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常談/文第十三
現存的中國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辭。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節的。後來《周易》卦爻辭和《魯春秋》也是如此，不過經卜官和史官按著卦爻與年月的順序編纂起來，比卜辭顯得整齊些罷了。便是這樣，王安石還說《魯春秋》是“斷爛朝報”[1]。所謂“斷”，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節的意思。卜辭的簡略大概是工具的緣故，在脆而狹的甲骨上用刀筆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辭和《魯春秋》似乎沒有能夠跳出卜辭的氛圍去；雖然寫在竹木簡上，自由比較多，卻依然只跟著卜辭走。《尚書》就不同了。《虞書》《夏書》大概是後人追記，而且大部分是戰國末年的追記，可以不論；但那幾篇《商書》，即使有些是追記，也總在商周之間。那不但有章節，並且成了篇，足以代表當時史的發展，就是敘述文的發展。而議論文也在這裡面見了源頭。卜辭是“辭”，《尚書》裡大部分也是“辭”。這些都是官文書。
記言記事的辭之外，還有訟辭。打官司的時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叫做“辭”；辭原是“訟”的意思[2]，是辯解的言語。這種辭關係兩造的利害很大，兩造都得用心陳說；審判官也得用心聽，他得公平的聽兩面兒的。這種辭也兼有敘述和議論；兩造自己辦不了，可以請教訟師。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時候，列國交際頻繁，外交的言語關係國體和國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說更需慎重了。這也稱為“辭”，又稱為“命”，又合稱為“辭命”或“辭令”。鄭子產便是個善於辭命的人。鄭是個小國，他辦外交，卻能教大國折服，便靠他的辭命。他的辭引古為證，宛轉而有理，他的態度卻堅強不屈。孔子讚美他的辭，更讚美他的“慎辭”[3]。孔子說當時鄭國的辭命，子產先教裨諶創意起草，交給世叔審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兒他再加潤色[4]。他的確是很慎重的。辭命得“順”，就是宛轉而有理；還得“文”，就是引古為證。
孔子很注意辭命，他覺得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謙虛地說是辦不了。但教學生卻有這一科；他稱讚宰我、子貢，擅長言語[5]，“言語”就是“辭命”。那時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辭多指說出的言語，命多指寫出的言語；但也可以兼指。各國派使臣，有時只口頭指示策略，有時預備下稿子讓他帶著走。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時候總還得隨機應變，自己想說話；因為許多情形是沒法預料的。——當時言語，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當時的京話或官話。孔子講學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魯語[6]。卜、《尚書》和辭命，大概都是歷代的雅言。訟辭也許不同些。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寫出，而寫出的和說出的雅言，大體上是一致的。孔子說“辭”只要“達”就成[7]。辭是辭命，“達”是明白，辭多了像背書，少了說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8]。辭命的重要，代表議論文的發展。
