利用“農工階級為攘奪政權的武器的士大夫”，將來亦要有許多變化；而現在為金佛郎案“奔走而後分肥的”，即有我所引為打倒帝國主義的同誌；他要我擔保我的同誌永遠“不賣”。舜生君錯了！我能擔保誰不“出賣”救國事業呢？果真有些士大夫是“利用”農工階級攘奪政權，農工階級自己並不覺悟而無組織，以至於受人利用，自然沒有人能擔保這些士大夫究竟將來要做些甚麽事情。至於金佛郎案，報傳鄒魯、李石曾等都奔走其間，甚至於說汪精衛、吳稚暉、於右任等均與聞其事，倘若不是“帝國主義走狗”所造的謠言，自然人人都可以公開的攻擊他們。我告訴舜生君，誰亦不能擔保他的同誌“不賣”，而且不能擔保他自己“不賣”；然則怎樣呢？只有把黨的紀律嚴整起來，把下層階級宣傳組織起來，使他們知道革命的真正意義，使他們能夠為自己的利益監督領袖的行動，打倒一切“出賣”救國事業的機會主義家。我們說發展無產階級的勢力，我們所以特別著重下層的宣傳與下層的組織工作，提倡下層階級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便是為這個原故。自然你們可以說我及我的一部分同誌亦只是小資產階級分子，不過我們卻做夢不敢自命為“士大夫”，更不敢自命靠“士大夫救國”；我們的言論及行動，都可以證明我們註意下層階級的運動，我們要下層階級自覺的聯合起來，以防止其受人利用，而且要他們能監督一切上層階級分子。譬如要問我亦會有時“出賣”救國事業麽？我決不昧著良心嘴硬，我每到沒有監督裁制力的地方，便總有些自己把握不住，所以我為要保證自己“不賣”，亦只有努力求黨的紀律加嚴，下層階級監督力量的發展。舜生君想想罷！在沒有監督裁制力的地方，舜生君便那樣把握得住麽？舜生君要想做一個“不賣”的人，還是丟了那個迷信士商階級的空想，來與我們註意下層階級發展他們的監督力量罷！

三　聯俄便是倚賴外力麽？

　　舜生君說我們聯俄便是倚賴外力，便是與張作霖、吳佩孚等勾結外力作國內私鬥一樣的事情，這種籠統不問是非黑白的思想，真令人詫嘆！倘若舜生君眼看國民黨左派在廣東的努力，學生軍的精神與行動，竟是與軍閥土匪一般，我相信舜生君把他們的聯俄比做軍閥勾結外力，亦是無足怪的。倘若舜生君還稍稍認得清楚國民黨左派與學生軍的奮鬥，究竟有甚麽與張作霖、吳佩孚不同的地方，我便不了解舜生君何以說得出這樣的話？舜生君等的意思，有些人以為有蘇俄人員參加我們的革命運動，總是不對的事情，請問舜生君，你知道美國獨立之時，亦曾有法蘭西、意大利的人從中參助麽？歐戰的時候，英國的軍隊甚至於開到法國境內作戰，倘若照舜生君的意思，法國便是倚賴外力解決國是麽。現在的問題，應當先問帝國主義及他們所勾結的軍閥是不是應當打倒，再問是不是中國已經有許多投身要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的革命黨人，倘若我們自己有了革命的決心與力量，為甚麽我們定要不許別國的同誌援助？舜生君深知軍閥都受有帝國主義的暗助，但舜生君以為中國一部分革命的分子只應當用他自己的力量，去與國內以及國外壓迫我們的人奮鬥，別國的同誌若是對於我們有甚麽援助，是應當無條件拒絕的。舜生君究竟是否希望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何以自己既只自居於“提倡”國家主義，對於政治經濟的改造，絲毫說不出辦法，卻對於人家主張聯合國際革命勢力，以進行革命，卻這樣一筆抹煞，甚至於將廣東有幾個俄國軍官觀戰或幫助教練，便指為與張宗昌編俄白黨為軍隊是一樣的事情？俄國倘若為了幫助廣州革命，要求廣州方面給他什麽交換的利益，在廣州要求租界、領事裁判權乃至於劃定勢力範圍，那便醒獅派諸君的憤慨，還有可說，現在俄國同誌只有為中國革命努力，卻從未聞他有一點需求要索，醒獅派諸君卻幫著帝國主義、軍閥來咀咒我們的聯俄主張，這真只有國家主義者有這種希奇的見解。舜生君說，若因我們聯俄，萬一再有各派外國勢力立於各個軍閥之後從而指揮之，使內亂愈延長而範圍愈擴大，到那時不但資產階級無以自存，即農工階級又何能幸免？謝謝舜生君！居然亦關念到農工階級！農工階級何必要“到那時”才不能“幸免”，現在又何曾能夠“幸免”呢？一天不設法把帝國主義與軍閥根本打倒，便令有一百個舜生君“提倡”國家主義，他們永遠仍舊不能“幸免”的！我們現在的努力，是要註重人民的組織宣傳，使他們起來擔負打倒一切軍閥、帝國主義的責任，但是我們決不拒絕外國同誌對於我們革命運動的援助。若舜生君分辨不出援助與倚賴的不同，舜生君若看得國民黨左派宣傳革命，學生軍打倒林虎、陳炯明，只是為俄國作走狗，東江農民要求“倖免”來幫助學生軍，亦是為俄國作走狗，那便真令我驚訝人的見解是這樣懸絕不同了。

