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章太炎與余訂交始末
余之識章太炎先生在於己亥（一八九九年）夏間，其時梁任公函托橫濱大同學校，選擇優級生至東京小石川區梁宅講授中國文史學，余及馮斯欒、曾廣勷、鄭雲漢四人預焉，時餘年十八耳。太炎蒞東京亦下榻梁宅，是為餘二人訂交之始。先是太炎于丙申戊戌（一八九七<六>年至一八九九<八>年）間，嘗為上海《時務報》撰文。會戊戌八月，清室政變，黨獄大興，凡前與《時務報》有連者，咸在通緝之列。太炎因是避地臺灣，依日本詩人山根虎雄以居。間在臺北新報為文勸告康、梁辨別種族，勿再效忠虜主，自貽伊戚。任公方主辦《清議報》於橫濱，與孫總理過從頗密，漸醉心民族真理，得太炎書，乃函約赴日，謂將介見孫某同計議國是。太炎聞之甚喜，因有扶桑之行。太炎與孫總理訂交即在此時。余與太炎同居梁宅十日，晨夕聆教，獲益良多，惜餘當日猶未諳國語，恒假筆談達意。猶憶太炎于縱論黃梨州<洲>、王船山二人學術筆談末，附語曰：“足下聰穎如此，卓公之衣缽有傳矣。”云云。庸詎知數載後，余與任公因政見衝突，師徒遽成永不可解之仇敵耶。壬寅（一九〇二年）春，太炎以廁名上海張園國會案，為蘇撫恩銘<壽>指名通緝，遂再東渡。受任廣智書局修纂，與余同稅居東京牛込區旅舍。太炎夙患羊癇疾，有一次自外返寓，甫入門即昏厥僕地，餘為之延醫診治，一日而愈。時余為廣智書局翻譯日本帝國大學教授德國那特硜博士著《政治學》一書，全文四十萬言。太炎為餘潤辭，維時譯事初興，新學界對於日文名詞，煞費斟酌。如社會一字，嚴幾道譯作群，余則譯作人群或群體；經濟一字，有人譯作生計或財政，餘則勉從東譯。太炎於此不置一辭。然社會、經濟二語，今已成為吾國通用名詞矣。是年三月，太炎約余及秦力山、馬君武、朱菱溪、周宏業、王家駒、陳猶龍、王思誠、李群等九人，於明崇禎帝殉國忌日，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孫總理、梁任公均署名為贊成人。是為吾國留學東學界組織愛國團體之濫觴。開會前一日，日政府徇清公使蔡鈞要求，遽以強力制止；太炎及餘等均被日警署傳往嚴辭告誡。屆期上野精養軒之預定會場有無數警吏監視，孫總理及留學生數百人來會皆不得入。孫總理乃面邀太炎及余等數發起人至橫濱永樂樓召集華僑興中會會員及中和堂會員多人補行紀念式。是夕觥籌交錯，席間孫總理倡議各敬太炎酒一杯，凡七十餘杯，太炎亦不覺醉。此會雖以外力壓迫，未能如期舉行，然大義所被，深入人心，太炎之有造于青年學子，非淺鮮也。
癸卯（一九〇三年）上海《蘇報》案起，太炎以序鄒容著《革命軍》及《駁康有為政見書》，被判監禁三載。及丙午（一九〇六年）獄滿，同盟會本部預派黨員迎至東京，聘充《民報》總撰述。時餘已至香港主《中國日報》筆政。其間函牘往還，叨教不少。丁未（一九〇七年）夏秋間，吾黨謀在粵南欽廉大舉，初擬從日本雇船運械至欽州防城附近之白龍港接濟黨人起義，時孫總理方駐越南河內主持大計。擔任欽廉軍事之主將為王和順，擔任在日雇船購械之責者為日人同志萱野長知，餘則駐香港專司籌運餉械及傳達消息任務。正進行間，太炎在《民報》社偶聞日人平山和田等言，謂吾黨所購槍械屬明治十八年式，陳舊不堪作戰。遽用《民報》社名以明電告香港《中國日報》，謂械劣難用，請停止另購。余得電，乃轉告孫總理。