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登堡
| 興登堡 作者：胡適 |
德國大總統興登堡在8月2日死了。全世界對於這位八十七歲的大老，無論是他的同國人或異國人，無論是當年的同盟國或協約國，都表示最深厚的敬禮與哀悼。他的死，使德國失掉了一個重鎮，使世界失掉了一個最偉大的人。
興登堡的一生（1847—1934）親眼看見普魯士的強大，德意志帝國的統一，德國的強盛，歐戰的始末，霍亨梭倫皇朝的顛覆，德意志共和國的建立，希忒拉政權的突起。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人的一身經過這樣熱鬧而又重大的長期歷史，而在每一個重要階段上都出過大力，做過主角，並且能保持榮名，像他這樣的。
他的一生可分作三個大段：從少年時代到他六十七歲為第一段；從他六十七歲再出來任第八路軍總司令（1914）到歐戰終了後他二次退隱，為第二段；從他七十八歲被選為德國第二任大總統（1925）到他死時，為第三段。他的第一第二兩段的歷史，有他的“自傳”（Aus Meinem Leben，1920年出版；中文譯本《興登堡自傳》，魏以新譯，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價一元六角）最可供愛敬他的人的玩讀。
他生於普魯士東部的波森，他的家族有了幾百年的騎士遺風，父親是個步兵少尉，母親是個軍醫總監的女兒，所以他十一歲就進了軍官學校。他在自傳裡說：
1859年一個春天的晚上，我那時是個十一歲的男孩，在瓦爾斯達軍官學校柵欄門口，向我父親告別。淚珠從我眼睛裡滾下來。我看見淚落在我的軍衣上，忽然想道：“穿著這種衣服不准人孱弱，不准人哭。”我從小孩的痛苦中振作起來，雖然有點害怕，也就混到我那時的同學當中去了。（頁一）
他不諱他自己“在最初絕不是一個模範學生，又很少特別研究學問的傾向”。但後來
我的好名心喚醒我去致力學術，結果一年好一年：最後竟給了我一個有特別天才學生的名譽，實在是不應得的。（頁十二）
1866年他離開軍官學校，以少尉資格入禁衛步兵第三團；幾個月之後，他就參加普魯士定霸的對奧戰爭了。四年之後（二十三歲），他又參加了德意志定霸的對法戰爭。戰事終了之後，他考進陸軍大學。大學的特別勤務完了，1877年他被調到參謀本部。在以後的三十四年中，他擔任過陸軍的各種職務，後來做了八年多的第四軍團長，在1911年辭職退休，那時他已是六十四歲了。近日中國報紙上常提到他因為大操與德皇意見不合，所以退休；但他在“自傳”裡對於這一點有特別聲明：
我在我軍事履歷上，達到的地位遠超過我自來所敢希望的。目前沒有戰爭，所以我承認給少年人讓出路來，使他們上去，是一種義務，遂於1911年請求辭職。因為外面對於這事件有錯誤的傳說，所以我明白宣言，我採取這個步驟並不是因為在軍事或個人方面有任何間隙。（頁六五）
他在這第一大段的陸軍生活裡，有許多觀察是值得我們的記憶的。對於參謀本部的工作，他說：
參謀本部要算德國全部軍隊範圍內一個最可注意的機關。……由參謀將校平時的訓練，可以擔保在作戰時所有高級官長都有一致的心情，一切官長的思想都為同一的液質所灌注。參謀本部的人對於官長的影響不是由章程規定的，多半要看各人的軍事學的造詣及人格的特質，其程度至為不同。參謀將校的第一要件是在大眾面前不要顯出個人自身和個人的行為。他應該在人看不見的地方做事，有其實而無其名。（頁五）