戰國時代，遊說之風大盛。遊土立談可以取卿相，所以最重說辭。他們的說辭卻不像春秋的辭命那樣從容宛轉了。他們鋪張局勢，滔滔不絕，真像背書似的；他們的話，像天花亂墜，有時誇飾，有時詭曲，不問是非，只圖激動人主的心。那時最重辯。墨子是第一個注意辯論方法的人，他主張“言必有三表”。“三表”是“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9]；便是三個標準。不過他究竟是個注重功利的人，不大喜歡文飾，“恐人懷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說他“言多不辯”[10]。——後來有了專以辯論為事的“辯者”，墨家這才更發展了他們的辯論方法，所謂《墨經》便成於那班墨家的手裡。——儒家的孟、荀也重辯。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11]荀子也說：“君子必辯。”[12]這些都是遊士的影響。但道家的老、莊，法家的韓非，卻不重辯。《老子》裡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3]，“老學”所重的是自然。《莊子》裡說“大辯不言”[14]，“莊學”所要的是神秘。韓非也注重功利，主張以法禁辯，說辯“生於上之不明”[15]。後來儒家作《易·文言傳》，也道：“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這不但是在暗暗的批評著遊士好辯的風氣，恐怕還在暗暗地批評著後來稱為名家的“辯者”呢。《文言傳》舊傳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這幾句話和“辭達”論倒是合拍的。
孔子開了私人講學的風氣，從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種私家著作是《論語》，卻不是孔子自作而是他的弟子們記的他的說話。諸子書大概多是弟子們及後學者所記，自作的極少。《論語》以記言為主，所記的多是很簡單的。孔子主張“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們說話，大概是很質直的，弟子們體念他的意思，也只簡單的記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鋪排得多。《墨子》大約也是弟子們所記。《孟子》據說是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公孫丑、萬章等編定的，可也是弟子們記言的體制。那時是個“好辯”的時代。墨子雖不好辯，卻也脫不了時代影響。孟子本是個好辯的人。記言體制的恢張，也是自然的趨勢。這種記言是直接的對話。由對話而發展為獨白，便是“論”。初期的論，言意渾括，《老子》可為代表；後來的《墨經》，《韓非子·儲說》的經，《管子》的《經言》，都是這體制。再進一步，便是恢張的論，《莊子·齊物論》等篇以及《荀子》《韓非子》《管子》的一部分，都是的。——群經諸子書裡常常夾著一些韻句，大概是為了強調。後世的文也偶爾有這種例子。中國的有韻文和無韻文的界限，是並不怎樣嚴格的。
還有一種“寓言”，借著神話或歷史故事來抒論。《莊子》多用神話，《韓非子》多用歷史故事，《莊子》有些神仙家言，《韓非子》是繼承《莊子》的寓言而加以變化。戰國遊士的說辭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風氣，這開了後來辭賦的路。論是進步的體制，但還只以篇為單位，“書”的觀念還沒有。直到《呂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統的書[16]。這部書成於呂不韋的門客之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三十多萬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數，六是秦代的聖數；這些數目是本書的間架，是外在的系統，並非邏輯的秩序，漢代劉安主編《淮南子》，才按照邏輯的秩序，結構就嚴密多了。自從有了私家著作，學術日漸平民化。著作越來越多，流傳也越來越廣。“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體了。後世大體採用，言文漸漸分離。戰國末期，“雅言”之外原還有齊語、楚語兩種有勢力的方言[17]。但是齊語只在《春秋公羊傳》裡留下一些，楚語只在屈原的“辭”裡留下幾個助詞如“羌”“些”等；這些都讓“雅言”壓倒了。