總理以事屬軍事秘密，而太炎竟以明碼出之，深為不懌，故其自傳中有“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忽起風潮，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畫，為之破壞，至時防城已破，而武器不來”之記事。（事詳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載王和順、許雪秋事略）然據此事經過而言，當時吾黨雖有運械至白龍港之計畫，但後經孫總理、王和順、萱野長知及餘等再四研究，以欽州黨人無法與日本通電，自不能依時接卸船械，而香港與欽州經由河內輾轉傳遞消息，亦必遷延時日，貽誤戎機，遂廢此策不用，而改從運械至惠州汕尾卸岸之議。是即丁未八月汕尾一役，党人許雪秋等接收而未得手之武器也。故平情論事，責太炎以不諳軍事，冒昧發電則可，若加以洩漏秘密破壞戎機等辭，則容有未當。蓋太炎生平秉性戇直，稍有感觸，輒一吐為快。顧以書生而好預兵事，則無心之失，自不可免。況此役運械至欽州海岸之原定計劃早已拋棄，更不能為太炎咎也。
民元南京政府建立，孫總理遣使迎太炎至總統府。餘與太炎不相見者九載，至是始複聚首話舊，互數當年亡國紀念會之十發起人，則化為異物者殆及半數。至民二十四年六月，太炎亦逝，則存者僅餘等二三人耳。當民十三年春，國民黨改組容共，餘以反赤被譴去粵。全黨騷然，太炎惄焉憂之，乃約余及馬君武、田梓琴、居覺生、劉禺生、茅詠薰、周道腴、謝良牧、焦子靜、管鵬、但植之等十一人，於是冬會於上海南陽橋寓所，主張集合同盟舊人商討護黨救國之策。各方老友聞而感奮，三年後遂有實行清黨之舉。是則太炎以德望感人之力為不少也。民二十年九一八禍作，余時居哈爾濱，倉皇去滿，抵滬，具告太炎以當局不抵抗情況。太炎大憤，移書切責典兵者立功自贖。及民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滬變起，益形焦灼。以當局舉棋不定，乃自北上，教北方諸將以恢復失地及備邊守險之策。以主者陽奉陰違，惘然返滬，自是日以國事為念，居恒書空咄咄，如有所失。卒從李印泉言，移家吳門，以講學自遣。民二十四年一月二日，為其六十八歲壽辰，各省同盟老友，不期而集合蘇城，同伸慶祝者二百餘人。鹹謂非太炎之德望，不足以聚無數之破銅爛鐵於一堂。宴飲時，餘出示近作時事新詩若干首（略載《大風》旬刊第五十五號），太炎頗為稱許，笑謂足與飲冰室詩集先後媲美，蓋重申三十八年前在日同居梁宅時之舊話也。是日稱觴後，太炎忽在禮堂昏厥，須臾清醒，眾從後掖之。太炎反顧曰，我非孫鳳鳴，爾非張溥泉，況又無汪精衛在前，何故抱我弗釋耶。仍歡笑如故，余乙太炎於病後，猶能作此雅謔，絕不料其壽之不永也。不圖是年六月十四日，太炎遽捐館舍，國喪典型，萬方同慨。余時挽之曰：“大軍已潰八公山，憐當局責重憂深，雪恥不忘王丞相。與子昔倡亡國會，歎此日人凋邦瘁，傷心重作漢遺民。”聞太炎于未病時，已預作遺言，謂設使異族入主中夏，後世子孫，永不得受其官祿。又在逝世前一月，嘗致書蔣委員長痛陳抗戰禦侮大計，辭甚激切。蔣委員長特覆書慰之，其睠睠于宗國之安危有如是焉。太炎歿後二年，事變叢生，果不出太炎所料。幸而敵愾同仇，舉國一致，最後勝利，為期不遠。太炎其或可以瞑目矣乎！
（《革命逸史》第二集，商務印書館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