對於做步兵團長的職務，他有這樣的觀察：
我很努力在軍官團中使他們具有中古騎士的思想；在各營中使他們習慣實際作戰及嚴格紀律；但是除養成嚴格勤務觀念外，也隨處使他們喜歡勤務和獨立自主。（頁六十）
他這樣一面注重嚴格訓練，一面又鼓勵獨立自主，所以他在陸軍大學五年訓練出來的人才有許多都成為歷史上有名的軍事領袖，其中還有兩個土耳其的參謀將校，後來一個做到元帥，一個做到上將。（頁五八）
他做到軍事最高長官（軍團長）時，他說：
我總是十分重視部下愛我，因為我把這一點看作服務成績善良的根基之一。（頁六二）
這句名言是可以做一切做領袖的人的座右銘的。
他在退休的閒逸生活中，全歐的大戰忽然爆發了。在西線大勝利時，俄國用最大的兵力來壓迫東普魯士。東方的第八路軍總指揮部已主張放棄外悉塞爾河以東的地方了。最高統帥部不主張放棄，所以決定撤換第八路的統帥。8月22日下午三點鐘，德皇的一封電報來問興登堡願不願馬上去任職，他的回答是“願意”，夜裡三點鐘他已到了火車站等候他的新參謀長魯登多夫（Ludendorff），23日下午他們已到了第八路軍的總指揮部了。
他的蓋世英名起於松山（即是丹能堡，Tannenberg，松山是譯意【意譯？】）的大戰。那時俄國已運了八十多萬兵，一千七百尊火炮到東普魯士；而德國方面只能有二十一萬兵，六百尊火炮。興登堡到軍中的那一天，即決定在三日後舉行總包圍攻擊。8月26日開始大戰，三天的血戰消滅了三索諾夫（Samsonoff）將軍的俄國大軍。是為“松山之戰”。
9月7日開始“馬蘇爾湖（Mazurian Lakes）之戰”，打到9月10日，勒嫩坎夫將軍（Rennenkampf）的二十多師大兵都敗退了，興登堡的軍隊不但完全解了東普魯士的大危機，還一直追擊到俄國的境內。
這兩場大戰都是歷史上的大事，不用我們的詳述。我們只引他的自傳裡的最可以表示他的風度的一段話：
恰恰一年之後，我打了一天的獵，星期日回來，經過音斯忒爾堡。我的汽車在市場上被攔阻了，據說因為那地方正在舉行紀念本城解脫俄患一周年的感謝節。我只得迂道，人沒有認識我。（頁九七）
這兩次大戰以後，他又在波蘭和俄國軍隊作戰，把俄軍打的大敗，是為“洛治（Lodz）的大戰”。
1916年8月，興登堡被召為“野戰參謀總長”，這是德國的最高統帥。（名義上德皇為大元帥。）魯登多夫又做了他的次長。從此以後，直到戰事終了，興登堡主持了兩年多的最高統帥部。這兩年的歷史的生活，我們也不用詳記。我們從他的自傳裡，抄出他在大本營的日常生活如下：
我普通的日常事務，大約上午九點，即早晨報告之後，到魯登多夫將軍那裡去，同他討論情勢的變化以及應付的方略。大半關於這方面的談話都不很久，我們兩人在戰局中的生活未嘗間斷，互相認識我們的思想，所以往往幾句話便決定了，甚至往往只需幾個字，就可以確定我們的同意，他就拿去做繼續籌畫的底子。
在這項討論之後，我到野外作一小時的運動。我回到辦公處後，繼續同魯登多夫將軍討論，然後各課長在我工作房直接報告。
除開這種勤務工作之外，還須料理給我個人的信件。（信件的數目實在不少，其中有詩歌，有散文，也有想像不到的請求，例如住在智利的一個德國婦人失去了洗禮證書的事！）
中午時我照例到皇帝陛下那裡被告。有必要時，請求皇帝批准我們的計畫。中午時間有時也作與政府代表討論之用。
向皇帝陳述完了，參謀部的軍官都聯合在我周圍午餐。吃飯時間只限於絕對需要的限度。
下午的經過與上午相似。八點鐘開始的晚餐，給我一個最長的休息。餐後大家坐在側屋裡，到九點半鐘，魯登多夫將軍按時做個休息終了的記號。我們團體中的談話大半都很活潑，無拘無束，愉快的時候也有。我以為輔助愉快是我對於同事的義務。