伴隨著議論文的發展，記事文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這裡《春秋左氏傳》是一座里程碑。在前有分國記言的《國語》，《左傳》從它裡面取材很多。那是鋪排的記言，一面以《尚書》為範本，一面讓當時記言體恢張的趨勢推動著，成了這部書。其中自然免不了記事的文字；《左傳》便從這裡出發,將那恢張的趨勢表現在記事文裡。那時遊士的說辭也有人分國記載，也是鋪排的記言，後來成為《戰國策》那部書。《左傳》是說明《春秋》的，是中國第一部編年史。它最長於戰爭的記載；它能夠將千頭萬緒的戰事敘得層次分明，它的描寫更是栩栩如生。它的記言也異曲同工，不過不算獨創罷了。它可還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的系統的書；它的順序是依著《春秋》的。《春秋》的編年並不是自覺的系統，而且“斷如復斷”，也不成一部“書”。
漢代司馬遷的《史記》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統的史書。他創造了“紀傳”的體制。他的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五十多萬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數，三十取《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的意思，表示那些“輔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18]；七十表示人壽之大齊，因為列傳是記載人物的。這也是用數目的哲學作系統，並非邏輯的秩序，和《呂氏春秋》一樣。這部書“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剪裁與組織見長。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貢獻，還在描寫人物。左氏只是描寫事，司馬遷進一步描寫人；寫人更漢武帝時候，盛行辭賦；後世說“楚辭漢賦”，真的，漢代簡直可以說是賦的時代。所有的作家幾乎都是賦的作家。賦既有這樣壓倒的勢力，一切的文體，自然都受它的影響。賦的特色是鋪張、排偶、用典故。西漢記事記言，都還用散行的文字，語意大抵簡明；東漢就在散行裡夾排偶，漢魏之際，排偶更甚。西漢的賦，雖用排偶，卻還重自然，並不力求工整；東漢到魏，越來越工整，典故也越用越多。西漢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兩個字的。東漢的句子，便長起來，最短的是四個字；魏代更長，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兩句以完一意。所謂“駢文”或“駢體”，便這樣開始發展。駢體出於辭賦，夾帶著不少的抒情的成分；而句讀整齊，對偶工麗，可以悅目，聲調和諧，又可悅耳，也都助人情韻。因此能夠投人所好，成為不廢的體制。
梁昭明太子在《文選》裡第一次提出“文”的標準，可以說是駢體發展的指路牌。他不選經、子、史，也不選“辭”。經太尊，不可選；史“褒貶是非，紀別異同”，不算“文”；子“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辭”是子史的支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選的只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之作。“事”是“事類”，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才選在他的書裡。這種作品好像各種樂器，“並為入耳之娛”；好像各種繡衣，“俱為悅目之玩”。這是“文”，和經、子、史及“辭”的作用不同，性質自異。後來梁元帝又說“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盪。”[19]。這是說，用典故、有對偶、諧聲調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這種“文”大體上專指詩賦和駢體而言；但應用的駢體如章奏等，卻不算在裡頭。漢代本已稱詩賦為“文”，而以“文辭”或“文章”稱記言、記事之作。駢體原也是些記言、記事之作，這時候卻被提出一部分來，與詩賦並列在“文”的尊稱之下，真是“附庸蔚為大國”了。 需要精細的觀察和選擇，比較的更難些。班彪論《史記》“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20]，這是說司馬遷行文委曲自然。他寫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盡；他的悲憤的襟懷，常流露在字裡行間。明代茅坤稱他“出《風》入《騷》”[21]，是不錯的。
