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借債,與國民黨

統一,借債,與國民黨
作者:蔡和森
1922年9月13日
本作品收錄於《向导
  根据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期刊印。

辛亥革命既已成功了十一年,民主與封建之爭——在袁世凱時代為共和與專制之爭,袁死後為護法與非法之爭——何以至今還不能結束呢?主要原因在舊支配階級的武裝並未解除,北洋派領袖且因其武力而完全承襲新政權,政體雖然是新的,而支配階級則仍然是舊的。舊支配階級——即封建的軍閥與官僚——要擴張並鞏固其地位,第一步就不得不增加其武力以壓迫革命階級並解除革命階級的武裝。二年獨立失敗,革命階級完全解除武裝而被驅逐於政權與領土之外,北洋派乃更進一步,實行推翻共和恢復封建政治。袁世凱死,段祺瑞承繼其地位,自此以至於現在的曹吳,政權總不出北洋派的掌握。

由此我們可得一個重大的教訓:舊支配階級的武裝不解除,舊軍隊不完全解散或徹底改組,新支配階級——即革命階級——的統治權是不能保持的,他的革命是要被推翻的。所以法蘭西大革命,羅拔士比極力破壞舊軍事組織,撤換一切封建階級的司令長官,最後第三共和之所以鞏固,也是因為舊軍隊解體,共和國新軍隊完全成立之故。最近俄羅斯革命之所以成功,蘇維埃政府之所以不能動搖,也是因為在十月革命前,用宣傳手段,完全破壞舊軍事組織和紀律——第一步是廢除軍隊中的死刑——,到一九一八年更完全遣散舊軍隊而改建工農階級的紅旗軍。假使他們在革命中及革命後不完成這種根本工作,他們的新政權也是遲早要落於舊軍閥之手,他們的革命也是遲早要被舊勢力推翻,如中國辛亥以來的故事一般。

所以從這一點說來,中國現在政治問題,實在去真能解決之時還遠,因為全部政權還在北洋軍閥手裏,北洋派的武力依舊是政治舞臺上的主人。在這個時候謀政治上的統一,除彼此把他當作一種暫時的政策之外,真正的統一是不可能的。自孫中山先生由粵來滬,曹吳代表南下,於是孫吳攜手之聲,甚囂塵上。此事在形式上看來,吳佩孚之舍陳(炯明)聯孫,及孫之棄奉而與一比較好的軍閥周旋,不可說不是一種進步的現象。但實質上怎樣呢?據曹吳艷電看來,不過是空空蕩蕩稱贊老孫的宣言罷了;至於他們對於江西問題是絲毫不肯讓步,不任民黨有立錐之地作根據。然則直系之聯民黨,不是想利用民黨為統一借款的招牌嗎?不是與楊度近日對國會問題的主張同樣用意嗎(大要不外消滅護法名義,以便北洋派統一中國)?曹錕不過是北洋系一個死軍閥,值不得我們多說,吳佩孚雖然比較進步一點,但他將來能拋棄北洋軍閥的地位加入民主主義的戰線嗎?他對於曹錕言必稱大帥,行必稱服從,若長此下去,至多不過是一袁世凱或段祺瑞第二罷了,所以現在革命群眾對於聯吳之視為有意義,不過在剿滅紅胡子之一點,因為張作霖一派野蠻勢力之急須剿滅,於革命進程上乃屬必要的。至張作霖剿滅後的吳佩孚怎樣,乃系另一問題,決不要因此而疑慮張作霖滅亡之不利於勢力均衡,因為革命黨要靠繼續革命才能存在的,靠舊的軍閥勢力之均衡,是不能存在的。

由上看來,政治上的統一,顯就不是混合或調和各大軍閥的舊勢力可以做成的;乃須經過不停的革命奮鬥才能真正成功。若舍卻革命的宣傳與行動,只與軍閥謀統一,結果只有上當。

孫中山先生叠次宣言曾說“政治上之統一,自以國會真正恢復為必要條件,”又說“護法問題,當以合法國會自由行使職權,為達到目的;如此則非常之局自當收束”非常局面雖因陳炯明之變亂而終局了,但政治問題絕不會一下解決,因而革命之局還是不應收束的。比如“國會自由行使職權”一項,看來雖似平常而實際非鏟除軍閥不能做到,所以孫先生《第一次宣言》曾說“夫欲約法之效力不墜……在掃除一切不法之武力,否則國會之行使職權,不但徒托空言,抑且供人利用。”又說:“故直軍諸將為表示誠意服從護法起見,應首先將所部半數由政府改為工兵……其余半數留待與全國軍隊同時以此改編,”第二次之對外宣言全局和平之第二項辦法,也說“必鏟除多年禍根之軍隊勢力,非各省督軍統治下之兵隊悉照予六月六日改編工兵之計劃則和平不得而期”這都是些探得病原的說法,但是以大義責軍閥是無效的,必須此後繼續用革命的爭鬥的手段才能做到。就工兵計劃一項而說,民主革命的勝利確定,采工兵制以改編新軍,是很有益的;若在現狀之下,各軍閥各自采用起來,則不但於時局無益,而且反可延長封建政治的命運,增加武人割據的勢力。比如就近日吳佩孚發表之兵工計劃而說,他說現在每一兵須費國庫銀五兩,他的計劃實行,只需銀二兩便足,這樣一來,吳佩孚有事時,可就原有餉額擴充他的軍隊到二倍以上,並且軍隊餉源有生產的經濟基礎,封建的,割據的局勢,不愈加嚴重鞏固嗎?各省割據的軍閥大大效法起來,將來還了得嗎?

