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致鄭孝觀) 詩歌之敵
作者:魯迅
1925年
關於《苦悶的象徵》
本作品收錄於《集外集拾遺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京報》附刊《文學週刊》第五期。

  大前天第一次會見「詩孩」,談話之間,說到我可以對於《文學週刊》投一點什麼稿子。我暗想倘不是在文藝上有偉大的尊號如詩歌小說評論等,多少總得裝一些門面,使與尊號相當,而是隨隨便便近於雜感一類的東西,那總該容易的罷,於是即刻答應了。此後玩了兩天,食粟而已,到今晚才向書桌坐下來豫備寫字,不料連題目也想不出,提筆四顧,右邊一個書架,左邊一口衣箱,前面是牆壁,後面也是牆壁,都沒有給我少許靈感之意。我這才知道:大難已經臨頭了。

  幸而因「詩孩」而聯想到詩,但不幸而我於詩又偏是外行,倘講些什麼「義法」之流,豈非「魯般門前掉大斧」。記得先前見過一位留學生,聽說是大有學問的。他對我們喜歡說洋話,使我不知所云,然而看見洋人卻常說中國話。這記憶忽然給我一種啟示,我就想在《文學週刊》上論打拳;至於詩呢?留待將來遇見拳師的時候再講。但正在略略躊躇之際,卻又聯想到較為妥當的,曾在《學燈》——不是上海出版的《學燈》——上見過的一篇春日一郎的文章來了,於是就將他的題目直抄下來:《詩歌之敵》。

  那篇文章的開首說,無論什麼時候,總有「反詩歌黨」的。編成這一黨派的分子:一、是凡要感得專訴於想像力的或種藝術的魅力,最要緊的是精神的熾烈的擴大,而他們卻已完全不能擴大了的固執的智力主義者;二、是他們自己曾以媚態奉獻於藝術神女,但終於不成功,於是一變而攻擊詩人,以圖報復的著作者;三、是以為詩歌的熱烈的感情的奔迸,足以危害社會的道德與平和的那些懷著宗教精神的人們。但這自然是專就西洋而論。

  詩歌不能憑仗了哲學和智力來認識,所以感情已經冰結的思想家,即對於詩人往往有謬誤的判斷和隔膜的揶揄。最顯著的例是洛克,他觀作詩,就和踢球相同。在科學方面發揚了偉大的天才的巴士凱爾,於詩美也一點不懂,曾以幾何學者的口吻斷結說:「詩者,非有少許穩定者也。」凡是科學底的人們,這樣的很不少,因為他們精細地研鑽著一點有限的視野,便決不能和博大的詩人的感得全人間世,而同時又領會天國之極樂和地獄之大苦惱的精神相通。近來的科學者雖然對於文藝稍稍加以重視了,但如意大利的倫勃羅梭一流總想在大藝術中發見瘋狂,奧國的佛羅特一流專一用解剖刀來分割文藝,冷靜到入了迷,至於不覺得自己的過度的穿鑿附會者,也還是屬於這一類。中國的有些學者,我不能妄測他們於科學究竟到了怎樣高深,但看他們或者至於詫異現在的青年何以要紹介被壓迫民族文學,或者至於用算盤來算定新詩的樂觀或悲觀,即以決定中國將來的運命,則頗使人疑是對於巴士凱爾的冷嘲。因為這時可以改篡他的話:「學者,非有少許穩定者也。」

  但反詩歌黨的大將總要算柏拉圖。他是藝術否定論者,對於悲劇喜劇,都加攻擊,以為足以滅亡我們靈魂中崇高的理性,鼓舞劣等的情緒,凡有藝術,都是模仿的模仿,和「實在」尚隔三層;又以同一理由,排斥荷馬。在他的《理想國》中,因為詩歌有能鼓動民心的傾向,所以詩人是看作社會的危險人物的,所許可者,只有足供教育資料的作品,即對於神明及英雄的頌歌。這一端,和我們中國古今的道學先生的意見,相差似乎無幾。然而柏拉圖自己卻是一個詩人,著作之中,以詩人的感情來敘述的就常有;即《理想國》,也還是一部詩人的夢書。他在青年時,又曾委身於藝圃的開拓,待到自己知道勝不過無敵的荷馬,卻一轉而開始攻擊,仇視詩歌了。但自私的偏見,彷彿也不容易支持長久似的,他的高足弟子亞里士多德做了一部《詩學》,就將為奴的文藝從先生的手裡一把搶來,放在自由獨立的世界裡了。