這時有兩種新文體發展。一是佛典的翻譯，一是群經的義疏。佛典翻譯從前不是太直，便是太華；太直的不好懂，太華的簡直是魏、晉人講老、莊之學的文字，不見新義。這些譯筆都不能做到“達”的地步。東晉時候，後秦主姚興聘龜茲僧鳩摩羅什為國師，主持譯事。他兼通華語及西域語，所譯諸書，一面曲從華語，一面不失本旨。他的譯筆可也不完全華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語趣”[22]；他介紹的“西域之語趣”是華語所能容納的，所以覺得“天然”。新文體這樣成立在他的手裡。但他的翻譯雖能“達”，卻還不能盡“信”；他對原文是不太忠實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確，才能“信”、“達”兼盡，集佛典翻譯的大成。這種新文體一面增擴了國語的辭彙，也增擴了國語的句式。辭彙的增擴，影響最大而易見，如現在口語裡還用著的“因果”“懺悔”“刹那”等詞，便都是佛典的譯語。句式的增擴，直接的影響比較小些，但像文言裡常用的“所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譯語。另一面，這種文體是“組織的，解剖的”[23]。這直接影響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學[24]，間接影響了一般解經和講學的人。
演釋古人的話的有“故”“解”“傳”“注”等。用故事來說明或補充原文，叫作“故”。演釋原來辭意，叫作“解”。但後來解釋字句，也叫做“故”或“解”。“傳”，轉也，兼有“故”“解”的各種意義。如《春秋左氏傳》補充故事，兼闡明《春秋》辭意。《公羊傳》《穀梁傳》只闡明《春秋》辭意——用的是問答式的記言。《易傳》推演卦爻辭的意旨，也是鋪排的記言。《詩毛氏傳》解釋字句，並給每篇詩作小序，闡明辭意。“注”原只解釋字句，但後來也有推演辭意、補充故事的。用故事來說明或補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釋辭意，大抵明白易曉。《春秋》三傳和《詩毛氏傳》闡明辭意，卻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取義，所以支離破碎，無中生有。注字句的本不該有大出入，但因對於辭意的見解不同，去取字義，也有各別的標準。注辭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實在是發揮老、莊的哲學；郭象注《莊子》，更是借了《莊子》發揮他自己的哲學。南北朝人作群經“義疏”，一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響，一面也是翻譯文體的間接影響。這稱為“義疏”之學。
漢、晉人作群經的注，注文簡括，時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曉。南北朝人給這些注作解釋，也是補充材料，或推演辭意。“義疏”便是這個。無論補充或推演，都得先解剖文義；這種解剖必然地比注文解剖經文更精細一層。這種精細的確不算是破壞的解剖，似乎是佛典翻譯的影響。就中推演辭意的有些也只發揮老、莊之學，雖然也是無中生有，卻能自成片段，便比漢人的支離破碎進步。這是王弼等人的衣缽，也是魏晉以來哲學發展的表現。這是又一種新文體的分化。到了唐修《五經正義》，削去玄談，力求切實，只以疏明注義為重。解剖字句的功夫，至此而極詳。宋人所謂“注疏”的文體，便成立在這時代。後來清代的精詳的考證文，就是從這裡變化出來的。
不過佛典只是佛典，義疏只是義疏，當時沒有人將這些當作“文”的。“文”只用來稱“沉思翰藻”的作品。但“沉思翰藻”的“文”，漸漸有人嫌“浮”“豔”了。“浮”是不直說，不簡捷說的意思。“豔”正是隋代李諤《上文帝書》中所指斥的：“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那時北周的蘇綽是首先提倡復古的人，李諤等紛紛響應。但是他們都沒有找到路子，死板的模仿古人到底是行不通的。唐初，陳子昂提倡改革文體，和者尚少。到了中葉，才有一班人“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25]，而元結、獨孤及、梁肅最著。他們作文，主於教化，力避排偶，辭取樸拙。但教化的觀念，廣泛難以動眾，而關於文體，他們不曾積極宣揚，因此未成宗派。開宗派的是韓愈。