四　答余家菊君的五個問題

　　余君問共產黨人信仰共產主義，廣東黨軍之勇猛直前，以及我個人之努力宣傳，刻苦自勵，這都是出於物質的動機，為經濟勢力所支配麽？我不知余君所謂物質與經濟勢力是指的甚麽？倘若象一般無識的人指以為這都是由於莫斯科的洋錢使然呢，自然這些問題是無法解釋的。莫斯科的洋錢總沒有倫敦、紐約多，而且真正努力革命的人是洋錢所不能買的。照我的解釋，共產黨人之信仰共產主義，以及廣東黨軍之猛勇直前，一則是由於這些分子多半是破敗下來的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工人，他們的搖動而苦痛的生活，使他們易於接受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影響，於是或委身於共產主義運動，或自甘為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效死，這如何會不是物質與經濟勢力的影響呢？即以我自己而論，我的比較刻苦，一大半是因為貧窮、有失業的恐怖使然，我現在的比較努力於革命事業，更是受了許多次職業界搖動而不安定的暗示，所以才決心投身到這中間。我記得前三年中夏同誌再三勸我丟了教育界的生活，與他們盡力於革命運動，我為教育生活比較寬裕而安定的原故，始終猶豫不決，後來又經一年備嘗生活不安定的痛苦，才感覺此種雞肋生活無足冀戀，而漸堅定我的誌向。請余君看罷！這不仍舊是物質與經濟勢力的影響麽？余君問我輕視教育，何以又作宣傳運動（我到處宣傳國民革命則有之，余君謂我到處宣傳共產主義，不知何所見而雲然，豈余君並國民革命與共產主義亦不能分清楚嗎？）；余君不知道我所輕視的，乃與宣傳革命無關系的所謂教育事業，輕視這種教育與註重宣傳運動，是絕對不可以並行而不悖的事麽？至於余君問何以共產黨人有黨化一切文化機關的雄心，而不專用金錢去收買民眾，就我所知，共產黨人註重宣傳是有的，領導學生與民眾，使他們為自己的利益，反對一切黨化文化機關的人（例如黃炎培、胡敦復等）是有的；共產黨人決沒有黨化一切文化機關，與一般教育界流氓搶這種飯碗的心理。共產黨人多半是一般窮光蛋，而且是洋奴資本化的社會所摒棄的，他們既沒有象謠傳所雲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莫斯科的金錢，如何能專用金錢去買民眾？但他們相信中國的革命是一般民眾所需要的，只要有機會到任何群眾中去宣傳，自然可以引起他們自覺心。或者國民黨右派有黨化教育的心理（變相的升官發財的心理），但這種黨化教育，不但無益於革命，結果反轉妨害了革命，他們根本沒有革命的信心，不知道宣傳的力量，所以有這種墮落的行為。然而我卻奇怪，余君等是相信教育救國的，余君等當不至於有黨化一切文化機關的墮落心理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