聚會之後，我們一齊到辦公處去，那時每日的最後報告到了，於是繪定各戰線的情況。參謀部的軍官們現在從新開始工作。多半到了這時候才有起草和發出決定命令的最後根據。
日常工作從沒有在半夜以前完結的。（頁一六〇——一六三）
1918年7月以後，局面完全變壞了，不幸的事件接連的到來。11月初，德國革命開始了。在德皇還沒有決定退位以前，“祖國”的人就宣佈他退位了。興登堡只有這樣簡短而光明的記載：
也有人想到用我們正面隊伍回到國內去創造秩序。但是許多司令——都是值得十分信任和有極深刻見識的人物——宣言，我們隊伍不要把正面移向本國。
我在那幾小時內在我大元帥旁邊。他把班師回國的任務付託與我。他走了，為的是節省祖國的新犧牲，為的是讓它造成比較順利的議和條件。（頁三六〇）
他把全軍班回國，交付給革命政府。到1919年6月，他才辭去德國陸軍統帥的職務，回到退休的生活，那時他已七十二歲了。
1925年2月，德國第一次總統愛柏特死了，國內黨爭很激烈，右派各黨沒有適當的候選人，海軍大將狄爾披茲主張只有請“老頭子”出來。當時誰也不料興登堡肯出來，所以他宣佈肯出來候選時，全國都吃一驚。他得了二千四百多萬的票，當選為第二任總統。起初人們都疑心他的當選暫時過渡的，他對皇室的忠心必定可以使他利用他的權力來做到帝制的復辟。但他就職時，他毫不遲疑的宣誓擁護祖國的憲法。無論是誰，凡知道他的人格和他對於宣誓的重視的，到此都相信他的誓言是不會改變的；都相信這位七十八歲的老軍人在總統任內必定要維護民主憲法的。
果然，他在九年總統任內，從沒有利用他的聲望和地位來做危害憲法的行為。他屢次宣言，他是始終忠於舊皇室的，但國民的多數既然把維持憲法的大任付託給他，他不能不盡他的職任。他的光明磊落的態度，使許多當日擁戴他的王竟朋友離開他，可也使無數的德國人更誠懇的愛敬他。
他的最大雄心是要用他的聲望維持德國的統一，奠安國家的地位。所以他就職以後，每年到各地去遊行演說，他的演說總是勸他的國人：“忘了你們的黨爭，同心協力的來造成一個統一的祖國!”
他在他的自傳裡常說他自己不懂得政治，甚至於說他厭惡政治。但這九年的歷史使世人都承認他是一個有遠識的政治家。最可注意的是他曾用全力贊助司脫累斯曼（Stresemann）的協和外交，終於做到“洛加諾”的條約，做到德國加入國際聯盟。
1927年10月2日，他的八十歲生日，全德國的人民瘋狂也似的到處舉行盛大的慶祝，人民自動的捐集了一千萬金馬克，作為“興登堡基金”，用來救濟大戰時的傷兵家屬。
近年極端的國社黨在短時期之中取得德國政權，他們的極端主張是興登堡所不能贊同的。但他是一個守法的總統，他不肯濫用他的地位和聲望來做違背一個時代的民意的行動。他很鎮靜的把政權交付了希忒拉。近日中國報紙頗說希忒拉的極端政策所以不曾全見於實行，是由於興登堡的影響。這種看法也許只是一種猜測。但這樣一個“中流砥柱”的大老，他的道德上的鎮定在那個不幸的國家之中必然有絕大的精神上的影響，是毫無可疑的。
他在他的自傳的末尾，很堅強的表示他對他的國家民族前途的大信心。他的最後一句話是：
我在這種信心之中，從手裡把筆放下，堅定的信賴你——德國少年！（頁三六四）
1934，8，6 興登堡國葬之前夜
（原載1934年8月12日《獨立評論》第11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