韓愈，鄧州南陽（今河南南陽）人。唐憲宗時，他做刑部侍郞，因諫迎佛骨被貶；後來官至吏部侍郞，所以稱為韓吏部。他很稱讚陳子昂、元結復古的功勞，又曾請教過梁肅、獨孤及。他的脾氣很壞，但提攜後進，最是熱腸。當時人不願為師，以避標榜之名；他卻不在乎，大收其弟子。他可不願作章句師，他說師是“傳道授業解惑”的[26]。他實在是以文辭為教的創始者。他所謂“傳道”，便是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謂“解惑”，便是排斥佛、老。他是以繼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孔子的拒楊、墨一樣。當時佛、老的勢力極大，他敢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觸犯了皇帝[27]。這自然足以驚動一世。他並沒有傳什麼新的道，卻指示了道統，給宋儒開了先路。他的重要的貢獻，還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他說他作文取法《尚書》《春秋》《左傳》《周易》《詩經》以及《莊子》《楚辭》《史記》、揚雄、司馬相如等。《文選》所不收的經、子、史，他都排進“文”裡去。這是一個大改革、大解放。他這樣建立起文統來。但他並不死板的復古，而以變古為復古。他說“惟古於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28]，又說“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29]；他是在創造新語。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換去排偶的句子，句逗總弄得參參差差的。但他有他的標準，那就是“氣”。他說“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30]；“氣”就是自然的語氣，也就是自然的音節。他還不能跳出那定體“雅言”的圈子而採用當時的白話；但有意地將白話的自然音節引到文裡去，他是第一個人。在這一點上，所謂“古文”也是不“古”的；不過他提出“語氣流暢”（氣盛）這個標準，卻給後進指點了一條明路。他的弟子本就不少，再加上私淑的，都往這條路上走，文體於是乎大變。這實在是新體的“古文”，宋代又稱為“散文”——算成立在他的手裡。
柳宗元與韓愈，宋代並稱；他們是好朋友。柳作文取法《書》《詩》《禮》《春秋》《易》，以及《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史記》，也將經、子、史排在“文”裡，和韓的文統大同小異。但他不敢為師，“推陷廓清”的勞績，比韓差得多。他的學問見解，卻在韓之上，並不墨守儒言。他的文深幽精潔，最工遊記；他創造了描寫景物的新語。韓愈的門下有難易兩派。愛易派主張新而不失自然，李翱是代表。愛難派主張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當時愛難派的流傳盛些。他們矯枉過正，語艱意奧，扭曲了自然的語氣、自然的音節，僻澀詭異，不易讀誦。所以唐末宋初，駢體文又回光返照了一下。雕琢的駢體文和僻澀的古文先後盤踞著宋初的文壇。直到歐陽修出來，才又回到韓愈與李翱，走上平正通達的古文的路。
韓愈抗顏為人師而提倡古文，形勢比較難；歐陽修居高位而提倡古文，形勢比較容易。明代所稱唐宋八大家[31]，韓、柳之外，六家都是宋人。歐陽修為首，以下是曾鞏，王安石，蘇洵和他的兒子蘇軾、蘇轍。曾鞏、蘇軾是歐陽修的門生，別的三個也都是他提拔的。他真是當時文壇的盟主。韓愈雖然開了宗派，卻不曾有意地立宗派；歐、蘇是有意地立宗派。他們雖也提倡道，但只促進並且擴大了古文的發展。歐文主自然。他所作紆徐曲折，而能條達疏暢，無艱難勞苦之態；最以言情見長，評者說是從《史記》脫化而出。曾學問有根柢，他的文確實而謹嚴；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勝人。三蘇長於議論，得力於《戰國策》《孟子》；而蘇軾才氣縱橫，並得力於《莊子》。他說他的文“隨物賦形”，“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32]；又說他意到筆隨，無不盡之處[33]。這真是自然的極致了。他的文，學的人最多。南宋有“蘇文熟，秀才足”的俗諺[34]，可見影響之大。