所以現在無論從何方面說,革命黨當大大宣傳民眾,大大結合民眾,轟轟烈烈繼續做推倒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之壓迫的民主革命。至於政治上的統一,萬不宜茍且將就以上當。

屬文至此,偶然檢閱本月八日的《民國日報》,看見《美報記孫總統之談話》頗覺一驚!今把這個新聞抄在下面:

《世界新聞》社譯英文日本《廣智報》上海通信員索克思氏八月二十五日通信雲,孫中山今日對客談論中國之國際地位,謂中國之內部政潮欲求解決,必須先從解決財政入手,尤以解決北京政府之對外借款義務為特要,中山之態度,贊成外資繼續參加於開發中國富源及建築道路。彼雲:“在北京前此開始拖欠外債之前,欲先謀統一然後整理財政,其事雖非不可能,然極困難,今已不復如是矣。”中山謂北京若無一有效力之政府,能實施其命令於全國,並收集各省之稅款而不遭阻撓者,則統一之舉,徒屬空談。而國家之還債,若不恢復,則設立此種政府顯然為不可能之事。中山於未覓到若幹解決中國財政問題之方法以前,不準備加入北京政府,彼以為當小數薪金尚不能付之時,斷然無法處理北京大局。關於彼有總統希望之說,彼雲:“倘余得有美國及其他中國欠債之國之保證,證明中國提出關於歸還過期外債借本之提議,將得優惠之考慮,又保證在依據外人良好顧問不久即將實行之整理時期內,新銀團將給與墊款,以供尋常行政用途,則余將往北京。”

據這個新聞看來,似乎孫中山先生註意於北上謀統一,而以解決財政為入手辦法,倘若得美國等欠債國之保證[1]及新銀行團給與墊款以供尋常行政用途,則可以北上。這個新聞確實與否不可得知,但我對於借款及新銀行團頗有點意見,略寫於下。

中國在國際地位上早已處於半殖民地〈地〉位,最近經過華盛頓的宰割會議,更把他活活地放在英美日法帝國主義協同侵略的“門戶開放”政策之下,以為實現“國際共管”的地步。然則自動的借外資以開發中國實業,乃為國際帝國主義者所不願聞,因為他們所要的,是要以他們本身的利益為準標,而使中國的經濟生活永久隸屬於他們自己的資本主義利益之下,故決不會容許中國自成為大工業生產國,以謀經濟上政治上之自由發展與完全獨立。所以中山先生之機械借款說,英美法日的資本家,是不歡迎的。然而這種計劃,實為中國民族獨立自強的要素,不過其達到之方法,在事實上只有下列二途:

(一)與全世界被壓迫民族之好友蘇維埃俄羅斯,及已完全解除武裝再無侵略能力並且最富機械與技術人材之德意誌締結經濟同盟。

(二)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之特權與壓迫,建立完全自主的獨立國家,仿照蘇維埃俄羅斯之不損主權不受束縛的招致外資及權利讓與等等政策,迅速的自主的開發中國大工業。

這兩個方法,是最可能最妥當的方法,是經濟落後國和半殖民地所應當走的道路,惟有向這樣的道路走才有解放的希望,惟有向這樣道路走,才能得到獨立與自由而不致永遠為國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奴隸。假使我們不察,只知夢想那些要永遠隸屬我們於他們經濟利益之下的英美法日帝國主義者,來借款超渡〔度〕我們,這不但不智,而且反要誤了我們解放的前程。所以在這樣的選擇之下,國民黨的外交方針,有從新估定之必要。

“美國是中國最好的朋友”,換過說,就是最會使掩眼法最會用宣傳術以宰割中國的“好朋友”。他對中國除成功了“門戶開放”“國際共管”的局勢之外,更為中國組織一個新式的東印度公司叫新銀行團。他口口聲聲為的是中國好,口口聲聲非等中國統一後不投資,其實這樣不投資的高調,就是要迫使窮極無聊的北京政府早日承認他。現在呢,他的方針變了,想在未統一前借些錢給中國去“統一”了,但是要一切關鹽煙酒等稅收作“總擔保”,並且監督用途,管理財政。因此我們應該覺悟在民主革命未完全成功,軍閥未完全消滅以前,中國既無統一之可能,更無借款之必要。多借一筆款,多養幾日兵,便多延長封建的軍閥幾日生命。倒不如餉竭兵變,他們要滅亡得快些。

總之,為中國人民根本禍患的就是國際帝國主義與封建的舊勢力,三十年以來的國民革命運動,就是由這兩種東西刺激起來的。所以國民黨過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後的生命還是在革命。為使這種革命運動貫澈成功,便要一面與民眾為親切的結合,一面與蘇俄為不二的同盟,大著膽子明白的反抗以上兩種惡勢力,使革命潮流一天一天漲高,革命行動一天一天豐富,勿以民眾力弱而與之疏隔,勿以善鄰勢微而不與之接近,勿因一時之利害,而忘遠大,勿讓土耳其基瑪爾氏所領袖的國民黨專美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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