  第三種是中外古今觸目皆是的東西。如果我們能夠看見羅馬法皇宮中的禁書目錄,或者知道舊俄國教會裡所詛咒的人名,大概可以發見許多意料不到的事的罷,然而我現在所知道的卻都是耳食之談,所以竟沒有寫在紙上的勇氣。總之,在普通的社會上,歷來就罵殺了不少的詩人,則都有文藝史實來作證的了。中國的大驚小怪,也不下於過去的西洋,綽號似的造出許多惡名,都給文人負擔,尤其是抒情詩人。而中國詩人也每未免感得太淺太偏,走過宮人斜就做一首「無題」,看見樹丫叉就賦一篇「有感」。和這相應,道學先生也就神經過敏之極了:一見「無題」就心跳,遇「有感」則立刻滿臉發燒,甚至於必以學者自居,生怕將來的國史將他附入文苑傳。

  說文學革命之後而文學已有轉機,我至今還未明白這話是否真實。但戲曲尚未萌芽,詩歌卻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幾個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嚴風中顫抖。聽說前輩老先生,還有後輩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來尤厭惡戀愛詩;可是說也奇怪,詠歎戀愛的詩歌果然少見了。從我似的外行人看起來,詩歌是本以發抒自己的熱情的,發訖即罷;但也願意有共鳴的心弦,則不論多少,有了也即罷;對於老先生的一顰蹙,殊無所用其慚惶。縱使稍稍帶些雜念,即所謂意在撩撥愛人或是「出風頭」之類,也並非大悖人情,所以正是毫不足怪,而且對於老先生的一顰蹙,即更無所用其慚惶。因為意在愛人,便和前輩老先生猶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倘因他們一搖頭而慌忙輟筆,使他高興,那倒像撩撥老先生,反而失敬了。

  倘我們賞識美的事物,而以倫理學的眼光來論動機,必求其「無所為」,則第一先得與生物離絕。柳陰下聽黃鸝鳴,我們感得天地間春氣橫溢,見流螢明滅於叢草裡,使人頓懷秋心。然而鵬歌螢照是「為」什麼呢?毫不客氣,那都是所謂「不道德」的,都正在大「出風頭」,希圖覓得配偶。至於一切花,則簡直是植物的生殖機關了。雖然有許多披著美麗的外衣,而目的則專在受精,比人們的講神聖戀愛尤其露骨。即使清高如梅菊,也逃不出例外— —而可憐的陶潛林逋,卻都不明白那些動機。

  一不小心,話又說得不甚馴良了,倘不急行檢點,怕難免真要拉到打拳。但離題一遠,也就很不容易勒轉,只好再舉一種近似的事,就此收場罷。

  豢養文士彷彿是贊助文藝似的,而其實也是敵。宋玉司馬相如之流,就受著這樣的待遇,和後來的權門的「清客」略同,都是位在聲色狗馬之間的玩物。查理九世的言動,更將這事十分透徹地證明了的。他是愛好詩歌的,常給詩人一點酬報,使他們肯做一些好詩,而且時常說:「詩人就像賽跑的馬,所以應該給吃一點好東西。但不可使他們太肥;太肥,他們就不中用了。」這雖然對於胖子而想兼做詩人的,不算一個好消息,但也確有幾分真實在內。匈牙利最大的抒情詩人彼彖飛(A.Petöfi)有題B.Sz.夫人照像的詩,大旨說「聽說氖鼓愕惱煞蠔□腋#蘯*希望不至於此,因為他是苦惱的夜鶯,而今沉默在幸福裡了。苛待他罷,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來。」也正是一樣的意思。但不要誤解,以為我是在提倡青年要做好詩,必須在幸福的家庭裡和令夫人天天打架。事情也不盡如此的。相反的例並不少,最顯著的是勃朗寧和他的夫人。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