歐、蘇以後，古文成了正宗。辭賦雖還算在古文裡頭，可是從辭賦出來的駢體卻只拿來作應用文了。駢體聲調鏗鏘，便於宣讀，又可鋪張詞藻不著邊際，便於酬酢，作應用文是很相宜的。所以流傳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死去。但中間卻經過了散文化。自從唐代中葉的陸贄開始。他的奏議切實懇摯，絕不浮誇，而且明白曉暢，用筆如舌。唐末駢體的應用文專稱“四六”，卻更趨雕琢；宋初還是如此。轉移風氣的也是歐陽修。他多用虛字和長句，使駢體稍稍近於語氣之自然。嗣後群起仿效，散文化的駢文竟成了定體了。這也是古文運動的大收穫。
唐代又有兩種新文體發展。一是語錄，一是“傳奇”，都是佛家的影響。語錄起於禪宗。禪宗是革命的宗派，他們只說法而不著書。他們大膽地將師父們的話參用當時的口語記下來。後來稱這種體制為語錄。他們不但用這種體制記錄演講，還用來通信和討論。這是新的記言的體制，裡面夾雜著“雅言”和譯語。宋儒講學，也採用這種記言的體制，不過不大夾雜譯語。宋儒的影響究竟比禪宗大得多，語錄體從此便成立了，盛行了。傳奇是有結構的小說。從前只有雜錄或瑣記的小說，有結構的從傳奇起頭。傳奇記述豔情，也記述神怪，但將神怪人情化。這裡面描寫的人生，並非全是設想，大抵還是以親切的觀察做底子。這開了後來佳人才子和鬼狐仙俠等小說的先路。它的來源一方面是俳諧的辭賦，一方面是翻譯的佛典故事；佛典裡長短的寓言所給予的暗示最多。當時文士作傳奇，原來只是向科舉的主考官介紹自己的一種門路。當時應舉的人在考試之前，得請達官將自己的姓名介紹給主考官；自己再將文章呈給主考官看。先呈正經文章，過些時再呈雜文如傳奇等，傳奇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人又愛看，是科舉的很好媒介。這樣，作者便日漸其多了。
到了宋代，又有“話本”。這是白話小說的老祖宗。話本是“說話”的底本；“說話”略同後來的“說書”，也是佛家的影響。唐代佛家向民眾宣講佛典故事，連說帶唱，本子夾雜“雅言”和口語，叫作“變文”；“變文”後來也有說唱歷史故事及社會故事的。“變文”便是“說話”的源頭；“說話”裡也還有演說佛典這一派。“說話”是平民的藝術；宋仁宗很愛聽，以後便變為專業，大流行起來了。這裡面有說歷史故事的，有說神怪故事的，有說社會故事的。“說話”漸漸發展，本來由一個或幾個同類而不相關聯的短故事，引出一個同類而不相關聯的長故事的，後來卻能將許多關聯的故事組織起來，分為“章回”了。這是體制上的一個大進步。
話本留存到現在的已經很少，但還足以見出後世的幾部小說名著，如元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明施耐庵的《水滸傳》，吳承恩的《西遊記》，都是從話本演化出來的；不過這些已是文人的作品，而不是話本了。就中《三國演義》還夾雜著“雅言”，《水滸傳》和《西遊記》便都是白話了。這裡除《西遊記》以設想為主外，別的都可以說是寫實的。這種寫實的作風在清代曹雪芹的《紅樓夢》裡得著充分的發展。《三國演義》等書裡的故事雖然是關聯的，卻不是連貫的。到了《紅樓夢》，組織才更嚴密了；全書只是一個家庭的故事。雖然包羅萬有，而能“一以貫之”。這不但是章回小說，而且是近代所謂“長篇小說”了。白話小說到此大成。
明代用八股文取士，一般文人都鏤心刻骨地去簡練揣摩，所以極一代之盛。“股”是排偶的意思；這種體制，中間有八排文字互為對偶，所以有此稱。——自然也有變化，不過“八股”可以說是一般的標準。——又稱為“四書文”，因為考試裡最重要的文字，題目都出在“四書”裡。又稱為“制藝”，因為這是朝廷法定的體制。又稱為“時文”，是對古文而言。八股文也是推演經典辭意的；它的來源，往遠處說，可以說是南北朝義疏之學，往近處說，便是宋、元兩代的經義。但它的格律，卻是從“四六”演化的。宋代定經義為考試科目，是王安石的創制；當時限用他的群經“新義”，用別說的不錄。元代考試，限於“四書”，規定用朱子的章句和集注。明代制度，主要的部分也是如此。
經義的格式，宋末似乎已有規定的標準，元、明兩代大體上遞相承襲。但明代有兩種大變化：一是排偶，一是代古人語氣。因為排偶，所以講究聲調。因為代古人語氣，便要描寫口吻；聖賢要像聖賢口吻，小人要像小人的。這是八股文的僅有的本領，大概是小說和戲曲的不自覺的影響。八股文格律定得那樣嚴，所以得簡練揣摩，一心用在技巧上。除了口吻、技巧和聲調之外，八股文裡是空洞無物的。而因為那樣難，一般作者大都只能套套濫調，那真是“每下愈況”了。這原是君主牢籠士人的玩意兒，但它的影響極大；明、清兩代的古文大家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八股文出身的。
清代中葉，古文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響。詩文作家自己標榜宗派，在前只有江西詩派，在後只有桐城文派。桐城派的勢力，綿延了二百多年，直到民國初期還殘留著；這是江西派比不上的。桐城派的開山祖師是方苞，而姚鼐集其大成。他們都是安徽桐城人，當時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話[35]，所以稱為桐城派。方苞是八股文大家。他提倡歸有光的文章，歸也是明代八股文兼古文大家。方是第一個提倡“義法”的人。他論古文以為六經和《論語》《孟子》是根源，得其支流而義法最精的是《左傳》《史記》，其次是《公羊傳》《穀梁傳》《國語》《國策》，兩漢的書和疏，唐宋八家文[36]——再下怕就要數到歸有光了。這是他的，也是桐城派的文統論。“義”是用意，是層次；“法”是求雅、求潔的條目。雅是純正不雜，如不可用語錄中語、駢文中麗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俊語、《南史》《北史》中佻巧語以及佛家語。後來姚鼐又加上注疏語和尺牘語。潔是簡省字句。這些“法”其實都是從八股文的格律引申出來的。方苞論文，也講“闡道”[37]；他是信程、朱之學的，不過所入不深罷了。
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縛太甚，他學得的只是《史記》、歐、曾、歸的一部分，只是嚴整而不雄渾，又缺乏情韻。姚鼐所取法的還是這幾家，雖然也不雄渾，卻能“迂回蕩漾，餘味曲包”[38]，這是他的新境界。《史記》本多含情不盡之處，所謂遠神的。歐文頗得此味，歸更向這方面發展——最善述哀，姚簡直用全力揣摩。他的老師劉大櫆指出作文當講究音節，音節是神氣的跡象，可以從字句下手[39]。姚鼐得了這點啟示，便從音節上用力，去求得那綿邈的情韻。他的文真是所謂“陰與柔之美”[40]。他最主張誦讀，又最講究虛助字，都是為此。但這分明是八股文講究聲調的轉變。劉是雍正副榜，姚是乾隆進士，都是用功八股文的。當時漢學家提倡考據，不免繁瑣的毛病。姚鼐因此主張義理、考據、詞章三端相濟，偏廢的就是“陋”儒[41]。但他的義理不深，考據多誤，所有的還只是詞章本領。他選了《古文辭類纂》；序裡雖提到“道”，書卻只成為古文的典範。書中也不選經、子、史；經也因為太尊，子、史卻因為太多。書中也選辭賦。這部選本是桐城派的經典，學文的必由於此，也只需由於此。方苞評歸有光的文庶幾“有序”，但“有物之言”太少[42]。曾國藩評姚鼐也說一樣的話，其實桐城派都是如此。攻擊桐城派的人說他們空疏浮淺，說他們範圍太窄，全不錯；但他們組織的技巧，言情的技巧，也是不可抹殺的。
姚鼐以後，桐城派因為路太窄，漸有中衰之勢。這時候儀征阮元提倡駢文正統論。他以《文選序》和南北朝“文”“筆”的分別為根據，又扯上傳為孔子作的《易·文言傳》。他說用韻用偶的才是文，散行的只是筆，或是“直言”的“言”，“論難”的“語”[43]。古文以立意、記事為宗，是子史正流，終究與文章有別。《文言傳》多韻語、偶語，所以孔子才題為“文”言。阮元所謂韻，兼指句末的韻與句中的“和”而言[44]。原來南北朝所謂“文”“筆”，本有兩義：“有韻為文，無韻為筆”，是當時的常言[45]。——韻只是句末韻。阮元根據此語，卻將“和”也算是韻，這是曲解一。梁元帝說有對偶、諧聲調的抒情作品是文，駢體的章奏與散體的著述都是筆[46]。阮元卻只以散體為筆，這是曲解二。至於《文言傳》，固然稱“文”，卻也稱“言”，況且也非孔子所作——這更是傅會了。他的主張，雖然也有一些響應的人，但是不成宗派。
曾國藩出來，中興了桐城派。那時候一般士人，只知作八股文；另一面漢學宋學的門戶之爭，卻越來越利害，各走偏鋒。曾國藩為補偏救弊起見，便就姚鼐義理、考據、詞章三端相濟之說加以發揚光大。他反對當時一般考證文的蕪雜瑣碎，也反對當時崇道貶文的議論，以為要明先王之道，非精研文字不可；各家著述的見道多寡，也當以他們的文為衡量的標準。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卻能以深博的學問、弘通的見識、雄直的氣勢，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真回到韓愈，而且勝過韓愈。他選了《經史百家雜鈔》，將經、史、子也收入選本裡，讓學者知道古文的源流，文統的一貫，眼光便比姚鼐遠大得多。他的幕僚和弟子極眾，真是登高一呼，群山四應。這樣延長了桐城派的壽命幾十年。
但“古文不宜說理”[47]，從韓愈就如此。曾國藩的力量究竟也沒有能夠補救這個缺陷於一千年之後。而海通以來，世變日亟，事理的繁複，有些絕非古文所能表現。因此聰明才智之士漸漸打破古文的格律，放手作去。到了清末，梁啟超先生的“新文體”可算登峰造極。他的文“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而“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48]。但這種“魔力”也不能持久；中國的變化實在太快，這種“新文體”又不夠用了。胡適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這才起來提倡白話文，經過五四運動，白話文是暢行了。這似乎又回到古代言文合一的路。然而不然。這時代是第二回翻譯的大時代。白話文不但不全跟著國語的口語走，也不全跟著傳統的白話走，卻有意地跟著翻譯的白話走。這是白話文的現代化，也就是國語的現代化。中國一切都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語言的現代化也是自然的趨勢，並不足怪的。
腳註
编辑- ↑ 宋周麟之跋孫覺《春秋經解》引王語。“朝報”相當於現在的政府公報。
- ↑ 《說文·辛部》。
- ↑ 均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 ↑ 《論語·憲問》。
- ↑ 《論語·先進》。
- ↑ 《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裡用劉寶楠《論語正義》的解釋。
- ↑ 《論語·衛靈公》：“子曰，‘辭達而已矣。’”
- ↑ 《儀禮·聘禮》：“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 ↑ 《非命上》。
- ↑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 ↑ 《滕文公下》
- ↑ 《非相》篇。
- ↑ 八十一章。
- ↑ 《齊物論》。
- ↑ 《問辯》。
- ↑ 上節及本節參用傅斯年《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中央研究院語言曆史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說。
- ↑ 《孟子·滕文公》：“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楚人要學齊語，可見齊語流行很廣。又《韓詩外傳》四：“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楚言”和“齊言”並舉，可見楚言也是很有勢力的。
- ↑ 《史記·自序》。
- ↑ 《金楼子·立言》篇。
- ↑ 《後漢書·班彪傳》。
- ↑ 《史記評林》總評。
- ↑ 宋贊寧論羅什所譯《法華經》語，見《宋高僧傳》卷三。
- ↑ 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六之二。
- ↑ 佛教徒註釋經典，分析經文的章段，稱為“科分”。
- ↑ 李舟《獨孤常州集序》。
- ↑ 《師說》。
- ↑ 《諫佛骨表》觸怒憲宗，被貶為潮州刺史。
- ↑ 《南陽樊紹述墓志銘》。
- ↑ 《答李翊書》。
- ↑ 同上。
- ↑ 茅坤有《唐宋八大家文鈔》，從此“唐宋八大家”成為定論。
- ↑ 《文說》。
- ↑ 何薳《春渚紀聞》中東坡事實。
- ↑ 陸遊《老學庵筆記》。
- ↑ 周書昌語，見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
- ↑ 《古文約選·序例》。
- ↑ 見雷鋐《卜書》。
- ↑ 呂璜纂《初月樓古文緒論》。
- ↑ 劉大櫆《論文偶記》。
- ↑ 姚鼐《復魯絜非書》。
- ↑ 《述庵文鈔序》，又《復秦小峴書》。
- ↑ 《書震川文集後》。
- ↑ 根據《說文·言部》。
- ↑ 阮元《文言說》及《與友人論古文書》。
- ↑ 《文心雕龍·總術》。
- ↑ 《金樓子·立言》篇。
- ↑ 曾國藩《復吳南屏書》：“故僕嘗稱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
- ↑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